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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木铁西 龙雪娜:基于文化思考和本土实践: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教育发展

作者:曲木铁西 发布时间:2020-11-10 原出处:《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摘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人的城镇化”要求必须重视教育的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须置于它所在的文化背景下去思考和建构。本文基于此研究思路,拓展新型城镇化与教育互动发展的学理思考,从而对本土实践提出相关的思路与建议,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为例。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教育;文化;本土实践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对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缩小与全国发展的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新型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它的核心要义就是“人的城镇化”。因此,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助力和助推。教育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种教育实践都会受所在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既是民族精神的血脉相传,也是当地重要的教育内容。但是,目前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相比其他地区显得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当地教育对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实践也受到本土社会文化背景较大的影响。基于此,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必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探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教育互动发展的学理思考,从而进行本土建构指导实践。本文将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为例,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一、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教育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保持城镇化与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优化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目前,对城镇化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依然不足,学理分析的力度不够,提出的许多路径与方法研究缺乏理论根基。下面我们将基于马克思主义、新进化论和冲突理论,选取了其中相关的论点对城镇化与教育的互动发展进行学理分析。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

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宏观要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组成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重要部分[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社会、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是提出了现代生产劳动、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要求,需要建立一套与之对应的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要建立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教育系统,还要建立有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实际操作技能的教育与训练,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是完全相呼应的。

马克思还提出了“异化”和“普罗化”现象。异化即指主客倒置的现象,外在的客体主导个体的行为;普罗化的要义是以规格化的生产流程,除去了专业性的心智思考与技术运用,普罗化的人称为“普罗人”[2]。新型城镇化内涵的核心之一就是人的现代化行动纲领,构建一个能推动“人的城镇化”的规划和价值体系。过去粗放的城镇化发展,居民的城镇化行动就是屈就外在目的和手段的产物,而非自我意识决定的结果,因而呈现出主客倒置的异化现象,异化特性进而产生普罗化现象,即只是进行被动的、行为的、表面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对人思维、情感、价值观等文化认同的变革,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们认同新型的生活方式。因此,城镇化的推进策略不是简单的要求居民遵循规定来行动,不是一味机械式配合政府的工作,变成一种缺乏心智思考的“单维度的人”。它要求当地居民成为具备主动的城镇化意识的建构者,进行主动城镇化,此乃需要教育进行心智的修为,通过全方位的整合和渗透,形成当地居民思想的城镇化。

(二)城镇化与教育相互依存发展

1. 怀特的文化“能量学说”:技术对社会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

新进化论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学派之一,基本观点是强调社会和文化的进化与发展。新进化论代表人物怀特提出“能量学说”,即文化进化的标志是能量的开发和获得。其提出E×T=C的公式(C代表Culture文化,E代表Energy每人每年利用能量,T代表Technology能源开发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3],很好地表达怀特的文化观点: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文化的进化主要靠能量的推动,也就是说技术越先进,获得的能量越多,文化发展就越快[4]。他将文化分为技术(各种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等)、社会(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由人际关系构成)和意识形态(思想、信仰、知识等)三大系统,其中技术系统是基础,社会系统由技术系统所决定,意识形态系统反应社会系统。怀特这一学说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技术-经济作为推动文化进化的观点[5]。

城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类进入现代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业活动比重下降,而非农业活动比重上升,与之相匹配的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对居民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向城镇性质的转变的过程,是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城镇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基础结构发展实质就是一个对能量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不断地更新发展先进技术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研究表明,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推动经济的转型发展,就可加快推进城镇化[6]。技术发展会促使社会形态的改变,社会形态造就教育生态,因此技术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要求,需要教育进行深化改革以配合技术的使用,通过教育对能源开发工具与技术效率的提高,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培养科学技术所需要的人才。

2. 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不同的文化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新进化论的斯图尔德提出“多线进化”的方法,强调生态适应的关键概念[7]。他认为文化的发展路线会随着生态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不再像传统城镇化偏重追求城市规模和数量,形成片面的、被动的城镇化,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文化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追求区域内城乡互补、协调的一体化发展。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和目标,可以借助已有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但是民族地区又有自己城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共性和个性的兼顾,才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教育发展的根本宗旨。

3. 塞维斯“进化的潜势”:[8]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可取之处

新进化论学者塞维斯和萨林斯也强调了“进化的双向性”,即社会进化的结果是能量转化由少到多,综合水平由低到高,但是进化的进程路线是多样性的,要适应所在的生态环境。塞维斯还特别肯定传播、借鉴的作用,任何文化,不管发达的文明社会还是不发达的文明社会,都有其进化的潜势和可取之处,应该充分挖掘本土的潜力文化,并适当的借用和引进其他文化的长处。这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和教育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方法论的理论支持。

(三)基于冲突理论视角,教育促进城镇化场域的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是现代性的一种反映,新型城镇化不仅只是要求农业人口在身份上的转换,还要求对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人的全方位的城镇化”的系统性改造。文化系统是由无数相互作用的变量促成的一个动态系统,新的技术对文化进化的推动只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技术的需要并不能成为教育变革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我们运用冲突理论的观点进一步阐释新型城镇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布迪厄提出了著名公式分析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惯习+资本)×(场域)=行动[9].惯习是人的状态的总体呈现,如“体质”、“人格”等,具有建构或再造性,共享同一种文化的群体成员或有相似生活环境的人们具有相似的惯习。“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的核心思想,文化资本繁殖任何与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资本是时间累积的结果。他指出文化资本存在于三种状态:一是身体化状态,常指性情、行为习惯等教养程度的呈现,内化在惯习结构里,是可以累积和修为的;二是客观化状态,文化资本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如画、书、纪念碑、媒体等;三是体制化状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学历、文凭、证照的形式呈现,制度化的教育成为获得此文化资本的主要渠道[10]。文化资本具有可塑性、可传递性和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是通过教育这个中介传递给下一代[11]。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网络,场域会根据不同的条件而有不同的规则,行动者在场域里运用资本受惯习的影响下进行实践。

城镇化进程是对民族地区场域的一种变革,使场域具有现代性的特征,使人们具备现代性的素养,用现代性的方式来行动。城镇化不断促使民族地区场域结构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结构相一致,社会变迁过程中,人成为新场域的核心主体。新的场域结构需要人们具备现代性的惯习,从而不断形塑着他们的现代性行动。惯习是通过文化实践积累资本而不断内化,这种实践是在教育的经历中获得的,因此新型城镇化的任务之一就是建构一个能使人们获得城镇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教育是这种场域建构的主要途径。

文化资本分配不均会出现文化再生产的不平等现象。文化再生产是布迪厄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社会化的结果,通过代际间的传递,即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12]。他在其指出“符号暴力”,指明教育系统里有一种看不见的暴力,学校不是中立的,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文化,那么与主要文化所不同的文化资本的那些人们就会处于弱势的位置[13]。这就要求我们反思,民族地区的教育场域里是否只认同了某些类型的资本的有效性。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以城市为导向的现代化的文化资本为标准强势的渗透在整个系统里,少数民族具有不同的传统文化,那么面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城镇化建设,就必须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需要更多多样的思考和文化多样的构想,从而保证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充满了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农村文化彼此之间的冲突或制约,少数民族都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却逐步地在改变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表达方式(如文化传承、仪式、传统教育等),使之民族地区逐渐失去了本土的发展根基与特色,而文化是一个城镇化特色的根本因素。因此,面对不同文化的群体,民族地区必须立足于本土和本民族文化,才能构建符合少数民族特色的“城镇文化资本”。

 二、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教育互动发展的实践研究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拓展了我们对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应如何发展才能符合民族地区的实际,也有助于我们对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特殊规律的认识。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根据当地实际,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尤其在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统筹县域内教育与城镇化进程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一些成功而有效的做法和经验。这里我们选取德昌县城镇化进程为例,对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与教育互动发展的本土实践提出相关的思路与建议。

 (一)创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做好顶层设计

1. 从自身实际出发,探寻和选择符合当地实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在借助其他地区好的技术和经验的同时,还需要根据自身区域的实际,研发相适应的针对性路径。城镇化发展必须充分研究自身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环境承载能力和文化特点,以及人口分布情况等因素来选择发展模式,从而制定一个极具前瞻性、科学性、合理性的总体设计。刘洋、姜昳芃(2014)总结城镇化发展模式可分为资源维度导向、环境维度导向、产业维度导向、文化维度导向、多维资源配置导向,其中多维资源配置导向的发展模式是未来城镇化动力结构努力的方向[14]。德昌县正是根据自己的优势采用了多维资源配置导向的发展模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

德昌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南部,距离凉山州州府西昌市70余公里,是成昆铁路、京昆高速、108国道和成昆铁路复线南北纵观[15]。气候属于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森林覆盖率68.4%,生态环境好,矿藏资源和风光水能资源丰富。属多民族聚居县,全县约21. 6万人,除汉族外,还有彝族、傈僳族、藏族等22个少数民族,其中彝族人口5.33万余人、傈僳族6千余人,是四川省最大的傈僳族聚居县,县域内各民族居住呈大杂居和小聚居状,德昌县各民族文化涵化程度高[16]。德昌县区域位置优势明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各种资源丰富,文化共融,因此根据文化、环境、产业等多维优势综合考虑形成了“县城、小城镇、多中心、多层次”的发展模式。

 2. 以经济发展和产业聚集为支柱,以城带乡,构建区域内经济、资源、设施结构相匹配的城镇体系。

新型城镇化强调经济的发展、产业的支撑,以城镇化为途径,城镇带动乡村、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每个地区应该立足本地区的资源分布、地形地貌、产业布局,依托中心城市,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构筑支柱产业,强调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城镇化产业模式。在这方面,德昌县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生态建设模式,如德昌县光伏农业,形成以农业种植、光伏发电和农业旅游三产联动模式,推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区域城镇系统中,中心城镇担负着辐射和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关键职能,起到经济龙头的带头作用,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围绕中心城镇,发展区域的次中心小城镇,通过小城镇(乡)的发展减轻中心城镇的压力,发挥城镇的扩散效应;最后外延发展中心村、基层村。建立一个结构优化、功能协调、发展均衡的不同等级规模的体系。根据此体系合理规划配套设施,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将人的城镇化所涉及的教育、医疗、就业、户籍、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纳入整体视野之中,进行专项规划,相互衔接,匹配“小城镇、多中心、多层次”的发展模式。教育是促进人们向中心城镇聚集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的布局规划必须与城镇化的布局规划紧密联系,形成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教育布局结构,城镇化与教育紧密联系、协调互动的发展道路。

3. 运用三种动力机制,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推动策略,支持主动城镇化。

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应实施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助力、居民为驱动”的建设原则,联合采用三种动力机制互补推动。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制定政策、设计规划引领城镇化工作;引进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充分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进行造血式扶贫,推进精准扶贫;发挥城镇化的内部驱动力,居民参与农村内部自发的经济发展。形成自上而下引导和自下而上参与的推动策略,三种力量互补、共同推进城镇化发展。过去单维度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导致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出现“空巢现象”,所以只有城镇化的主体当地居民参与到整个进程中,把居民的行为和精神打造放在第一位,才可能避免异化现象的产生。德昌县的推进策略强化了民间力量,如当地村庄以劳动力入股企业;政府引导、村干部带动,发展乡镇、村集体经济,就地城镇化。

(二)根据县域内城镇化进程与场域动态,创新教育发展策略

1. 依城镇化建设进程,完善教育体系,有效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最大化均衡。

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被要求扩大它的功能和服务范围,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教育发展体系,来促进城镇化场域的发展,提供一个能培育城镇化所需要的人才教育体系。学校教育是有计划地教育,是教育的主要渠道,它具有特定的场所、特定的受教者与专门的施教者,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按照受教者的身心发展特点,根据特定目的传授特定的教学内容。因此应构建一个以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职教育)完善的制度化教育体系,并使之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相匹配。

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应着力发展,努力补齐基础教育的短板;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均衡发展,保证每个学生有学可上,保证教育公平,为人的发展打好基础,为高等教育提供生源服务;相比其他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密切、最直接。职业教育能使受教育者获得与某种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从而能够从事相应的生产劳动活动,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求,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职业性”。职业教育侧重对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实际操作技能的教育与训练,城镇化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对现代生产劳动与现代教育结合的要求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德昌根据城镇化中空间布局、人口流动的调整需求,提出了“小学低段就近入学,小学高段向乡镇中心校集中,中学向县城集中,扩大寄宿制学校规模”的原则[17],有效实现县域内优质教育资源最大化均衡。逐步实现高中段教育向县城和重点城镇集聚、农村初中向集镇集聚、农村中小学及幼儿教育向乡镇和中心村集聚的学校建设布局,建立健全县、镇(乡)、村三个层次的学校布局。创办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2006年投入2800万元实施改扩建,普职招生比达5:5,就业安置率达100%。

2. 依当地文化特点,发展社区教育,有效实现教育的全方位整合和渗透。

社区教育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覆盖性与渗透性,有隐性课程的功能属性。德昌县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建立制度化的社区文化体系,如文化活动室、村图书室、运动场、建设有线数字电视网,实现宣传、教育、娱乐功能,发挥社区教育的功能,全方位的教育渗透。二是继续发展职业训练,与企业联合,对村民进行职业技能训练,获得城镇化所必备的现代技术。三是打造文化墙、建立文化碑,请当地资深的研究文化人员书写当地风土文化、村史脉络和其他文化典籍。沿着这几条路径,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有效互补,不断通过文化的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时间的积累影响文化的身体化状态,从而内化到人的惯习里,共同推动城镇化场域的建构,最终培养具备城镇化、现代化素养的行动者,即新型村民。

3. 依“人的城镇化”需要,发展创新民族教育,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

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面对生活方式以现代化为主的城镇化建设,如何保护和发展民族地区独特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文明方式和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是必然的,恰当的处理好现代文明和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顺利实现“人的全方位城镇化”的关键。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须彰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必须建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场域结构,打造独具气质和特色的新城镇、新农村。例如,德昌县根据当地居住的彝族、傈僳族等民族的文化特质,适当进行建筑风格的创新;再比如,德昌县新村规划了公共食堂、公共广场等公共区域让居民举办各种仪式活动,可以传承传统文化,还可以保持新村风貌。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学校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少数民族有自身的传统教育模式,取其合理的优秀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经过调整、转换可以变成现代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此外,学校重视的文化资本主要是符合普世教育的内容和文化风格,与之文化资本不相同的少数民族学生很容易无法表现出符合学校教育的文化标准,从而造成低学业成就的问题。因此从学校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编制等层面,都应加入少数民族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从文化思考的角度办民族教育;重视县域内双语教育教学的发展,增强文化校园力量、减少偏见、促进平等发展和民族团结教育。总之,民族地区现代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土壤里。

4. 依城镇化建设长远需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带动当地教育的全面提升和发展。

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当地强大的教育发展体系来支撑,民族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市教育相融合是必然的,借鉴和引用城市教育的内容与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促进农村教育的现代化方面发展,这与塞维斯“进化潜势”的观点相符合。在城市资源与农村资源共享的合作方式中最典型的主要是“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19]。名校集团化是将一些薄弱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采用分校的形式,名校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使名校与分校纳入集团化管理,共享资源,如杭州、成都、济南等地区。学区管理制是按照区域内行政或者街道划分片区,片区内学校形成学区共享教育资源的管理方式,如天津、西安、长沙等地区。民族地区也可根据自身的情况采用这两种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改变政府包办教育的状况。德昌县在城镇化进程中,在完善当地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来带动和牵手当地教育的不断发展。德昌县引进绵阳市南山中学,建立“攀西绵阳南山国际学校”,采取“1+1+1”(县政府搭建平台+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绵阳南山中学全程管理)办学模式。此外,德昌还建立了录播教室,发挥录播教室的作用,将城区优质教育资源与与农村薄弱学校共享。

5. 依县域内教育发展规划,加强教师队伍和校长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化建设保障体系。

民族地区的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目前不能满足民族地区现代教育的发展需求[20]。师资队伍建设是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的关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应全局统筹师资队伍的配备,建立合理的招聘机制、解决教师编制问题,积极补充教师。二是采用动态管理方式,建立人才流动机制。目前流动机制更多倾向于“单向”流动,即城市、城镇的教师校长流动到农村学校,应该建立“双向”流动机制,让更多的农村教师校长流动到城镇、城市的学校,从而切实提高农村教师校长的教学管理水平。三是建立配套机制,提高教师待遇,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待遇水平,解决教师的生存状况。四是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尤其强化农村教师的培训,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落实终身教育的理念。五是增加文化敏感性的训练,加强民族师资队伍的建设。从这五个方面发力,抓好两支队伍建设,以保障县域内城镇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民族地区工作的教师有必要了解或者掌握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以便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这样可以避免教师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助长文化再制的情况。

参考文献

[1] 李拣材.论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4).

[2][10][11][13] 谭光鼎,王丽云.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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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6] 阳立高,廖进中.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经济拉动作用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9,(3).

[9 ]Bourdieu,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R.Nice,Tran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2] 李全生.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J].东方论坛,2003(1).

[14] 刘洋、姜昳芃.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模式选择与民族交融问题研究[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11).

[15][16]《德昌县情简介》,中国凉山彝州新闻网,2016年6月24日,http://www.lszxc.cn/a/17xianshi/2016/0624/41. html

[17]《德昌:推进教育与城镇化进程统筹协调发展》,凉山日报多媒体数字报,2017年2月22, http://lsrb.ls666.com/html/2017-02/21/content_282232. htm

[18][20] 曲木铁西.民族教育:经验、困境、出路[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19] 刘秀峰.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四大命题[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1).


原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作者:曲木铁西,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授;龙雪娜,系成都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龙雪娜

申明:本文从公开互联网平台转载,并经彝族人网重新编排,旨在公益宣传彝族文化。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媒体所有,如涉及版权事宜请与我们联系进行删改。

编辑:阿布亚 发布: 阿布亚 标签: 曲木铁西 民族地区 城镇化 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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