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字与彝文古文献
文字出现后，渐渐成为了彝族人民记录他们生产生活的工具。记时、记事、记人、记山川地貌，记时令节气，记岁月冲克，记病症处方，记各支宗谱，记祭祀仪式等等。
《彝族源流》卷十二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摩就有文，有布摩就有史。优阿武写文，啻赫哲编史。吐姆伟掌文，舍娄斗掌史，布摩创文史。”
《彝族源流》等文献记载，彝族的君、臣、布摩，出现在哎哺时期。据《阿买尼谱》载“在笃慕之前，有三百八十六代。”这说明彝文字从符号到成熟文字以及用文字记录社会生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马昌达说，哎哺时期以“记年树”和“记月石”为载体开创文字之后，彝族先民们在经历哎始俄至迪索密共计200余代的发展过程中，有则咪氏、米古氏、娄宏氏、布博氏、鲁卓氏、娄密氏等几十位历代“智者和识者”，把“心里想、嘴上讲、手上写”的所知所识，一代接一代地加以反复整理，并“传播和分辨”，使日、月、星相以及文史、地理等一切知识逐渐发展，直到“有成千书文，有上万史册，如繁星密集”之时，娄密氏等先民群体，已达到“诗歌如海洋”，“头脑很开通，必地很明智”，“开知识卷册”的文明程度。
汉晋以来，各朝统称彝文为“彝经”。彝文古书，以五言叙事为主要体裁。汉文史志，论著通常以“彝族史诗”、“彝族叙事诗”、“彝族诗文”等给彝书分类。彝文古籍，基本无撰著者署名，亦无成书年代记载。
彝族古文献的传承历来靠手抄传承，有多种载体。有金文、竹、木刻、竹木简、皮书、枸皮纸、石刻等。金文目前发现3件，其中有2件发现于毕节。一件是1972年在赫章珠市乡铁矿村磨石沟出土的“祭祖擂钵”，经专家鉴定为战国至汉代的文物；一件是发现于威宁的“夜郎赐印”铜印。以竹、木刻、竹木简为载体的记载见于《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文献，四川凉山、云南、贵州毕节的彝区都有。而用动物皮为载体的，仅毕节境内残存有10件左右。明清以来的彝文献都是以枸皮纸为载体的。
大部分留存下来的彝文献，都是布摩的经书，少部分是从布摩中产生的摩史所著的史书，内容涉及彝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医学、谱牒、宗教、天文、律历、地理、文学、算学、民俗、军事等。据悉，贵州省内的彝文古籍文献藏书目前有近万部，其中六祖分支的德布系和默德施系所传承的文献，在形式风格和内容方面代表了整个贵州地区。在所有文献中，布摩经书占三分之二。
在彝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出版方面，毕节市彝文翻译研究中心做了大量工作。王继超说，在建国前，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与大方彝族老人罗文笔合作翻译出版了《爨文丛刻》。解放后，从1955年到1966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现市彝文翻译研究中心）共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六祖纪略》、《水西全传》等25部52卷译文约80万字的彝族古籍文献。1966年，地区彝文翻译组被撤销，全体工作人员下放到农村，翻译组的原稿和译稿被烧毁，损失巨大。
从1977年地区彝文翻译组恢复后，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三十多年间共翻译了2200多万字的古籍，并公开出版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62部、120余卷、1826万字的书籍。其中三分之二的图书获得了省部级以上奖励。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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