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眼中的彝族漆器
尽管西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但看上去却与其他中国普通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这里，18万城市居民中95%是汉族人。市区沿街两侧有许多小商店和餐馆。或许惟一让人们意识到这座城市与彝族人有关系的是那些偶尔从山上下来的年轻姑娘们，她们身着艳丽的百褶裙和贴花坎肩；是那些不分性别一律身披着被称为“瓦拉”即带穗的羊毛披风的人们；是在那些政府机关门前挂着的用彝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匾牌；还有那尊刘伯承和果基小约旦结盟的雕塑。雕塑中的红军将领刘伯承戴着眼镜，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约旦手挽着手向前行进，小约旦身披“瓦拉”，头上的头巾缠成富有男子气概的角状英雄结。
无论你登上火车从西昌出发沿成昆铁路北上，还是乘坐公共汽车或吉普车走双行柏油路沿西昌所在的安宁河谷行驶，只要在汉族的农田中间飞奔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进入了喜德县境，一个多山的地区，再走大约40分钟就可抵达喜德县城。很奇怪，喜德县城坐落在山腰上，拥挤的街道上还走着牛羊，人们在街上只能步行。从县城往南是土路，沿着陡峭的路面行驶，走出一段不长的峡谷，映入眼帘的就是米市坝子(在彝语中米市是蚂蟥的意思)和一条当地的河流。河面上架着一座水泥桥，桥面上铺着很不协调的红土。到了这里，你就得下车，开始进入真正的山区。抬头望去，庄稼地不可思议地挂在陡斜的山坡上，中间穿插着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向上攀爬时，如果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山路旁依着木栅栏的小树上或许垂悬着不太显眼但可采食的野山果。路旁的地里或许有味道淡甜的被称为vapma的圆根。按照当地的习俗，你可以把地里的圆根拔起来，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削去皮，就地享用，解渴充饥。大约两小时的艰苦跋涉，山脚坝子上被山洪冲刷过的河滩看上去渐渐地变成一个斑点，而后成了一种记忆。爬到一定的高度时，身旁出现的是玉米地、荞地。坡上稀稀疏疏地坐落着一处处土房，这些土房似乎与周围的土坡融为一体。也难怪，因为土房本身就是用坡土打成的。
(一)阿普村手工作坊中的漆器工艺
这里是洛嘎村，阿普行政村的三个自然村之一，是生产漆器的村子。归属阿普行政村的其他两个自然村也在附近的山腰上。一个就叫阿普，另一个叫沙洛木。
洛嘎村中有10户人家属吉伍家支，他们自称正是吉伍家支发明了漆器。除吉伍家外，村中还有3户吉尔和4户阿普。如今，除了几户新近搬来的其他家支的农户外，村里所有的男子都在制作漆器。在米市镇干部的带领下，我与我的彝族朋友巴莫阿依和诺布合机一起，于1994年11月访问了洛嘎村。在这里，我们目睹了漆器制作的整个工艺流程。
制作大餐具的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树木，汉语称桦槁，彝语叫ngehni。人们从一个名叫巴久洛木的地方砍来这种树木，运到米市镇锯改后，在米市镇东头的市场上出售。买卖木料论根不论斤。村民们也制作木勺，这种木勺在彝语中被称为itchyr。制作木勺的树木在附近的山上就能找到。这种树木彝语叫shohma，即杜鹃花树。买来木料后，人们把木料搁在避风的地方存放起来，让它慢慢地阴干。
村民们向我们出示了存放着的一节表面敷有泥土的木料，餐具是在脚踏土车床上车旋下来的。这种脚踏土车床彝语称为gedde，由两个木座构成，两个男子一人骑一个木座，一起脚蹬两个长长的木制脚踏板，脚踏板连着传送带。据说从前传送带是用皮做成的，现在则改用汽车的内胎。靠脚踏板带动传送带，传送带连着旋转轴，使旋转轴旋转。木料的主人要制作餐具时，首先将木料头上刨一个小洞，大约3厘米宽、1厘米深。刨洞的工具彝语叫dzo,是一个大约3厘米宽、1厘米长的凹口手斧。接着，把旋转轴的尖端插入木料的小洞上。旋转轴彝语称为dzowo，是一个6、7厘米厚、60厘米长的木制圆柱体，在圆柱体的一端装上一个圆锥形的铁质尖状物。尖状物长20厘米许，一头逐渐细下去，形成尖端。再用一个木槌把它敲进旋转轴。木槌是用一节整松木做成的，一边留做手柄。然后，将带有锥形尖状物的旋转轴和预备制作餐具的木料联结装配而成的组合插入构成车床的两个栏杆之间。在木料连着锥形尖状物的地方，有一个叫funzoddu的金属尖。用木槌把上述组合敲入这个金属尖上。过去，这个金属尖直接安装在栏杆的背面，现在人们用一个滚珠轴承将其联结在栏杆的背面。这样旋转车削起来更加容易。栏杆中间的空间就是安放旋转轴、锥形尖状物和木料的地方。人们可以据取料的深浅调整宽窄。
这样蹬动脚踏板带动旋转轴，车削餐具就可以开始了。车工师傅一边指示两个蹬脚踏板的人或蹬动或停止，一边把叫做iku的旋刀用力嵌入旋转的木料进行车削，按照所制作餐具的形状，可变换旋刀。一套旋刀有8种，其宽度和形状都不太一样。所有的旋刀在顶端都为铁质钩状。据车工师傅说看起来区别不大的各种旋刀却有不同的功用。
车工师傅交替地车旋着餐具的里面和外面，把餐具从取料上逐渐分离开来，并车削成餐具的形状。当餐具中央也就是插入旋转轴的地方被车削得只剩下1厘米厚时就自然断开，接着再用手斧把连着中央底部的残余部分小心地砍断，同样也把餐具外面底部连着取料的残余部分小心的砍断。这时，餐具就从车床上脱离下来；在仔细修理餐具底部内外用手斧砍过的地方后，一件餐具就摆在了人们面前。
我们观看了一个饭碗的制作过程，估计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大约需要20分钟。村民们告诉我们他们一天可以车削15个小的餐具，10个大餐具。餐具被车削出来后，仍需放上几天时间，让其阴干，然后就可以上漆了。第一道漆是把整个餐具从里到外全涂成黑色。只有一些大的高脚的餐具底部不用上漆。在放上几天后，开始涂上黄色的漆。再放上几天后，涂上红色的漆。
我们去访问的那天，村民们没有备有未上漆的餐具。不过，有一位村民特地为我们做示范。他拿出一个已经漆好的大木碗，用黄色和红色的漆重新描画出各种图案。
对于阿普的村民来讲，漆器是一个赚钱的行当。他们从米市东边的巴久洛木镇购买原木，有时也买来车旋好的没有上漆的木胚。巴久洛木的山上还覆盖着浓密的森林，那里的人们从伐木道上拖下木料，来到米市那边的一座小山，阿普的村民们就在那里秘密地购买，这样做可以逃避市场税收。其实，当地的干部们都知道这种“交易”。为了给漆器上漆，村民们购买红色和黄色的漆料，如今漆料还通过邮局远到广东去邮购。村民们自己也留下许多上了红、黄、黑三色的漆器以及只涂上黑色的餐具，每天吃饭时使用。但是，他们把大部分的产品背下山到米市市场，卖给集市中其他当地的顾客或商贩。这个集市每星期日开市，有时村民们不用出村，邻村的村民甚至来自大洋彼岸的访客会亲自进村购买。勤勉地制作漆器，能使每户村民年收入增收2000至3000元。这对于该镇人均年收入(1993年)还在500元贫困线以下的人们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来源。
在阿普时，我选购了两套吉伍家制作的全套餐具，包括大、小cheti，即高脚的饭钵；shepi即矮脚的肉盘；kuzzur即汤钵，以及各式各样的itchyr即一种长柄的汤勺。过去，村里的工匠们还制作精致的酒坛和带有鹰爪底座的酒杯。在酒坛上插入可以吸吮的草秆，就可直接将酒坛中的酒吸入口中。我还买了部分制作漆器用的工具，包括旋转轴、扁斧和各种旋刀。
这里人人都认为吉伍家支已有几百年的漆器制作和改革的历史，并且迁入阿普居住已长达九代人之久。然而，1994年访问阿普，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在村子中观看手工制作漆器。或许1956年民主改革以前吉伍家的漆器流传得较广，不过现在，他们的产品似乎仅仅局限在喜德县几个镇的范围内，至多跨过县境去昭觉。如今在西昌处处可见漆器，以及在攀枝花和这一地区的其他的城市里甚至凉山的各乡镇和山村中也常常见到的漆器，它们大多是出自工厂的产品，当地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们认为漆器是整个彝族民族认同复兴的证明。
(二)从传统手工作坊到工厂产品
在凉山，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复兴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规范和推广书面文字。这种文字在民主改革前主要由祭司和少数其他上层人士所使用。与此同时，当地的文化人士开始有意识地在民间推进彝族文化的复兴。这些运动从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其中，包括民间集体舞“达体舞”的规范普及(为了以防领舞吹笛子的人疲倦或找不到吹笛手，还录制了伴舞的音乐磁带)；在商店里能够买到机制的百褶裙和传统的服装；1993年西昌举行了国际火把节，庆祝活动有彝族式的摔跤、音乐舞蹈表演以及选美；并且，在云南彝族学者们的配合下，试图重新评价毕摩，从过去认为毕摩是“封建迷信实践者”重新定性为“民族知识分子”。
漆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正好成为这项民族复兴运动的一项内容。逐渐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包容性更广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部分。“改革开放”包括转变为起初称作“商品经济”的，后来称作“市场经济”。漆器不仅仅用作民族文化的展示，而且要获利赚钱。那么，惟一的道路就是采用工厂成批生产。根据对昭觉县民族餐具厂兰卿家先生的采访，他的工厂就是第一家把漆器生产搬出村寨，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他们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生产漆器了。兰先生说，50年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来到了昭觉。兰先生在1967年与几个伙伴一起建立过一个家具厂。他们曾生产实用的盘子、椅子和桌子。1975年他们的工厂得到政府正式承认。那时，他们开始在周围的村寨搜集漆器。他们搜集的漆器中有的来自昭觉的比尔区，有的来自更远的地方。
现在昭觉民族漆器餐具厂是凉山州两家漆器餐具厂之一，正在大量地生产“现代化”了的彝族漆器。厂里有44位工人，其中12人为车工，车旋木坯；20人做漆工，上漆描画；12位做管理杂务。全厂只有2名彝族工人。兰先生说过去彝族工人更多些，但是他们不适应厂里的规章纪律。这家工厂每年生产10万件产品，收入60万元，1997年赢利4万元。
喜德县继昭觉之后也建立了一家漆器餐具厂，据云南彝族学者李荣祥说，建厂的最初动议来自云南彝学研究的老前辈刘尧汉。刘尧汉1981年访问喜德，并向县里的干部提议建漆器厂。第二年这家厂子就应运而生了。来自阿普著名的漆匠吉伍乌且受聘做了副厂长和总设计师。喜德民族漆器餐具厂开始以阿普传统生产方式为基础生产漆器。正如一位生产主管人员所描述的那样，几个30年代出厂的车床，一个上漆描画的技工小组，在机器车旋出的木坯餐具上，仍采用手工上漆描画。1994年，喜德民族漆器餐具厂从事生产的工人34人，不过正好与昭觉相反，其中只有2人是汉族。与昭觉民族漆器餐具厂一样，他们的产品不仅在整个凉山地区零售批发，而且在凉山以外的城市也有销售。工厂中生产的产品与阿普、比尔和其他的村寨中用传统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漆器看上去不完全一样。首先，机床和现代化的工具能够生产更小的坯件。因此，工厂的产品不像村寨中的产品那样粗糙和带有民间风味的质地，其次，工厂的产品，使用有光泽的红色和黄色涂料描画图案，因此餐具看上去表面发亮光滑，而村寨中制作的餐具色泽暗淡、粗糙。因不为人所知的原因，餐具厂采用的黄色偏重于柠檬色，而不是黄褐色，使得漆器餐具三种色彩的配色比起村子中的餐具来说更加鲜明。
除了在颜色和质地上的改进外，工厂扩大了彝族漆器的范围，增加了种类，不再仅仅局限于村子里盛汤的木盔、木勺、木盘和酒器了。昭觉民族餐具厂生产的部分产品目录单上有各种盘子、筷子、带盖的茶杯(类似在中国西北和日本见到的那种茶杯)、高脚深底的啤酒杯、三种不同形状的糖盒(有的为三脚架底座，有的为独茎底座)、六英寸宽带盖的围棋盒、带盖的日本式饭碗、用于装纸夹或印泥的小圆形的盒子、可转动的大餐盘、长方形的餐盘、圆形和椭圆形的桌面、圆凳和条凳、漆器花瓶、酒杯、彝族式的酒器，过去生产过的圆形和各种形状的漆器鸽子现已变为典型的汉族式的骑有小男孩的漆器水牛。这里，有意义的或许是，在彝族的象征中，黄牛代表彝族，牦牛代表藏族，水牛代表汉族。
喜德民族餐具厂生产的品种较之昭觉的要少一些，但他们也生产小酒杯、啤酒杯、盘子、筷子、桌面等等。在一篇关于阿普设计家乌且的文学报道中，赞扬他创新的图案设计以及把整套的餐具或酒具设计装入一个餐具盒或酒具盒可供旅游携带也可作礼品的设想。然而，1992年乌且觉得餐具厂工艺方面的改变走得太远，他喜欢新形状和品种，但他认为漆器变得太有光泽、黄色用得太艳，于是他凑集资本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工厂，厂址也在喜德县城。1994年我们访问他时，他的工厂有12名工人。1998年，传来小道消息说他的工厂倒闭了，而我没有再回到喜德访问他。
(三)漆器大规模地成为商品
到80年代、90年代，就连阿普村、昭觉的姊妹社区和别处村寨的漆器艺人都被吸引进了市场经济。阿普的人们在米市市场上销售漆器，直接卖给消费者。但是，喜德和昭觉民族餐具厂中用机器大批生产的漆器却采取两种方式销售。一种是老的方式即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和干部，他们用这些漆器餐具来招待客人，或者到外地出差甚至出国时做礼品。更重要的是新的方式，即在商店里出售，以及通过凉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零售批发渠道销售。
他们的成绩相当显著。如果加上乌且私营工厂在内，他们每年生产25万件漆器产品。那么谁来销售?谁又来买呢?如果你要访问西昌市或其他县城中的彝族家庭，就会得到第一条线索。在90年代州府所在地的单元楼客厅中都立着装有玻璃门的高低博物柜。这些柜子中作为特色展示的不是日常用的餐具而是从公司买来的特殊物品。在彝族家里展示的一般都是漆器餐具。正如受过教育的彝族人会告诉你的那样，既然他们的文化是与汉族“茶文化”不同的“酒文化”，那么来到彝族人家里做客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一瓶白酒和许多红、黄、黑三色的小酒杯。如果你要留下来吃饭，并且他们要特地为你行彝族的规矩，就是说要杀一头猪(或羊)，那么煮制的大块的坨坨肉就会用漆器餐具shepi即高脚木盘端上桌子。或许你会用小酒杯中的白酒或长茎的大酒杯中的啤酒伴着这些坨坨肉一块吃进肚里。人们平常使用碗筷、汤勺，享用烹煮、煎炸的中国菜，但在特殊的场合或想让客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时，就会拿出漆器餐具和整头小猪来款待。
同样，在西昌凉山宾馆中歌舞伴宴也会包括彝族文化艺术的展示，其中，就有漆器餐具。这一餐将有丰富的汉族菜肴，但也有坨坨猪肉或坨坨羊肉，白酒将用这些彝族的小酒杯饮用，或许还有身着现代化了的百褶裙和绣花头帕的小姐们伴餐，他们会带着你高歌当代彝族的祝酒歌，比如唱遍了每个角落的“Sumu Di vi wo”即《远方的客人》。
对于彝族上层人士尤其是彝族干部来说，在今天这个商品世界中民族性能够成为消费的对象明显地是很重要的。他们买来漆器餐具，当然不管是从百货商店或是从私人商店。百货商店中大部分售货员是汉族，就像凉山零售业中的绝大多数从业人员一样。而私人商店的店主或许是汉族或许是彝族。但在今天的凉山，你在谁的手中购买并不那么重要(毕竟，昭觉民族餐具厂的厂长以及44位工人中有42人是汉人)，重要的是这些商品本身传递着彝族的认同，无论它们是谁设计的、谁生产的、谁运输的、谁销售的。它成了“我们彝族文化”内在的和外在的展示。这才是重要的。商品经济只有一种方式，而它不仅介绍彝族基本的文化事象，而且还告诉人们彝族也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彝族文化将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人们不仅非常适时地建立起这两家规模相对大些的漆器餐具厂，在其他地方还开办了一些小型的生产企业。1998年我访问美姑县，这个县位于彝族地区的腹心，彝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8%，有8%的男子从事毕摩活动或学习毕摩知识和技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家漆器餐具作坊。我们在县城走访一位干部家，他们家生产的漆器餐具从图案来看比起昭觉或喜德漆器厂生产的漆器餐具简单得多，但是质量很好，不管放到哪家的餐桌上都会很漂亮。牛牛坝的定期集市热闹熙攘。过去，甚至就在40年代，这里还是做奴隶贸易的地方。如今，沿街的货摊上，小贩们叫卖着成堆的廉价服装和工厂中质检不合格的网鞋，小伙子兜售着木碗木勺，每件二三元钱，但其漆画粗糙的令人吃惊，就在这些漆器餐具的里里外外能见到一滴滴的漆料。我没有见着任何人买这些餐具，但是卖主一定认为会有买主的。
漆器餐具与彝族服装不同，彝族服装毫不含糊地是民族性的标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作为被海来家支收认的成员，披着“瓦拉”在贝克莱大学讲演时，“瓦拉”也是彝族的民族标志)，汉族人很少穿彝族服装，但汉族人确实使用彝族的漆器。这并不是因为漆器对他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只是因为漆器很精美。他们用彝族盛肉用的漂亮的shepi高脚木盘盛苹果和梨子。碗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碗而已，不管它的质地是陶瓷的、带有蓝色的花卉图案，还是木质的、带有红、黄、黑三色的几何图案。因此，昭觉县民族餐具厂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彝族人，同样也卖给汉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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