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阿诗玛》的跌宕起伏的经历
摘要：新中国电影起步阶段，电影多是为政治服务的，通常通过电影传达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当时中国电影与同时期的海外电影的蓬勃发展明显不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的电影功能主要是传达政治思想为主；二是新中国政府实行了高度统一的电影管理体制；三是1951年之后频繁发动政治运动；四是由于政治教育原因国人的社会审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五是表现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苏联电影取代了西方电影在中国的市场；第六个原因也是对电影影响比较大的因素，主流形态意识下的很多艺术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革命者。中国第一部音乐歌舞片电影《阿诗玛》诞生于这个历史时期，决定了这部电影跌宕起伏的经历。
关键词：《阿诗玛》； 电影；解禁；经历
一、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成就
《阿诗玛》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4年根据同名民间长诗改编、著名导演刘琼执导、作曲家葛炎谱曲写词、杨丽坤、包斯尔、韩非、崔超明等主演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歌舞片。
它除了具有音乐歌舞片通常所必备的基本元素如旋律歌曲、优美的舞蹈之外，云南的石林风光以及撒尼族的民风民俗也洋溢其中，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富于东方情调的银幕时空，使这个浪漫忧伤、带着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独具魅力。
这部电影在解禁后曾于1982年在西班牙桑坦德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上荣获最佳舞蹈片奖。后来在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由云南省歌舞团改编的民族舞剧《阿诗玛》，应邀到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等地演出，先后荣获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桂冠。电影《阿诗玛》在1995年获得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故事片纪念奖，成为新中国20世纪经典作品之一，享誉海内外。
电影《阿诗玛》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歌舞片。
在《阿诗玛》之前，中国的电影多是话剧加演唱的歌剧片。在《阿诗玛》电影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好莱坞歌舞片对这部影片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少数民族文化和音乐艺术在影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为影片邀请了熟悉好莱坞电影的著名导演刘琼加盟进行剧本改编和导演工作，同时聘请了熟悉少数民族音乐的罗宗贤参与电影中少数民族音乐的创作。
1. 音乐是此片的灵魂
在音乐方面，这部影片和其他影片不同之处是，这部影片是先有的音乐，后逐渐撰写并完善剧本。早在剧本的酝酿阶段，导演刘琼就提出“这部电影从头至尾全部用歌声结构故事，尽量不留一句对白，它和别的剧本不一样，别的剧本只考虑文学因素，但我要考虑音乐、戏剧、文学，还有舞蹈的种种因素”①。作曲家葛炎特地走访了少数民族地区，并居住了很长时间，尝试着将各种类型的民族音乐融合后应用于电影之中，适度地对音乐进行了创新和改编。他在电影中的贡献是巨大的，在电影中以音乐语言、音乐形象、音乐结构为主导的整体构思确定后，他进一步解决了解音乐与戏剧，音乐节奏与戏剧节奏，演员的歌唱、表演、舞蹈与生活环境，音乐和色彩的协调统一，以及立体声的空间感的声效等诸多艺术、技术问题。{2}
值得一提的是葛炎和罗宗贤在影片中的音乐是从原来的315音调中加入了246的音调，这种艺术化的处理，将人物的情感加以更好的升华，使得原来单一的调子在调式和调性上都有了质的改变，更好地反映出了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也将整部电影推向高潮。
在音乐方面，这个团体也是十分具有创意的，他们创造的音乐中充满了戏剧构思，在保持民族音乐的基础上，成功探索和创新了中国式的音乐片。电影中有很多很重要的音乐插曲，例如：《马铃儿响来玉鸟唱》《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朵鲜花鲜又鲜》《情歌》《长湖水清又凉》都是建立在创作团队在深入了解彝族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这些歌曲多是运用了管弦乐队和创新戏剧的技法，创新地运用音乐来烘托气氛和表现人物的性格。
2.《阿诗玛》是一部奇迹和创新之作
说《阿诗玛》是一部奇迹之作的原因是，这部影片是在严峻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艰难产生的。由此看出，电影的参与人员敢于坚守艺术道路，严格遵守艺术操守，用生命在冒险进行创作的艺术道德修养。在“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参与人员都受到了政治压迫，他们为了这部电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电影《阿诗玛》的创新是全面的创新，它显示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信息。《阿诗玛》以音乐为主融入了诗、戏剧、舞蹈等艺术元素，也借鉴了神话、好莱坞歌舞片长处，把人物性格和爱情表达得细腻充分。它在少数民族题材、音乐片的类型、文化底蕴和哲理等方面，都比同类作品要技高一筹。同时，该影片导演刘琼在《阿诗玛》电影中把创意写景与描绘人物的心理特征很好地结合起来，仔细感受这部电影，会发现该影片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独特的园林艺术上的移景手法，也运用了布景和实景交替组接和长短镜头相互交叉的技术手法。
二、电影《阿诗玛》和参与人员在“文革”期间跌宕起伏的经历
从1956年《阿诗玛》电影剧本的诞生到1964年影片摄制完成，在近十年中，政治运动不断，《阿诗玛》的创作人员和主要参与人员，也如政治狂风中的浮萍，一个个命运跌宕起伏，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遭遇更为悲惨。
（一）电影《阿诗玛》从“离经叛道”到解禁的艰难之路
这部影片在1964年拍摄成功之后，恰逢文艺政策的严重左倾时期，在影片刚刚问世的1964年6月，影片送到文化部审查时，夏衍说“这个戏实际上是古代的阶级斗争”{3}，江青在年底就将《阿诗玛》《聂耳》等电影称之为毒草，实际上整个“文革”期间，有四百余部电影被称为“修正主义材料”和“毒草”。1964年12月，江青在中宣部会议上说：“阿诗玛无法修改，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影片，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原样上映批评。”{4}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做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8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又做出了批判性的批示。电影又一次成了首要批判和冲击的对象，夏衍和陈荒煤同时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其中陈荒煤是中国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共共产党员，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在“文革”期间陈荒煤又遭受残酷的迫害，被判入狱监禁整整七年。
1966年“文革”前夕，江青就点名批评了电影《阿诗玛》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表。《阿诗玛》中的诗与歌，在当时情况下，被认为是离经叛道。
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一大批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了。但是，电影《阿诗玛》却迟迟没有得到上映的消息。粉碎“四人帮”之后熬过七年牢狱之灾的陈荒煤平反了，仍担任文化部电影局的工作。出狱后的陈荒煤依然在关注着《阿诗玛》，也关注着主演杨丽坤。
l978年3月，陈荒煤经当地政府的同意，观看了这部还没有公开放映就被封存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电影《阿诗玛》。回到北京后，陈荒煤写出了他恢复自由后的第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陈荒煤迫切地表达了对影片《阿诗玛》回归大众视线的情怀。陈荒煤文章发表之后，新闻界也有了迅速而强烈的回应。上海的《解放日报》首先刊登出《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文章，介绍《阿诗玛》的主角杨丽坤的现状，里面涉及了杨丽坤近些年遭遇的残酷压迫和目前的精神现状。一直到1978年的l0月，人们的思想才开始慢慢从禁锢中挣脱出来，认为电影《阿诗玛》表达的是反抗压迫的纯洁的爱情故事，同时电影的艺术性也应该值得肯定。直到1978年l2月27日，经过文化部成员和各方的共同支持下，《阿诗玛》终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举行的电影酒会上得以“亮相”。
1979年元旦，电影《阿诗玛》在万千期盼声中回到了观众面前。得知这个消息，所有曾关注该部影片的人，热泪盈眶，大家奔走相告，万人空巷区观看《阿诗玛》。
（二）电影主要参与人员跌宕起伏的人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阿诗玛》被称为“大毒草”，并迅速波及了参与《阿诗玛》的长诗、京剧、舞剧创作和表演的众多文艺工作者。在电影《阿诗玛》负责修订和在影片中担任文学顾问的李广田被迫自杀。1960年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来重新“修订”电影《阿诗玛》，而他个人的命运却和《阿诗玛》一样悲惨，先是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在1968年李广田被迫投入昆明北门外的莲花池自杀。他的众多“罪状”中就有参与了“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
主演杨丽坤的罪名更加严重，被批判成“修正主义苗子”“文革黑线的忠实的执行者”。1959年杨丽坤出色地演出了《五朵金花》，后来由于综合实力优秀又被选中参演了电影《阿诗玛》的主角，其精湛的演技和舞蹈艺术表演，在电影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杨丽坤由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女神。但是在“文革”期间，杨丽坤受到了残酷的批判和精神折磨，她被称为“资产阶级美女、修正主义苗子、文革黑线的忠实的执行者”。长时间的非人压迫和痛苦的精神折磨，使杨丽坤后期变得精神极度异常。直到陈荒煤在政治气氛已开始缓和的1978年写了《阿诗玛，你在哪里？》才引起了文化界对阿诗玛的扮演者杨丽坤的广泛关注，随后文化部开始着手给杨丽坤平反。后来杨丽坤遇到了这一生倾尽全力关爱她的唐风楼，在唐风楼多年细心的呵护下，杨丽坤的后半生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晚年也归于幸福。虽然历经“文革”期间的种种磨难，杨丽坤活了下来，但这位才华出众的优秀演员的艺术生命还是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无情地扼杀了。
1957年的“反右”风暴骤起，《阿诗玛》的四个整理者，有三个（黄铁、杨智勇、公刘）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对文学的辛勤劳动，特别是在发掘、整理《阿诗玛》所做的贡献，被批判成他们的罪状。
这部影片在1964年拍摄成功，不幸的是恰巧是文艺政策严重的“左倾”时期。1966年“文革”前夕，江青就点名批评了电影《阿诗玛》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表。葛炎多年来费尽心血收集和创新的少数民族音乐的珍贵资料，也在动荡的“文革”时期被付之一炬。
三、结语
电影《阿诗玛》取得的成功大家有目共睹，其从批判到解禁的经历也跌宕起伏。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情况是在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决定的，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电影和电影的参与人员这样浮沉不定，跌宕起伏的境遇，让我们唏嘘不已。这部电影也让石林阿诗玛文化广为传播，每年都有大批游客进入石林感受阿诗玛故土的风情。电影播出后，阿诗玛文化也引起了世界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重视，带动了学者们对整个彝族文化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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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 葛炎、天逸：《阿诗玛——永不泯灭的回声》，《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
③{4} 应观：《忧伤的阿诗玛》，《大众电影》1999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475-479.
[2]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7章[A].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改编 阿诗玛[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 阿诗玛原始资料汇编（2）[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4] 罗未玮.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J].电影评介，2006（18）.
[5] 周斌.论新中国的电影改编[J].当代电影，2009（9）.
[6] 程季华主编.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著.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7] 罗艺军.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
[8] 李振潼.论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J].电影艺术，1983（10）.
[9] 王晓玉.中国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原载：《名作欣赏·学术版》2016年6期；图片来自互联网。
所属专题：
阿诗玛（阿诗玛文化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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