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经典的“再地方化”——“阿诗玛”回归乡土的个案
摘要：借用人类学的“再地方化”概念作为理论工具，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解读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已被“去地方化”的“阿诗玛”如何被“再地方化”，并成为地方和族群的文化资本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先后涉及国家建设和全球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地方文化既有“去地方化”式的挪用，也伴随着“再地方化”型的重塑。地方与国家、本地与全球之间并非简单地相对，而是相互渗透；其中既有本土文化借助现代媒介得以彰显的一面，也有“去地方化”的经典艺术符号回归乡土场所的一面，并在其中彰显出少数民族文化经由“地方性”的中介而得以建构的多种可能性。
主题词：去地方化；再地方化；文化符号；文化再生产
地方与国家、本地与全球之间并非简单地相对，而是相互渗透；其中既有本土文化借助现代媒介得以彰显的一面，也有 “去地方化”的经典艺术符号回归乡土场所的一面。
一、引言
在 “全球化” 时代，文化生产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异质文化的不断进入和渗透，被裹挟着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地方文化越来越失去其独特性和地方 “意义”。不同社会和民族的物质文化，诸如建筑、服饰等，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 “麦当劳化”趋势。
对此，一些学者忧心哀叹，提出了“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非地方性”（non-places）和“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等概念，用于描述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渐趋普遍化、同质化、一体化的景象。与此相对应，也有学者看到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再造和 “地方感” 的重建，包括歌舞、习俗、节庆等在内的地方传统文化正在普遍复兴，进而提出 “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的概念，来概括并解读全球化大势下地方性重构的现象。
“阿诗玛”及其传说出自云南省石林一带的撒尼人中，流传范围相对较广，因此本研究采用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选择云南省石林县北大村乡月湖村、圭山 镇大糯黑村、长湖镇海宜村和阿着底村等撒尼村寨以及石林县城、石林旅游风景区作为主要的田野调查点。这些田野点或是民间口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主要流传地，或是电影《阿诗玛》的外景拍摄地，或与 “阿诗玛” 传说有某种渊源关系。从2004年至 2016年，笔者曾先后10 余次到这些田野点进行为期不等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建立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二、“去地方化”：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的 “阿诗玛”
“阿诗玛” 是民间口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主人公。该诗长期流传于云南石林彝族支系撒尼人中，演唱的是美丽、勤劳、善良的撒尼姑娘阿诗玛的悲剧故事。 由于流传时间之长和流传地域之广，《阿诗玛》在撒尼民间有很多版本，内容多集中在阿诗玛出生、成长、说媒、抢婚、解救、遇难等几个环节，但情节线索和长短详略不一，并未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讲法。由于其内容涵盖了撒尼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人生礼仪、民间信仰、神灵祭祀等民族传统文化事象，《阿诗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撒尼人在婚丧嫁娶、节祭仪式上世代传唱的 “百科全书”。
这部民族内部口头流传、开放多姿的地方性民间叙事长诗借助了大众传媒从撒尼村寨走向外部世界，而这正是《阿诗玛》通过主流媒介被国家纳入官方文化生产轨道，并由之而进入 “去地方化” 历程的开端。1950 年，中央级权威媒体《新华月报》转载了杨放记录、整理的 《阿诗玛》片段，引起云南省政府和文艺工作者对《阿诗玛》的关注。随即，云南省文工团组织了包括文学、音乐、舞蹈、资料等人员参加的工作组，深入到撒尼人聚居的路南县（今石林县）圭山区，进行《阿诗玛》原始资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作为成果，“集体整理” 的汉文版《阿诗玛——撒尼人叙事诗》于1954年初在 《云南日报》上公开发表。之后，多家刊物迅速予以转载，几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出版社还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单行本。
三、“再地方化”：回归 “日常” 物质世界的 “阿诗玛”
改革开放以来，振兴和发展地方经济成为各地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要目标。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下文化消费的崛起，促使各级地方政府日益重视对各种文化资源的发掘。在此背景下，作为民族艺术经典的 “阿诗玛” 因其较强的艺术性、表现力和潜在的经济价值，成为地方可运筹的“文化资本”。在“阿诗玛”的“故乡”，从官方主导的地方文化标志打造，到商家运作的民族风情旅游展示，再到民间草根的 多元话语建构，“阿诗玛”几乎无处不在，体现出它作为“文化资本”在地方经济发展和形象打造中的多方位投放。并且，“回归”故里的“阿诗玛”走出了媒介，进入了“日常”的物质世界，呈现出“再地方化”的景象。
（一）谁的 “阿诗玛”：命名、地方归属权与文化表征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作为改革开放之一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日益崛起，文化环境亦在发生重构。《阿诗玛》（还有《刘三姐》《五朵金花》等）作为解放后的影视经典，以多种媒介表达形式在全国流传。随着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产业技术的进步，包括“阿诗玛”在内的少数民族及其所在地的异域风情，在这广泛的文化产品流通和消费中进一步被“去地方化”。而与之相悖的是，这也同时肇始了“阿诗玛”的“再地方化”过程。
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石林本土以“阿诗玛”冠名的建筑、街道、景观、机构、活动、产品、项目纷纷涌现。如当地政府在县城中心修建起“阿诗玛”雕塑作为标志性文化景观； 全国海选“阿诗玛形象大使”；举办“国际阿诗玛文化节”等等。可以说，石林县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造为“阿诗玛的故乡”。
“再地方化”过程中的争夺与博弈，同时也表明已被“去地方化”的文化符号“阿诗玛” 因失去了地方性，进而在“源生地”和归属权上具有了多种可能性。由此，“阿诗玛”的“再地方化”也牵涉了对该文化符号“源生地”的追根溯源，亦即蕴含了对原始民间口耳相传故事的的现代性表达。
“再地方化”是对已被“去地方化”的文化符号的“地方性”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locality）。如果说“去地方化”重在构筑一个“同质化”或“标准化”的叙事，那么“再地方化”则更强调确认文化符号的“初始性”或“原生性”，发掘并展现 “初始”的多样。而这些维度的文化符号重构，却通过挪用此前被 “去地方化”了的表征元素而获取“正名”。这是一个文化符号“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辩证互动的又一个方面。
21世纪初，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和我国政府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倡，成为“阿诗玛”“再地方化” 的又一契机。石林县政府开始申报《阿诗玛》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提出“保护一群彝族撒尼语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传承人、保护一批阿诗玛文化生态村、编著一套阿诗玛文化丛书、建设一座中型的‘阿诗玛文化展览馆’、成立一所‘阿诗玛文化研究所’、制定一系列保护与开发措施、注册一批‘阿诗玛’ 文化商标、建立一项‘阿诗玛’保护基金”等系列举措。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撒尼语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化符号的“再地方化” 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正是上述这一系列的“阿诗玛” 命名、归属认定等官方行动，将已被“去地方化”了的“阿诗玛”“册封”为石林县的“地方性”文化表征。
（二）谁是 “阿诗玛”：换装、符号消费与 “族群想象”
如果说在石林县政府主导的再造地方文化表征的过程中，“阿诗玛”更多是以一个相对抽象的名称、标签或符号形式而存在的话，那么，在当地撒尼人的日常生活和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石林旅游业中，“阿诗玛”则被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构为形象具体、生动可感的地方性文化景观——而这种重构的主要依据就来自电影《阿诗玛》。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于1964年拍摄的电影《阿诗玛》，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影片延续了官定版本《阿诗玛》的主题和叙事结构， 并对作为彰显“阿诗玛”民族身份的外在符号表征，如传统服饰、民族歌舞、民间竞技、生产方式等予以了充分展现。
作为国家建设时期的文化成果，“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服饰、歌舞、民俗甚至爱情等叙事元素，参与完成了新中国的民族想象建构。一方面，电影《阿诗玛》的改编、拍摄是由汉族文艺工作者主持完成的，它“并不是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我表达，而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再构造。”
换言之，影片所呈现的是作为“他者” 的文艺工作者对彝族撒尼人所进行的想象建构。另一方面，对于同样作为“他者”的绝大多数观众，电影《阿诗玛》不仅展示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也为他们想象和认知彝族撒尼人（包括“阿诗玛”）提供了影像文本依据。
因此，作为一个已被“去地方化”的文化符号，电影《阿诗玛》所建构和形成的是“他者”眼中和记忆中的“阿诗玛”。这个过程本身也是“阿诗玛”的“他者化”。然而，在“阿诗玛”“再地方化”的过程中，这个已被“他者化”的形象，却为今日撒尼人建构群体的自我形象所挪用。
“再地方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将“去地方化”的文化符号赋予在地（in place）和物质的本真性的过程。在影片中，“去地方化”的“阿诗玛”因与当地自然景观相附会而被重新赋予了“地方性”，影片“传奇化”的故事结局也因被赋予了“在地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真实可信”。此后，电影《阿诗玛》的放映使得石林与“阿诗玛”之间的“亲缘关系”广为传播，并“喧宾夺主”式地成为“本真的”（authentic）民族文化之物质性元素。
今天，电影《阿诗玛》中充满阶级斗争意识和顽强反抗精神的革命主题已逐渐被人们淡忘，而作为影片外景地之一的石林，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阿诗玛”传说而走进大众视野，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的目光。这个“去地方化”文化符号的“再地方化”转换，经过“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ing）的大众消费而进入新一轮的“去地方化”，与当地政府和商家将石林风景区与“阿诗玛”合在一起的宣传推介相辅相成。
与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旅游景区相似，石林风景区中的各个景点都被赋予了与其自身景观造型相呼应的传说或故事，其中形似撒尼姑娘侧影且作为标志性景观的“阿诗玛石峰”就是导游诠释“阿诗玛”传说的重要依据。从游客到达景区入口处开始，身着撒尼传统服饰的导游就会以“天下第一奇观”和“阿诗玛的故乡”作为介绍石林的开场白。结合沿途的各种景观，导游通过讲解石林的地貌特征、形成历史、景点故事、风土人情，以及“阿诗玛”的传说，以不断促成游客对石林及“阿诗玛”的“想象”。
四、结论: 地方性与全球化之间的文化再生产
（一）媒介生产与文化资源再造
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个先后出现的历史解读和相应实践的范式，一个是国家建设（前 30 年），一个是重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后30年）。“阿诗玛”以及其他不少民族文化符号（如刘三姐，甚至才旦卓玛）的“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正是对应了这两个范式各自所概括的历史脉络。当然，如本文所显示的，“阿诗玛”的生命历程还有更加丰富的纹理和元素，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后革命的中国”历史积淀的个案。
（二）再情境化与重写的 “地方”
少有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和大众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因受现代性的挤压，地方文化逐渐失去其 “地方性”意义，“去地方化”现象更为普遍和突出。而本文所描述的个案则显示，20世纪中叶，体现该历史时期我国现代性的表述逻辑的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同样将地方文化资源纳入统一的官方文化生产流程。通过对地方的民间文艺作品的 “标准化”再造，使之不仅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需要，而且脱离了地方性时空场域，也失去了原有的传统意义和多元形态，呈现出典型的“去地方化”特征。因此，在更加普遍的理论层面，一个地方或族群的文化资源的“去地方化”并非是只有在全球化“生产 － 消费”体系中才会遭遇的现象。
（三）时代语境变迁与文化资本争夺
不同利益主体对“阿诗玛”这一文化符号的争夺，在“阿诗玛”成为国家建构的符号并在经济建设背景下具有获取物质利益回报潜力这样的前提下展开，发生在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商家之间以及多个撒尼村寨之间三个层面。 如果说地方政府明确“阿诗玛”的地方性归属，更多是出于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那么，诸多撒尼村寨表征自己与“阿诗玛”的“亲缘”关系，则更多折射出当地撒尼村民对“阿诗玛”的文化认同，以及争当“阿诗玛”传说发源地背后所隐藏的文化资本争夺。当然，获取经济利益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维度。
（四）关于 “再地方化” 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照本文考察的个案和现有“再地方化”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提出如下三个结论。
第一，在全球化的场景下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中，文化“再地方化”的对象并不一定是来自国际市场的产品，还可以是非地方产品或如本研究所讨论的被国家征 用然后“回归”地方的“当地产品”。
第二，在文化“再地方化”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分布与文化资源的分布所采用、依赖的空间单元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存在差异和矛盾的，前者小而后者大。
第三，海曼的“去地方化”和托马斯的“再地方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只不过侧重点不一。这两个概念是对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共时特性的描述。
而在本研究中，“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既有共时的一面，又体现了一个历时的过程。在本文的描述对象中，这个过程起于国家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征用，它发生于国家政治场域中，生产出带有“地方性”的国家文本。之后，这个结合了国家和地方两种话语的文化文本在全球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回归”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成为全球化、国家和地方互动的中介点。这个过程也形成了一种传统发明的模式，“官方代表的是一种大传统，民间代表的是一种小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存在着一个连接部。”在本研究中，这个连接部就是“地方性”。在文化－旅游产业化情景中，裹挟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嵌入了地方民族文化中，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地方性”与地方的相遇实际上是全球化、国家与地方的相遇，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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