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2001年创建）
朱宪荣，苗族，武定县人，中共党员，1964年生，1989年7月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现为武定县高桥镇人大主席团主席、云南省博物馆工作协会会员、云南民族学会苗族研究会会员、楚雄州民族理论研究学会会员。
从事文博工作12年，行政工作8年。其间，不间断地研究民族历史和文化。2003年被中共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评为“楚雄州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个人三等奖”，被收入《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曾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云南日报》、《云南画报》、《民族学调查研究》、《民族学》、《楚雄社科论坛》、《楚雄民族研究》、《马缨花》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只有全面地了解过去，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在，也才可能科学地把握未来。
朱宪荣同志是一位苗族干部，他辛勤创作的《罗婺历史与文化》一书即将付梓，邀我作序，我很乐意。这是因为，要建设容达和谐、开拓创新的武定就必须了解武定的过去，也只有真正了解了武定的过去，我们才有资格谈论武定的现在，而朱宪荣同志的《罗婺历史与文化》是我们了解武定历史及民族文化的一本好书。并且，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武定历史和文化的书这还是第一本，难能可贵；特别是作为我们基层一线的乡镇干部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如此深的造诣，写出这样一本好书，更是难得。
近年来，武定县大力实施经济文化互动、经济生态联动、科技创新推动、城镇建设拉动、龙头项目带动五大战略，培育壮大烟草种植、畜禽养殖、绿色产业、冶金矿电、旅游文化五大产业，全力打造壮鸡之乡、木纹石之乡、白药之乡、牡丹之乡、中国彝乡五大品牌，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力争把武定建设成为经济充满活力、文化富有特色、社会更加和谐的彝州旅游文化强县和新型工业重镇。朱宪荣同志的《罗婺历史与文化》无疑为武定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诠释了新的内容。
根据史书的记载，武定在元初及其以前称为“罗婺”，而“罗婺”原本是一个人的名字，为现在的武定县发窝乡和禄劝县云龙乡一带在古代时的一个部落酋长，后来逐渐演变为该部落名，再后来即泛指现在的武定县以及禄劝县的部分地方。
远在四千多年以前，罗婺就已经有人类生活和繁衍，并作为古代滇文化和爨文化的一部分长期存在着。唐宋时期，罗婺部落相当强大，史称为“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从而成为“群酋会集之所”，并影响着整个云南的大半个地方。元代及其后，部落酋长的后裔们又相继成为这里的土官、土司和土舍，并继续统治着这片领地直到解放前夕。居民也以彝族的先民为主，其所创造的文化也就是罗婺文化。
罗婺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就是以彝族文化为主的武定各民族文化。时下发展和繁荣我们各民族民间文化对促进武定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武定县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如彝文、史迹、石刻等经典文化，传说、祭祀、风俗等传统文化，石雕、根雕、刺绣等民间工艺，敬酒歌舞、公鸡啄架、跌脚等民间歌舞，这些散落在各地的民间艺术异彩纷呈、争奇斗艳，集地域性、历史性、艺术性、实用性于一体，极具个性和特色，展现了武定独特的地方魅力。为了做强做大旅游文化产业，我们对各种资源进行了整合，推出了一批以提升彝族文化表现力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建设项目和旅游文化项目。现在，罗婺彝寨项目已经开工建设，狮山大道建设项目前期工作顺利进行，狮子山的标志性建设项目即将启动，这些都为武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武定境内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已久的各民族文化、土司文化、帝王文化、牡丹文化、生态文化、和谐文化进一步挖掘和整理，从真正意义上实施武定的经济文化互动战略。
朱宪荣同志过去在机关文化部门工作时，专门从事武定县的文物工作，收集了不少武定县的文史资料，同时他还对各种研究武定历史文化的动态和信息相当关注，因而具备了写作本书的条件；到乡镇工作以后，仍然长期专心于学术研究，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当然，作为一部《罗婺历史与文化》来说，这只能说是研究的入门，要登堂入室还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我殷切地希望朱宪荣同志继续努力，不怕艰难，勇攀高峰，为武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到武定工作后不久的一天，一位在乡镇工作的干部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了一本他自己撰写的手稿，说是用业余时间写成的，准备出版了，现在想叫我给写个序，我一看书名叫做《罗婺历史与文化》，便知道这是武定地方的人写自己文化的书。我刚到武定，很需要了解武定、认识武定、知道武定，便一口气读完了它。掩卷思索，深感这是一本全面阐述和介绍武定的历史和文化并推陈出新的好书。书的作者很普通，很平常，是我们县高桥镇一位从事人大工作的干部，他的名字叫朱宪荣。不错，我们在着力打造活力武定、和谐武定，建设文化武定的今天，朱宪荣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很及时，很实在，很有价值。我认为任何想了解武定、知道武定、认识武定的人都可以读一读。土生土长的武定人，特别是武定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更是值得一读。
朱宪荣同志撰写该书是在充分占有翔实可靠的古今文史资料、考古资料、地质材料和近现代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叙述和论述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武定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清晰地阐述了武定地区的历史，明确了武定地区所特有“罗婺文化”的内容，确定了“罗婺文化”在社会历史文化中所应有的价值和地位。其基本框架是：阐述罗婺部的兴起和发展，探寻罗婺文化的源头，探讨武定地区土司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论述武定地区的历史过程，探寻罗婺文化的源流，探讨武定地区以彝族文化为主的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并最终发展成为“罗婺文化”。罗婺文化是武定地方所特有的云南地方文化和中国彝族文化最灿烂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附录部分根据武定地区所拥有的文化优势，从三个方面专门阐述了武定的历史和文化。一是“罗婺地区的史前文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武定地区在人类文明产生以前的古生物发展情况，指出在武定县境内发掘出土并以武定的地方名字命名的武定虫、武定鱼、武定龙科研价值较高，科普及趣味性较强，是古生物发展进化的缩影；二是“罗婺地区的早期历史及居民”。介绍了武定在上古时期的族群分布、迁徙、发展和融合的情况，清楚地阐述了武定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居民名称及区域状况，使人们对武定的历史一目了然；三是“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叙述了武定成为滇北重镇的由来以及现在的武定县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建制、发展情况，清楚地介绍了武定县城及附近的历史古迹，使人们清晰了解到武定在过去的“通巴蜀而控东川”，是“省会之藩篱和滇西之右臂”，并从“滇北门户”演变发展成为“滇北重镇”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朱宪荣同志的《罗婺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出版和发行，是对武定县文化旅游建设事业的特殊贡献。特别是在“罗婺历史”和“罗婺文化”的论述、论证上，对渴望发掘民族文化资源，着力打造多姿多彩的旅游文化产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更是一场及时雨。总之，该书的出版对武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罗婺”是人们对古代生活在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一个彝族部落共同体的称谓。他们的主要活动中心是今天的武定县全境和禄劝、元谋、禄丰、富民等县的部分地方，其部落共同体在历史上被称为“罗婺部”，是今天彝族的先民之一。
“武定”彝语称为“罗苔”或“老苔”（彝语音译），“罗”或“老”即“罗婺”。“罗苔”或“老苔”即“罗婺甸”，“甸”彝语为坝子。“罗婺甸”汉语的意思是“罗婺坝子”或“罗婺人的坝子”，即今天武定县城所在地，也泛指武定地区。“罗婺”一词源出古代居住在武定县的发窝乡和禄劝县的云龙乡一带的一个部落酋长的名字，由于他智慧过人，勇猛善战，治邦得当，从而使部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他过世后，“其裔孙法瓦浸盛，以远祖罗婺为部名”（《元史·地理志》），遂将其演变为部落名，史称“罗婺部”。
罗婺部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后，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今天的武定、禄劝为中心，几乎遍及云南全境和贵州西部、广西西北部。现在云南很多地方仍然还有自称或他称为“罗婺”、“罗武”、“鲁屋”、“鲁兀”等的彝族支系，还有罗武地、罗武哨、罗武庄、罗武乡、罗武村等地名和村名，这些都是过去罗婺部族的繁衍及其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
翻开历史，人们都知道，过去罗婺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以及文化底蕴，长期容融着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并在秦汉之际成为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被称为“髳”、“濮”，后来又称“昆明”、“夷”、“僰”、“滇叟”和“爨”、“叟”、“蛮”等；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以“罗婺部落”的显赫地位跃居历史舞台，是“爨文化”的一个分支，即“本东爨之裔”；到了与唐代同期的南诏以及与五代、宋同期大理国时期，罗婺部更是以其完备的政治、强大的军事、繁荣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而“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成为“群酋会集（聚）之所”，是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又一个云南地方政权。
元明时期，罗婺部落酋长的嫡系后裔长期袭任武定路军民总管府土官总管和武定军民府知府土官等要职，统辖现在的武定、禄劝、元谋等地，还在元朝初年曾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寻甸、东川、会泽、巧家以至贵州省的盘县、普安等地。明朝中叶及以后，随着封建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罗婺地区在内的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罗婺部酋长嫡系后裔虽然退出了直接主事滇北的政治历史舞台，但仍然凭借着其独有的天然屏障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继承和弘扬着祖先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分散到各地，成为封建领主，也叫“土司”或“土舍”，继续统领着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地区。
悠久的历史渊源、丰厚的文化积淀，为罗婺故土创造和留下了很多丰富、独特、优秀的宝贵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和生产生活经验，成为滇中古代民族文明的文化标志，是滇中区域文化的重要象征，这一切我们统称为“罗婺文化”。
“罗婺文化”的创造者，肯定就是罗婺民族。前面提到，罗婺民族古代先民生活在今天以武定、禄劝为中心的滇北一带，他们长期容融着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在魏晋以前，罗婺民族的称谓比较杂乱，遗迹和遗物也是支离破碎的，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文化”著述，只给我们留下了民族融合的历史。
但是，到了唐初，罗婺部在纷繁杂乱的部族群落中开始崛起，并在五代时期形成较为强盛的部落，特别是从“宋孝宗淳熙间，有阿而者，能服其众”，受封于大理国国王段政智，为罗婺部长起始，到明万历年间的彻底改土归流的四百多年里，罗婺凤氏土司先后被大理段氏政权及元、明两代封建王朝封予罗婺部长、罗婺万户侯、北路土官总管、武定路军民总管府土官总管、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等职位，共传十五代二十三位主；其间还有数代土官因功加授过云南行中书省参政、武德将军、八百司元帅、中宪大夫、晋中大夫、亚中大夫、中顺大夫、云南布政司参政等头衔，多次受到朝廷的厚赐，凤氏也多次进京贡物朝觐。而后，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和守卫金沙江要塞的需要，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和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在今天的万德设置了慕连彝族土司，在环州从西昌招引来安氏彝族土司，或称为土舍，直到解放前夕。在这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慕连彝族土司共传十一代十六位主；环州彝族土司传十一代十六位主。慕连彝族那氏土司是罗婺凤氏土司的嫡系后裔，可以说他们家族在武定地区的统治时间最长，由其统辖的罗婺部领地内广大人民群众，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并留下了很多难得、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
罗婺后裔米切若张在其文化散文专著《天遣狮蹲留宝地——武定狮子山及罗婺文化解读》一书中说：
悠久的罗婺民族史，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
地杰人灵。罗婺先民和罗婺后裔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其中，远古歌谣是我们窥探罗婺古老文化的一具潜望镜。
我们可以这样说，以毕摩（彝族古文化知识分子）传承的经籍文化和以彝民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化组成了浩瀚的武定彝族文化的基本内容。
这里有明代凤氏土司镌刻于禄劝县城西北十二公里处法尼则（今天的发明村）西侧掌鸠河畔镌字岩的彝汉文石刻和现在散存于武定县境内的于明清两代篆刻的一百三十四块彝文碑刻；清代著《武定凤氏本末》、《武定府志》、《武定直隶州志》；1943年，马学良教授从那氏土司家中和周围彝族地区收集到的，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图书馆的两千多册彝文经典以及明清两代的土司活动留下的大量遗迹、遗物，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系统地描述武定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彝族土司、土官、土舍、土目以及广大罗婺地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始材料，从而成为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罗婺文化典籍。
时下，“罗婺”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动力以及作为推动罗婺故地各种产业发展的亮点被提出来，在近几年来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和认识，研究专著、理论文章、文化精品层出不穷，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效益日益显现。
这是因为，罗婺文化不仅仅只是武定县和禄劝县以及周边的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她处于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文化和滇文化的交融地带，吸收了以中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为主的其他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类型。其所留下的史籍和遗迹以及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沉积起来的传统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今天对她的探析和研究，是我们了解和揭开云南乃至西南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彝族历史文化和滇中古老而神秘的传统文化——彝族土司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何耀华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在其编纂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一书中说：
在彝族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罗婺部落）具有同等重要的典型意义。如果说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水西地区彝族的研究，过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么，对武定地区彝族的研究则还很不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因此，我们系统地研究和探析罗婺彝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认真总结和弘扬其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力求在深层结构中挖掘、探寻其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找出其可资借鉴的合理内核，确立“罗婺文化”应有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提高武定的历史内涵、文化品位和国内外知名度，为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文化研究与保护服务，这是笔者的夙愿，也是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的初衷。
七年多的艰苦爬格，由于自己笨拙，加上语言表述能力差，读书时连像样的作文都没有几篇，所以只能借助别人的研究成果和得到众多师兄弟及领导、朋友、同仁的帮助之上抬高自己。然而，恩师教导，“治史当以史料为主，史料之于史学犹如砖瓦之于大厦，砖瓦不济则根基不稳”，说话办事一定要有依据，论证论据一定要站得住脚。现在本书通过长时间的垒积一砖一瓦，基本成型，虽然远远还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即将付梓，实在欣慰。原因很简单：
一是自己从落地的那一天起，吃的是罗婺土地上长出的庄稼，喝的是罗婺大山上流淌出来的清泉水。临近大学校门报志愿时，教我历史的钱德荣（狮山镇吆鹰村委会土瓜地人，彝族，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武定第二中学历史老师）和杨庆国（高桥镇庄良村委会山南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楚雄民族中学历史老师），两位恩师异口同声地说：你最适合报民院（现在的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结果一炮打响，圆了我的大学梦。1989年大学毕业后的十年间，曾为群众放过录像和激光视盘，当过“三秋”、“烤烟”、“村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等工作队员，上过舞台到楚雄演过戏。1999年，随着武定县文物管理所的建立，萌发了要为罗婺故地——武定写点什么的念头，刚刚起笔，又接到要到乡镇任职的通知。于是，下田拉线栽“双龙出海”，下地理墒、栽烟、种豌豆、种萝卜，隔三岔五还要查看沟渠、公路，翻山越岭进村入户搞调解等等，但提起的笔再也放不下来了。于是晚上和补休时间就经常关紧宿舍门，饿耗子进厨房似的乱翻材料，“不务正业”地爬格子，七年了，终于喘了口气。
二是要感谢中共武定县委、武定县人民政府和楚雄州民委、高桥镇党委政府、武定县文体局、高桥镇国土资源分局、高桥镇唐家村委会上狮子口村的领导和同志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予我力量和扶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无论如何我也难以完成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同时，还要特别感谢为我提供各种素材，一同探寻罗婺遗迹，探讨罗婺文化的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李世康、李永祥、李惠兰，禄劝县纪委张建伟，武定县文联杨继渊，环州乡文化站王维，元谋县综治委杨绍华以及跟我切磋书稿并一字一句为我修改把关的楚雄师院教授杨甫旺，楚雄州文联米切若张，武定县政府李茂学，武定县总工会杨明发等同志，是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我要再一次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三是面对罗婺千余年曲折起伏的沧桑巨变，面对滇北重镇武定古城、土司遗址毁坏严重的后果，罗婺文化也就显得很模糊、很古典、很传统。猛然醒来，在建设和谐、文明、发展的武定的今天，古典传统也就成为我们激活文化、拓展旅游、发展经济的主流，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替代新文化的创造，而是指其有启迪开导之功效，发挥着引领和传承的作用，是我们征途的向导和生活的导师。不是吗？小说《绝代》的出版，大型现代京剧《凤氏彝兰》的问世和电影《绝代》的上映，无不是武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视野狭窄，错误和不足之处一定很多，内容也还不完备，恳请先辈、同行和读者们给以批评指出，我一定虚心接受，以求在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完善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