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过“重庆谈判”警卫的彝族战士杨明先
杨明先,彝族,姚安县前场镇石河乡(现石河村委会)岔路口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彝族农民之家。前场是姚安的高寒冷凉彝族聚居山区,杨明先家祖祖辈辈在寨子外的半山坡上以耪山地为生。雨水好的年成,能收到点粮食维持生活,遇到早年或灾年,生活就十分困难。生活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杨明先刚满十三岁,就不得不和哥哥一起被迫去给彝族土司头人家放羊。
(收集整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红军长征过姚安·资料汇编》)
1936年4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长征从牟定县出发,经中屯进入姚安境内。过王朝里、前场关后,从杨明先的家乡石河乡岔路口村路过,一路向姚安县城方向进发。此时的杨明先正在五六远的山上放羊,知道消息后便连忙赶着羊群回来看红军。回到村里时,红军部队已经过光了,只看到红军写在墙上的“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蒋介石”等标语。还听到一些村里的穷苦人说:“红军不打骂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听说过会有这样好的军队。”还有的说:“红军是打贪官污吏,救穷人的。”杨明先听后十分激动。心想,红军是救穷人的军队,如果自己能参加这样的军队该多好啊!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来,为家里挑了一挑水后,便告别了母亲,向着姚安县城的方向找红军去了。来到姚安城南的大坝海埂一带,遇上两个红军战士,只见他们背着枪,拿着传单。一个红军战士很客气地问:“小兄弟,哪里去?”杨明先说:“进城,找红军去!”两个红军战士知道他要参加红军,就带着他回了部队。红军首长和战士们热情欢迎和接待了他。就这样,杨明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六军团,编在新兵团。
杨明先参军的当天下午三点多钟,部队就从姚安城出发了。晚上,在光禄宿营,第二天就赶到盐丰。此时,听到先遣部队已攻下宾川县城,消灭了守城团丁的消息,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接着继续前行,第四天到达丽江。便在石鼓一带渡过了金沙江。开始了千难万险的爬雪山、过草地征程。行军途中,杨明先捡到了一个铜瓢,便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一到宿营地,全班人就用它来煮野菜吃,烧开水喝,热水洗脸洗脚。班里的同志都叫他万能锅。后来,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就用它换了一点青稞面,煮了一些野菜面粥让全班战友暖暖地吃了一顿。有一次,杨明先所在的连被派去放警戒,却遇上了一小股反动土司头人的武装骑兵来袭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保卫大部队顺利前进,同时又节省弹药。杨明先就和战友们先把敌人包围起来,再把他们骑着的战马打死,最后又用枪托和刺刀同敌人拼。结果,既消灭了敌人的骑兵,又用
被打死的马肉来改善部队的生活。又有一次,在过草地的行军中,部队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为了保证大部队迅速前进,上级决定要求杨明先所在的连担负搭桥和护桥任务。全连以最快的速度,搭起了一座简易的大桥。为了防止反动土司武装的破坏,杨明先和部分战友又被留下来守桥。这时,生活更为艰苦,没有吃的,就只好到河里捉鱼和找野菜充饥,一直坚持了十多天,直到所有部队顺利地过了桥,杨明先他们才按命令撤离,追赶自己的部队去。历经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无数艰难险阻。杨明先与红二方面军的战友们一道,胜利到达了陕北。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0年春,国民党的军队进犯了陕甘宁边区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个县城。为此,党中央由抽调三五九旅从前线返回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当时延安周边米脂、绥德等地的地区专员是何绍南,他对所辖各县作出了严格限制,不准一件物、一尺布、一粒粮、一两盐进入延安根据地。返回边区后,杨明先所在的部队先后驻扎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延长等县。并与当地的伪专员何绍南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迫使何绍南不得不灰溜溜地逃离了该地区,保证了延安根据地交通要道畅通无阻,为保卫延安做出了贡献。
(杨明先撰写的回忆录《参加红军,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蓄意与解放区搞起了摩擦。并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解放区。妄图困死八路军。将整个解放区弄到了几乎没有钱用,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吃的地步。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三五九旅积极响应号召,决心自己动手,渡过困难。首先派出一部分同志到南泥湾做好开展生产的准备。杨明先作为最早进入南泥湾的同志之一,为生产准备和后来轰轰烈烈兴起的大生产运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杨明先撰写的回忆录《参加红军,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为了拖住国民党不要投降日本,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专打内战,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一九四0年,党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为保证周副主席顺利到达,中央军委从三五九旅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保卫和护送。杨明先有幸被抽调,参与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保卫和护送工作。一路上,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势力对这次赴渝进行了百般的刁难和阻挡。左一道岗,右一道哨;今天这点堵卡检查,明天那里拦截盘问,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周副主席一行到达重庆。一天,国民党顽固势力悄悄安排了一小股武装,埋伏在周副主席一行必经的路上,准备进行突然袭击。护送小队在友军的协助下,迅速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并及时奋起还击,打得敌人狼狈地逃窜。
(杨明先撰写的回忆录《参加红军,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当汽车来到棉羊河畔时,正遇上大河涨水,车子过不去,只好靠两只木船摆渡。大河两岸的公路上,停满了国民党军队的几百辆汽车,怎么办?等着前面停放的那么多车辆走了再走吗?那就误了时机。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一个负责同志叫上杨明先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起到对岸找老船工,经过深入细致的交谈,终于说通了老船工的思想,优先为周副主席一行摆渡,车子也跟着让到前面来准备上船。这时,国民党的军队看着周副主席一行要过去了,长官就来阻挡。而且,人多势众,官职一个比一个大。胡说什么:“我们等了三四天都没得过去,你们一来就想过去了。”斗争越来越激烈,杨明先和战友们端着枪,站在船头,高度警惕,为防万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副主席站出来了。他刚强直率地说:“我是周恩来,要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你们拦着想干什么?”问得敌人张口结舌,呆若木鸡,不敢随便造次。就这样,才顺利地通过了棉羊河。
(老红军杨明先的故乡姚安县前场镇石河村)
到了重庆后,经党中央批准,周副主席一行在花龙桥红岩嘴向一个姓刘的县长家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幢三层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杨明先等安保人员主要负责办事处和周副主席等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很微妙。安全保卫的任务十分繁重,随时都面临着严峻的生死考验。蒋介石为了利用这个机会监视办事处的行动,刺探我军情报。在办事处周围,鳞次栉比地盖起了金城、交通、中央、龙门四个银行。还有国民党参议院,孙科、宋子文的公馆等。把办事处团团包围起来,办事处的同志出去或回来,都要和国民党的便衣照面。他们还不时派人悄悄地摸到办事处的住所周围,进行跟踪、抓人、暗害等恐怖活动,杨明先等警卫人员必须随时处于高度戒备之中。有时,特务们又利用金钱、美女等进行收买拉拢,但都无济于事,没有一次成功。有一天,南开大学一个叫“牛鸭子”的教授来办事处后,请周副主席送他回去。当时,周副主席因工作太忙,就叫秘书去送。因为秘书的身材和身上穿着的衣服颜色,跟周副主席差不多,特务误以为他就是周副主席,想借机图谋进行暗害。当这位秘书将“牛鸭子”送回到学校以后,在转回红岩嘴的路上,特务竟开枪把他打死了。还把驾驶员也抓走。这一次拙劣表演被揭穿后,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洋相百出,十分被动,真是“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又有一次,办事处的房子失火,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捞到了时机,立即蜂拥而来,假装救火,伺机对办事处进行破坏。大家识破了敌人的花招,迅速将办事处的大楼包围起来,不让他们进来。经过十多分钟的抢救,火被扑灭。同志们讽刺地对国民党特务说:“谢谢你们,我们的救火工作已经结束了,快回去吧!”他们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昆楚大高速复线从老红军杨明先的故乡门前经过)
除安全保卫工作外,当时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人员少,事情比较多,工作量非常大。安全保卫人员也要参与各项工作。办事处主办的《新华日报》接连不断地宣传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方针,登载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捷报。使敌人心惊胆战,疯狂地进行破坏,阻挠和封锁。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办事处全体同志千方百计地把《新华日报》送出去,有特务检查捣乱时,就把《新华日报》夹在国民党的报纸中送出去。甚至连周副主席等领导也经常抽空参与,和大家一起把报纸送出去。国民党反动派把办事处人员视的眼中钉、肉中刺,妄图一口吞掉。不仅人人都随时有被暗害被绑架的危险。而且他们还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压。就连在基本生活上也千方百计地卡脖子,他们不让当地群众卖米、卖菜给办事处吃,办事处的同志们就到嘉陵江上游去买;他们不让群众帮办事处的同志送,大家就自己去挑。没有菜吃,办事处就租了一块地,自己动手种。国民党特务看到菜长得好,就派人去偷,去破坏。他今天派这几个来,被同志们发现打发掉了,明天又派那几个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日日夜夜,虽然工作充满危险,也十分辛苦。但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杨明先和所有的同志都时刻保持着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除执行好战斗任务以外,还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文化、开展打球、演戏、唱歌等文化娱乐活动。
随着抗战时局的发展需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也从延安来到了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杨明先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所有保卫人员一道,不仅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办事处的保卫任务,而且好出色完成了整个“重庆谈判”期间的各项安全警卫任务,为“重庆谈判”的成功和“双十协定”的签订做出了安保警卫工作应有的贡献。
(老红军杨明先的故乡人民如今过上了幸福快乐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杨明先从部队复员,转业回到云南。虽然没有回到姚安工作,但他始终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共姚安县委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征集党史资料和红军长征过姚安的史料,他还专门为家乡撰写了回忆文章《参加红军,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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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国斌,男,保保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