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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古籍传统分类体系概述——以纳西族、藏族、彝族古籍为例

作者:​李敏 发布时间:2021-08-16 原出处:《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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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纳西族、藏族、彝族古籍为例,总结了历史上我国民族古籍传统分类体系的特点,介绍和分析了近现代学者对民族古籍的分类方法,并提出建立适用而完善的民族古籍分类体系的粗略设想。
关键词:古籍分类;民族古籍;纳西族古籍;藏族古籍;彝族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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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民族在对本民族传统典籍的编制、整理、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分类体系。由于各民族文字创造和使用的先后,古籍文献的多寡、应用范围的大小等方面情况不尽相同,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古籍分类方法特色鲜明,却极不统一。近现代一些学者在探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为了加深对各民族古籍著述内容的认识和了解,以便系统全面地揭示其文化内涵和学科属性,从不同的范围和角度对民族古籍进行了分门别类,在民族古籍分类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民族古籍分类法,分散收藏的各民族古籍的分类各行其事,传统的与专家的分类法并存,它们在现代民族研究和文献服务中的适用性如何,能否有效地控制和揭示民族古籍的实际,对此,提出一些粗略的认识,敬请方家指正。

一、民族古籍的传统分类体系

我国各民族在编制、整理和使用本民族传统典籍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分类体系。其中,纳西族、藏族、彝族的传统古籍众多且分类思想成熟,从族源追溯,纳西族、藏族、彝族虽都来自古羌族,但他们创制和使用的文字却各不相同,纳西族东巴文是象形文字,藏族的是拼音文字,彝族的是形声字,分别代表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三种类型。文字是文献的记录符号,文献的内容只有通过文字的解读才能了解。所以,我们通过对三个民族的古籍及分类特征的分析,可以掌握我国民族古籍分类体系的概况。

三个民族的古籍及分类都具有各自的鲜明特征,纳西族的古籍主要是本民族的东巴教经典,其分类体系是在民族传统典籍的使用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反映了纳西族人民的宗教世界观念;藏族的古籍主要是藏传佛教典籍,其分类体系是藏传佛教思想体系分类,这种分类体系是对他民族分类体系的化用;彝族传统古籍包括“民众文献”和“毕摩(祭司)文献”两大类,其分类体系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彝族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些民族古籍分类体系都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注重实用文献的类分。只要是在民族传统活动中经常用到的文献典籍,都在分类体系中给予列类。二,各民族的分类规则各自独立,彼此不大交流,不注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总体的理论研究。各民族传统分类体系中所列类目及对应的典籍只针对自己本民族使用的文献,有时某民族古籍收藏异处(如寺院、官方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等),其分类规则也各自一套。三,有关自己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典籍列类比较细致,子目划分深入,而世俗文献分类则很粗略。这与民族古籍的内容性质多为宗教文献有关,与古籍分编人员大多为宗教人士有关,与古代各民族精神生活大多局限于宗教生活有关。

纳西族人民在历史上曾使用过东巴文、哥巴文、日喜文、阮可文和玛丽玛莎文等文字,都有古籍留存。从目前搜集整理情况看,东巴文经典数量最丰富。东巴经典是东巴教经师在做道场时朗诵用的典籍,俗称东巴经。关于东巴经的类分,东巴经师在使用经书、举办各种仪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传统体系,一般按经书内容和实际用途分4大类[1](P138):第一类“尼虚俄虚奔”,即祭神灵仪式及其经典,其下按祭祀对象再分多种仪式及其经典,如祭天、祭村寨神、祭家神、祭祖、祭快乐神、祭胜利神、求寿、祭谷神、祭畜神、求子嗣、求雨、祭署、祭猎神、祭三多等。第二类“古虚阔虚奔”,即镇鬼禳灾仪式及其经典,其下分大祭风、小祭风、禳煞星、禳反常鬼、除秽、送瘟神君、招魂、抵灾、祭土皇退口舌是非、除绝后鬼、禳祸鬼、禳倒霉鬼等;第三类“失本务本奔”,即祭奠亡灵魂仪式及其经典,其下分开丧、超度等仪式及经典。其中,超度仪式又分超度将军、超度长寿者、超度什罗、超度什罗夫人、超度牧人、超度木匠、超度铁匠、超度难产者、超度贤人、超度夫妇亡灵、超度暴死者等;第四类为占卜经书,分事占、梦占、图占、物占、动物占、植物占、天象占等。

东巴教源于纳西族的原始巫教,有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属于原始多神教。原始社会中的纳西族先民,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在自然力面前无能为力,加上智力不很发达,分不清自然力和人的区别,于是把支配自己的自然力加以人格化,变成超自然的神灵,创造出众多神,这实际上就是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由此,形成了众多的祭神经和镇鬼经,相信通过东巴举办祭祀仪式,诵念相应的经书,即可得到神的帮助——迎福免祸、驱鬼镇魔,一切妨碍人畜生存和发展、影响农作物和其它植物正常生长的病害和灾难都可被神抵御和禳解。所以,在纳西族东巴文文献中,最实用的就是这类祭祀经书,自然东巴经师将其设为大类。据传东巴教信仰的神灵多达2400余种,因此,东巴经师在祭神和镇鬼禳灾两大类下按祭祀的具体对象和仪式又分众多子目,并分别有相对应的经典,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祭祀经书体系。“祭奠亡灵魂仪式及其经典”是东巴教祖先崇拜而产生的经书,他们相信人死后其灵魂可以通过东巴诵念经书而得到归属,所以,在东巴经书中专设大类,并在其下设置开丧经和超度经两目。目下按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而细分,并对应不同的经书。东巴教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卜,这实际上是原始巫教重卜的本质反映。现存东巴占卜经书约数十种,[2]供经师预卜吉凶祸福时使用,也设大类。由此看出,东巴文经典分类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分类,简单在于其两分法,先将世界分为人的世界和鬼神的世界二元;又将人的世界分活人与死人两类,为活人服务的是占卜经书,为死人服务的是开丧经和超度经;鬼神世界也分善神与恶鬼两类,“尼虚俄虚奔”祭善神,祈福佑,“古虚阔虚奔”镇恶鬼,禳祸灾。从这样的分类体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巫术气息,人们还没有形成科学观念。

早在吐蕃时期,西藏就产生了文献的分类记录工作,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即注重对佛教文献的认识、分类和管理。这缘于当时吐蕃王朝宗教文献数量居多。从此,藏族传统文献分类体系就大致定型为以佛教文献为类分对象。据历史记载,公元8世纪,吐蕃赞普赤德松赞让译经师完德贝则热支达和却吉宁波完德贝吉伦布等人将存于旁塘噶麦佛殿的佛经按照8个音阶为1颂、300颂为一卷的方式计算,准确地登录了旁塘保存的佛教经典章节篇目,是为吐蕃第一部目录著作《旁塘目录》。[3](P123)随后还编制了《丹噶目录》、《清浦目录》,这是当时官方对佛教经典的支持的结果。由于佛教自身在长期的发展中早已有自己的一套著作分类体系,主要以经、律、论为核心,依照教派、传承对其著作进行分类和编目,因而这时期藏传佛教典籍的分类基本上参照现成的体系而建立的。如《丹噶目录》将全部藏译佛典分成26类,其中等于甘珠尔部分的依序为:大乘经般若部、大乘经方广部、大乘经宝积部、大乘诸经部、大经部、译自汉本之大乘经、小乘经、密咒续、五大陀罗尼经、诸种大小陀罗尼、百八名号、各种誓愿、吉祥法门、律部及校对未完之经典等15类,基本上将佛的教法分成经部(大、小乘)、续部、律部三类,先显后密,显则先大后小,密则依咒续卷帙多寡而分,并以誓愿、吉祥偈、律经作结。这种列类次序与传统上佛陀讲经的次序完全相符,相传佛陀讲经,往往是以说法对象的资质来决定讲授经典的先后次序,一般是先讲显经(由大到小),再对少数有根器的弟子讲密经。当时吐蕃王朝所译佛经多以佛说(显经)为主,其分类的原则自然是以显经为重。

公元1322年布顿大师作《布顿目录》,将译典分显密两部分,又各分佛说和论著两类。显经佛说分三法轮:四谛法轮、无相法轮、胜谛了义法轮。显经论著也分三类:释经别意(依三法轮再细分)、释经总意、散类。密经佛说分四类“本续”:事续、行续、瑜伽续、无上瑜伽(细分父续和母续)。密经论著分“别译”和“总译”两类。别译类依照密经佛说的四类“本续”性质再分四部分,分别收该部的注疏和撰述。总译类则为一般的修法、坛仪、咒道次第、三昧耶律仪、开光、护摩、会供等著述。分类原则依整个佛教史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小乘、金刚乘的教理发展而展开,仍沿袭传统先显后密,但扩充了显密的类目。从公元972年西藏开始佛教的后弘期,随后三百多年间西藏竞起传承源流不同的各宗佛教,并平行发展,佛教经典译籍也逐渐增多,各新旧宗派开始纷纷总结教义、整理教典。该分类体系正是布顿大师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当时丰富的藏译佛教教典进行分类编目的成果。

随后产生的众多大藏经目录,如1348年蔡巴·贡噶多吉编制的《甘珠尔目录》,1362年仁钦朗杰编制的《乃东甘珠尔目录》,1431年多杰贝编制的《江孜“天邦玛”甘珠尔目录》,1614年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编制的《丽江甘珠尔目录》,1687年第悉桑杰嘉措编制的《丹珠尔目录》,1721年卓尼杰尊扎巴雪珠校订编制的《卓尼甘珠尔目录》,1741年一世普布觉活佛阿旺强巴编制的《丹珠尔目录》,1753年二世嘉木样协巴官却晋美旺布编制的《卓尼丹珠尔目录》,等等,它们的分类方式基本相似,大类依传统的甘珠尔(佛说译典)与丹珠尔(论著译典)划分,中类依经、律、论、密宗总续和大五明、小五明的学科划分,小类依一些高僧大德的著作门类划分,一般以史传和全集形式出现,列类次序按论著的内容在佛法中的地位高低而定。

总体上说,藏族文献传统分类体系架构宏大,层次细密,很好地继承和发挥了佛经分类体系的特点。但局限于宗教文献,即使是超出宗教的修辞学、医学等内容也被纳入到宗教体系之中。这种分类体系是不利于科学思想独立发展的。

历史上,彝族人民将彝文典籍按应用范围划分为“民众文献”和“毕摩(祭司)文献”两类。如四川凉山彝区把当地彝文文献分“卓卓特依”(民众书籍)和“毕摩特依”(毕摩经典)两类;贵州赫章一带把彝文典籍分“卜苏”和“特苏”;云南路南撒尼彝区将当地彝文文献分“毕摩司”(毕摩文献)和“佐稿司”(民众文献);滇南彝区把当地彝文文献分“正经”和“小书”。不同地域的彝民对典籍大类的列举和类目的划分几乎是一样的。毕摩文献即宗教经典,是在祭祖大典、祭奠亡灵、驱魔送鬼、占卜吉凶、诅咒盟誓等仪式和巫术等宗教活动场合供毕摩——彝族祭司使用,毕摩根据自己使用经书的不同场合再次把该类文献分作斋类、祈福类、诅咒类、百解类、卜课类、谱牒类、伦理道德教育类等。其余非宗教经典均可归入民众文献,即世俗文献,在实际应用中民间该类文献分“依依”(雅东诗赋)、“茂弥”(教育经典)等诸多类目。列类和划分仍重宗教而轻世俗,整体上类目划分比较粗疏,不能揭示彝文典籍的实际学科属性和文化内涵。

清代彝族学者安国泰曾总结彝文典籍的分类并划分类别。在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他说:“书籍有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有曰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补书,巫视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杰,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这一总结显示了彝族人民已经具有独立的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文学意识。

由此看出,各民族古籍的类分对象限于自己民族的主体文献,分类目的是为了实用,注重自己的生活世界,如藏族文献的分类以佛教经典为主,以佛教经典在宗教活动中的使用情况而列类,彝族和纳西族文献分类同样是以本民族的传统宗教经籍为主。这种粗泛的集中归纳基本上揭示了民族典籍的用途和基本内容,有其合理成分和科学因素。

二、近现代学者对民族古籍分类的探索

近代,一些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学者意识到只有在全面、客观地掌握民族古籍的情况下,研究才能有所发展和突破,便参与到了各民族古籍的搜集和分类整理活动中来,由此,他们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传统分类,如何超越传统分类。一方面,他们尊重各民族古籍的传统分类体系,十分重视民族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他们携带着敏锐的思维、开阔的眼界、科学的观念,开始寻求一些新的揭示民族古籍的途径和方法,以更好地掌控民族古籍的著述内容、记录符号、载体形式、生产方式、使用对象等,服务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由此产生了各种分类方法:一,沿用传统大类类目,但扩展类目的深层划分,进一步明确类目的内涵和范围,增加类目的层次性和可操作性。二,放弃传统的用途分类原则,代之以文献形式归类。重组类目的横向列举,在部分子目及类名上仍沿用传统的民族分类体系,增加了类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三,只针对某一藏书处或某一民族聚居地区的古籍进行分类,缺乏对民族古籍整体上的控制和揭示。四,立类原则过于注重辨义,较少考虑辨体(体裁和载体)立类,没有完整地揭示民族古籍的复杂内容和品类。

20世纪初期,一些研究东巴文化的学者,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东巴经书,相继提出了一些类分经书的方法,如方国瑜先生在《纳西象形文字谱》中提出16分法:祭天经、解秽经、祭龙经、祭风经、消灾经、求寿经、赶瘟症经、解死厄经、祭释理经、燃灯经、祭圣母女神经、开路经、荐死经、祭帅崩经、零杂经、左拉卜经等;李霖灿先生在《麽些研究论文集》中提出9分法:祭龙经、祭风经、超度经、替身经、延寿经、退口舌是非经、占卜经、音字经、若喀经等;和钟华、杨世光在《纳西族文学史》中提出23分法:祭天经、祭龙王经、延寿经、解秽经、祭家神经、祭村寨神经等。和志武先生在1983年的油印本《纳西象形文字东巴目录》中提出10分法:祭山神龙王经、除秽经、祭风经、消灾经、开丧经、超荐经、祖师什罗超荐经、大退口舌是非经、求寿经、零杂经。其中,前4类又各分大、小两类,超荐经下分10小类,零杂经下分30小类。类目层次已初步展开。东巴经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与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相关之外,与纳西族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上对经书的分类是学者们在研究纳西族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对自己所接触到的经书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列举的结果。如,“祭山神龙王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开丧经”和“超荐经”产生于祖先崇拜,“除秽经”产生于对原始群婚和对偶婚的否定,“消灾经”产生于发生血族复仇发展到频繁的部落战争和打冤家,“祭风经”产生于殉情悲剧,“求寿经”产生于奴隶主和农奴主为巩固和延长统治寿命。从氏族发展到部落村寨以后,产生了“祭村寨部落神经”。原始社会后期有了阶级分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矛盾不断增多,于是产生了“退口舌是非经”。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械斗和战争频繁,抢夺奴隶和争夺地盘都用武力解决,加上民族间的征服和反抗,社会上能打胜战的人成为英雄,受人崇敬,便产生了“祭战神经”,等等,所有这些经书的列举是古代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记录,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容。

近来,白庚胜先生对纳西族古籍提出一个总体性分类的方案。[4](P137-140)首先,所有古籍按文字分5大类:东巴文文献、哥巴文经典、阮可文经典、日喜文文献、玛丽玛莎文文献。其次,5大类按内容划分,前三类为宗教类,玛丽玛莎文文献和小部分东巴文文献属世俗类。宗教类按对象进一步细分为祭神、镇鬼、慰灵、占卜、规程5类。世俗类按文体分书信、契约、帐本、民歌4类。依据神的种类,祭神再次细分为祭自然神、祭战神、祭祖神、祭生产神、祭生活神、祭生育神。六类目再一次细分,如,祭自然神分祭祀天神、祭祀地神、祭祀山神、祭祀火神、祭祀星神、祭祀风神等,该细目对应众多经典。其他各类均依此划分。如此按文字、内容、对象、仪式(形式)等分类标准展开的多层次分类体系,充分揭示了纳西族古籍的全貌,特别清晰的梳理了纳西族宗教古籍的分合情况,并列举了4类世俗古籍,说明学者们开始关注民族的世俗生活和相关文献。实际上在纳西族古籍中,世俗文献很是丰富,除以上的四种外,还有大量的舞谱、画册、乐谱、民间传说、神话等,画册还有竹笔画、木牌画、卷轴画和纸牌画等形式,神话还有创世神话、战争神话、降龙伏妖神话、爱情神话、生产活动神话等不同内容,它们反映的是纳西族人民的真实世俗生活,也是纳西族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而科学的分类体系类目的列举应该充分展示它们。

在1918-1932年间,喜饶嘉措大师应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邀,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校勘编订藏文《布敦全集》和《大藏经·甘珠尔》,重新编写了《甘珠尔》的原稿目录,对目次作了新的编排,分为26类:历史和传记类、菩提道次第修心、中观、现观庄严论、俱舍论、律经、释量论、宗派、密集、阎摩敌、胜乐、时轮、大轮、喜金刚、各种、修行轮、声明、藏文、诗歌、辞藻学、工艺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医方明、全集等。喜饶嘉措大师认为了解先辈佛陀、菩萨、贤哲、君臣们的历史,以他们为榜样,能使人建立争取自己一生远大前途的决心,故将历史传记放在最前。然后是道次和修心,是因为在闻思广大经典方面显得智力低下的人们阅读这些后,能懂得调伏自己的心性。然后是五部大论和密续经典,这是因为他认为智慧广大而具备条件的人们主要应该学习大乘和小乘的共同的中观和大乘独有的般若、指引小乘之道的俱会论、大小乘二者的根本戒律、作为佛教经典入门的释量论、摄集这些教义的教派理论、讲解大乘深意的密宗等。而印度和藏语的声明学、小王明等,能附带学习则更好,如不能学,对于决心修法者也不能算是缺陷。这是大师从讲经者的经验及学经者的角度对经典的分类,有其科学和合理的成分。

1959年德乌鲁市(现甘肃临夏县)拉卜楞寺工作组对寺藏文献228,820余部进行了整理,编出《拉卜楞寺总书目》,将寺藏文献分17类,首先是从大五明里的医学明开始,接下来是声明学、韵律学、工艺学、天文历算学,然后是小五明中的修辞学(包括书信、尺牍)、辞藻学、戏剧学,语法另分一类(含文法、语言、正字),后面是历史宗教源流类、传记类、名人全集类,最后是五部大论:因明学、菩提道次第修心类(即佛教论著)、密宗类、经咒类、红教经典(旧密宗类)。该分类目录中甘珠尔和丹珠尔部分基本上是继承了藏文古籍传统的分类体系,因为该寺所藏藏译佛经有4569种。[5](P53-55)该寺藏书中有关宗教源流、传记、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之著述和本寺历世高僧大德之著作非常丰富,约有12415种,[6](P53-55)所以,在目录中详列历史、传记、全集。这个分类体系主要反映寺藏古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在《藏文文献目录学》中,针对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藏文典籍编制了一个分类表,前两大类为甘珠尔和丹珠尔,接下来是以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次序排列,另加目录和藏族学者的全集以及各种零散著作等共分19个大类。其大类设置基本上沿袭传统分类体系,而“目录”大类的增加则是对藏族文献目录一直以来仅侧重于对文献的管理上,而没有从学科的角度给予系统的理论总结的弥补。各学科门类下划分出的众多分支科目的编排是该分类表的特色,如,传统历史著作下依据体裁列7类,即王统记、传记、佛教源流、法嗣、世系、寺庙志、护照,把藏族历史著作的众多体裁反映出来;工巧明下列绘画的理论著作《尺度经》、工艺著作《熏香》以及工艺技术的“配方”等细目,看到了历史上藏族绘画和工艺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发展状况;戏剧学中列剧本、音乐论著、元音字母等,看到了戏剧学中必不可少的剧本这种文献以及与戏剧有关的音乐著论和语言学理论的存在。由于这些类目的合理安排,我们不仅了解了藏族文献的传统的学科分类情况,而且还能从这种分类中了解藏民族传统科学的整体状况。尽管其类分对象局限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藏文典籍,但它从理论上阐述了藏族古籍传统的分类的一些规范和原则,可以看作是对藏族古籍传统分类的总结,对于藏文典籍分编工作者的实际操作和藏学界专家学者以后进一步研究仍是可资参考的很好的分类编目信息。

1928-1930年间,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赴滇调查民族情况,搜集了大量彝文文献。在《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将“独立罗罗”(凉山彝族)、“散民”(昆明东郊彝族撒梅人)、“夷教”(昆明西山区境内的彝族)三个支系的130部彝文经典分为:献祭类、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祓类、关于动植物各种自然物经咒、咒术技法类、婚姻和生产类、丧葬和祭祖类、农业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李老君类、历史与传说类、占卜类等16大类。每一大类下列有经典名称。杨先生这一分类旨在展现彝族的精神生活——文化、思想、信仰,说明彝族的生活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他的分类优点是保存了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强化了以祭祀为中心的分类思想,这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看重祭祀经典的实际情况。

20世纪40年代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武定、禄劝、寻甸等地彝区,调查彝族社会历史、宗教习俗等。于1947年发表《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一文,据所搜集的2000余册彝文经书(现分藏于北图和北大、南开等图书馆)分9大类:祭经、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每类经书包括书籍多种,全面且简明地列举了宗教经典的类目,对非宗教典籍也列出多种类别并提示归类范围。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邀请云、贵、川的彝族经师,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所藏的659部彝文典籍进行分类编目。他们根据书目及其内容分11类。其中历史书56部、作斋经91部、作祭经211部、指路经49部、占卜书22部、百解经70部、福禄书47部、其它类7部,并印出了《北京现存彝文书目》,为彝文古书的馆藏、使用、流通提供了参考的依据,也为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开启了按图索骥的门径。

上述彝文文献的分类方法,都注意到了彝文文献中宗教经典种类繁多的特点,这完全符合彝文文献实际情况。杨成志先生所列16类以及列出的经典名称,除历史与传说类之外,全都是有关宗教和巫术方面的经书。马学良先生虽然只为宗教经书列了两大类,即:祭经和占卜经,但每一大类都复分出四个小类。《北京现存彝文书目》所列的11个类目中宗教方面的类目有6个:作斋经、作祭经、指路经、占卜经、百解经、福禄经。这些分类体系说明文献的分类受分类目的和分类对象——文献本身的品种与数量等实际情况的影响和限制。从分类目的来看,杨成志先生和马学良先生对文献的分类旨在介绍彝文经书,而《北京现存彝文书目》中的分类旨在对馆藏图书的管理、流通和使用。从分类对象来看,杨成志先生是根据“独立罗罗”、“散民”、“夷教”三个支系的130部经书进行分类,马学良先生则根据禄劝、武定的2000余册经书进行分类,而《北京现存彝文书目》虽然包括了滇川黔桂四省区的文献,但其中大部分还是马先生当年从云南武定、禄劝搜集的经书。从文献分类对象的品种来看,上述分类只限于纸书,而没有包括其它文献材料,如:石刻、木牍、皮书等等。由此可见,以往的分类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在反映彝文文献各方面的特征,揭示其总体面貌,还似不够。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彝族古籍分类问题做了多视角全方位的论证,以期使分类列目与归类更为系统化。如朱崇先和巴莫阿依两位学者,在掌握了云、贵、川三省彝区彝文文献后,提出多角度多形式的分类方法。[7](P146-166)先按版本分写本和刻本两类,又按时间分明和清。再从地域分凉山、滇南、滇中、滇东北、滇东南、滇东、水西、水东、乌撒、广西十个地区类型。最后根据彝文书目材料,按书目所反映的学科特点,进行详细的分类列目,并在各大类下作二次复分,克服了以往不同类别层次混杂同一平面的缺陷。先把彝文古籍分为宗教、历史、天文律历、军事战争、文学艺术、医药病理、地理、伦理道德教育、农牧生产、工艺技术、哲学、译著、字书等13类,并在部分大类下再次复分,如宗教类下分11子目,历史类下分3个子目。该分类体系是目前比较系统完善的彝文古籍分类体系,经国家图书馆馆藏彝文古籍的具体分类编目工作验证,能为藏书部门的图书排架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亦能为读者展示必要的学科内容。但在全面地展现整个彝文文献内容所涉及的学科面貌方面有其不足之处,因为以上所类列的文献,大部分可以说是按文献的内容学科属性归类,整个分类体系基本上也能够概括彝文古籍的全貌,但是彝族的多数古籍从形式上看是属于宗教类,可内容却当属于综合性的,例如,《作祭献药供牲经》是给亡灵献药供牲时念诵的经典,但书中却涉及了大量的医药学、人体学、哲学等知识内容。所以,该分类体系仅能揭示古籍应用的场合与用途,在准确地揭示古籍内容与实质方面有待商酌。

三、粗略设想

民族古籍的传统分类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古代民族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古代各民族人民的综合性的生活体系,是他们对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中的事物、事件的划分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确定。只有在这样集体知识的分类体系上,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才是真实而可靠的。所以,我们应充分尊重和理解这样的分类体系,既不能拆散它们,也不能简单取代。近现代提出的民族古籍分类方法,由于编制者的出发点、时代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变化,类目列举和编排不一定能体现民族古籍的真正内涵。当然,要形成一套既完善,又适用的类分民族古籍的分类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摸索与改进。在此仅提出一点粗略的想法:

一、不管采用何种分类体系,民族古籍分类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即通过类分现存民族古籍,保护和利用各民族的文化遗产,达到传统向现代的开放,而阻止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

二、统一国内同一民族古籍的分类方法。属于同一民族的古籍,不管收藏何处,什么时代遗留下来的,是否编制过分类目录,现今都应采取相同的分类方法。改变收藏异处、整理者不同而分类体系也各异的现象。

三、各民族古籍分类法具体类目的编排,现存数量较多的部分可继续沿用传统分类体系中的类目设置,如藏族的佛教文献,纳西族的东巴经书,彝族的宗教和巫术文献等。同时,增加一些新的类目以容纳其他主题古籍,如世俗文献,可以根据现代学科进行列目。

四、不能简单套用现代图书分类法。古代民族对文献的类分主要基于对生活环境状况的认识,是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分类体系,而现代图书分类法一般是以概念逻辑为工具,以知识分类为基础建立的,用来描述和认识当今世界科学整体关系。《庄子·应帝王》中有一寓言:

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如果我们要用现代图书分类法来类分民族古籍,可能就像给浑沌凿窍一样,不仅不能借分类之法揭示民族古籍的内涵,还有可能失去民族古籍的价值和意义。

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加强民族古籍分类体系的理论研究。有关我国民族古籍的分类目录国内外都编制过一些,通过对同一民族或相同主题的分类目录的类比,可以分析、了解和总结民族古籍分类的思想和经验,为建立完善而适用的民族古籍分类体系提供借鉴。例如,纳西族东巴经典的分类体系实际上是属于对巫教主题性质文献的分类,把它与世界上信仰巫教的其他民族的文献分类比较,既可以了解其他域外民族对巫教文献的分类思想和方法,也可考察巫教在世界各地的演变和发展。同样,藏族的佛教典籍分类体系也可与其他国家的佛教典籍分类体系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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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3期第87~94页
作者简介:李敏(1966-),女(白族),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文献分类。河南郑州 450052
文字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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