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医药古籍文献明清时期多见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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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医药秉承中华上古医药[1]，彝族先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数量众多、卷帙浩繁的彝医药古籍文献，具体的数量是无法、也不能准确获取的。即便是针对“当前彝族地区残存彝医药古籍文献底数到底有多少”这一基本问题，想要获取准确的数字也是一项浩瀚的工程，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课题组通过对云、贵、川3省彝医药古籍调研，发掘出222种彝医药古籍文献，其中以明清时期成书和传抄的文献居多，如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五年的《明代彝医书》，在清代有据可考的传抄本就达八种之多。其它诸如竜者及其门生所著的彝医药古籍《彝族医药》在清代也被反复辗转抄录，存在多种版本。彝医药秉承中华上古医药，其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5至39世纪的乾阳上元天纪年时[2]，为何其医药古籍文献却以明清时期多见？出现这种状况的历史成因是什么呢？如果对彝医药古籍文献产生的历史成因深入了解，也就能够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了。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1 明代造纸行业的普及促进彝医文献在彝汉间流传

虽然通过查阅为数不多的汉文书籍如《蛮书》、《南诏野史》、《云南志略》、《大理行记》等可以找到彝族医药的片断史料[3]，但目前尚未发现哀牢王国到南诏政权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彝文医药典籍。从目前所调查的彝医药古籍载体形制看，彝医药古籍文献所用纸多为棉纸、土纸和少量宣纸，成书年代多为明清时期。查阅云南历史，我们会发现彝族普遍使用纸张抄写彝文经籍是始于元代而兴于明代的，当前所流存彝文文献的记载也是从该时期兴起的[4]。造纸术是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由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扬光大并总结出一套造纸经验，虽然唐朝时期，造纸术已传遍亚洲，但从中原传至“西南蛮夷”彝族先民部落群的年代却尚未见可供考究的史志记载，估计当在唐朝时期[4]。但即便彼时期有彝族先民已接收并掌握造纸术，恐怕也只能制造技艺简单的粗糙草纸之类的纸张，这从直到近代彝族很少有人经营家庭造纸小作坊的现象可推知一二[4]。草纸的质量较差，不耐久存，一般是不用来书写文献的，所以流传至今的多为纸质较好的绵纸、土纸等。根据各种口头传说和彝汉文献记载看，彝族先贤在普遍使用纸张书写彝文以前，多用树皮、树叶、兽皮、竹片、木板、兽骨等载体形制来记载彝文，而这些材料多不耐保存或记载容量有限，严重制约彝文文献的推广。这些古时彝文书写材料被后来的纸张所代替，不能流传至今也属必然，正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药典籍早在春秋以前就已成书，但其流传至今的版本最早也就是宋代，目前尚未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版本文献流传至今，《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药古籍文献尚且如此，我们还能对“蛮夷”之地苛求什么呢？所以本文要明确的是，不能以现存古籍版本的载体形制年代来确定彝医药产生的年代，这是错误的观念。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普遍采用纸张抄写书籍始于元代而兴于明代，故彝医药典籍明清始多见。宋元时期，上自国主及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常常通过官方及各种民间渠道来学习内地的文化，如大理国主曾派遣使臣高泰运到宋朝廷求书，“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5]。这段史料说明从宋朝时期开始，汉族医药古籍就在彝族地区流传和传播，中医和彝医在不断交流和融合中也必定会产生新的医学理论和流派，按理说应该有大量宋代时期彝医药古籍文献流传至今，但为何宋代时期古籍文献目前少见？如果研究彝族历史，我们会了解到，该时期由于中原的造纸术在彝族地区尚未普及，彝文文献传抄技术尚属落后，彝医药文献流传的广度和范围有限，目前少见宋朝时期古籍文献也并不奇怪。元朝统一全国后，于公元1274年派赛典赤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在云南屯军同时，也将云南各族上层人士委以土官并在云南实行科举制度，准许彝族毕摩与汉族士人参加，毕摩在科考中必然会接触到纸张，而毕摩是彝文经书的主要传抄者，其也必然会仿效汉族士人，逐渐形成采用纸张来著书立说的习惯，而彝族民间也纷纷仿效，逐渐采用纸张来抄写彝文经籍。但此时纸张在彝族地区尚不易购得，所以元代彝文文献流传到现在的较少见，医药古籍文献少见也属正常。但元朝以前各时期的众多彝医药理论和用药被记载入汉医药古籍当中确是不争的事实，说明彝医药知识在很早就产生了，是早于当前所发掘医药古籍版本年代的。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明代是彝医药古籍文献成书的重要时期。明朝时期，朝廷通过屯军、屯民、屯商等措施，把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云南等西南地区。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改变了彝族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中原各种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带来精工造纸术和先进的医术，促进彝族地区造纸行业和医学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同时迁入彝族地区的还有部分汉族医生，他们有著书立说与传抄医书的习惯，彝医与毕摩受其影响，抄写出更多的彝医药纸书也就成为必然，也产生了集彝医和中医理论之大成的医药学大家，如云南嵩明人兰茂。从《滇南本草》、《医门揽要》等著作中，不难发现其理论与彝医理论有难解难分的关系，这也是彝医药古籍文献多见于明清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商人的流通，医患的互动，纸张在彝族地区已随处可见，彝族民间也随之彻底改变传统的书写习惯和材料，开始普遍采用质地较好的纸张来抄写彝文经书，这是流传至今的纸书彝文文献多为明清以来的重要历史成因，可以说是明代造纸业的普及促进彝医药古籍的在彝汉间的广泛流传。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 毕摩社会职能的转变促进彝医文献在群体间传抄

毕摩系彝语音译名词，“毕”是吟诵、念诵，“摩”是耄耋，毕摩意即老先生、老知识分子，是专指有学问、有修养的老者，是尊称。从彝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看，毕摩作为彝医药文献的传承者与传播者，其社会角色主要经历过三个主要历史时期的转变：一是执政时期，政教合一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二是佐政时期，以宗教为主政治为辅的文化代表人物；三是专司宗教祭祀、文化传播等职事时期的文化代表人物[6]，这也是彝医药古籍文献明清始多见的重要历史成因之一。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彝族早期的氏族部落联盟中，政教合一，毕摩就是酋长，彝族社会的一切活动均由毕摩掌管和统帅。毕摩作为彝族始祖部落首领即执政者，不但在彝族共祖阿普笃慕时代如此，而且延续到有汉文献可资考察的唐宋时期[9]。据彝文典籍《毕摩谱系》记载，笃慕是毕摩，其六子即彝族六祖，是古代彝族六大氏族部落的首领，均是毕摩，而承袭其首领职位的后裔也是毕摩。唐代古籍《蛮书》记载：“东爨乌蛮，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有小鬼主”。而《宋史·黎州诸蛮传》也记载：“夷俗尚鬼，谓祭主者曰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可见，早期的氏族部落首领，即酋长、鬼主，就是毕摩，毕摩人数不可能很多，其著写的彝文经书数量是有限的，仅有部分医药知识得到记载，医药类专书更是寥寥无几也就不奇怪了。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后来随着彝族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发展，原来的鬼主制度日益不适应社会发展而瓦解，而分工明确、传承严格的部落“慈、莫、呗”三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也适时出现，毕摩职司逐渐从部落首领权力中分化出来。按照“兹（君）施令，莫（臣）断案，呗（毕师）祭祀”的政治集权与统治制度的组织分工，毕摩是社会统治阶级和社会统治集团里的文官，是彝族社会上层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10]。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对毕摩有如下记载：“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古代彝族氏族部落的社会结构为“兹（酋长）、莫（谋臣）、呗（毕摩）、格（工匠）、鲁（平民）、者（奴隶）”，六位一体，其中毕摩专司祭祀、传授传统文化，传抄彝文书籍[4]。毕摩社会职能的变化使其能够更多从事文献的传抄，也就出现了较多的彝文文献，当然也包括部分有价值的医药、天文历法方面的文献。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元、明之际，特别是明朝中期到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彝族地区实行封建羁縻政策，在彝族上层社会中委以土官或土司，彝族社会原来的“兹、莫、毕”三位一体的上层建筑随之瓦解，毕摩的社会职能也发生改变，从一个部落只有一名毕摩，演变为有专司氏族公共祭祀的毕摩、各家土官土司的专职毕摩，专司平民人户祭祀的毕摩。毕摩的传承也逐渐从祖传制向师传制延伸，形成了具有特殊社会功能的群体，使得彝医药古籍的传抄和流传也颇具规模。毕摩对经书的广泛传抄不仅推动了彝族传统医药的继承和传播，而且其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维护了彝医药的保真性和系统性[7]。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随着毕摩师传制的更加广泛，有的地方彝族土官甚至支持兴办彝文学校，以培养平民毕摩，促进彝医药古籍文献的广泛传抄与普及。如寻甸县矣卜罗土司所在地就曾集中培养过毕摩[7]；临安知府也在其府衙举行科举考试，分别设汉文与彝文考试，汉文考“乡员”，彝文考“毕摩”，考中者都视为上制文人；新平县鲁奎山和磨盘山也曾举办过类似的彝文学校和会考，考中者加封为“毕摩”[4]。从元明时期一直到民国年间，毕摩这种以“师传制”世代承袭彝族传统文化的传习制度使得彝医药古籍文献得以沿袭，加上彝族土官实行的以彝文考“毕摩”的科举制度都极大促进彝医药文献的发展。这种科举制度必然会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事毕摩行业，毕摩数量也随着这种传习制度激增起来，在相同领域从事同样职业的毕摩数量也相应增多，必然会出现竞争，会促使某些专业性较强的毕摩出现，毕摩职能也出现了分化，侧重于从事医药治疗的专职毕摩也应运产生，为后来诺英颇（即彝医）的产生奠定基础，在明清时期出现记载医药知识的专书也成为必然，如《明代彝医书》等典籍文献就出现在该时期。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3 小结

可见，明清时期是彝医药古籍文献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但要辩证地看待其历史成因。明清时期土官对彝族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残酷，同时又增加了流官的欺压和盘剥，许多彝族先民在统治者的残酷屠杀中捐躯，其中就有彝族医生，如竜者、王泰阶等就是在彝族农民起义军中服务的彝医；许多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彝文医药典籍，在兵燹战乱、烧杀抢掠中烟飞云散。但毕摩在从事农牧的同时仍未放弃毕摩之职，书被烧了，就根据世代流传的传唱内容来重新整理和记录，使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仍能得以世代传承和发展，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彝文医药典籍“五字为一句”的行文特点的原因所在。这些典籍是根据毕摩的传唱记录而成，历经沧桑，饱经风霜，才将千古仅存一线的宝贵资料流传了下来。这些典籍文献一字一意，一行一事，含义丰富，纵横捭阖，方圆契度，涵盖颇为广泛。不精通古文，不通晓天文、历法，不熟悉彝族历史、地理和彝医对人体生理、命理的认识，是很难理解这些典籍的文本原意的，研究起来也就十分困难，研习者应以遵循古意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彝文医药古籍，不要对其进行曲解，方是发展彝医药的真诚态度。 tSe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致谢：本文得到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朱琚元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