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兼论《楚雄彝族文化丛书》《楚雄民族文化丛书》
楚雄州又出书了，这次一出就24本。
2017年12月13日，楚雄州民族宗教委为他们组织编撰的《楚雄彝族文化丛书》和《楚雄民族文化丛书》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数十位来自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楚雄的民族研究学者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这两套丛书，用通俗方式，讲述学术问题，涵盖了楚雄州彝族、傈僳族、苗族、傣族、回族、白族、哈尼族等不同少数民族，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中历史、文化、音乐、歌舞等等方面，堪称通俗版的楚雄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丛书主编、原楚雄州民族宗教委主任周国兴介绍，丛书共计300万字，编撰开始于2014年5月，持续时间将近3年，是楚雄州政府，继《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丛书出版之后，“为全州民族文化建设事业献上的又一份厚礼”。
这两套丛书尽管体量不小，但只不过是楚雄最近30多年来，民族文化“接力赛”中的一环。就在项目启动的2014年，国家“十一五”期间的重大课题106卷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刚刚由楚雄州编撰结束。而在此之前，还有楚雄师范学院的《楚雄民族文化论坛》和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院）的《彝族民族研究文化丛书》。前者开始于2007年，至2015年已出到第8辑，是全国学者开展彝族研究的相关论文集；而后者汇集彝族研究经典，计划出51卷，至2006年出了36卷，且因其影响巨大，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学术发布会。
刘尧汉先生（中）调研彝族文化
这次发布的《楚雄彝族文化丛书》和《楚雄民族文化丛书》，在学术脉络上，是此前楚雄民族文化研究一系列积累的产物，而在表达方式和呈现方式上，又体现了新的阅读时代的要求。这两套丛书，承前启后，把楚雄州的民族文化事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转折
楚雄州民族文化事业，有一个发展过程。楚雄州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原楚雄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荣春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重要的转折。
发布会上，马荣春回忆起他1985年在北京经历的两件事。一个是在北京举办的建国35周年成就展上，有关楚雄的内容，只有“一包香烟”（指一个香烟品牌）；而另一件事更让他尴尬，在国家民委招待所登记时，工作人员只知道凉山彝族自治州，却从未听过“楚雄彝族自治州”，甚至不知道“楚雄”两个字怎么写。
外界对楚雄的认知缺乏到这种程度，“给我们很大的教育”，“我们才意识到那时候民族文化工作，基础非常差。”而此后，随着楚雄州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一系列文化进京的活动改变了这种状况，楚雄的民族文化被更多人知晓。与此同时，楚雄人也找到了文化自信，投入更多热情到本土文化的挖掘、传扬中来。
外界对楚雄的认知，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确是一个重要转折。但这个转折，不仅仅是对外传播的成功，还是民族文化的基础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这种突破，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就是刘尧汉先生对彝族历法的研究。
刘尧汉先生，是楚雄州南华彝族，1943年考入云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建国后，转向民族历史研究，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1983年，楚雄因为要成立彝族文化研究所，就到北京中国社科院，请回了刘尧汉先生，并在1984年成立了由他担任所长的彝族文化研究所。由此，楚雄州民族文化研究学者群，逐渐成型。与此同时，回到楚雄的刘尧汉先生，继续了他的彝族历法研究，在普联和州长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刘尧汉先生出版了他与另一位天文学者合作的《彝族天文学史》，1985年出版了《中国文明源头新探》，1986年又出版了《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等一系列著作。
这些著作的出版，在当时学术界，乃至在知识大众群体中都引起了极大震动。人们因为他提出的若干惊世骇俗的结论，从而对彝族文化产生了兴趣，进而对楚雄这块陌生的地方也树立了新的认知，楚雄也逐渐成了彝族文化的一块高地。
范式
彝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支系最为丰富的少数民族之一。但彝族的研究，长期以来都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中心，以致学术界构建出来的彝族的知识体系，也主要体现的是四川凉山彝族的特征。
这种知识状况，不妨称之为彝族研究的“凉山范式”，而这种范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而取而代之的，正是在楚雄州发端的“彝族文化学派”。从学术史看，这个学派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楚雄范式”，它标志着彝族研究的新问题，新观点，乃至新的学术群体。
比较两种范式，“凉山范式”更多的是基于彝族的社会与边疆治理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彝族的历史、语言以及当时大量存在的文献，后者，却正是“楚雄范式”的专长。
“凉山范式”代表了一种学术取向，一方面，把研究凉山视为研究彝族，另一方面，把研究凉山的社会结构、家支组织等等文化表象，视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范式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杨成志经过云南到凉山的调查。此后，在抗战时期，随着内迁的学者群体的到来，凉山彝族的研究又空前加强，而且，在国家存亡危机的历史时刻，凉山更显出它的某种“重要性”。
与“凉山范式”不同，由刘尧汉为代表的“彝族文化学派”推动的“楚雄范式”不再专注于彝族的社会层面，而是深入彝族的文字、文献内部，并在此基础上，对彝族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度阐述和挖掘。
这些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研究某一个族群（支系）的特殊性，而是着重于研究彝族的整体性（为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后的彝族构建新的统一性），以及阐述彝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进而全面评估彝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彝族文化学派”推动的彝族研究影响巨大，甚至超出了民族文化的研究群体。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这跟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好开始于新一轮的文明起源的学术探寻。我们知道晚清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也开始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那时候讨论中华文明是否来自西方），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坚定了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当然也催生了古文字学、考古学以及新史学等学科。
到上世纪80年代，各领域的学者同样对文明这种宏大叙事，倍感兴趣，都渴望在这个话题上，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并为那时代指点迷津。考古学界有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多中心说，而民族学、社会学界，费孝通也明确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起源的论述。这些讨论，与刘尧汉先生的有关论述互相呼应，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多中心说和多元论。
文明的起源，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标志”。有的以国家的建立，有的以文字的出现，而刘尧汉先生则归之于历法。他从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历法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前，这个时间比世界上最早的古巴比伦的太阳历（公元前4000年中期）要早差不多一倍，比华夏民族的阴阳历（公元前2100年）就早得更多。而由历法的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当然就远早于传统历史学的说法。（见“楚雄彝族文化丛书”中的《文明的足迹》）
这样的结论，给那个时代重新思考所谓“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的中国人注入了文化自信。由此，楚雄的民族文化研究，获得了学术之外的回响，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新的探索精神的一个文化注脚。
楚雄的民族文化事业，不仅今天回顾时受到重视，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朱维群（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在1989年写了一篇到楚雄采访时的报道，他就专门写了刘尧汉为首的楚雄学术群体，并借用当时学界的说法，称他们为“彝族文化学派”。
学术研究群体的族群或文化身份，最近几十年来新的人类学思潮比较看重，而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楚雄的成功经验。所以，12月13日丛书的发布会上，与会的多位政府领导，包括丛书编辑部主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夭建国和州民族宗教委主任鲁文兴，都意识到这点，并且认为这两套丛书的一个成功之处，或者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都是楚雄人，都是对楚雄怀揣深厚感情且有在相关领域经营多年的学者、作家。这种地方性知识，核心在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献，以及情感体验、世界观等等，外部学者最难进入的领域。这次出版的两套丛书，毫无疑问延续了这个传统和优势。
新文化
2011年，活跃于云南的四川小说家范稳出版了一部26万字的小说。小说叫《碧色寨》，讲法国人修筑铁路到蒙自时，带来的种种变化。小说分十章，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动物的名字，这些名字，显然是来自彝族十月太阳历，而这十个章节合在一起，又仿佛是彝族一年的十个月。
除了这些，这部书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最根本性的冲突来自于两种文化或者两种文明。一种是法国的现代文化，及其背后的工业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另一种是彝族文化，这种文化由掌握神秘知识的毕摩、能幻化为老虎的大土司所代表，并且被作者上升为云南高原的某种文化特质，与铁路带进来的西方文明展开激烈的冲突和一定程度的对话。
这部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云南小说，尽管并非彝族文化的研究著作，但却展示了有关彝族历史、文化的知识和观念，以及这些知识所具备的文学上的可塑性独特魅力。其中，十月太阳历以及老虎崇拜，都跟楚雄有些关系，都是楚雄州近30多年来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
范稳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民族知识的细节和宏大的世界观构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云南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种种来自楚雄的努力，所以即使是一个外来的作家，也由此更新了对云南的文化想象。这是楚雄彝族文化事业影响云南的一个表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楚雄，今天的楚雄，不再是籍籍无名的彝族自治州，当然也不再是学术界的空白。楚雄这种改变，刘尧汉先生的夫人严汝娴的话讲得很透彻。在一次采访中，她说，老天爷没有给楚雄出色的山水，所以，楚雄“只有大力搞彝族文化”。某种程度上，楚雄今天在外的声誉，很大程度都是民族文化事业促成的。因而，楚雄最近30多年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有某种独特经验，那就是全力以赴地支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事业。
最后，要强调的是，两套丛书的出版除了是过去30多年来楚雄民族文化经验的延续外，也可以视为新的探索的开始。我们知道，民族文化的研究，如果仅仅被束之高阁，那它终究很难与当下发生联系。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应当大众化，普及化。
这次两套丛书的出版，是楚雄民族文化知识大众化传播的尝试，这样的尝试，以后还应该继续，这样的尝试还应该与深入民间的知识探索和学术研究同等看待，甚至同步进行。我们期待，楚雄州民族文化事业，在信息化时代再次起航，我们更希望，看到楚雄州能够在彝族文化大众传播领域，再次占据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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