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 族群尊严与个人使命 ——彝族母语作家阿库乌雾专访
“这个雅砻江的儿子是他们村第一個大學生，十八岁第一次离家去「汉地」读书，二十岁开始以彝语写詩，至今坚持彝汉双语写作。在小学一年级就被一位从北京协和医院去他的家乡“三下乡”的教授取名为“罗庆春”。可是村寨的乡亲们只知道他是「ap kup vyt vy」。他在「阿库乌雾」、「罗庆春」、「apkup vyt vy」几个名字间徜徉，也在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学者、詩人這几重身份间徜徉，想的很多，写的也很多。”
——[美]吴捷《招魂者》，载香港《大公报》2010年1月17日。
胡芳梅：阿库老师您好，在《大公报》里，吴捷博士将您的经历评价为双语人生，能告诉我您是怎样与您的双语人生结缘的？
阿库乌雾：1964年，我出生在四川省冕宁县境内一个叫“普龙拉达”的彝家山寨。那里宁静，与世隔绝。在“普龙拉达”，所有人都用彝语交流。彝语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自然的部分，也是我感悟生命存在的最直接、最准确的途径。记得刚进学校第一天，我学会了人生中第一句汉语“毛主席万岁”。上小学一年级时，一位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当地“三下乡”的教授帮我取了个汉语名字叫“罗庆春”。可以说，那位我已经无从知道他的姓名的教授，却用一个普通的汉语姓名启迪了我终身接受彝汉双语教育，踏上双语人生的生命旅程。
胡芳梅：走出彝区的彝人不多，走出国门的彝人更少，走出国门将彝族母语推向世界的彝人为凤毛麟角，是什么原因让您产生了执着离开山寨的梦想？
阿库乌雾：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很天真，我特别想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曾听我祖母讲过一个古老的故事：在远古的时候，彝族先民中有一对父子为了寻找“天边”，经过无数坎坷和艰辛，最后父亲在途中老去，儿子继续跋涉终于回到了起点。这个故事启发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当时有个很幼稚的想法：我也要去寻找自己生存世界的“天边”，要去创造属于自己生命的故事。或许，我“远离而后回归”的生命之旅早已前定。彝族有格言：“父言如钉钉，母言如墨透”、“雄鹰飞得远，食物比同伴丰三倍，人类走得远，见识比友人多三倍”等等，在我心灵深处播下了担负母语使命必须先要“出走”和“远行”的种子。
胡芳梅：刚才您提到，彝语是您生活中做普通、自然的部分。走出山寨后，您对彝语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阿库乌雾：1980年初，我被录取到西南民族学院，圆了我执意离开山寨的青春梦想。我还清楚地记得，80岁的老祖母听到这个消息时，多皱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安和失落的神情。进入西南民族学院攻读彝语言文学专业，正是这个机缘，在天府之国的成都，我开始系统地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知识，是西南民族学院里我的恩师们用深厚的彝族文化底蕴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将我带进了博大精深、神秘幽邃的彝族历史文化的圣殿；是国内外彝族文化研究界的前辈们对古老彝族文化的由衷的尊重和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探讨和钻研所获得的学术成果，唤醒了我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对母语文化人身份的自觉，也唤醒了我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内新一代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感的自觉，进而让我逐步踏上了对母语文明有所觉悟、有所担当、有所创造的艰难坎坷的人生途程。二十多年来，我坚守在母语高等教育这个母语文明保护与传承、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阵地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到了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工程的伟大实践中，见证了国家在民族地区坚持实施母语教育、双语教育，以及多语、多元文化教育的光辉成就。今后，我将继续矢志不移地为彝族母语文化的传承、传播，特别是母语高等教育奉献全部的才华和能力。
胡芳梅：在您认为少数族群文化如何才能与世界实现“平等”对话？
阿库乌雾：如果要问我如何通过母语文化实践走向世界的话，我个人最深的体会是：在全球化时代，少数族群文化要想实现与世界文化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最重要的文化立场和精神抉择就是对本族群文化差异性的坚守，要创造性地恪守本族群文化独立的精神品质，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本族群母语文明和母语文化的尊严。只有那些具有差异性的、具有独立品质的、拥有一批又一批有尊严的文化主体的民族文化，才会受到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应有的尊重，也才能真正意义上具有国际交流的必要性及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母语创作，并且通过母语创作尽可能地挖掘和传承着彝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的认知方式、命名方式、审美意识、信仰内涵和核心价值。同时，我也努力地通过遵循文学的变革与创新精神，不断探索着一条融会古老彝族哲学、美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等层面的民族精神遗产进入我的母语文学实践，让彝族历史文化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智慧光芒的文化创新之路。大概是因为具有上述精神内涵的始终如一的文化行动及其创造成果感动了国际相关学术领域的有识之士和翻译家，经过他们译介才让我正在逐步实现在我28岁那年斗胆提出的口号：“我要用母语与当代世界诗坛对话”。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著名彝族研究专家、民间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马克·本德尔先生，是他最先将我的彝族母语诗歌翻译到英语世界，介绍给更广泛的世界少数族群文学读者们的。
胡芳梅：结合近几年出国访问经历与如何推进本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上，您有怎样的个人感悟与收获？
阿库乌雾：这几年的出国访学、交流，让我更加坚信自己选择走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与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相结合的人生道路是正确的。
从2004年至今，我先后应邀赴美国、俄罗斯、韩国、加拿大等国外十多所著名大学访问讲学。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一个有机会和能力与国际学术界、教育界交流与对话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一个国际学术交流的场合，当他人问起关于你本族或本国的一些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民俗风情等基本知识的时候，你不能自信而又让人信服的告诉别人准确答案，此时是最让人尴尬、最难以自我容忍和自我原谅的时候。因为，在那样一种场合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而是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的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所以，要想用自己的文化创造和研究与国际相关领域接轨的人，必须提前牢固夯实本族和本国的历史文化功底。
同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才能够深刻体会到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没有尊重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深入交流与平等对话。也就无法实现各种文化的自足性、超越性、变异性、交流性、互补性等本体特征。
经过实地考察和了解，带给我的另一个最大启示就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化保护必须以政府正确的政策为主导，以母语教育为本体，引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和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个人觉得，美国印第安人母语保护与黑人文化保护的做法很值得借鉴
胡芳梅：在少数族群面临语言面临“失落”的文化现状中，您在《中国民族报》中提出“消逝中的坚守”。在您坚持用彝语写诗的20年，还可能是30年、40年直至您生命的最后一刻，您一直身体力行兑现对母语坚守的承诺，母语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消逝中的坚守”背后的深刻内涵是什么？
阿库乌雾：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彝语已具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这个古老民族伟大的母语叙事和抒情传统正在走向枯萎。“消逝”可能是一个事实，而“坚守”是一种态度。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它消逝，还是在坚守中努力实现一些变革、创新呢？母语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民族的尊严，我不甘心让这历史悠久、关涉我们的生命和灵魂要义的母语在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的祖国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的时候，就这样在我们身边走向枯萎！
这些年来，我一直反复思考并竭力用自己的生命行为论证这样一个命题——一个个体生命到底对自己种族记忆的延伸，族群历史文化的恪守与母语生命的生存与发展应该或能够担当多少责任？我由衷的希望本民族知识分子必须从远古走来、从现实走来、从未来走来，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走来，汇集到母语这个文化生命的根基上来，让大家共同面对，共同思考，共同担当，共同呼唤和呐喊吧！！
胡芳梅：怎样通过您的双语人生，兑现您的“坚守”承诺？
阿库乌雾：我在坚持母语创作的同时也写了大量汉语作品，先后出版了《走出巫界》、《阿库乌雾诗歌选》、《神巫的祝咒》等汉语诗文集，2011年还将推出散文诗集《混血时代》和史诗译著《勒俄》等汉文作品。通过这些诗文的创作、翻译等实践，我试图在尝试着实施“用第二语言来保存母语文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及人文工程。我会在这些文本中有意无意地描绘、记录、再现、传承和转承那些正在丢失的彝族的传统民俗事项、内在心理方式、传统审美要素、种族记忆、原始意象、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品质等。一方面自觉的用汉语来传承和传播彝族母语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借用汉语思维、方法和智慧，特别是通过汉语借鉴西方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潮和思想理论来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中存在的弊端进行着深刻的反思。由此，我在彝语创作和汉语创作之间获得了一个自由开阔的跨文化审美空间和精神创造空间，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方式践行“第一母语”（彝语）和“第二母语”（汉语）共生共享共荣的双语人生，进而兑现我的母语保护和多元文化建设的承诺。
胡芳梅：作为诗人，在您的众多作品中，您认为最能体现您人生价值或追求的作品是什么？为什么？
阿库乌雾：二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彝语和汉语的诗歌，我自己觉得，其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当代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族母语现代诗歌《冬天的河流》和第一部现代母语散文诗集《虎迹》。这两部作品出版发行已经十多年了，经过历史的检验，今天应该可以这么说：这两部作品开创了彝族母语文学史上一个新纪元。这两部作品的先后出版，标志着彝族母语诗歌（文学）创作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然，两部作品的书名都有各自的隐喻：“冬天的河流”隐喻了母语文明的坚韧和母语叙事的艰难并存的现状；“虎迹”隐喻着彝族文化的神圣踪迹将一天天消遁。
胡芳梅：据《大公报》报道，您的招魂诗，在国外现场朗诵时震撼全场，能简略介绍下当时的情况吗？您觉得是什么震撼了全场？当时有无让您印象深刻的事，若有是什么？
阿库乌雾：是爱震撼着他们，是一个文化人对自己民族精神体系和文化命运深切的忧患和自觉的承担的行动震撼着这些对族群文化与族群生命关系有着清醒而深刻认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当然，在交流过程中，我也遇到过他们当中对我的母语文化和艺术方式不太理解，甚至蔑视的个别人的不够尊重、不够友好的言语，遇到这样情况，我以不卑不亢、平和谦逊，以加强交流、增进友谊为重的态度予以了有礼有节的回应和解释。从而获得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誉，获得一次次久久不息的掌声，甚至有的人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样的场景又反过来鼓舞着我，鞭策着我，使我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更加自觉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聆听过我的母语诗歌和相关母语保护学术演讲的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学生、官员、普通市民，是你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继续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我毕生的母语文化事业！
胡芳梅：您是学者、诗人，更重要的您是彝人，这样的民族身份怎样促使你不断前进的？
阿库乌雾：实际上，这几重身份在我这里完全是合一的。因为是彝人这个身份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将我塑造成学者和诗人的。如果没有了彝族文化，特别是彝族母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的学者身份和诗人身份就可能是苍白的。正是有了彝族历史文化传人的自觉和新时代对彝民族文化主体的呼唤的历史和时代的召唤，我才有机会将自己的个体生命价值与民族文化命运的承担紧紧的结合起来的可能。我将永远感恩给予我的生命以独特价值的我的彝民族文化；感恩这个开放的、宽容的、创造的时代；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让自己普通的人民拥有最根本的文化尊严！
胡芳梅：作为师长，你个人最认同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有无个人独特的教学理念或方法？
阿库乌雾：我的教育理念来自我的民族的教育经典《玛牧》：“玛”包含了“教”和“育”，而“牧”就是指“文明”。即“通过教育获得文明”。所以，我认为教育的使命和责任：传承文明；享受文明；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历史上，有过自己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教育经典的民族不多，彝族是其中之一。我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彝族知识分子，义不容辞地必须予以珍惜和发扬。当然，这些古老的教育智慧又必须要与当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的变化，以及人自身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变迁等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思考后提炼出行之有效的教育方针、政策。只有这样，中国的民族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才能真正体现教育公平、民主育人、科学育人的原则。
胡芳梅：教师收入稳定但并不高，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您的教师身份对于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起到如何作用？
阿库乌雾：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有足够的精英人士不计个人利益地去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我成为民族高等教育队伍中普通的一员，也许是前定的机缘，我内心感到非常骄傲。我经常听很多人说，自己是因为无奈才当教师，他自己对自己的教师职业根本就没有自信，更谈不上有感情。在彝族地区有这样的情况：在教师队伍中不称职的人，或者从教师队伍中淘汰掉的人，一旦调整到行政部门后还要来管教育。我认为，无论是民族高等教育，还是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一位称职的教师是完全可以为本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与传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我自己也只不过在做着一位教师该做和能做的事情而已。
胡芳梅：作为硕士生导师，您对您的学生有什么期望？
阿库乌雾：无论是知识水平，学术视野，思想境界，奉献精神等各方面，我都希望我的学生以任何适合自己的方式超越我。我今天所购买的每一本书籍，所进行的每一次有价值的思考与实践，所做出的每一种的努力及其成果，以及不断拼搏的生命激情，都是为了让我的学生将来某一天不要因为师从过我而感到羞愧！同样，我也不希望我曾经教育、指导过的学生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给自己的老师丢脸，给自己的母校，给自己的民族、给自己的国家丢脸！当然，我也一贯强调：我是导师，不是家长。我的培养目标就是：让学生成为他自己！
胡芳梅：据了解，您一直力所能及地关心帮助本民族学生克服其发展路上的困难，为什么？您对本民族学生有怎样的期望呢？
阿库乌雾：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比较早地认识到：我再怎么声嘶力竭地“招魂”，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现状照样在历史的惯性中按照自己的运行模式和速度行进。我清楚地意识到只靠少部分的人的觉醒不等于一个民族的觉醒。而我有高校教师的职业优势，所以，我就发挥了这个优势，我试图将我诗歌当中表达过的对母族文化的责任和能力付诸于具体的教育实践和育人行动。只有青年觉醒了，只有青年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我们的民族才会拥有未来。
我希望在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光辉沐浴下的当代彝族青年大学生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自觉文化身份和责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不断增强自己对本民族文化能量的吸收能力，不断增强进入当代社会的竞争能力，站稳脚跟，放眼世界，将来更好地为自己家乡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胡芳梅：结合个人实践，能否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谈谈如何将教育与促进本民族发展相结合？
阿库乌雾：我所在的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是一个本民族优秀青年相对集中的高等教育平台。这个平台不仅是国家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人才熔炉和摇篮，也是国家对彝民族古老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的一种体现，是对彝民族在中华文明的整体缔造过程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和应该拥有的特殊地位的一种肯定。我一直认为，通过这个专业的、高层次的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和平台的高水平的建设，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教学实践，不断培养和输送优秀学生，使彝学学院对彝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乃至本民族的整体性、综合性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为了对彝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过程进行专业支持和科学引导，对彝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出本民族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高校知识精英与地方政府之间应通力合作，努力推进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科学发展，不断增强地方文化软实力。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我以学术演讲和学术文化活动策划等形式，就彝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世界少数族群母语文化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等方面在国内外高校和相关机构做了大量的讲述和阐发，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胡芳梅：教授、诗人、学者，不同社会角色让忙碌充斥您的生活。这其中您觉得让您乐此不疲、投入其中的意义是什么？
阿库乌雾：这些年来，我除了完成作为教师的本职工作外，于国内外二十几所著名高校讲学，并策划与主持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和彝学的学术会议与文化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写诗、育人，让我可以及时唤起本民族人，特别是青年人对中国多民族语言文化生态保护的自觉意识。当然，也提醒相关专业领域必须深刻认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保护的重大意义。
访学、策划与主持学术会议，一方面，我希望可以通过个人关于民族精神文化创造过程的讲述，告诉世界各地各民族青年学子，只有传承好、保护好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才有资格、有能力创造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整个世界的精神成果；另一方面，通过讲学、交流能积极促进彝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对古彝文化的挖掘和探源。我于近期参与策划并主持的“首届喜德·彝族母语文化艺术节”、“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 “中国凉山-彝州论坛：古彝文化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关于古彝文化探源问题上，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借此，我试图努力使更多的彝族青年学子在上述学术文化成果的影响下，从根本上确认本民族文化的根脉，树立彝民族崭新的生存与发展信念，深化彝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让更多的彝族同胞在历史生命回溯与现实生存竞争中，以更加健全的心理和精神获得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自信与尊严。
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达成一种共识——对中国境内少数族群母语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责任，国际社会、世界各地有关机构和有识之士也有责任参与和监督。
此外，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各类文化机构和知识界人士对这个事业的重视，我从中获得无穷的力量，也得到过很多地方政府领导、高校教授、企业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的无私支持。所以，我必须以坚持不懈的奋斗予以回报。
（胡芳梅 201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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