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木：在北京当盲流被抓的那些日子
昨天去亚运村的彝家肴餐厅吃饭，二哥（彝人制造的老二）曲比哈日正在店里招呼客人，如今他是这里的老板。因此这里成了我们朋友碰面的聚点。
和往常一样，彝族人聚会，喝酒唱歌是重头戏。在此起彼伏的歌声里，酒杯你来我往，几杯酒下肚，和二哥不觉聊到了以前，我们刚来北京时的一些往事。
刚来北京两个星期时，有个朋友叫梁华民，推荐我们签约给鸟人唱片。现在鸟人唱片在音乐圈是赫赫有名，但那时却正是公司最艰难时期。办公地点只有十几平米的一个小空间，我们三兄弟又没有经济来源，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公司打地铺，但碍于办公不方便，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只能搬出公司，到哪里才有我们的安身之处呢，三个人身无分文，没有一个角落能够容纳我们，公司老板最终决定给我们在石景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租一间房子。
我想这间房子是我住过的最小的房间，也是全北京最便宜的房间了，100元一个月。房间里摆放了一张木板垫起来的双人床，还有一张单人床，已经没有空间再摆放任何东西，有朋友来找我们玩儿进屋就是直接上床，呵呵！住的地方是解决了，吃的也得全靠自己，我们在门外屋檐下摆放了一个蜂窝煤炉，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平日里都是自己做饭吃，生活比较平淡，我们买最便宜的小菜，一般都是煮一锅白菜打一碟蘸水，就着白米饭就是我们的一顿好伙食。平日里最高兴的事儿是朋友来看我们，因为只要有朋友来就肯定会到饭馆吃肉喝酒，当然最后还是朋友买单。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就背着吉他到农家的果园里，坐在树下练歌，不时会引来许多人的目光，慢慢地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朋友，小卖部的阿姨愿意赊账给我们了，联防队长也开始知道这个村子里住着三个爱唱歌的彝族小伙子，并常常来听我们唱歌。
一天夜里，我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不远处有越来越大的狗叫声和咚咚的敲门声响起，平时哈日的警觉性都比我和哈布强，他赶紧起来叫我们起床，说可能有人来找我们，哈布懒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不愿意离开温暖的棉被，哈日打开门一看，几束手电筒光立即照了进来，有一个黑影大声说：
“拿你们的暂住证来看看”。
我们生活这么贫困，哪里还有闲钱办理暂住证，所以就只能告诉他们：
“我们还没来得及办理，过两天就去就去办”。
黑影毫不客气的说："赶紧穿衣服上车”。
我们忙问有什么事儿吗？黑影大声说：“快！你们三个都快上车，赶快穿上衣服”。
我们只能穿上衣服跟随黑影走出院门，胡同内好多人群都朝一个方向流动，来到一个宽敞的平坝上，看见一辆中巴车上坐满了人，在车上仔细一看发现都是外地的农民工。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我们三个坐在中间的加座上默默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儿，过一会儿我看到联防队长也上了车，手里拿一个超级大的手电筒往所有人的脸上照，不停地问旁边的人：
“都齐了吗？都齐了吗？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
手电筒的光突然照在我们三个人的脸上，停顿了一下。一会儿队长突然说：
“哎哟我的小祖宗，你们怎么也上来了”？
“是你的手下把我们抓上车的”。
队长：“来来来，快下车，你们仨快回去睡觉吧”。
我们愣了一会儿：“谢谢队长！”
这时车上有几个人叫起来了：“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回去？难道他们有暂住证吗？”
队长说：“他们正在办理，只不过还没办理好而已，都别废话，赶紧开车，走人”。
因为队长的“没有秉公处理”，我们逃过了一劫。到现在偶尔谈起，我们心里都还感念队长的“义气”。
不知不觉已经九年过去了，在这九年里，城市和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后来发行了自己的唱片，拿最佳组合奖拿到手软，再到后来我单飞，族人木乃加入彝人制造，他们进入民族歌舞团并推出新唱片，我的新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开始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哈日的餐厅生意很红火，听说哈布大哥在写歌演出之余又打算学画画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岁月流逝，不变的是情谊。以往的一切都已沉淀为生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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