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阴影下的彝人自救
披着传统斗篷“察尔瓦”的彝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蹲在地上围着火盆安静等待。两辆随后而至的警车开始播放宣传录音，干部的彝语宣讲通过车载喇叭冲破了静寂，海拔2600米的大凉山高原腹地热闹起来。这是中午12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九都乡乡政府大院。
“我的彝山你怎么啦，我的兄弟你怎么啦，在那条回家的路上，有没有看见我的亲人啊……”4个小时后，伴随着彝族吹管乐器马布的凄厉回响，孤苦的沙玛阿普和小孙子惹骞的彝语哀号萦绕在院落的每个角落。
惹骞的父亲木呷由吸毒而贩毒，被抓获判死刑，惹骞的母亲拉西早已弃家出走，而木呷的弟弟木乃刚刚在痛苦中因艾滋病离开人世，几个月前，他还和木呷共用针管注射海洛因。
远山压顶的浓雾越来越低，裹在察尔瓦斗篷里的近千彝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冬日的乡村呈现出庄严的仪式感。“从此以后，村里人人人平安！从此以后，村里人不再吸食毒品！若是有人以身试规，就像这大公鸡，死得惨凄凄！”激烈的巫舞之后，吉克毕摩呼喊着具有魔力的彝语诅咒，一只大红公鸡被高高举起，手起刀落……
热烈的掌声响起。吉克毕摩、沙玛阿普、木呷、阿西、木乃、惹骞等十几个剧中角色一一鞠躬谢幕，这是一场露天的戏剧演出，10月29日是凉山第一部彝族母语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在布拖县31场乡村巡演的普通一场。
民间禁毒
“我的侄儿阿尔子哈，两年前因吸毒，离家出走，不知下落。我想用自己的喊声唤回侄儿。参加乡村艺术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家乡禁毒。”《噩梦》中老爷爷沙玛阿普的扮演者，58岁的阿尔拉几来自凉山州昭觉县农村，他同时还是月琴和二胡艺人。
18岁的马海伍果在剧中扮演一位善良的思微阿嬷，在日记中，这位只读过小学的美丽姑娘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凉山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恨毒品！”
阿尔拉几和马海伍果都是凉山本土NGO、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妇儿中心”)下设乡村艺术团的演员。“身边人演身边事，我们这些来自农村，以前从来没有演过戏的演员能演得这么感人，重要的原因是身边这样的悲惨故事实在太多了！”总导演，四川省彝文学校教师，妇儿中心副主任俄木沙玛同样向记者讲述了不少发生在他身边的毒品故事。
毒品自1990年代始便折磨着大小凉山，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美姑县和布拖县是吸毒贩毒的重灾区，三县的彝族人口都占全县总人口的94%以上。凉山彝族拥有近200万人口，是中国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1950年代以前，这里由于交通闭塞，曾大量进行鸦片种植。而1980年代末，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凉山开始成为金三角、金新月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
“90年代初，海洛因就带进了我们村。我读中学时，他们也说，你也来品尝一下，免费啊，这是治病的。我那个家支(即同姓家族)，有个老人家去世，没人杀牛了，年轻小伙子没有了，要么吸毒死了，要么贩毒关在监狱里，要么就是跑到外面当盲流了。”对记者讲述这些话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布拖县县政法委副书记吉吉英优。
凉山和云南漫长的交界线、绵延的群山和复杂的地形为毒贩提供了天然保护，据布拖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吉力扭尔介绍，2005年，该院审理的贩毒案件就有100多起，而在该县今年9月开展禁毒专项治理行动以来，两个月的时间，便抓获了80余名贩毒分子。
2002年，当中央民族大学侯远高老师返回故乡凉山做调研时，这位从美姑县阿牛家支走出来的彝族知识分子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所震惊了。“面对毒品危害下的彝族群体和社会底层的疾苦，单纯的研究和倡导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联合了一批北京、成都和西昌的彝族文化精英后，2005年3月，侯远高和他的彝族朋友们成立了挂靠在凉山州妇联下面的非政府组织“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开始展开针对毒品、艾滋病，妇女发展和孤儿救助的社区行动。“过去我们彝族没有能力整合资源，面对毒品面对艾滋病丝毫没有抵抗能力。成立这个NGO，我们当然有自己探索发展道路的想法，有自己的民族性。”
在侯远高成立妇儿中心之前，昭觉、美姑等地彝族人民在毒品侵害背景下的民族自救行动就已然开始。2001年3月昭觉县百姓自发成立了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这个以“家支”为纽带成立的民间协会，吸纳了竹核乡和尔古乡所有家支的头人，召开群众大会，杀牛杀猪宰羊，杀鸡喝鸡血酒，举行神圣的毕摩祭祀仪式，歃血为盟，严厉禁毒。
时至今日，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支仍是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组织和构成的重要方式，以家支头人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禁毒协会，依据习惯法制定乡规民约，一方面成立“禁毒巡逻队”打击贩毒，一方面组织吸毒人员就地强制戒毒；同时利用家支力量，帮助族内生活困难的感染者、病人家庭和孤儿。
现在竹核和尔古涉毒率已经控制在5%以下，协会成立前，数字是50%以上。而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仍高达1.3万多人，目前州政府正在全州推广这种由民间社会自发产生的“协会+村支部”的禁毒模式。
像《瘾君子的自白》这样的禁毒歌曲在凉山彝区有数百首之多，至少吉牛日者，这位退伍军人、前乡武装部部长就创作有40多首。彝族拥有丰富的音乐和文学传统，妇儿中心下属的乡村艺术团，正是在村寨自发组织的青少年业余文艺禁毒宣传队基础上成立的。“宣传队的时候，没有资金，我们都是自己从家里背吃的，自编节目四处表演，就是为了宣传禁毒。”吉牛日者曾经带着族人在北京西客站做建筑工，现在他是这个艺术团的副团长。
毕摩、民间艺人、打工返乡的青年人、乡村干部、从丽江归来的流浪歌手，以及汉语还不怎么会讲的农村姑娘，这就是出演《噩梦初醒的山寨》一剧的彝族演员们的真实身份。“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要全心全意地宣传禁毒和预防艾滋病。”54岁的沙玛史体是喜德县人，真正的毕摩。毕摩不但是负责祭祀的祭司，还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精通彝文和经书。现实中的沙玛史体毕摩化身为戏剧中的吉克毕摩，他和其他演员一样，豪不掩饰自己对彝族未来的担忧。
艾滋病危机
“我活这么大还没有听过这种病，我家里也没有这种病遗传，哪里来的哦？”沙玛阿普愁苦地问医生。“听别人说，他们得的是艾滋病。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过这种病呢，可能是流感？”年迈的思微阿嬷疑惑地说。
这是《噩梦》一剧中的对白，反映彝族人民对艾滋病危害的陌生。“事实上，凉山州已经是中国艾滋病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了。”兼任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侯远高说。
无助的孤儿
当记者在布拖县特木里小学的教室里见到13岁的吉克沙黑时，这个倔强的男孩子一直用数学课本挡住自己的面庞。3年前，吉克沙黑的父亲吸毒死亡，母亲带着他住在一户人家的羊圈里，偶然摔伤之后无钱医治，吉克沙黑的腿严重溃烂。妇儿中心的调查人员发现他们时，吉克沙黑已经恶化为骨结核的伤腿上仅仅裹着一块塑料布。
“我们家支的一个老婆婆，6个儿子都吸毒，死完了，每家留下两三个小孙孙，怎么办啊？”布拖县政法委副书记吉吉英优说。在布拖县，据县妇联和民政局统计，截至2007年，像吉克沙黑这样的单亲孤儿有415人，而父母双亡的孤儿更多达2037人。2452名孤儿占了布拖总人口的2%，他们本是彝族未来的希望。
“毒品和艾滋病最严重的区域也是孤儿比较集中的区域。一半孤儿的家庭和毒品有关系，至于多少是因为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并不清楚，因为缺少监控。”侯远高曾组织北京和西昌几所高校的志愿者在昭觉、美姑和布拖进行过区域性的入户调查，他说，其他一半孤儿的父母或因犯罪被判刑，或因其他疾病而死亡，在贫困的彝族山区，农民往往看不起病。
在凉山，单亲儿童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孤儿。因为父亲去世后，母亲大多改嫁或外流，并不带走自己的孩子。即使活着的一方不离开小孩，也多是患艾滋病或者吸毒人员。而那些父母双亡的孤儿，一部分由隔代抚养，主要靠亲戚帮助劳动和供给口粮，根本无力供孩子读书；另一部分则成为流浪儿童。
孤儿在凉山已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凉山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截至2006年底，虽然州民政局通过将孤儿纳入农村五保或者城市低保的方式对近2000名孤儿进行了救济，但仍有数千名没有得到救助。
2007年，吉克沙黑得到治疗康复之后，被妇儿中心送到了特木里小学的爱心班，那里还有44名像他一样的孩子。“让学生成长，让家长放心”，教学楼外墙上的口号对这45个没有了“家长”的孤儿来说，别有一番意义。
2005年9月16日，妇儿中心在布拖县特木里镇创办了第一个孤儿“爱心班”。全寄宿制的爱心班由特木里小学负责提供教室、宿舍并安排授课教师，县教育局支付每个学生每月30元生活费；妇儿中心除每人每月再补贴40元的生活费以外，还负责为他们提供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
由于这些年龄在6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们生活自理能力差，妇儿中心专门聘请生活管理员照顾日常饮食起居。25岁的管理员，彝族姑娘罗莉毕业于凉山州农校，她说：“这些孩子常常会讲起自己的父母，但他们不喜欢和大人交流。”2006年9月，类似的两个全寄宿制爱心班，在孤儿问题严重的美姑大桥乡和昭觉四开片区开班，对83名孤儿进行了同样的学习和生活救助。
受“爱心班”模式影响，2006年9月始，加拿大福惠基金会在布拖县开办了8个爱心班，共有436个孤儿获得长期稳定的救助。今年9月，美国半边天基金会，也在布拖办了5个小姐妹班，有150个女孩获得长期稳定的救助。然而除去公益组织所帮助的这几百名孤儿获得了长期稳定救助外，在凉山仍有数千名孤儿孩子等待帮助。
“作为民间组织，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探索成功的救助模式，期待政府和社会推广。”妇儿中心有限的儿童救助资金中，全部来自中美商会和国内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捐助。
彝族的未来
在昭觉县竹核乡，记者见到了金洛，她正在土墙裂缝、屋瓦漏光、只有两张床和一个碗柜的家里围着火塘烤土豆吃。5年前，金洛的母亲因为忍受不了吸毒酗酒的丈夫的暴打，失手打死了他。母亲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大姐又打工在外，金洛和他的3个弟妹的生活全靠12岁的她一肩担负。
作为社会性别中的弱势群体，彝族女孩的未来面临的是另一种威胁。凉山散包贩毒的主力是处于怀孕期、哺乳期的彝族妇女。由于《刑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诉法》第60条也规定：“对孕妇、哺乳自己婴儿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而一旦女毒贩得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逃脱的机会往往便会出现。
检索网络新闻就会发现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今年5月，云南镇康县警方查获发现4名携带5.6万元人民币前往缅甸贩毒的凉山彝族怀孕妇女。6月23日，云南临沧边防支队查获7名凉山彝族贩毒嫌疑人，他们计划由其中2名怀孕和处于哺乳期的妇女将毒品吞服后带到内地贩卖。整个2006年，仅昭觉县破获的彝族妇女运贩毒案件就占此类案件总数的61.45%。
毒品贸易之所以会成为穷人生计的来源，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发展机会。10月27日，记者在海拔近3500米的高山上采访了凉山州普格县文坪乡安吉洛姆一户彝族家庭，虽然高压电线塔就从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旁边经过，然而无水无电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多年，夜晚来临，带给他们微弱光明的依然是油灯，土豆和酸菜汤仍旧是他们最日常的饮食。
2006年，妇儿中心创办了两个手工生产合作社，吸收和培训了200多名贫困的妇女从事彝族手工传统刺绣，开展生产自救。同年，一个由耐克基金会提供资金，由美慈国际和妇儿中心共同实施的，专门针对“彝族乡村校外女孩”的GLOW项目在竹核开展，除同伴教育外，还要建立一个“女子技能培训中心”，计划在3年内培训350个农村彝族女孩并帮助她们就业。
10月31日，记者走进昭觉县竹核乡妇儿中心工作站时，第三批40多个女孩正在上课。免费的培训是全日制的，吃住都在工作站。历时半年，包括汉语普通话、算术、彝文、卫生知识和音乐体育的课程结束之后，妇儿中心将按照女孩们的志愿，与昭觉青年创业中心等职教机构合作，再进行2~4个月的家政、电子缝纫等职业技能培训。
金洛是正在接受培训的学员，年初为了让弟弟妹妹们不再住在危房里，金洛选择跟大姐前往广东打工，半年之后，这个17岁的女孩带回和她姐姐一起挣到的5000元钱。从金洛家出来，一条由工作站员工和培训班学员组成的长长队伍正在接力式地搬运瓦片，年轻人的笑容灿烂可爱，由妇儿中心资助5000元并出工出力，金洛家的新房已于11月20日彝族新年之前落成。
新房旁边，一个沼气池已经挖好。按照计划，温室大棚、猪圈、厕所、沼气池，妇儿中心将把金洛家作为“四位一体”农业发展模式的试点。侯远高说：“现在彝区的这种贫困状态，年轻人是绝对不会忍受的，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通过学习和技能培训也可以正当地挣钱，你不用去靠贩毒靠违法途径挣钱。要在乡村给他们以希望和出路，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因为是本土NGO，也因为工作卓有成效，凉山州和各县乡政府对妇儿中心的工作一直比较支持。12月1日是全球艾滋病日。一个由妇儿中心发起，州慈善总会、防艾办、凉山电视台、《凉山日报》社等机构联合主办的慈善募捐义演将在州府西昌举行。
“情系凉山，抗击艾滋，救助孤儿”，组织者是侯远高和俄木沙玛这样的彝族知识精英，而参加演出的都是彝族著名的音乐人，山鹰组合、曲比阿乌、沙玛阿果、吉杰、奥杰阿格、阿鲁阿卓……这一天，这些已经走出大凉山的彝族精英们将为凉山孤儿同台祈祷，为成立一个“凉山儿童救助基金”齐声歌唱。
42岁的侯远高从事少数民族地区的艾滋病问题研究已有5年了。他说：“并不止是凉山彝族面临艾滋病的威胁，景颇族、傣族、阿昌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受艾滋病折磨的民族。而目前在这些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治政策和措施仍不足以遏止流行趋势。长此以往，艾滋病将摧毁这些民族的未来。”
“最主要的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民族有没有一批有文化自觉的人，他们既能够有能力选择和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又能够挖掘自己的传统；既能够吸收外部资源和信息，同时又能够整合内部力量，战胜各种挑战，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侯远高和他所有彝族同事祈望着凉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他们的工作重点也正在于此。
(感谢杨文良先生对此次采访提供的真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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