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花围腰
仙人洞村是云南省“普者黑国家AAA级风景区”中的一个自然村。全村有173户撒尼居民，是一个典型的彝族撒尼人村落。因村旁有一个天然石洞传说曾被仙人住过而得名。近些年云南旅游业蓬勃发展，仙人洞村被称为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第一村。
花围腰上每个颜色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作为彝族的一个支系，各地撒尼人的服饰稍有差异。云南省石林景区周边的撒尼女性以花色豹头上的“彩蝶”表明是否有了意中人或是否成家；而仙人洞村的女子则以是否系花围腰区分自身的婚姻状况。
传统的撒尼花围腰用红、黑、绿、蓝4种颜色的彩带垂直排列缝制而成，每一个颜色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红色是火的象征；黑色代表神圣，也是彝族共同崇尚的颜色；绿色代表了自然中的土地与山林；蓝色是普者黑清澈的湖水与倒映的蓝天。勤劳智慧的撒尼妇女在秀丽山水的陶冶中，培养和发展了爱美的天性和精美的手工缝制技巧。仙人洞的撒尼姑娘从小学习针线活，缝制围腰，结婚时穿戴。从此围腰将伴随其终身，人老寿终后盖在身上装棺埋葬。围腰成为仙人洞村撒尼妇女生命中的一个符号，是少女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是新娘对婚姻的承诺，是主妇对家庭的保障，也是这里的撒尼文化的浓缩表现与标志。
花围腰从淡出到再受关注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媒体的广泛传播、各种教育的普及、人口的流动等诸多原因，现代文明渗透到了少数民族村寨的每一个角落。外出打工者成为村里年轻人追捧的对象，军便服、夹克衫、牛仔裤、T恤取代了传统的撒尼服饰。花围腰从撒尼年轻人的视野中日渐淡出，而城里流行的服装时尚成为了这里的服装时尚。
上世纪90年代末，云南省丘北县委、县政府将旅游业确定为县域支柱性产业，云南省人民政府把普者黑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仙人洞村由于地处普者黑景区的核心而成为开发重点。因此，仙人洞村修建了道路、疏通了河道；在村中建立了歌舞表演场、民族祭祀场，用于篝火晚会和民俗表演。仙人洞村充分挖掘民族民间“古、土、奇、特”的传统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到2004年底，仙人洞村有90人直接参与旅游服务，成为丘北首批领工资的农民。他们组建了老、中、青文艺表演队6支，全村有36户家庭办起了农家乐饭庄和旅馆。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达3000元，是旅游开发前的20倍。根据当地撒尼人独特而奇异的民间文化，他们发掘编排出一系列歌舞，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曾先后接待了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斯洛文尼亚、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的考察团，并应邀到上海、昆明、石林等地交流演出。
由于旅游业发展的巨大成功，人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度淡忘的传统民族服饰再次受到关注，并成为可以强化的元素被加工、解释，甚至炫耀。花围腰成为当地撒尼服饰的一种标志，并作为一种旅游商品向游客展示。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民族服饰展评会上，当地撒尼传统服饰得到了各国专家的肯定，被评为一等奖。由此更加强化了当地撒尼人热爱和穿着传统服饰的信心。传统服饰已成为旅游接待的工作服装和主要的旅游工艺品。如今的普者黑四处可见身着撒尼传统服饰的人群，到处都是出售传统服饰的店铺。
从花围腰的浮沉看少数民族对文化的创新力
由此我们看到民族文化的嬗变规律及旅游在其演化中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在许多层次上交织着各种象征和意义的网络，无论家居的设计、仪式程序或服装样式都必须配合文化的象征模式，受到社会功能的制约。传统服饰的摒弃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花围腰的遗忘代表个性化群体渴望被强大的主流社会接受，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旅游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交换的商品，因而导致了所谓的“文化复兴”。但这种复兴并非传统意义的重复，而是附加了特定含义的更新。花围腰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承诺，而是迎合市场的商品。民族服饰具有其独特的使用价值和象征价值。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当地花围腰的淡忘主要源于时代的社会环境，人们更喜欢方便实用的风格、低廉的价格和多样化的款式；那么花围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再度兴起则主要源于其自身的象征品质。游客通过15元至20元钱，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撒尼村落经历。因而旅游的出现使这种象征有了表现的舞台，并逐渐强化了这种象征。因为旅游消费意图不在于商品的使用性，而在于商品所象征的社会特点和差别性。
准确地说，身处现代化、全球化的大潮中，花围腰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处在普者黑景区核心的仙人洞村花围腰的变化历程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旅游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与作用。
旅游的原动力便是寻找一个与自己生活着的时空有着不同表象的东西，也就是寻找差别。少数民族特有的边缘文化与汉族中心文化之间的区别，表现出一个巨大的文化时空差。民族地区旅游实际上就是这种文化的时差经济，通过充分展现现实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的碰撞，震撼着旅游者的心灵。旅游业凭着人类特有的好奇心理就会产生出文化效应与经济奇迹。
但旅游也在改变着文化的时空差，表面的“复兴”揭示着深层次的变异，人们遵循着市场商品交换的法则，逐渐改变了花围腰的能指与所指，并根据市场需要重新建立文化商品体系。如刻意增加的民族传说，附会的各种故事都是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仙人洞村“农家乐”推出的彝家“荷叶炒鸡蛋”、“蚌壳饭”、“腊肉煮红豆”、“清水虾”、“白水鱼”等几种民间特色菜，每一个菜都有一个故事。而彝家撒尼姑娘、小伙端起酒杯，唱着祝酒歌向游客敬酒方式也在演绎着所谓“传统”，所有这些无不以附着的形态表明旅游所引发的文化重构。
事实上，仙人洞村民们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自然很快适应把自己的文化看做两个部分，把给人看的部分的文化看做是挣钱的部分，就像穿民族服装一样，他们日常不穿这种服装，只是表演时才穿出来；不能看的部分是自己的空间，比如他们解决纠纷的方式，他们医术的仪式，是不让外人知道的。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把不同的文化资源组织起来，以最佳配方形成套餐一样的东西，给游客看，而且最有效力。当地村民很快就学会了“效率合理主义”的原则，就是游客不在就下地干活，通知一出，服务时间到了，就出来把游客应付一下，应付完又去干自己的活。他们很自然地在原有文化结构中吸收了游客对他们的影响，原生文化实际上转化为次生的形态。但他们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他们确实有创造，他们在外来推动力的作用下，自己动了他们的花围腰。
民族文化生态村是目前我国民族旅游开发的一种最佳模式，是地方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与传统文化传承有机结合的典范，真正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现实意义的互动组合。但旅游是一种建立在经济、人员交往和文化创造活动之上的特殊产业，必然导致旅游地文化也冲破原有狭隘的血缘性、地域性的束缚而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因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就需要市场通行的交换法则，通过将当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转变为旅游文化使其具备商品性质和市场意识。表面上虽然相似，实质却大相径庭。而那些未转化为商品的部分，在人们的视野外，或许会悄悄地消失，或许在慢慢地变异，但它们是现实生活的组成元素，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将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因此，变迁并非旅游之过，而是历史的发展趋势。适应新的环境才是文化永久的生命力。旅游发展只是从外部向民族文化注入了现代经济因子，某种程度上加速或催化了它们的变迁。使文化出现有利于旅游业发展方向的重组，从仙人洞村花围腰的浮沉，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对文化的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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