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界打开的“羊圈”
1999年，法国学者魏明德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群山旮旯里的羊圈村，为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打开了与世界之间的通道，此后，大量的志愿者和国外访问学者来到这个地方，并逐渐改变了小村的整个轮廓。
羊圈全景(梁准摄）
羊圈村坐落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群山中，位于四川省西南端，与云南省接壤。羊圈村的居民以他们的语言自称为“诺苏人”。刚刚发生的汶川地震，羊圈村由于相距较远，得以安然无恙。
到达羊圈村颇费周折。由凉山州的首府西昌向西南去，越过磨盘山和小高山到达盐源县，在盐源县以西30多公里的起伏的坡地上，可以看到只有一条狭窄街道的白乌镇，从白乌镇出发，在种着玉米、土豆和荞麦的田地间步行8公里，方才能到这个坡地与沟壑中由干土墙围起来的村庄――羊圈村。
1999年，法国学者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在这里发起建立了一所羊圈小学，之后大量的志愿者和国外访问学者来到这个地方，并逐渐改变了小村的整个轮廓。此后，历时近10年，魏明德完成《从‘羊圈’小村到地球村――凉山彝族的生活与传说》一书，并经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魏明德说，“我对这个地方并不仅仅是好奇或者是因为研究之需……我既是研究学者，同时也是地方发展的推动者。”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源国际研讨会”上，记者见到48岁的魏明德。他和该书的摄影师、四川女子梁准在会场门口摆了张长桌，桌子上放了一摞几天前方才印刷出来的新书，搞了一个简单的首发式。这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法国巴黎银行基金会主办，魏明德在羊圈村的实践也是研讨会的议题之一。计划中前法国总统希拉克会到场演讲，最终他因病未能成行，但这场研讨会仍然吸引诸多中外学者到场，因此这本书的现场销量也不错。
《从‘羊圈’小村到地球村――凉山彝族的生活与传说》这一书名正好说明了羊圈村正在经历的变化，魏明德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变化的好坏，“这个故事没有结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乐观的故事，有乐观的部分，但问题也很多。”
羊圈村的生活
魏明德生于北非，后在耶鲁大学就读政治学硕士，法国政治大学就读哲学博士，现居台湾，任利氏学社主任，其组织编撰的《利氏汉法大词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语―欧语词典。1987年，魏明德在法国政府部门工作，偶尔的机会到了四川等地。1994年，魏明德对中国国画产生兴趣，便跑到四川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国画，有机会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写生，此后，他每年有4个月时间呆在凉山。1999年4月，经四川画家李金远介绍，魏明德第一次踏进羊圈。此后，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进去羊圈村，其中就包括梁准，梁准后来拍下了大量羊圈村的照片，她说，“我们打开一扇窗看到了羊圈，羊圈也通过一扇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魏明德眼中的羊圈村是个小地方，没有广场，没有正规街道，没有店铺，也没有专门的祭祀场所――为了讨好祖先和驱走恶鬼，诺苏人的宗教保有丰富的经文和仪式，户外和家中就是诺苏人举行祭祀的地方。这里总计约一千人，他们终日锄草、翻土、收割及到附近的牧地放牧；对于这些住在山边、海拔2700米狭长河谷地的居民来说，似乎也只能从事这些活动。
背柴回家（梁准摄）
羊圈人的物质生活简单到极致。土地出产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多半是土豆、玉米和荞麦。加工食物仅限于煮和烧，土豆下锅煮熟了，剥掉皮蘸盐或者辣椒沫吃；荞麦磨成面粉，和水揉成荞麦粑粑，下锅煮来吃。玉米的售价较高，所以他们通常不把玉米留作食用。米饭是待客的奢侈品，最多一天可以吃到一次米饭。较富裕的家庭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两三次肉，贫困家庭则是一年两三次。过年(十一月)和火把节(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有祭奠仪式，因为要杀牲口祭祀，就可以吃到肉。2001年夏天，第一批来自成都的教师和来自台湾的护士到达羊圈的时候，为村里的孩子体检，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四肢细瘦，有个不相称的鼓胀的肚子。
羊圈村的人不善农耕，在他们看来：种子撒进地里，阳光、雨水、土壤和神灵就会掌管一切。学校成立之后，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帮助村民使用地膜技术提高玉米的产量。羊圈人近些年也开始种植少量的烟草和花椒，花椒树自生自灭地生长在房前屋后，主要用于出售，四川人嗜好麻辣的习性使得花椒的销量很好。
在羊圈，盖房子是件大事。盖房子之前，通常要占卜来决定地点是否适合，等到地点决定好之后再挖地基，动工的日子也要详细研究之后再做决定。羊圈人的房子是不用钉子的，屋架搭好之后，便用手边的材料盖房子，多是干土，有时候也用木板或石头；屋顶传统上以木板搭成，木板上放石头，也有一些人用编制的席子，最近一些年开始有人向山外的汉族人买来瓦片。屋内是泥土地面，渐渐有些人家铺水泥土。火塘挖在尽头处，面对门口。在传统习俗中，在建房子之前就得先决定好火塘的位置。火塘挖在地上，再将铁架放在上面，周围放几块石头，这里是厨房也是主人招待宾客的主要地点，根据火塘的方位，来确定主人和客人的位置。大多数屋子里，除了席子和小凳子外，别无他物。
被世界打开的“羊圈”
诺苏人有自己特定的语言，在羊圈村，大多数人除了诺苏方言之外不会说其他的语言。在羊圈小学建成招生之前，最近的小学在白乌镇，由于贫穷和交通不便，村里大多数的学龄儿童没有上学。魏明德初到羊圈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村民太过排斥，非常自卑，自视为“落后的人”，无法与外界沟通。等到2004年梁准到来的时候，村民就热情很多。
在进入羊圈之前，魏明德在凉山的其他村庄也做了大量访谈。“起初人们告诉我，凉山社会是传统和稳定的避风港，但几次参观访问下来，我发现凉山社会和其他地方一样，正承受着一些急剧的转变。”
魏明德最初的计划是设立毒品戒护所，但当地学者马尔子建议他成立一所乡村小学。魏明德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四处募集款项。第一笔经费来自于一个西班牙基金会以及位于巴黎的法兰克林高中，后来的经费多来自台湾和成都的一些个人捐赠者。2000年9月，羊圈小学成立，第一学年，学校计有130多名学生，至2007年9月，学校招收了270名学生。学校每人每学期收取50元注册费，其余包括考试的费用便由学校包办。在魏明德看来，并不完全免费的原因是：一项完全免费的服务在受惠者眼中很容易被贬低其重要性，反而会变相激发较多的缺勤率。
学校成立的第二年，第一批暑期志愿者包括来自台湾的两名护士学校的学生和四名来自成都的小学教师，为村庄里的孩子开设免费的暑期课程，包括卫生课、汉语、英语和美术。2002年夏天，志愿者增加了另外两名台湾的医护人员、两名中文教师、四名法国学生，以及台湾陶艺师蔡婉湘，她在村民的协助下，仔细寻找当地独特的黏土种类，渐渐也集合成一个小小的团队来参与研究制作技术。2004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学龄儿童都已经入学，另外有一些学生来自附近的村庄。志愿者的队伍也从医护人员、老师扩展到水利学家。
从一开始，魏明德就试图将羊圈变成一个“另类的世界化交流中心”，诺苏人、成都人、台湾人和法国人等可以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学习。这一梦想很快实现。2004年，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头戏，羊圈孩子们以“四川小王子”为题的系列画作被带到法国，在巴黎、里昂等城市巡展，之后，又被带到成都、上海等地。
魏明德注意到，“羊圈村在剧烈变化之中，也许是我们带给了他们改变，又也许是中国本身就在改变。”
一个明显的改变是，羊圈村的村民开始踏上远行打工之路，到了2004年，整个变化变得更加强烈：大约有十五六名年轻人，多是男性，远离家乡到别的省份去了，其中有三人曾远赴缅甸和巴基斯坦从事修路工作。几个月后，一些人带着积蓄回到家来，然后等待下一次离开。这并不是最终的离开，因为他们的资本――土地仍留在村里，他们终将回来。
魏明德说，“羊圈的变化，更多在于观念的变化，他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对金钱有了概念，所以外出打工去寻找更多赚钱的方法。”他们同时非常自卑，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一个年轻人告诉魏明德，“活在大山里，人生好痛苦。”除此之外，最令魏明德担心的事情是，“外出本身并无坏处，但是他们终将回家，回家之后，做什么，这是个问题。”
学校的建立，对羊圈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魏明德也没有答案，“应该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他在书中写到，
“我们的原意是为了让这个地方更富有生命力，但这样一来是不是更导致村里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为寻求工作而远走他乡？我们是否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但学校仍将继续下去，只是针对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又重新设置了一些实用课程，包括开设银行帐户、寄信、买车票和坐公交车等。针对留守在村子的居民也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教导如何使玉米收成更好的课程训练。粱准希望羊圈的年轻人能够慢慢脱离外力，承担起小村的未来，而不是永远等待外来的捐助。她说，“羊圈的未来，究竟是什么结局，谁也说不清。”
“有一天，羊圈里或许没有羊，羊圈的小孩或许一个个都会离开家乡，到他方生活。不过这种种记忆、经验和所有的计划终将伴随着他们前往。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向其他人述说――信息将由此传递出去。”在书中，魏明德以这一段话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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