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文化发掘研究的新成果——《彝族古代毕摩绘画》评介
张纯德教授编著的《彝族古代毕摩绘画》,于2003年1月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作者多年来从事彝族文化研究,孜孜不倦致力于民族古籍收集、整理、抢救、保护所取得的重大收获。
此书收录了散存于滇、川、黔彝区不同年代、不同支系、不同风格的鲜为人知的彝族古代毕摩绘画作品454幅,并对绘画作品作了简要概述和分析,实为毕摩文化发掘研究的一项新成果。笔者不避浅陋,从两个方面略作评述,以期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
一、内容丰富,极具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毕摩绘画历史悠久,其大量作品主要潜藏或附着在毕摩做法事时使用的经典和法器中,多数以白棉纸、构皮纸,少数以皮、布或竹木片为底,用毛笔或竹笔勾画轮廓线条,然后着色。绘画技法因人而异,有的画风抽象,笔触简洁;有的简约写意,拙中含雅。画中人物造型从衣着到场景,时代特征一目了然。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杨成志先生收集到一本《云南昆明西郊彝族生活图谱》,曾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全书尚存61页,除3页受损外,其余58页共存彝文7000余字,汉文200多字,插图58幅。而今出版的《彝族古代毕摩绘画》作品,其中50余幅珍藏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亚洲图书馆的绘画作品则由澳大利亚学者拍摄提供。
透过一幅幅构思奇巧、立意鲜明的画卷,仿佛古代彝族社会的等级尊卑、风俗仪礼尽展眼前。彝族毕摩绘画还形象地展现了彝族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相关内容。如滇南彝族毕摩绘画中有多幅预测、占卜的插图,系释译图解毕摩经书《吉禄乍教》,主要内容是占卜推算人生的福禄命运;云南武定、贵州水城彝族毕摩绘画也多以测算的《历算书》、《通书》为母题作系列插图。又如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常供奉一幅由毕摩绘制的祖先神像,有土主庙的绘有土主神像,而毕摩为亡灵作祭、作斋的绘画作品大量遗存。彝族原始宗教的各种活动为毕摩绘画艺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为其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迄今,古今中外对彝族毕摩绘画作品尚未作过系统介绍,更谈不上系统的整理研究,此书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此一领域的空白。毕摩绘画大多是彝文经籍的译意和补充,使经文内容形象化、具体化,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有的则是随意的勾勒,与经文内容无关,仅作装饰。它用彝文书写,上图下文,或右图左文,或左图右文,一页文字一页绘画,“以这样的表现形式不但保留了语言文字,还保留了彝族历史、彝文书法特征,所以它对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学科都具有研究价值。如深入研究,每幅画都可写出一篇有意义的文章。”(第7页)。
二、 鞭辟入里,揭示了古代毕摩绘画的文化内涵
古代毕摩绘画中有各种各样的神的形象,如天神、地神、祖先神、行业神等等,仅云南红河地区20多个彝族支系中崇拜的神碉即有130多位,其中天神系统50多位,地神系统40多位,人神系统30多位;昆明郊区撒梅人除原来信仰的神外,因受道教影响还融合了一部分道教神。“彝族信仰的神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各地区各支系都有差异。”这就把彝族原始宗教中多神崇拜的特质清楚地揭示出来。
作者指出古代毕摩绘画中形态各异的龙虎形象正是彝族龙虎崇拜的真实写照。彝族把龙看成是人世间威荣福禄的象征,龙在彝族民间有时实化,有时虚化,有着多种象征意义:“彝族视龙为水王、君王、农神、寨神、土地神,以龙为名:如南诏王细奴逻(意为坐在木头上休息的龙),罗阿玛、罗塔纪(传说中创世的始祖),支格阿龙(龙氏族与鹰氏族联姻后所生的后代)。云南滇中彝人自称‘罗罗颇’,滇西彝人自称‘腊罗扒’,均意为龙虎的后裔或传人。”(第195页)彝族以虎为“图腾”,这在彝族史诗《梅葛》中有充分的反映:虎生万事万物,“虎头作天头,虎尾作地尾,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虎肚作大海,虎皮作地皮,肠子变江河,虎毛变森林……”虎不但是天地万物的创始者,同时也是人类的“始祖”,所以人们要祭祀黑虎神,至今云南哀牢山区彝族仍有“跳虎舞”、“祭虎神”的仪式。在村寨的图腾柱上,宅院大门两侧,甚至刀剑柄、弓弩和祭祀器物上都绘制或刻有虎头形象。彝族古代艺术家(毕摩)出于对虎的神奇和超凡能力的羡慕与敬佩,将一种抽象的玄想变成形象的可睹之物,借以表现彝族先民长期在心中郁积和动荡的内心生活的奥秘。
毕摩绘画中多有鸡、凤凰、鹤、雁等各种禽鸟类,作者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这种情况可视为鸟崇拜的遗迹。彝族凡婚丧嫁娶、宗教祭祀均以鸡来敬献祖神,并用鸡进行占卜,认为鸡是神鸟,能预知未来;彝族妇女喜欢佩戴各种形状如鸡的鸡冠帽,以示吉祥。彝族先民还把鸟类作为氏族图腾加以顶礼膜拜,如云南新平鲁魁山彝族有绿斑鸠氏族,峨山彝族有黑头翁鸟氏族。“彝语称鹤为‘俄’,雁为‘更’,‘旦’,‘鹤是君、雁是臣、鹰是毕摩’。鹤、雁、鹰在众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并以此来象征君、臣、师的身份等级地位。”(198页)《爨文丛刻·祭龙经》中写道:“白鹤象征君长的福禄,青鹤是臣的福禄,黄鹰象征师人的福禄。”彝族的毕摩还被称为“彝巫神鹰”,毕摩法帽上要挂一对鹰爪,据说可以充抵残缺的一部分经书。此外,作者还就彝族族源、语言、文字与鸟的关系,彝族命宫与鸟的关系,彝族古代地名与鹤雁的关系等作了很有趣味的探讨,籍此说明彝族先民自古以来就有崇鸟敬鸟、爱鸟护鸟的意识,并构成了彝族系统、完整、独特的鸟文化现象。
本书对每一幅画作了题解,尤其对诸如早期彝文刻画符号、竹签书、毕摩祭祖神技图的说明用墨较多,将使用的材料、彝文大意、记载和反映的内容一一表述。另外,附有“毕摩祭祖神枝图图例”,给人以形象的感受。
应当指出,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彝族毕摩绘画皆由毕摩创制、使用和拥有,而一般人极少知其究竟,即使古代业已出现,近现代民间亦多有流传,但其传递路线往往只在少数毕摩之间,以至当一位毕摩辞世之后,一些有价值的彝书画品也即随之消失,难于续传。故而本书所收集汇录到的数百幅作品,虽然珍贵,也仅是沧海一粟。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收集整理仅仅只是开始,不可能‘一网打尽’,对于今后如何搜集抢救、整理研究,都有待于更多的人的关注和深入探讨。”此外,本书缺少有关彝族舞蹈艺术、绘画理论等方面文化背景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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