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彝文与夏代官方文字的渊源
三星堆蝌蚪文考据：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作者：钟鸣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谢谢原作者。）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
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立刻轰动了世界！被国外媒体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比着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 转自铁血社区 ]
中国三星堆文明，在世界考古学上素有“世界第九奇迹”之称。三星堆文明自发现伊始就一直牵动着世人的神经，而随其发掘过程而来产生的无数令人费解的谜团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特别是其中掺杂的外星文明因素。
谜团一：文明起源于何方？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根本不像中国人，或者说地球人，所以，很多人都猜测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
连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和外星人杂交？）。
谜团二：与古玛雅、古埃及文化有何联系？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
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着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
而这些古老文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在北纬30度。难道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三星堆与古玛雅、埃及文明都处于神秘的北纬30度
5000年前的玛雅人神秘而辉煌，突然间就消失了；5000年前的三星堆人和玛雅人一样神秘辉煌，也同样的消失了。
中国大陆上的其他文明都还存在，仅仅是当时最昌盛的三星堆文明不见了，这不是平白无故的，很有可能是外星人自己离开了地球。
最大胆的猜测，5000多年前，在北纬30度附件散落了一些外星人居住，并且教会了当时地球上原始人类很多知识，原因可能是飞船坠毁，无法离开等等，大概5000年前，外星人修复了百慕大通往月球的虫洞，在月球登船离开。
三星堆文化发源地
谜团三：青铜面像原型是不是外星人？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有许许多多的神秘之处，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其中出土了大量的疑似以外星人为形象制作的“青铜面像”至今令人费解。以致不少外国媒体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
中国《光明日报》记者曾把那尊巨大的所谓“青铜面像”，称之为“天外来客”（外星人），因为其相貌奇特，五官呈几何图案，近似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
而且睛球突出为圆柱形（最大均外延30厘米），中间还有圈状的“箍”，两只大耳朵向左右翘起，里面有简洁的纹饰。另外阔鼻梁高，鼻翼呈图案状。只有嘴用三条向上的弧线组成，使之面带微笑。
由於形象奇诡，因此才有人认为他是“天外来客”，成为三星堆遗址中的“大明星”。最起码不是普通人，因为人不可能有那副尊容。但它到底是谁的形象？在祭祀中起什麽作用？似乎还没有定论。
有三星堆考古学家指出，“青铜面像”是蜀族所宗的祖先神，或表现了一个神、鬼、人的集合体，是神话中的“烛龙”氏。
但为什么要如此崇拜它，它的造型与法力对古蜀人生活生产有什么影响，以及它为什么是蜀人的祖先神……，有待于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后，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的结论。
谜团四：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有什么含义？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以亿计的陶器残片，足可说明当时陶器的种类已颇为丰富。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证明，诸如炊器、酒器、饮用器、食用器等生活用器以及少量的礼器和生产工具，在三星堆古蜀国曾被大量而普遍地使用。
古朴的蜀陶向我们展示了古蜀先民日常生活中一幕生动的生活画卷。
在这些陶器上可以找到一些不规则的图形符号，即所谓“巴蜀图语”。
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地域性宗教符号？也许，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
毫无疑问，“巴蜀图语”的破译，一定会对解开三星堆之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谜团五：三星堆文明是如何消失的？
三星堆文明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三星堆文明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三星堆文明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谜团六：三星堆金杖之谜何在？
金杖的来源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三星堆的一个千古之谜。
有的学者认为金杖是一种外来文化，源自西亚或埃及，由遥远的西亚北非传来，但大部分学者否定这种推测，认为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学者认为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首领就有用杖的习惯。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
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从金杖上的图案来看，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
因此，一般认为金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是王权的象征。或者认为金杖是大巫师手中的魔杖、法杖，是神权的象征。还有人认为金杖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
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谜团七：三星堆与彝族有没有关系？
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吴靖平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州，是中国彝族文化的重要汇集地。因历史的诸多原因，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彝族的原生文化，是中国彝族历史文化的生态圈。彝族的毕摩文化、火把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文物古迹等在全国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当人们从三星堆层层迷雾中回望凉山彝族那深沉的历史文化和尚未蜕变的原生时，惊讶地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
三星堆之文化，蕴涵着久远而深沉的中华民族文明之源，闪烁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之光。深入研究、探索三星堆之谜，是中国文化史的重大课题，也是抢救、保护、挖掘、开发、利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课题。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会是孤立的，它联系着上下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既有着古蜀土著民族文化的原创性和历史渊源，又难以避免地受之来自各方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明，是长江文明的重大发现。彝族，古称带弓箭的大人（夷），自称“倮罗”、“诺苏”、“尼苏”、“纳苏”、“傈苏”等，其原始部落发源于祖国的西南，繁衍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历史比较悠久文化比较古老的民族。彝族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跨国的民族，国内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国外的越南、老挝、缅甸、印度等都有彝族居住。
在五千年前，彝族的祖先就发明了震惊中外的十月太阳历，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同时也创造了古彝文，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化。从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和毕摩典籍的记载来看，在秦汉之前彝族就有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彝族，在很早时期，就建立了夜郎国、古滇国、南诏国等政权，在历史的先河中创造并传播了自己的文明。事实上，许多的史料证明了彝民族是开发我国西南的重要民族之一，也是创造古蜀文明的重要民族之一。
古蜀国“蚕丛国破”、“杜宇亡国，杜鹃啼血”的历史记载，证实了古夷人就是古蜀国的主体民族，也证明了古巴蜀国王杜宇就是古彝人。我们从鱼凫时期和杜宇时期不难看到古蜀文明史的源头与彝族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许多的专家学者惊人的发现三星堆文化中有许多彝族文化的基因，三星堆文化涵盖着许多的彝族文化。据许多媒体报道，已有古彝文专家用彝文破译了三星堆的巴蜀图语，揭开了三星堆的许多秘密。研究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对于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大团结，有利于进一步抢救、挽救民族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护和开发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又好又快地建设民族文化
《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一书，汇集了有关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渊源的研究文章，集中了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的渊源进行了多方面的实事求是地对比分析研究，提出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观点。这样的研究和讨论，不但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广开了言路，而且为解开三星堆之谜拓展了思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力地触活三星堆之谜的研究，拓宽三星堆文化的研究领域，活跃三星堆文化的学术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
三星堆之谜的探讨，在学术界各有建树，各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要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文化的深处，用敏锐的眼光，廓清各种学术上的雾霭，进一步解开三星堆之谜。我们要以更多的学术成果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研究，推进三星堆文明的研究进程，加强学术交流，进一步挖掘民族文化遗产，为推动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作出努力。我深信，《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一书，将为进一步解开三星堆之谜、进一步挖掘古蜀文化遗产、开发彝族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摘自《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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