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精神主领的民族是迷茫的――专访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
新华网凉山频道11月15日电 在新闻路上，晓夫是一名双掮良知和责任的记者，已积累丰富经验的他对新闻的记录、传播自有其价值判断。今日，晓夫又在当地主流报纸上发表了他对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的专访。
作家批评一直都是诸多文学批评方法中最重要的批评方法之一，阿苏越尔是我州一位优秀的彝族青年诗人，这几年又一直在关注着彝族文学的发展。
记者：彝族文学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格局中处于什么地位？
阿苏越尔：这个题目非片言只语所能概全。民族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整个格局还是取决于以汉语书写方式为主的创作。以此而言，彝族文学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即以李乔、吴琪拉达为代表的“奠基”时期和以吉狄马加等为代表的“开花”时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各种文学思潮竞相绽放，那绝对是一个充满青春和梦想的年代，这一点足以成就伟大的作品。90年代中期以后，彝族文学虽有喧嚣实则落寞，和其他一些兄弟民族创作的枝繁叶茂相比，我感到作为彝族文学一份子的尴尬和羞愧。由此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记者：如何评价吴琪拉达和吉狄马加两位诗人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
阿苏越尔：一个民族的特色总是寓于这个民族优秀的人物之中。他们一样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同样都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学品格。脱离特定环境评价文学作品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他们加起来的意义足以与九百九十九个官长相喻。我还是不展开谈的好吧。
记者：这个年代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缪斯，你如何理解文人的为文为仕？
阿苏越尔：古人说，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古人还说，学而优则仕，杜甫、陶渊明等，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其实，“兼得”的经验也不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很让蒋介石叹服。彝族文学繁花似锦的那个年代，一部分作家凭着他们的灵性、使命责任感和文化底蕴开始了创作，另一部份作者也靠着机智和技巧加入了创作队伍。这后一种，他们的后来是可轻易被预见的。值得叹息的是那些充满灵性的作家和作者的不断流失，他们中有许多人就走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即使还在文化圈内枯守的人中，也不乏谋得一官半职后官模长样的人士。真难以想象这种情景：陶渊明和杜甫都浪子回头了，人们都得取毕恭毕敬状：陶县令、杜工部二长请主席台上就坐。为文也好，为仕也罢，绝不能扭曲了人格，放弃做底线。
记者：你现在是一镇之长，镇长与诗人之间，谁在前，是镇长诗人还是诗人镇长？
阿苏越尔：处在一个异彩纷呈的时代，生活中的种种变革不难想像。关键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最可宝贵的。尊重自己的每一次所为，才谈得上尊重自己，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记者：彝族文学为什么形成了诗歌创作蔚为壮观，小说创作却不甚景气的现状？
阿苏越尔：评价一个民族文学成就的高低，在这个民族自身以内的比较显得毫无意义，要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文学坐标中去审视。因为汉字这样一种创作载体一旦成为共同的手段和形式，你无法摒弃其评判标准、背离其内在的美学原理和规律。诗歌在彝民族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些广为传诵铭刻人心的民歌和叙事诗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得益于大凉山如真似幻的历史，得益于像神灵的音符一样连绵起伏的群山，更得益于高山、坡地和沟谷里生存的那些看似慵倦却激情飞扬的人们。对于我们，小说是个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的成长历来艰难。小说创作所必需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恒心也使人爱莫能“作”。还好，我们有个巴久乌嘎。他开阔的视野和充满灵性的笔触让我们为之振奋。那些年，我们在大凉山彝音缭绕的某个村口望见了他的身影，如今，花花绿绿的城市大街小巷已湮没了这一切美好的回忆。
记者：母语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如何评价母语作家的创作姿态？
阿苏越尔：我向来认为，母语文学早已结束。这一句话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如果时间和篇幅容许，我将进行系统论述。一个民族固然需要历史这个“源”，但不顾“流”的现实，汇聚源头不思前进才是致命的。阿库乌雾的母语诗《魂兮归来》，阿蕾的《根与花》都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也只能看作鲜有的个例。阿库乌雾用汉文创作的文学评论和诗歌才更是值得认真关注。事实上，它已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赞誉。
记者：在我看来，彝族诗人，作家在文学艺术创作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及创作方法上尚不够丰富，如何看待发展了的生活与滞后的语言、表现手段之间的矛盾。
阿苏越尔：先进的文化总是不断引导着生活前进，文学作为文化比较集中的体现，它也要引导生活。不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思考，不对各个民族的文学进行广泛阅识，你就只能走闭关自守闭门造车。仅满足于铺陈现象的作家是注定要被遗忘的。
记者：“山鹰奖”是州委、州政府颁发的最高文学奖项，你认为能否从根本上促进凉山文学的繁荣发展？
阿苏越尔：对不起，我不甚清楚。靠一个奖就从根本上推进创作，这是奉承和献媚的话。彝族文学根本出路还是在于作家与社会的契合。
记者：如何看待高缨、梁上泉、邓友梅、陈犀等外来作家在凉山取得的成功，这对本土作家有何借鉴意义？
阿苏越尔：高樱、梁上泉、邓友梅、陈犀等等，这些汉族作家，一直关注凉山，关心彝族人民，用他们对彝族人民的热忱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增进了外面对我们的了解，我作为一个彝族人，也感谢他们。可是，我们也要看到那种走马观花的猎奇和想当然的文化想像是具有潜在的颠覆意味的。只有提高自身文学素养，认真倾听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迈出的足音，认真注视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民族展示的风采，把精神还给自己，向往和认知的冲动才能留给别人。
记者：随着“城市彝人”这一类群的形成，出现了以表现都市彝人生活、情感的文学，这种文学有何特征，对彝族文学有什么影响？
阿苏越尔：世世代代居住在山里的彝人进城了。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这都是一个崭新而深刻的话题，其意义远在地理的迁徙、环境的变化之上。这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空间，自然是作家的喜事。而我的隐忧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容易被异化的民族。民族融合是历史的选择，融合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不管“有”的成分的多少，这证明了一个民族作为精神层面的实力，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贡献，而被异化了的民族是有负于历史、国家和神灵的垂惜的。
记者：白衣飘飘的20世纪80年代早已远去，世纪已进入喧嚣的市场经济，文学也失去了中心话语的地位，现在谈论文学和民族精神是否合适？
阿苏越尔：失去了精神主领的民族是涣散的、软弱的，更是迷茫的，无任何“生存力”可言。祖先们没有给我们留下宗教和哲学的精神皈依，这成为极大的挑战，但也蕴含一定的机遇，这主要是在文化的层面上，而文学就是最好的手段和方法。当今世界，我们实在需要那些能够在精神层面对彝民族有所作为的作品。我很怀念吉狄马加曾经庄严宣告的“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面对主流文化冲击，我们该奋起，还是麻木？彝民族固有的一些优良秉性正在远离我们，而在这个民族历史中非主流、非本质的一些东西却甚嚣尘上。不信你看，我们的“精英”们，在农村的纷纷被毒品打倒，在都市的纷纷被酒精擒获。想想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缺乏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一个没有远大理想信念，只热心于追逐眼前名利的民族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作为这个民族的作家诗人，可以说责无旁贷！如果熟视无睹，继续无所作为，兴许要不了50年，我们只能在梦里谈论这个问题了。
记者：《凉山文学》、《凉山日报》副刊，如何才能团结、培养更多的文学青年？
阿苏越尔：报刊对发现、培养文学新人至关重要。彝族文学目前后继乏人，这和特定时代芸芸众生的普遍的价值取向相关。无论如何，仅靠一位作家诗人，无法成就彝族文学的伟大历史。看看大凉山吧，她是由无数的大小峰岭连绵而成的，这一片错落有致的群山不是更让我们一往情深么。我更愿意把她当作神灵的启示。（晓夫）
诗人简介：阿苏越尔，著有《留在雪地上的歌谣》、《南方的思恋》、《梦幻星辰》等诗集，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凉山州九届政协委员。现供职凉山州越西县越城镇政府，任镇长。
（新华网四川凉山频道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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