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抱一个志向，他走出了大山――访彝族青年作家李智红
访问背景
虽然从事的是新闻工作，但我在平时的阅读中却很喜欢翻阅报纸的文艺副刊。看的多了，李智红这个名字也就熟了，因为无论翻开什么报纸，最容易的，就是碰到这个名字。后来我知道了，他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甚至还没走出他经常在文字里描述的层峦叠障的大山。
因为同样从事报纸工作，他来我们单位的时候比较多，但因为工作上互不关联，所以我们还是不认识。
直到今年五月端午，我到永平县参加缅桂花节，他作为县里接待新闻记者的工作人员，专门陪同我们采访，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熟了。刚一打交道，我就被他的健谈所吸引。我早就听说他是大理州写作界里收入最高的，为了证实这个传闻，我就问他的收入情况，他用淡淡的口气说：3月份好一点，有5000多，4月份也可以，有4000多，上个月不行，才有3000来块钱。
我被这几个庞大的数字吓了一大跳！谁能放弃这样的诱惑？作为一个写作爱好者，我很希望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他说，他的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在不断的接触、交往中，有了这篇访谈。
访问正文
杨：我有一次听说你们的一位副县长到欧洲考察，在宾馆房间里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有这事吗？
李（笑）：有，那是今年3月，我的《云南西部》登在当地一家叫《欧洲时报 》的报纸上。我们的张副县长刚看到时，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后来看了文章的内容，才确认是我写的。能够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读到家乡人写的文章，自然是一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
杨：你今年才有39岁，但我从一些文章里了解到，你这39年的人生里，却发生了好几次对你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转折，这些转折跟你的写作有关吗？
李：可以说，没有写作，就没有我的今天。从12岁看《西游记》起，当作家的梦就一直伴随着我。但是1980年9月，我高中毕业时，仅以2分之差被关在了大学的门外，我悲壮而又别无选择地回到了一个名叫初一铺的大山深处，开始了我艰难的人生旅程--我赶过马，烧过窑，种过田，当过木匠，当过村团支部书记，当过一师一校的民办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生活如何艰辛苦涩，我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当一名作家的梦想。我天天熬更守夜地写，可是一次次地投稿，一次次地失败，连我身边那些本本份份的农民都把我看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但是我始终相信一句话：老天绝不会让苍鹰吃稻草。就在小村人把我要当作家的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的时候，就在我的废稿写了足足有一米高的时候，我推开了成功的大门。由于写作上的才能，我1986年被招聘到县供销社当临时工，负责部门志的主编工作。1989年，因文学创作成绩突出，我被选举为大理州第二届文代会作协代表、州文联创作委员会委员、州作协常务理事。也就在这一年，我的散文《古道魂》在由中央电视台、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15家单位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海外多家媒体联合举办的"我看中国"国际青少年写作大赛中获得了银奖。也就是这个银奖，使我的人生之路得到了改写，在州委领导和州人事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我被破格推选为全州自学成才的优秀青年，继而又被破格吸收为国家干部，分配到县文化馆从事文学专职干部工作，我的文学创作从此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杨：我从你的作品中了解到，你的写作主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随笔，应该如何划分、总结你的创作？
李：从1982年至1992年的10年间，我主要从事的是诗歌的创作和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曾先后在海内外的各种报刊发表诗歌作品及诗歌评论800多篇；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间，我主要从事散文诗的创作，先后在《散文诗》、《散文》、《散文天地》、《诗歌报月刊》等近百家报刊发表散文诗600多章；1998年至今，我主要从事的是散文、随笔的创作，近5年来我共发表作品1000多篇。以前写诗，一方面是因为碰上了一个诗歌大爆炸的年代，各种诗歌流派极度张扬，各种诗歌刊物风行大江南北；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年轻，正处在一个激情飞扬的时候。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不断丰富，阅读面的不断扩大，我越来越关注人性本身，越来越关注我们的生活、生存环境，所以现在我的作品题材主要偏重于社会生活及生态环保。总想通过自己的文字，努力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因为我近期的这些作品，我两次获得过全国生态文学征文奖及全国"纪念《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十周年"征文二等奖，并被《中国绿色时报》、《绿叶》、《林业文坛》等报刊称为是“新一代的生态作家”。
杨：你的很多作品都是描写永平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有人说你是永平县的义务宣传员，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李：永平有着旖旎瑰丽的自然风光，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旅游业逐渐成为许多地方经济支柱的今天，把永平推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是每个永平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呢，这些年来写作了大量的有关永平的文章，例如《故乡在云南西部》、《古道山街》、《走笔博南古道》、《看见莲花开上树》、《红土地》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旅游》、《旅游》、《旅游世界》、《东方》、《丝绸之路》等刊物发表后，引起外部对永平的关注。我还在《博南神韵》、《宝台胜景》、《寻香木莲宝台山》等电视专题片中担任过主要撰稿任务。可以说，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我对宣传永平尽了我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永平这块丰富、神奇的土地也是我创作的源泉，是我生命的“根”，是我“出发的地方”，是她给予了我写作的灵感。
杨：我在以前的编辑工作中注意到永平有一大批创作成熟的年轻人，而且还有一批文学青年正在成长起来。我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发生在永平的这个奇特文学现象--为什么在一个县域内会聚集着这样一大一批写作者呢？这种现象在全州其它各县，以至全省、全国都不多见，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说句实话，在我从事文学创作以前，永平在这方面还是一块未曾开发的“处女地”。至少解放以来还没出个一个像样点的“作者”，我是第一个开垦“生荒”的人。好在我开出了一块能长庄稼"耕地"以后，让喜欢文学艺术的一大帮“兄弟姐妹”们看到了希望，也就乐意与我一道往前“闯荡”。不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永平的这帮文学爱好者非常的团结，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良好氛围。当然，在这点上，我起到了一些积极的组织和带动作用。像常华敏、艾德勋、杨会昌、杨晓忠、叶华荫、杨永昌、刘晓燕、杨艳玲、宋艳花、方尔明、段绍杨、张继强等人的文学创作，现在都异常活跃。他们在我州文学界都小有名气了，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创作陈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家都没有因为爱好文学而荒废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做出了贡献。有好几位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并且口碑都还不错。这个群体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许多人对文人那种不良的传统看法。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现在，大家除了能够出色地完成各自的本职工作外，每年还在国内外的各种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0多件，在新闻采访、写作上也同样有所建树，每年至少要在州、省，乃至全国性的各类媒体上发表宣传永平的新闻稿件500多件，为扩大永平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说起他们，令人最感遗憾的一件事，是今年的6月15日晚上，在写作上已取得一定成就，并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杨会昌，因车祸不幸遇难。这就象是我正引领着一支队伍在进行文学的“长征”，突然有一位兄弟在半道上永远地倒下了，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些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真心地希望他们都能够幸福而健康地活着，实实在在地度过生命的每一个春天。
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你1996年9月参加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以超过录取线150多分的成绩被云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系录取，在1990年7月毕业时，又成为所在班级唯一的双优毕业生，你以另外的方式圆了大学梦。你现在可以说是经过奋斗之后取得了成功。我的问题是，文艺界一直在提倡为人与为文的统一，那么你在成功之后如何做人？你自已在为人与为文上做到了统一吗？
李：可以自豪地说，在“为人”与“为文”的统一这个问题上，我是基本做到的。打个小比方，我绝对不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义正词严”地声讨赌博行为而背地里却去参赌聚赌。这两年我给《做人与处世》一类的生活型杂志写了许多随笔，内容都是关于做人处世，关于人格修养，关于人生奋斗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感受。我在文章中所倡导的那种真、善、美，也是我在生活中努力地实践和追求的人生坐标。我想，人生在世，也就几十年的光景，干吗非要去斗个你死我活，非要去争个高低贵贱，非要去计较个荣辱得失。做人处世，只要能够做到厚道一点，宽容一点，平和一点，向上一点，就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当然，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的身上也同样有着许多的毛病和缺点，但我可以负责人地说，我在人品和大节上并没有问题。有点小缺点小毛病，我想对人生应该没有什么大碍。要是什么毛病都没有，那肯定是神而不是人。一个人有点小私心，有点小脾气，有点小毛病，有点小虚荣，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只要良知未泯，只要本性淳厚，只要有正义感，有进取心，就算得上是个好人。我相信，我也应该算是个好人。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