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彝族青年的“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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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彝族的孩子和吉子吉色一样，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最悲伤的作文”事件的持续发酵，将大凉山再次置于公众显微镜下。对其贫困根源的探讨，在网上掀起观点混战，同情、谩骂、质疑者皆有。
许多彝族的孩子和吉子吉色一样，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尽管吉子吉色很努力，拼尽全力去学习，但高考成绩仍不足以让他考上理想的大学供图/黄红斌
“最悲伤的作文”事件的持续发酵，将大凉山再次置于公众显微镜下。对其贫困根源的探讨，在网上掀起观点混战，同情、谩骂、质疑者皆有。
一些貌似理性的声音认为，懒惰、毒品成为大凉山绕不开的两个致贫标签，由此也产生了“不值得同情”的观点。在当地从事公益服务的志愿者看来，大凉山真实的发展状况绝不是几个概念、标签或“惨不忍睹”的照片所能诠释。
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10年前暂别大学讲台，回到凉山尝试用教育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帮扶，修补那些官方暂无力顾及到的社会裂痕；21岁彝族青年吉子吉色则希望通过读书，像30余年前侯远高那样走出去。
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进大凉山，试图通过侯远高和吉子吉色各自为“进凉山”和“出凉山”所作的努力，展现一个不一定全面、但尽量真实的大凉山。
或许，“撕开”封闭的途径越多元，改变凉山的“内动力”才会越深厚。
能够走进高考考场，21岁吉子吉色已经成了一名突围者。尽管照外界标准看，结果似乎不够漂亮。
在凉山腹地，许多孩子一出生即被设定好生活路径——种地或打工。彝族少年吉子却倔强地选了读书。凉山乡村教育基础薄弱，读书其实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有一所县级中学，连续10多年没考出过一名本科生。
12年来，走出凉山的求学路，比回家的山路还要崎岖。家，其实早就回不去了。父母及兄长的命运先后被疾病、毒品等烙下悲剧印记，那所黑黢黢、趴在山坳上的土坯房也正在坍塌。
今年9月，吉子成为成都一所专科院校的大学生。他说，以后能挣钱了，一定要让更多家乡孩子读书。
在凉山，教育早就被奉为“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途径”。作为个体，吉子要践行的路很长；作为政府，该为追求教育公平而铺的路，也很长。
妈妈因贩毒被判刑收监
大学报到之前，吉子去了一趟成都女子监狱。
妈妈服刑快五年了，因为没钱，吉子一直没有机会探视。高二时，他曾写过一封信寄到监狱，里面夹着照片。照片中的吉子吉色，瘦高个儿、皮肤黝黑，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至今，他不确信妈妈是否收到信，而即便收到，她不识字，回信似乎也是个障碍。
布拖县是老凉山毒品重灾区之一。2010年妈妈贩毒被抓时，吉子吉色正在布拖县城读初二上学期。当地交通闭塞，又没电话，他是放假回家后方才听说了消息。
那天，房内空荡荡的，哥哥只是呜呜哭，话都说不清楚。他只隐约感知情况不妙。前来劝慰的邻居说漏嘴：你妈是帮人运毒被抓的，判了无期徒刑。
在布拖、昭觉、美姑等国家级贫困县，毒品侵蚀乡村的案例并不罕见。凉山恰位于“金三角”毒品由云南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上，上世纪90年代毒品便在成昆铁路沿线渗透。海洛因最早在乡村渗透时，乡民并未意识到危害，还当成是招待客人的好东西。也有不知法的乡民，将贩毒、帮毒贩子背毒作为致富的快速途径。
吉子至今对妈妈铤而走险的细节一无所知。他倾向认同邻居们的推断，因为家里太穷了。
吉子两岁时父亲去世。土坯房内家徒四壁，就靠妈妈和哥哥种几分地的玉米及少量水稻等维生。在海拔2000多米高的山地，庄稼一年只能种一季。通常，墙角一堆土豆便是全家人的主食。
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常去成都女子监狱用彝语给犯人授课。他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成都女子监狱一半犯人是彝族女性，且大部分是贩毒者。很多妇女在丈夫死去后，靠种地没有活路，只好跟人去贩毒，一次有几千上万元收入。
如吉子这种因父母贩毒、吸毒及患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孩子，在凉山地区数量庞大。据民政部门数据，至2013年凉山孤儿约有6000多名，特殊困难儿童（即失去父母依靠儿童）近2万名。
“如果（吉子）自己喜欢读书，就让他好好读。”大哥曾告诉吉子，妈妈被警察带走前这样叮嘱他。她还说，自己一辈子没读过书，现在后悔了。
哥哥等到他回来才咽气
吉子吉色9岁才读一年级，比正常入学年龄晚两年。当城里家长恨不得适龄孩子“抢跑”时，吉子先在原点退了两大步。教育不受重视的乡村，入学有时如放牧一般随意。
吉子说，家里穷，负担不起每学期上百元的学杂费、书本费，而且妈妈觉得上学没用。比吉子大10岁的哥哥，小学便辍学回家务农。公开资料显示，凉山地区到2009年才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甫一接触书本，吉子便表现出超乎当地同龄人的学习热情。从家到学校，要走两个小时山路，天不亮便要起床，有时还会迟到。三年级开始，他开始在布拖县地洛乡中心校寄宿，晚上30多个孩子挤在宿舍的大通铺上，条件极差。天天吃酸菜汤泡饭，没有菜。
吉子每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一路考进了县城最好的中学。读书，某种程度上赋予吉子自信。他说，自己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但村民们每次见面都夸他有出息，要好好念书。
在索玛基金会2012年的家访照片中，吉子家墙上的奖状一张挨一张，成为小黑屋里最明快的色彩。
但厄运似乎总在追逐贫穷，并选中羸弱的以作牺牲。初二下学期，吉子失去第二位亲人，哥哥。一位远房叔叔到中学来找吉子：赶紧回去吧，你哥哥只剩下一口气了。数月前，为供吉子读书，哥哥只身去成都打工。那是小学都没读完的哥哥26年来第一次走出凉山。
吉子跟叔叔从布拖县城坐1个小时汽车先到区里，又乘摩托车到地洛乡，再徒步进村，走了大概两个小时。多半天时间耗在崎岖的山路上。来到床边时，哥哥已经不能说话，只有手在抖动。
“只过了5分钟就死了。邻居说哥哥可能就是在等我。” 吉子在家里发现几包没吃完的中草药。他翻看病历，得知哥哥在外感染了“急性肝病”，回家一个月了。他推想，哥哥准是因为没钱住院才回家养病。
一位“有文化”的邻居不无惋惜地告诉吉子，如果及时去医院检查治疗，这个病是有可能治疗的，甚至比这更严重的都能治好，“但是你家没钱就没有办法了。”吉子舅舅吉比依黑特别肯定地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外甥患的其实是肝癌。
为了读书进行的“自救”
悲伤来不及展开，便被现实压碎揉进生活。处理完丧事，吉子将几分土地承包给别人，拿着换来的600元读初三。
2012年中考，他考了全县第三名。没有家人庆祝，还有可能失学。高中不在义务教育范畴。
18岁的吉子暑期尝试一场“自救”：他跟同学揣着100多元钱，坐七八个小时火车，偷偷去成都打工。两名彝族少年在成都转悠了一天也没找到雇主，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垂头丧气回乡。
几乎与此同时，舅舅吉比依黑也在为吉子寻找出路：他居住的西昌市四合乡永定村，至今不通水电，手机没电了就只能关机，待到市区办事时充一次电。但近日媒体报道要被拆除的索玛爱心小学，就位于吉比依黑家附近。
吉比依黑说，他把吉子的情况告诉该公益组织。没想到，该公益组织真的在网上给外甥找到资助者，来自北京的 “刘姐”。
有个插曲让志愿者深受触动。当初因为吉子汉语基础很差，大家曾建议他读个职业高中，学门技术将来好找工作。但他们眼前这个极度内向的孩子并不点头。因为之前一位到他们学校打篮球的高中生曾向吉子提过，中专的东西太简单，高中能学习到更多知识，吉子说，“我想多学一点知识”。
吉子读高中了，每月还有了500元的生活费。但索玛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发现，吉子经常不吃早饭。吉子解释，有时得知同学的父母去世或重病，班上会自发捐款，自己对同学的不幸感同身受，每次捐款都不会落下。
生活费不够了，他就缩紧餐费，一顿早饭能省四五元钱。他从不开口跟“刘姐”多要一分钱，“有书读已经很知足了。”他的汉语听起来有点磕绊。
不在同一起跑线的追赶
2015年6月7日，高考第一场，吉子感觉握笔的右手一直在哆嗦。15分钟过去了，卷子还是空白。
“把高考看得太重了。”这名彝族男孩事后有点沮丧。那时他同全国942万报名考生展开竞争，即便大家并不在同一起跑线。
在昭觉高中的三年，吉子几乎把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学汉语。为了晚上能安心复习，他在校外租房。但与高考语文试卷中的文言文相遇时，仍如同普通人见了甲骨文一般两眼茫然。初二时处理哥哥丧事，新增的化学课落下太多，回校后根本听不懂。所以到了高中分科时，他只能选读文科。
“基础不好，我们那边都学得好差。”吉子低头抠指甲。尽管考了布拖县第三名，但刚到昭觉高中时，学习仍倍感吃力。他自嘲：“初中毕业了连汉语都不会说。”上课时，学生只能心里照着老师教的去读，但嘴上根本不说出来。在彝族地区，孩子从小说彝语。由于当地学前教育几乎空白，他们在小学开始才接触汉语，语言基础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曾在越西县某乡中心校当班主任的支教老师晓燕记得，刚接管四年级时搞数学测验，好几个孩子考了零分，稍好的只考10多分，学习基础之差超出她的想象。由于看不到上学带来的改变，一些家长也不愿再让孩子读书，形成恶性循环。为了让孩子能读懂数学题，晓燕老师只能从拼音字母开始教起。
昭觉县教育局2014年的总结中提到一组数据：2012年，该县一年级数学平均成绩为18.2分，2014年平均成绩提高到47分。
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吉子一直计划报考一所师范类院校。当老师，这是很多凉山孩子会写进作文的志向。吉子想将来可以“回老家教村里的孩子”。
他的小学同学里，能坚持读完初中的并不多。“我们彝族人有的13岁就出去打工，没有文化，只能干体力活……”提起乡民的生存状态，大男孩吉子摇摇头，打工少年中当然也包括他的同学。也有留家务农的，十六七岁便已经为人父母。
还有两个小学同学，因为吸毒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读书，就不知道毒品的危害。”吉子笃定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如果没有读书，什么都不能接触，连电脑都不会，怎么改变观念呢？”
教育才是凉山真正所需
249分。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吉子吉色的教师梦一下碎掉了。这个成绩比他模拟考试的成绩少了近100分。加上少数民族加分，299分。
在凉山很多村小、乡中心校，墙上都会刷着“走出大山”等类似励志口号。但山里娃想“考”出大山，往往要付出比城里孩子多几倍的努力，即便如此，结果也可能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在昭觉县，2014年全县二模本科硬上线26人，其中一本2人，上线率仅为6.3%（注：二模是把彝语作为一门主科，其余各门学科均用汉语文教学的模式）。另一地处贫困片区的美姑县，1956年才创立第一所小学，2013年以前的12年，该县没考出过一个本科生。
资助人、志愿者分别为吉子挑选北京、成都的两所专科学校供其参考，其中资助人“刘姐”已经跟北京的学校联系好，校方甚至表示可以为吉子提供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每月补助千余元。
从沮丧中抽离，吉子将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京的学校，“我想去北京，想接触更多的人和事，长见识。”他已经开始在脑子里规划到北京的生活，却在8月12日得知，其档案被省内院校先调取了，而且按照程序似乎还没问题，“有点懵，一宿没睡着”。
有人建议他可跟学校沟通看是否有调档可能，吉子紧抿嘴巴：算了，不想再麻烦别人。
对他而言，突破群山对外界的隔阻，已经是个不错的回报。暑假在索玛基金会当志愿者时，吉子在木里藏族自治县、美姑县见到很多贫困学生，有的条件比他还差。基金会通过家访核实情况，然后会帮找“一对一资助”对象，就像三年前“刘姐”“认领”他那样。
吉子对家访感触颇深：“木里那边都很支持孩子读书，我们那边不一样，不要孩子读书，不管有没有钱。有的孩子父母都健在，但乡里有些地方没有中学，去县里读书比较贵，就不要孩子读了……”他说，如果自己以后有钱，一定会帮助家乡更穷的人，让他们读书。因为，“读书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
读书，在政府、社会组织看来，还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最重要途径。“教育才是凉山真正需要的。”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总结。正因为如此，凉山大部分公益机构的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教育助学、儿童救助等领域。
凉山州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蒲涛坦言，凉山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受经济发展水平及语言环境等多重制约。目前全州仅中小学教师缺口仍达五六千名，算上学前教育，缺口至少有两万人。凉山州越西县副县长陈玉蓉受访时曾表示，受财政资金等制约，“县里有教师编制，却配不齐老师”。
公开资料显示，昭觉县到2014年还有52所村社小学存在4560平方米危房校舍，美姑县全县中小学共8900多个寄宿名额，但实际需求超过2万个。
数据背后，还有边远高山学校萎缩、缺老师、师资水平差、学校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有待时间解决。最新消息是，2016年春季开始，凉山州将实行15年免费教育，涵盖高中。而去年推行的“9+3”（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学校）政策，则支持没考上高中的学生去读职业学校，国家每年补贴2000块。
“再苦也要笑一笑”
8月29日，吉子吉色终于走出大凉山。装着500元志愿者生活补助，他先到成都女子监狱看望妈妈。58岁的吉比么此各还有9年刑期。母子二人见面都哭了。
吉子说，妈妈看起来像70多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入狱前长年在地里干活，她比实际年龄衰老太多。妈妈叮嘱他要好好做人，不要交“坏朋友”。他却担心妈妈还能否熬到出狱，他把身上的钱全留给了妈妈。
经历一系列变故，吉子早已孑然一身。5年来，从布拖到昭觉再到成都，他像顺水势漂动的浮萍，离家越来越远。读高中时，在昭觉县城大街上偶遇同学跟父母一起逛街，有说有笑，他会联想起自己的家庭，心里不舒服。
吉子已记不清爸爸的模样了。小时候有邻居逗他：你爸爸死了会难过吗？你想不想爸爸？他还天真地说：不难过，我的爸爸还会回来的。
“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人死了就不会回来了。”吉子补了一句，随后陷入短暂沉默。21年来，没有人跟他提过父亲的具体死因。舅舅吉比依黑描述，吉子爸爸从外面打工回来就染上了病，没多久就死掉了。
家庭成员的每一个悲剧，似乎都刻着随贫困而衍生的印记。唯有教育，帮吉子扩展了自救的空间。
他课外很喜欢读韩寒、钱钟书的作品，尤其后者的《围城》。偶尔也读“工具书”，比如床铺上那本《再苦也要笑一笑》。
一个心灵鸡汤式的书名。书是在西昌买的，吉子说，读完受用。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孙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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