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彝海结盟的方法论意义
2021年5月21日，“长征文化论坛暨第三届彝海学术峰会”在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召开，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出席会议并作题为《彝海结盟的方法论意义》的发言，全文如下：
每次到冕宁都有新感悟和新收获。这里是“红军万里长征”首提地，红色资源丰厚；这里是党的早期民族政策发祥地，民族团结和睦进步；这里是高阳（颛顼）文化发源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深厚；这里是嫦娥奔月神话的原产地，美丽爱情故事很多；这里是中国卫星发射基地，被誉为“北斗母港”；这里是中国契约精神的体现地，应该打造诚信教育基地和建设全国诚信教育博物馆；这里是中华民族结盟的创新地，应该举办“结盟节”和开发系列结盟产品；这里是攀西北大门，凉山第一城，“见面礼”精彩纷呈。冕宁有许多个中国第一，但知道的人不多。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冕宁。我们在2019年曾经提出，把彝海建成“六海”，就是“红海”（革命）、“文海”（文化）、“碧海”（生态）、“情海”（友谊）、“云海”（科技）和“银海”（产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取得了实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应该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1935年5月22日，红军长征过冕宁，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在彝海湖畔边歃血为盟，小叶丹派人为红军带路，红军后续部队和中央机关也沿着这条结盟之路迅速顺利通过彝区，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顺利通过凉山，为红军主力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为以后红军长征路上的一次次绝处逢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中将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地区运用的巨大成功，这一政策不仅为红军后来北渡大渡河赢得了的宝贵时间，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创造性的展示了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方法论智慧，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大胜利，对我们今天发展好民族地区各项事业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壹 红军长征到凉山后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 奠定彝海结盟的理论基础
红军长征前，党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主张，带有较强的苏联痕迹，且尚未将处理各民族关系纳入革命斗争的主要议程。中央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进入凉山[①]境内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党的民族理论不断发展，为“彝海结盟”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01 红军长征前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及主要特点
幼年时期的党对国情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深入，再加受国产国际的指示，党自二大起多次提出实行民族自决、联邦制的主张，1931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进一步提出采用民族自决、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两种方式解决民族问题。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不断挑拨我国各民族关系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族团结起来，寻求民族解放。由于党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东南和中原，在一些革命区域，党也制定了一些具体开展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如1927年云南临委提出的《少数民族问题大纲》、1929年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作出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作出的《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等都明确提出民族平等政策，但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依然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②]，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尚未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党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的主张，基本未及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发展。
02 红军长征在凉山党的民族理论不断发展
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地后，面对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紧张的民族关系，为获得彝族民众的支持和援助，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前后颁布了系列文件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民族理论。一是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于4月14日发布的《关于注意争取夷民的工作》指出：“现在我野战军已经到了夷民的地区。争取夷民群众，发动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是极端重要的工作。”[③]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给各军团的指示》中，要求各部队在“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把民族工作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④]4月30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经过广播着少数民族的地区。这些民族中,有一些是文化程度极低而我们政治影响完全没有的”， 只有“严肃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才能使我们“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而且能够吸引至今还没有卷入中国革命洪潮中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⑤] 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更是明确把“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⑥]二是继续阐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主张。早在长征伊始，中央红军政治部就发布了针对瑶民和苗民的工作指示，“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主张民族平等及民族自决。[⑦]红军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语言阐明了，一切彝汉平民团结起来，推翻反动军阀统治，才能实现平等自由。三是强调民族自决要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解放后才能实现。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川南特委发布《关于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的指出：“苗夷徭俚僮等弱小民族，历来受帝国主义汉人中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失去土地自由，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自决，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才能争取民族解放。”[⑧]在此，党把少数民族的解放和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民族解放，才能实现民族自决，这就使过去对自决的含混理解变得明确，避免了强调自决权而可能导致的分离主义的倾向，是对民族自治理论的发展。四是阐明了党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自下而上的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来。5月17日，朱德就渡过金沙江后的工作中心问题致电何长工、黄火青，指出“地方工作除最重要的扩红外，应利用一切机会发动群众，广泛武装群众，繁殖小的游击队，特别要用各种方法，进行彝民中工作，武装他们组织单独的游击队，发动他们反四川军阀斗争”[⑨]。从红军长征在进入凉山前后密集发布的诸多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民族理论不断根据革命实践发展，为红军在凉山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红军模范地创造性地在凉山彝区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贰 彝海结盟体现了党和红军民族工作的方法论智慧
面对未曾经过革命影响、民族矛盾较大的凉山彝族聚居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民族平等、民主团结政策，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至关重要。1934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⑩] “彝海结盟”能够成功，红军靠的不是运气，而在于创造性开展了闪烁着哲学智慧的民族工作。
01 了解民族历史，调查民俗风情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1]。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为了尽快从彝区北上过大渡河抢占战略先机，避免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采取了系列卓有成效的调查摸底工作。
一是组织先遣队，成立民族工作队专司彝区情况调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铁厂村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12]，并决定组成以刘伯承任司令的先遣队，同时成立以萧华为队长的民族工作队，“随先遣队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13]，先行北上侦查探路，并调查凉山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以便有效开展彝族地区民族工作，赢得广大彝族群众的支持。刘伯承是四川省开县人（现重庆市开州区），熟悉四川情况，且在川军中享有一定的威望，对凉山彝区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正如和他搭档做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所说，刘伯承是老四川，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比较熟”[14]。
二是与冕宁党的地下组织接头，了解凉山彝区情况。红军长征过凉山之前，西昌、冕宁有了党的零星火种，在西昌省立第二师范读书的冕宁籍贯亲学生陈野苹、廖志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回冕宁宣传党的主张，发展了十多个党员。5月20日凌晨，先遣队达到泸沽后，派出侦查人员，收集情况，与地下党代表李祥云、向德伦等接上了头，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并了解了当地的情况。
通过调查，红军对凉山彝区的人文历史、社会状况及民俗风情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彝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彝族同胞信奉神学宗教，浩繁深邃的毕摩经书、原始崇拜的神灵系统、意蕴深沉的祭祀仪式和掌握祭祀文化的毕摩与苏尼构成了一套宗教文化传统。红军长征到凉山时，彝区还处在奴隶社会，中央王朝自清末以来在凉山的地方政权名存实亡，由大大小小互不统辖的若干诺伙(黑彝)家支实际行使统治权。当时冕宁县拖乌彝区分别由果基(沽鸡)、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管辖，他们之间既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和习惯，民风彪悍，讲义气，重亲情，尊崇家支的权威，也常常因为争夺土地、奴隶、牲畜而引起械斗，一般采用习惯法通过德古处理家支内成员之间的纠纷。当时国民党及川康大小军阀在凉山派驻重兵，设立“彝务指挥部”“屯垦委员会”“靖边司令部”控制彝区。驻守冕宁县的“靖边司令部”司令邓秀廷采取严酷的“坐值换班”制度，把各家支头人的至亲作为人质扣押在县衙，以牵制各家支，还挑唆各家支之间的械斗，致使当地彝族和汉族之间，国民党和彝族各家支之间隔阂和矛盾都很深。
02 宣传政治主张，赢得基本认同
根据彝区社会状况实际，以及彝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习俗，红军在凉山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和鼓动。
一是制定了在彝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原则和注意事项。1935年5月1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要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行为习惯,对于彝族的风俗“男女授受不亲、黑夷敬重灶君”等一定要及时告知全军将士并予以尊重。萧华曾说：“先遣队调查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在部队中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15]先遣队进入冕宁后，刘伯承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不通,彝人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16]这充分展示了红军实事求是分析凉山民族问题、一分为二看问题的哲学思维。
二是根据彝区状况提出深入人心的口号。根据刘文辉对于彝族群众残酷压榨，以及彝族群众与四川军阀矛盾深厚的事实，红军针对彝族群众的宣传口号主要是能震撼他们心灵、呼应他们愿望的口号。正如凯丰（即何克全）所说，“发动夷民的斗争的主要口号是：‘打刘家去’！在这个口号之下可以动员这一带一切的夷民起来参加斗争。在打刘家去的口号下动员他们参加斗争时，必须解释我们对于夷民的总的口号是：‘夷民建立自己做政权’，解释我们党的民族自决的政策”，“根据夷民中各个不同的情形，还须提出部分的要求的口号，如夷民中过去有些土地财产被刘家没收去的，‘夺取被刘家没收的土地财产交夷民自己处置’，如‘反对拉夫派款’等等，发动他们去打汉人的土豪等等”。[17]
三是宣传的方式灵活多样，宣传的语言生动明快，入脑入心。红军在凉山运用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其一，物尽其用，因地取材，通过各种能利用的载体进行宣传。给群众散发小册子、传单、漫画，沿街张贴布告，甚至在群众房屋的外墙、门板等写上标语等等。其二，通过与群众的亲密接触进行宣传。毛泽东在先遣队进入彝区之前，嘱咐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完没，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险渡过大渡河”。[18]红军各级指战员积极与少数民族同胞接触交流，通过走访宣传、演讲等阐述党的民族问题主张，加深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认知与了解。其三，根据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宣传的语言简洁明快。红军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下简称《布告》）可以说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的典范,文字简明，道理深刻，朗朗上口，易于传颂。文中称:“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枉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建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19]《布告》首次明确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的概念，说明了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
03 尊重当地风俗，诚意歃血为盟
先遣队通过上述各种途径了解了凉山彝区的基本情况后，“请到一位通司，准备和彝民首领谈判”[20]，借道通过彝区抢占大渡河渡口。为了和彝民首领顺利谈判，红军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寻找彝汉文化的共同点。中华民族自古和合一家，虽然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国民党军阀对彝族人民进行残酷统治，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但凉山各民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自古有之，各民族都有结盟交好的悠久文化传统。早在西周末年，中原就有了订立盟约时的歃血仪式，三国时期的“桃园结义”早已传为佳话 ，而彝人的宗教文化中也有“歃血盟誓”的传统，每逢处理重大事务时,必须请祭司来主持宗教仪式,对天盟誓，基于对习惯法和宗教仪式的敬畏，一旦达成协议和起誓，绝少反悔。既然结盟交好都是彝汉民族认可的传统方式，刘伯承决定与小叶丹结拜为异姓弟兄。
二是以尊重对方的风俗为前提。中华民族自古崇尚信义，结拜金兰的传统都有，但各个民族之间的结义仪式还是有所不同的。自三国“桃园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关羽因其忠诚守信被后世人奉为忠孝节义的神话标杆，汉族人结拜时一般喜欢拜关公。彝族结盟发誓时举行仪式饮鸡血酒是传统习俗。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习惯外，另一方面也表示做某一件事或不做某一件事的信誉。喝鸡血酒，把酒倒进碗里，将一只大公鸡当场杀死，将血滴入碗中，双方或多方一齐举碗发誓，一饮而尽。饮了血酒，便必须信守誓言，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为了表明红军对彝族兄弟的赤诚，刘伯承决定按照彝族的传统风俗，与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果基家的当家管家兼毕摩沙马尔格主持结盟仪式，诵念经文后，拍打鸡身,表示神灵到场做证，然后割断鸡头，把鸡血滴在水碗里。因当时仪式举办匆忙，没来得急准备酒，刘伯承建议用彝海里的水代替，寓意海子里的清澈湖水纯净如红军帮助彝族人民解放的赤诚之心，日月可鉴。刘伯承与小叶丹一起下跪。刘伯承首先端起“血酒”，大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果基约达今天在这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悔，天诛地灭!”然后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随后发誓:“我果基约达今日与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如此鸡一样一断头而死！”说完也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还在誓言中，保证让红军安全通过自己的领地。[21]这里的结盟，就是一种契约精神，恪守诚信，在今天还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冕宁打造全国诚信教育基地，建设全国诚信博物馆。
04 给予物质支持，奠定动员基础
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义结金兰”，也就宣告了红军与彝族果基(沽鸡)整个家族结盟，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彝区的伟大胜利。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党动员组织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经验。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说过：“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2]在苏区局部执政的时候，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关心人民群众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过，假如我们注意了群众的生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3]。
结盟仪式简单而庄重，红军与果基(沽鸡)家族达成协议，为了表示信用，红军把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小叶丹，小叶丹也把骑的那匹黑骡子送给了红军。[24]但通往大渡河北上的路上，还有其他彝族家支，盲目进去风险仍在。刘伯承和聂荣臻决定先把部队退回大桥镇宿营，当晚刘伯承请小叶丹喝酒，补上了结拜时没来得急喝的酒，同时也请来罗洪作一和其义子陈志喜。罗洪家和果基家本来素有矛盾，小叶丹和刘伯承结盟也有借红军之力向罗洪家出点气的意思，刘伯承深知彝族同胞向来讲义气，便向小叶丹讲了彝族内部也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欺压他们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刘文辉，淳朴的小叶丹很受启发。双方商量决定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果基尔拉为副队长，刘伯承当场写了委任状，并把写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红旗授予小叶丹，并将一批武器赠给小叶丹。小叶丹也遵守诺言，亲自组织彝民护送红军过境。
05 描绘美好愿景，激发革命意识
彝海结盟不仅确保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也在彝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结盟不是形式，也不是目的，在党的政治影响尚不深入，党的政治主张彝族人民还不是很了解的彝区，动员鼓动彝族人民参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各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是目标。
红军在凉山彝区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通过身体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激发了彝族同胞朴素的革命意识。红军通过标语、布告等通俗易懂的宣传给群众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压迫、民族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前景，给群众点亮了心中的灯塔。红军以切实的维护彝族群众利益和严明的军纪，不仅解放了一部分被压迫和关押的彝族、汉族兄弟，而且即使初入彝区被彝人误会，被缴械甚至遭到被扒光衣服的羞辱，也决不还手，使得彝族同胞看到了和刘文辉等国民党反动军阀完全不同的革命队伍，从而认同了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一些彝族同胞参加红军跟党走，红军离开冕宁北上后，红军果基支队，联合了倮伍、罗洪家族的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摊派苛税，并迫使其废除换班作质的人质制度和派夫制度。彝族群众虽然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但“彝海结盟”的誓言深埋心间，即使房屋被烧，财产被抢，也拼命护住红军赠予的革命红旗，红军也兑现了当年的承诺，解放凉山后，使凉山人民翻身得解放，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步步实现了红军当年给彝族群众描绘的美好愿景。
叁 彝海结盟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25]在迎来党的一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从中找到前行的动力。今天我们齐聚早已完成全面小康历史任务的红色冕宁，不仅要弘扬彝海结盟精神，更要善于从其中寻找到开展民族工作的方法论智慧，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党中央擘画的下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奋斗。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往往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就事物的一般性,我们可以找到规律性,而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特殊性，特殊性永远难以用一般性来解决。一分为二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老百姓所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智慧。红军长征过彝区，正是分析了彝族人民与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矛盾，彝族人民对红军产生误会原因，以及彝族各家支之间的矛盾及共同点，才找了彝海结盟这个消除彝族人民对红军的误会的钥匙，才得到彝族人民的认同与支持下，顺利借道快速到达大渡河，抢到了战略先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工作对象,认识其特性,抓住其本质，才能选择到适合这个工作对象的方法。
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科学真理。但实事求是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则难在客观的“事实”很复杂；二则难在“是”的揭示不容易，事物的规律常常隐藏在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三则难在“求”的主观局限。而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坚持实事求是更多的是原因就是主观执行力、领悟力、判断力的局限，不能从实际出发，不能做到一分为二看问题。红军长征过彝区，彝海结盟的成功就是红军一切从彝区实际出发，模范地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学习。
三是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法宝之一，红军长征在彝区开展的一系列民族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在于红军细致、深入、耐心、多样地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彝族的家支头人，还是奴隶娃子，红军都一样的尊重，处处传递红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解放的政治主张；无论遇到多大的误会，还是遭受多大的委屈，红军都以极大的耐心，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向其传递红军友好的信息、革命的信号，在解除误会后，又充分地信任他们，在他们的带领下，用了七天七夜，红军全部顺利通过彝区。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要常怀为民情怀，切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办实事，开新局，主动了解、关心群众疾苦，带着深厚感情和真诚态度做群众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主动破解群众难题，力戒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享乐奢靡之风，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四是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决策权。彝海结盟之所以能顺利进行，红军之所以能迅速通过彝区，就在于红军在作出决策之前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先遣队中专门成立民族工作队深入彝族群众中调研；与冕宁地下党接头了解情况；选择受地下党革命主张影响的通司做向导及牵线人；占领冕宁县城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彝族代表了解情况等等。通过掌握彝区的历史人文及社会状况，党和红军作出泸沽改道分兵以及借道彝区、彝海结盟等重大的正确的伟大决策，充分说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于各项工作的重要性，更说明在深入调查、全面掌握情况后，再做决策的必要性。调查在前，决策在后，还需要有良好的调研作风作保证，走马观花，浮在表面，是不可能了解真实情况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强调要提高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只有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人民心连心，学会辩证法，把握大局，才能修改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也才能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五是因地制宜抓发展。习近平总书记4月27日在广西调研时指出，“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国人说话、中国共产党说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现在全中国56个民族都脱贫了，兑现了我们的庄严承诺。我们还不能停步，接下来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迈进，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长征”[26]。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脱贫攻坚取得空前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而骄傲，面对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新发展阶段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后，带领民族地区群众迈向乡村振兴，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子的情况都不一样，不可能简单复制别人的发展模式，必须要善于运用红军当年针对凉山彝区的具体情况而创造的卓有成效民族工作方式，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发展、生态和谐、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之路。
六是乡村振兴要有美好愿景。当年红军给凉山人民擘画了民族平等、人民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美好前景，人民相信党和红军，跟着红军闹革命。虽然红军走后，凉山人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残酷的镇压熄灭不了红军留下的火种，凉山的解放、凉山的民主改革、凉山的改革开放以及凉山的脱贫攻坚，我们党带领人民通过80多年的不懈奋斗，取得的每一个阶段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所实现的。毛泽东早就说过，必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党中央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就给人民擘画了美好的乡村振兴前景，各级党和政府要结合实际，给人民设计可期可待的乡村振兴方案，让人民有盼头，有希望，才能对群众产生强大吸引力、感召力、塑造力，才不至于成为空头支票，某些特色小镇规划夭折，人去楼空的教训要警醒，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乡村振兴必然成为空话。
七是内因是决定性因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无论是革命年代动员群众拥护党和红军闹革命，还是脱贫攻坚要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想办法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活力都是成功的历史经验。今后的乡村振兴任重道远，一定要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从被动到主动、从短期到长远的工作理念的转变。
八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让群众了解党的历史、主张、政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性。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7]。当年彝海结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办好彝海干部学院，使之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全国基地。要花大力气打造精品教材、精品教师、精品教区、精品教具、精品课程。
九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盘活冕宁丰富多彩文化资源。特别是要抓住“结盟”二字多做文章，在“深化”（挖掘）和“伸化”（扩展）上下功夫。可以组建“结盟集团”或者公司，开发系列结盟产品，比如开发结盟杯、结盟碗、结盟水、结盟酒、结盟鸡、结盟餐、结盟山、结盟林、结盟剧、结盟礼，建设结盟村、彝海寨等。举办“结盟节”，可以从5月20日开始到5月23日结束。繁荣结盟文化和弘扬契约精神，建设结盟基地和诚信教育基地，结婚和签约，升职和入会，都可以到彝海宣誓，领取诚信证书。冕宁是红色的，也是多彩的，我们要因地制宜制定冕宁的乡村振兴规划，不仅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旅游产业，还要使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科技文化与红色文化相融合，用好嫦娥奔月故事、卫星发射基地、红色资源、灵山传统文化，做好全域旅游规划，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带领群众踏上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①]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进入的会东、会理、德昌、普格、西昌、冕宁、越西等地虽经过多次行政区划变迁，但自1978年10月至今均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管辖。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
[⑤]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 文献2》，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
[⑦] 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 24页。
[⑧]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⑨]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12] 参见《刘英自述》，转引自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5页。
[13] 萧华：《艰苦岁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14] 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15] 萧华：《艰苦岁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16]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18-119页。
[17]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2-483页。
[1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
[19]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20] 萧华：《艰苦岁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21] 参见宋科：《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星火燎原》1983年特刊。
[2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24] 参见萧华：《艰苦岁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8页。
[25] 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信 习近平：多讲讲党的故事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人民日报(2021年02月20日,第 1 版).
[26]《习近平：脱贫路上、新征程上一个也不能少，中国共产党说话算数》，人民日报客户端新闻2021年4月28日，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2144149262059770624&item_id=12144149262059770624
[27] 《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人民日报》2021年3月31日。
文字来源：百度“企业家日报社官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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