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与个旧锡业开发
个旧盛产大锡而名闻世界，被誉为“锡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要问：个旧锡业开发有多长的历史？很多人会说，始于汉朝。因为《汉书·地理志》上有记载云：“贲古（今蒙自）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北采山，指的就是个旧矿山。由此算，至今有两千多年。1989年个旧市考古界在卡房的黑马井发掘出一处东汉古墓群、1993年在卡房陡牛坡发掘出东汉锡矿冶炼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文物，有釜、盆、罐、壶、瓮、钵、熏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盏青铜俑灯，俑人呈跪姿，头上顶一个油灯盘，两手举着两个铜油灯盘，全身呈黑色，鼻梁高，且挺直，眼睛较大。按考古界的说法是“颇具夷人特征”。此“夷人”，泛指当地的少数民族，也有可能是特指彝族人。高鼻、浓眉大眼，就是彝族汉子的典型特征。此外，有件青铜提梁壶、其上就刻有两个古彝文字。还出土了一枚铜质印章，上有“董辅国”三个汉字，一般都认为是在黑马井主持开采锡矿的汉官。现在的人们，普遍将他当做是一代矿王。
黑马井、陡牛坡遗址的开采年代都是东汉，可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贲古，北采山出“锡”相对应。
因此，史家将个旧锡矿开采的起始时间定在汉朝。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本文就个旧锡矿开采问题作一粗浅探析。本人的观点是，个旧锡矿开采的时间，比西汉要早许多许多，至少也在五千年以上。
一、 有关个旧锡矿开发的资料
我们知道，一座矿山，一种特产的扬名于世，都不是一日之功，有一个长期过程。个旧锡矿山，离中原有数千上万里之遥，汉书上有“贲古、北采山出锡”的记载，说明个旧锡，在西汉时就已是扬名中原的矿山。中原王朝势力深入云贵地区，始于汉朝。中原汉人发现西南夷，包括夷地的物产，也都始于汉朝。首先是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后来，各种史料才陆有相关记载。
实际上，西南夷（彝）地与中原联系，早在西汉之前，遥远的伏羲、炎黄时代就已开始。伏羲、炎黄本身，就是西南古夷（尼）人东迁进入中原的一支。这一点，本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彝族古代史研究》，就作过有理有据的深刻论述。以“十月历”和“刻划文字”为标志，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发展，可追溯长达万年。中原汉人历来将伏羲当做是中国文明的创始人，而伏羲是西南古夷人的东迁入中原的一支，世传“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上，伏羲带到中原去的八卦，是西南古夷的八卦。所谓的伏羲造的“书契”（文字），也就是西南古夷的初创时期的刻划文字。这一点，已由中原地下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的甘肃大地湾、西安半坡、河南贾湖遗址陶符，距今五千年的山东大汉口、丁公村遗址陶符，都用西南古夷（彝）文作出破译，作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明。西南的古夷（彝）文字，彝文古籍和地下出土陶符都证明，已有万余年的历史。中原出土的刻符，最远年代，距今不过七八千年，与伏羲部族从西南迁徙入中原发展的时间相吻合。只是当时的文字属初创时期，不能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而没有记载罢了。
伏羲、炎黄及其后世子孙虽然迁徙入中原发展，但作为古夷人，他们世代都与其发祥地的西南古夷人有密不分的联系，相互间，也时常有人员来往。通过人员的交往，西南夷（彝）地的矿产资源、医药资源等，都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从考古史料上，可以得到充分证明。1993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屈小强、李殿元等主编的《三星堆文化》。在谈到三星堆文化与古滇国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
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质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部份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的极少，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就取之于云南的。大概其铜、锡原料也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这段文字，以科学资料证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批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于云南。中原商代（被称做是“中国青铜器的鼎盛时代”）的青铜原料铜、锡、铅等，也都来自云南。
锡矿，时至今日，四川、中原各省，都未曾发现。而个旧的大锡，不仅名扬全国，也驰名世界。
铜矿，江西有个铜岭，但其开采年代始于春秋战国。四川，有少量铜矿，但储量不多，开采年代也晚。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中原商代的出土青铜器，数量惊人，这些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云南，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那么，云南的铜、锡又出在何地呢？云南产铜、锡的地方很多，但要数矿型最大，产量最丰富，开采历史最久远，至今仍长盛不衰的，要数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原商代及其以后的青铜器原料，主要是出自东川和个旧两个地方。这样的认识，绝对是不会错的。
二、 个旧锡业开发的历史
个旧锡业开发的历史有多长？通过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始于汉朝说”是站不住脚的。
商代，属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这已有历史定论，自不必说。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据报导：有16个文化层，经碳一14测定，其年代是4800年左右。按中国历史算，当在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之前。可谓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而从事考古的专家们“根据地层的叠压和遗迹的打破关系以及祭祀坑内出土的文物形制及时代特征”（见《三星堆文化》第44页）将一号坑的时代定为“殷墟一期（公元前14世纪左右）”，二号为“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也就是说，在距今4800年左右的地层内，挖出的竟是三千多年的商朝文物。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专家们得到这样的结论，是受“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的影响，“地层叠压、打乱”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的科学考证。我们为何不可以反过来说：“中原文化是受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古夷文化的影响呢”？要说青铜器的形制，中原的青铜器最多是鼎之类的礼器、酒器和兵器，而三星堆的青铜器，最多的青铜人像、青铜面具、神树、金杖和装饰用品，也有礼器和兵器，但形制和风格都不一样，相同相似的东西极少，可数的如铜尊、陶甭。陶甭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陶甭相似。因此，专家们断言，三星堆居民是“二里头人西迁的一支”。而二里头遗址，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900--1400年。三星堆是距今4800年。说二里头文化受三星堆文化的影响，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四川三星堆的青铜原料锡、锡来自云南，因为四川与云南是近邻，古夷部族的首领杜宇，就娶了昭通女利为妻，从云南昭通北上，经宜宾到郫邑（今郫县）定都，这是有史记载的事。《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自以功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廓，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里的南中，指的就是云南滇东北、滇中的广大地区。可见，远古时的蜀国，包括今云南东川、个旧等大部份地区。云南的铜、锡，自然经过古夷之手输入到四川。中原离云南的距离就遥远了。而中原青铜器的铜、锡来自云南，必须经过古巴蜀国。没有古巴蜀做桥梁，云南的铜锡，是绝对输入不到中原的。也许中原的夏、商王朝，利用与西南古夷同为一族的便利，直接派人到云南收购铜、锡，长途贩运中原，那也必经古巴蜀国 。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来追去，被追溯到世居金沙江两岸的古夷文化之中，青铜也可算是其中一例。说中原文化受西南古夷（彝）文化的影响，华夏文明是西南古夷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历史的真实。
本人于去年参观三星堆回来后，写过一篇《三星堆与古夷文明》的文章，以家族谱谍记载的众多无可辨驳的事实作证，指出三星堆是彝族先民居住四川盆地时祭祖分支中留下的打烂了埋葬的博物。由此也将许多让人百思不解的“谜”大白于天下。此论文，首发于《红河文化》2004年第4期。2005年在香港被评为国际优秀学术论文奖。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其形器之独特，造型之精美，都震惊世界。能造出如此高水平青铜器的古夷人，必定有其制造和使用青铜的悠久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目前尚没有古夷人早期的青铜文物出土罢了。相信今后必然会出土。
按照三星堆的文物的精美程度，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历史，当在五千多六千年前。这样，可将我国青铜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由此，回头再看个旧锡业和东川铜矿开发的历史，至少不下五千多年。因为目前个旧地区的考古，还未发现比汉朝更早的锡矿冶炼遗址出土。此种认识，许多人不一定能接受。但有一点肯定无疑的是，四川、中原夏、商、周、秦历代的青铜原料铜、锡，都来自云南，而云南铜、锡产地，主要在东川和个旧，这是无可辨驳的事实。公元前316年，秦王国灭了巴蜀王国，立即就着手开凿“五尺道”，让其从宜宾通到曲靖，为什么？很明显，目的在于攫取东川的铜矿和个旧的锡作为制造青铜兵器的原料。也许，当时，东川、个旧的铜、锡冶炼技术较为落后，其产品，大都作为一种矿石运到四川和中原去冶炼。那样，铜、锡原产地的东川、个旧，就不可能发现更远古时期的冶炼遗址了。
三、 个旧锡矿的发现，当归功于古夷（彝）人
个旧锡矿是何人发现的？而今人们还没就此问题作过深入探索。按一般规律说，古时，任何地方发现的矿藏，都与当地的居民不无关系。个旧地区，历来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聚居地。至今，生息于个旧矿区的居民，仍然是彝族中的姆基、尼苏和仆拉三个支系。古时，科学不发展，个旧地，因山高缺水，气候冷，只能种植荞、麦之类农作物。因而，彝族人称个旧为“果佐咪”，意为吃荞子的地方。发现锡矿，并大规模开采之后，称个旧为“各金”，意为锡矿储藏量最多的地方。个旧，就是彝语“各金”的译音。按人口比例，而今个旧地区，汉族人最多，但都是明、清以后才逐渐迁来的。而今个旧人所谓的“矿王”董辅国，有出土印章作证，是东汉时代的人，赵天爵属清朝康熙年间的人，至今不过三百多年，因为他出资修葺扩建宝华寺，使其形成规模，口碑较好，被人称做“赵老祖公”。所谓的“三代矿王”，当地的彝族人也许就是个旧锡矿的发现者和开发者，但他们的姓名与业绩都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谁也无法洞悉其蛛丝马迹了。
发现锡矿，当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彝族的民间故事，彝文古籍中，不乏这样的记载。比如，彝族民间 ，流传着一个发现铜的故事。叫做《人类与石头的战争》，那故事说，当初策格兹（天神）造天地时，给了人和石头同样的生殖权和长生不死权，让人住平坝，让石头住山里。过了许多许多年。人和石头都大量繁衍，于是人和石头间，为了争夺生存地盘而发生了战争。石头坚硬，起初，人打不过石头，死伤惨重。后来，聪明的人，就放火烧石头。烧化的石头中，流出一种亮晶晶的浆液，彝语谓之“举”。举，烧化时为液体、干涸后，比石头还坚硬。人们就将举收集起来，打成武器，最终打败了石头。故事虽然有神话色彩，但就发现铜的过程而言，还是比较纪实的。至今，在南部方言的彝语中，仍称铜为“举”，意为“石头的浆液”。可以说，这是彝族先民最先发现铜这种金属的有力证明。后世，举，在彝语中便成了金属物质的代名词。彝族的“十月历”以水、火、木、土、金五种物质，分为公母（阴阳）给月份命名，金属类物质"举"就放在最后，表明，在五类世界基本物质中，金属是最后发现的一种。
彝文古籍《铜鼓王》，描写发现铜时云：古彝人搬石头做锅庄石做饭，“年长日也久/天天把火升/烧去又烧来/石头热腾腾/后来化成水/积在火塘坑/将它撬出来/打成斧头形。”之后才学会了冶炼金属，打造生产工具和铸造铜鼓。
可见，也是偶然的。
个旧彝族中，关于发现锡，也有类似的传说。说彝族祖先到山上开荒种荞，煮午饭时，搬了三个石头来支锅，烧着烧着，石头被烧化了，流出了白亮亮的液体，液体晾干后，就成了举世闻名的大锡。
红河县收集的彝文古籍《尼苏夺节》，其中专门有一章《金属采炼》云：“朵白大山上/那里有金矿/阿纳大山上/那里有银矿/俄明高山上/那里有铅矿/亩独大山上/那里有铜矿/龙可大山上/那里有铁矿/中特大山上/那里有锡矿”。之后，还记载了如何“挖沟引水”、“捣碎矿沙”、“磨矿砂”、“冲洗排泥”、“集精矿”、“建炉冶炼”等冶炼金属的工艺流程。说，开山祖名叫尼生，“从古到如今，已有几百代”。虽然没有准确的时间记载，但可看出，彝族先民学会锡这种金属的开采和冶炼，已是相当久远的事情。
文中的“亩独大山”，彝语倒装，可翻译为“独姆大山”。独姆，是彝族父系三十二世祖，春秋战国时，因住地能谷（成都附近）“洪水”（多半指天灾人祸），无法为生，经尼碑（今四川宜宾）过金沙江南迁入云南，后，其子武、乍、糯、恒、布、默六支，在尼罗山（今东川、会泽一带）祭祖分支。今滇川黔桂大部分彝人都说，自己是“阿卜（老祖）独姆（多写作笃慕）的子孙。”今彝语称东川、会泽、宣威一带为“笃慕咪”，意为祖先笃慕居住的地方 。六祖分支后，武乍二支入滇中，后向滇西、滇南发展，创建起古滇国、南诏国、自杞国。糯恒二支入昭通，创建起靡莫之属的乌蒙国，后部分重渡金沙江进入今凉山地区，创建起邛国、笮国。布默二支入黔西北，创建起古夜郎国、罗甸水西王国。笃慕，仍率领部分子民住在东川、会泽、宣威一带。因此有“笃慕咪”之称。
“亩独大山上/那里出铜矿”，这是真实的，那里有东川铜矿。彝语称“召阿举都”，意为出铜的地方。表明，在阿卜笃慕六祖分支之前，东川铜矿就已被彝人开采，而且已名扬四海。
“中特大山上/那里有锡矿。”此中“中特”之名，很可能指的就是个旧大山。红河县离个旧，走路也只需两天，个旧出锡，红河县的彝人自然知晓，不会另外取一名代替它。
总而言之，个旧锡业的开发，与当地世代生息的彝族密不可分。今天，我们研究个旧地区锡矿的采、选、冶史，我认为不能忽视个旧地区世居民族--彝族与锡业开发的历史。《尼苏夺节金属冶炼》中提到的开矿鼻祖尼生可以列为个旧地区第一代矿王，加以发掘和整理，以此丰富锡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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