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医药史｜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
居住在山区的彝族一般都认识一些草药，并常采些回家以备不时之需。他们还掌握一些处理较小伤病的技巧，比如，武定的彝族用一种质地疏松的石头碾成粉和蜘蛛网做成的胶止血，据说效果还蛮好。
彝族医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这个时期的彝族先民吃住都在森林中，并且多数住在树上，故对植物有了最直观和最粗浅的认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和自然发展的原因，彝族医药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彝族先民们一方面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以及面对凶残的野兽伤害，一方面也处于自身疾病的折磨之中，在与自然灾害及疾病的斗争实践中，慢慢地积累了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体质的经验，同时也发展了医药知识。
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药物是彝族医药发展的基础。彝医的药物分植物、动物、矿物三部分。
在母系时代的凉山彝族地区，常常以一种植物来代称某个部落或部族，甚至有的山岭等地名也来自植物名称。如“达罗波”、“达日波”、“舒祖波”等，它们分别是黑色的阙山草、阙山草及生长杉树的山。这种命名的习惯，从母系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凉山地区仍不乏以植物命名的地方，如勒乌（大黄）、尔吾（土香薷）等地名。
进入由偶婚代替群婚的父系社会后，促进了社会和遗传学的进步。此时，对植物的知识有了进一步的积累。彝族先民们在迁徙、放牧的生活中不断地发现一些有毒的植物，关于对毒草和中毒的认识时间，大约是在“吃草籽树果”的阿（田合）居子时代，但当时未能明确记录下来。“中毒”和“毒草”的概念是在彝族祖先采集野生植物和放牧生活中，出现了羊和人中毒的现象，加上口尝身试积累而产生的。毒草可以毒杀人畜，引起彝族先民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对毒草进行辨认下了一番功夫，并且还对植物的毒性部位作了描述，如他们认为乌头属植物“毒藏在根上，花开在头上”。由于目睹了被毒草毒死同胞的惨痛情景，彝族先民们对毒草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将之录于书上，以指明毒草生长的地方以及毒性的部位，示于后人。
从公元初年到南诏彝族奴隶制建立之前，彝族历史经历了从勿阿纳（《西南彝志》）希孟遮世系第51世君长，到那意笃色（76世）的彝族奴隶社会前期。这一时期，彝汉医药相互进行了交流。彝医使用的一些有效药物也被汉医所用，并且收录进汉医的医书中，如名著《名医别录》就收载了不少彝族地区的药物。在《华阳国志》《水经注》《说文》《汉书》《续汉书》《博物志》等书中、也都记载了一些彝族的药物，宋代还有彝族地区的犀角、麝香进贡给皇帝的记载。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彝族的医药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彝族医药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华夏医药的宝库。
明代以前，彝族历代对植物药的记载非常零星、分散。此时问世的《双柏彝医书》一书，将流传在民间分散的大量植物药收集起来，它虽然还不是专门的本草书籍，但其中所记载的彝族植物用药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书中记载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皮、全草、树脂及植物寄生的药材，达数百种之多，如根皮根茎类66种，叶类17种，皮类12种，果、籽类19种，全草类34种，茎木类6种，寄生、树脂、菌类6种。
除此之外，著名医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录了一些彝族药物，证明此时期彝族医药应用的广泛性。
15世纪中叶，明代本草学家兰茂著成《滇南本草》，成为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与少数民族医药经验相结合的地方性本草专著。在此之前，历代书籍对民族药物虽有收载，但都不如兰茂所收集的规模大、药品多，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民族药物。《滇南本草》中不仅记录了药名，并考证弄清植物及产地，还尽量将当地各民族中的用药经验归纳进书中。彝族的许多药物也记入了。如芸香草、老鹳嘴、鹅掌金星草、韭叶芸香草、救军粮、橄榄（余甘子）、甘蔗等等。
到了清代，对于植物药的运用就更加广泛了。彝著《献药经》中说：“植物皆配药，蔬菜皆配药”。明确记载了草果、红果、生姜、胡椒、老母猪赶伴草等药用植物的主治功效。
《献药经》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药物相互配合，以提高疗效。书中认为凡药用的植物、动物、家畜、五谷等，都可用来相互配合使用，药物配合十分广泛，只要是对病情有效的药物都可以进行配合。这充分说明彝医此时已从单方向复方迈进了一步，这无疑是彝医药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由于彝族居住的地方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药材十分丰富。据1942年的《西昌县志·产业志》记载，当时西昌附近年产药材数万公斤并大量运往川、滇二省及内地。
凉山地区不仅药材丰富，其中名贵药材也是引人瞩目的。丰富的药材资源奠定了彝族医药的基础，使彝族古老的医药得以不断发展完善起来。
彝族善用动物药起源于原始时代，在长期和野兽接触的过程中，先民对动物的认识也随之增长，它对后来彝族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动物药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彝医学的相互交流，彝族地区的动物药越来越受到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视。《名医别录》就记载了彝族地区的牛黄、麝香、犀角、露蜂房等动物药，并明确地记录了这些动物药的产地、性味、功能、主治。
彝族先民所使用的动物药中，有一部分药至今仍在普遍使用，如熊胆、蛇胆、野鸡胆、野猪胆、羊胆、牛胆、狐狸胆、蝙蝠胆，以及鹰肉、猴肉、虎肉、熊肉、野鸡肉、牛肉、羊肉、蛇肉、鸡蛋等。
成书于明代的《明代彝医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彝族医药专著。书中对16世纪前彝族医药经验做了系统总结。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各种疾病的治疗和药物的使用方法，还记载了各种动物药的胆、油、骨、血、肝、肉、肾鞭等药用部分，以及虫类药物等。较其他彝医书籍载述详尽确切。
书中胆类药物有10种：老鸦胆、狐狸胆、猪胆、岩羊胆、耗貂胆、黄鼠狼胆、獐胆、熊胆、鸡胆及其他的动物胆。
（鸡胆）
油类4种：小土猪油（白冷油）、生猪油、蝙蝠油、耗油。
骨类11种：大黑蛇骨、麂骨、龙骨（龙欧）、乌梢蛇骨、穿山甲壳、岩羊蹄壳。豪猪刺（刺猬刺）、岩羊角、绵羊角、绵羊蹄、鹿茸。
血类5种：斑鸠血、鸡血、岩羊血、麂血、羊血。
肉类22种：猪肚子（瓦黑肉）、蝙蝠肉、耗貂肉、黄鼠狼肉、螺蛳肉（阿古）、泥鳅、黄鳝、小鱼、虾、小绿雀肉、山麻雀肉、细子雀肉、腊肉、猴肉、豪猪肚子、小鸡、飞貂、石泵（阿皮）、娃娃蛇（阿杯勒）、团鱼、耗子肉、斑鸠肉。
肝、肺类3种：耗貂肝、牛肝（尼塞）、猪肺。
（鹿茸）
肾鞭、胎及胎衣7种：耗貂睾丸、熊胆（野包弱）、熊肾鞭、麂胎、马胎衣、野猪香、耗貂香。
虫类13种：飞蚂蚁蛋、臭皮虫（波那弱）、土小狗（嗄桥姆）、棕树上虫、黄刺果根（刹那波日）上虫、蜈蚣（塞西莫）、蚂蚁窝（树上蚂蚁包）、刘寄奴上虫、松树树上虫、蚯蚓、灶妈妈虫、竹中虫、蝌蚪。
分泌排泄物8种：鸡蛋（包括腌鸡蛋、鸡蛋清）、蜂蜜、燕窝泥、动物屎（包括旱獭屎、黄鼠狼屎、各种虫屎、老虎屎中骨、虫面、溏鸡屎）、人中黄、鹅蛋、耳屎、大土蜂（多拉雀）之柄（土蜂巢）。
其他4种：黄鼠狼嘴、头发灰、野猫尾巴、斑鸠脑汁。
可见彝族对动物药的认识是十分广泛的，而且擅长运用动物药。
由于彝族长期生活在山林地带，除了动物资源丰富之外，也发现和应用一些矿物药。尽管彝族医药中使用的矿物药较少，但其起源很早。远在彝族祖先从事狩猎和放牧的原始时代，就有用矿物药治病的原始方法。
这些矿物药，都是天然生成的，获取相对容易，如天然硫黄、天然火硝、盐块等。在《名医别录》中记载了不少彝族地区的矿物药，如空青、曾青、肤青（推青）、朴硝（芒硝）、硝石、温泉（硫黄）、金屑、银屑、扁青、青碧、盐、琥珀等。其中有些矿物药不仅彝医运用，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医生也善于应用，并且一直沿用到今。
彝族先民不仅有自己丰富的药物资源，也有自己独特的治疗特色。
如凉山地区巫师称为“毕摩”，毕摩又有教师之意，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兼通医药，他们在从事迷信活动的同时，实际上也运用医药知识作为补充。如有的毕摩念经后，往往要病人喝一碗各种草熬的“神汤”，有的毕摩还能进行按摩、采药等医药活动。有的毕摩常采用熏、洗、蒸等三种外治方法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瘫痪，疟疾等病。其熏法多用于病程较短者，蒸法多用于病程较长的慢性病患者。有的毕摩在运用酒吹法治无名肿毒、疖肿、淋巴结肿大、蛇咬伤等症方面积有一定经验。其法为口含白酒喷吹肿胀处，时间半小时至两三小时，以达到疏导瘀血、气通血行和消毒的目的。巫术盛行，阻碍和破坏了彝族医药的正常发展，但也保存和运用了一些医药知识。 如《献药经》，本为《作祭经》中有关人的生老病死的一部分，但其中涉及到很多医药内容，如疾病名称、药物的采集、加工、炮制、配伍，以及大量动物药和植物药的功效等珍贵资料。
（三七）
在彝族民间，广泛存在一些擅长医药的普通群众，他们的医药经验来自家族内部口耳相传，并主要在家族内部使用。以经验医学为主，融采药、制药、治病、配方等多项工作于一身。配药时不用秤，药物份量亦无一定之规，主要以医生的经验为依据。他们对当地出产的动植物药有本民族的称呼，例如称麝香为勒舍，熊胆为峨节，大黄为勒乌，车前草为吾莫迭补等。并有本民族积累的特殊用药经验，如用阿衣（冬葵）引产催生，用衣布阿节（多毛隐翅虫）治淋巴结核，都拉（毛茛科植物紫乌头）解乌头毒，拉莫各尔（菊科等三七）治风湿关节疼痛，其他还有伊斯（贝母）止咳，猴骨治肺病，蛇胆消瘤，熊胆治肿块，野猪肾通尿结石等。
彝族习惯采集新鲜的植物叶或根或根皮，加少许水或盐冲烂、揉搓、捣绒后，敷于伤患处。例如将斯赤列（忍冬科接骨木）的根皮冲烂，再加其他药物敷治骨折，将尔吾（坝子花）花顺在掌心揉搓，以其汁搽涂蜂叮处等，其习用植物药多达数百种，并能区别各种草药不同部位的特殊功效。
由于长期生活于高山林区，自然环境恶劣，造成的刀伤、箭伤、跌伤、蛇伤等外伤机会较多，故彝医多长于治疗外伤。例如以麝香治蛇伤、熊胆治牙痛、紫花地丁止血、接骨丹治骨折等。对于风湿、疥疮、疟疾、肺病、胃病、痛疾、难产、淋巴结核等治疗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不能认识这些疾病产生的原因和不能从理论上揭示其实质，只好借助于巫术，归于鬼的作祟，如麻风鬼、肝病鬼、生疮鬼、肺病鬼等，但在治疗上有如前所述的多种办法。
药物复方，在彝族医药中也时有使用。如以赫得布（地拢猪）为主，配以大豆、燕麦、猪油、清油调制的软膏治疗淋巴结核，在彝区通用。又如以吾莫迭补（车前草）、契厄（野蒿子）、厄什阿马（仙鹤草）、尼尼契（地蜂包）四种熬水吃治腹泄消化不良等。
（车前草）
有人将彝族医药特点总结为：“以经验为主，长于外伤，兼有内治，草药丰富，动物药多，喜鲜用，有复方。”
在疾病的预防方面，彝族群众从实践中已体会到，选择住地时，应避开疾病流行区和毒草丛生之地。并对麻风病人实行迁居独住，死后火葬或牛皮包裹深埋，对染病牲畜亦实行深土埋葬，或以整个家支（部落）搬家迁居以躲避疫病等。并用拉助（女贞）、格乌（野八角）、药果（岩擅香）等熏“鬼”进行空气消毒杀菌，以阻止麻疹、伤寒、疟疾等传染病流行。
近代，彝汉医药交流日益增多，彝医善于吸收汉医的营养，逐渐摆脱过去单方单药，只凭经验的传统格局，使彝医药有了突破性发展，为彝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勤劳智慧的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探讨发掘，积累了本民族特有的医药经验，整理了大量医药文献，为我国民族医药的发展写下了光辉一页。现将古彝医籍中有代表意义的文献归纳如下：
《双柏彝医书》又称《明代彝医书》，是1979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药检所在双柏县发掘出的一本古彝文医书。原件为彝医书，因其成书于明代，所以又称《明代彝医书》。
据该书抄本原伯《序》所称：此书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以后历经清代、民国多次传抄。此次面世的是民国一年（公元1912年）的抄本。此书共有古彝文约5000字，记录了56个病种，87个处方，324味药物。全书内容丰富，叙述较详，以病症为纲进行编写，所列病症、症状或体征约有60种左右。有的直接以病名出现如疟疾、蛔虫、奶疮等；有的则以病因命名如蛇咬伤、菌子中毒、皮肤湿疹等；但多数还是对症状的描述，以症状为病名的。如老母猪风、恶心呕吐，噎脖子等等。书中内容涉及到临床各科，其中属内科者约20多种，属外科（包括皮肤科、花柳科）者约16种，属五官科者约有6种，属妇产科者约有5种，此外，还有少数属于骨科、神经科和儿科的。在一病一症下，少则一方，多则十余方，也有一方通治数病的。全书列方剂243个，复方多于单方。复方由二三味或五六味药物组成，未见10味以上的。书中的治疗法多种多样，在内服外治的基本治法下又衍生出了多种治法，如外治的方法就有药水外涂，湿布热敷，药渣外敷，针挑，拔火罐，小夹板固定等等。某些病症还注明了禁忌，有的禁吃腌菜，有的禁吃鸡肉、猪肉，尤其是禁吃母猪肉等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当时的彝医对疾病的产生，病情的进退，药物的生克关系都有一定的认识。
《双柏彝医书》是对16世纪以前彝族人民医药经验的总结。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内容如此丰富的彝族医药专门书籍。彝族的医药经验，多散在于各种经书、史书中，非常零星片断。而《双柏彝医书》则在近五千字中，详细说明了多种疾病的治疗药物和使用方法。而这些疾病和药物。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双柏彝医书》的出现，说明了16世纪中叶彝族医药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证明当时主要以行医为业的彝族医生已出现了。他们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已经有意识收集本民族的医药知识，并将之归纳、整理为专门的药方专书。并且此方书，不仅概括了医药知识，又具有指导人们行医治病的作用。它所记载的病种是彝区常见病、多发病；它所收录的药方和治疗的方法是彝族人民迫切需要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很困难的环境下，辗转传抄，流传了400多年而不失。国内有研究彝族医药的学者把《双柏彝医书》的发现称之为“彝族医药史研究中的第一次重要发展。”
《启谷署》是贵州省仁怀县政协秘书长王荣辉同志保存的一本彝族医药古籍手抄本。其成书年代难以考证，据遵义医学院教授鉴定推测：“本书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明万历庚寅年（1590）年。”
《启谷署》经过翻译整理，记载有5门，38个疾病，263个方剂，此书是一部临床价值较高的彝医书，经后人临床验证，有效率达95％以上，是我们研究彝族医学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指路书》又名《人生三部曲》，彝语《卓莫苏》，由金国库老人和罗希吾戈先生译定。据推测成书年代在明末清初之际。此书属彝族丧葬仪式唱诵的经书，内容主要讲死者的祖先某人曾在何地生息。“指路”是给死者的灵魂指明道路，把死者的灵魂从当地沿着迁徙来的路线送回彝族祖先的发源地。但是，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医学理论，对彝族男子生平活动的描述及对妇幼保健，人体发育，胎产的认识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供牲献药经》是彝族古典文献《作祭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祭奠死者时呗耄唱诵的一种经文，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也确实有一部分内容是朴素的唯物思想的认识和反映。《供牲献药经》（以下简称《献药经》），写于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曾广泛流传于云、贵、川三省。它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学良教授1947年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区安多康村彝族毕摩张文元家调查时发现的。后经马教授翻译整理成彝汉对照本。
《献药经》
《献药经》中记载了很多的医学理论，其中内容涉及内科、妇科、儿科、外科、伤科、胚胎、采药，药物加工炮制等等。其中内科记载了18种病证及其治疗，如冷病瘦病、落水得病、哮喘病、寒热往来病、瘴气病、眼花目眩病、中毒身体消瘦病、哼病、嚎病、呃逆病等。妇科疾病中记载了不孕证、性淡漠等。外科疾病主要记载了癞病、痒病、痈疽的症状及治疗。伤科疾病中主要记载了跌打劳伤及犬咬伤的治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献药经》中关于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描述甚为生动：“古时人兽不相同。一月如秋水，二月象尘草叶，三月似青蛙，四月象四脚蛇，五月如山壁虎，六月始具人形，七月随母体转动，八月会合母亲的气息，九月生下母亲怀中抱。”这段描述，十分具体地阐述了胎儿的发育过程，并且提出了孕育中的生命在三至四个月时开始四肢分化，在临产前一至二个月时产生同母体精神上联系的观点。由于这段文字所具有的原始朴素的医学观，被美国学者肯尼思·卡兹纳选入其著作《世界的语言》（KennethKetxner：TheLanguageofTheWorld，FunkandWangnalls.NewYork，1975）一书中，作为彝语言文字的样品。至于出生后婴儿从一月至成年的漫长历程，书中亦有详细记载。
《造药治病书》原名叫比木都且（译音），意为“造药治病解毒。 ”成书年代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全书共19页，用凉山彝文书写，自右向左横书。共约有6000个彝文字，译成汉文约一万字。分278个自然段落，书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医药的叙述，夹有少量巫术咒语。其医药部分，共收载疾病名称142个，药物201种。其中植物药127种，动物药60种，矿物药和其他药物14种。所载病名多为凉山彝族当时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所收药物大都产于当地。值得一提的是：书首的一段话开门见山：“这是造药治病书”。点明了本书的主题，是重于医而轻于巫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在“巫”的统治下产生，却又竭力冲破“巫”的束缚的医书。它是彝族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
《医病书》系手抄本。抄于清雍正八年（1731年），它以朴素简明的彝文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内科病6种，外科病4种，儿科病2种，眼科病1种，方剂68个，其中单方38个，复方31个（由二味药组成者20个，三味药以上者11个）。均作煎剂服。全部处方共列有药物97种。其中动物药25种，植物药72种。
《好药医病书》，又称《医病好药书》。此书抄于乾隆丁已年（1737）冬18日，内容较《医病书》丰富，涉及范围亦广。记载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和五官科等39种疾病，共有317个处方。由单味药组成的方剂有171方，占54％。但在复方三味药以上的方剂明显地比《医药书》多。这充分说明该书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已进了一步，不仅掌握了药物的主要作用，而且对药物的多种作用和配伍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治疗方法上，除了内服外，还采用了外包治疗疮疡、刀伤和跌打劳伤；外搽治疗疔疮和皮肤病。按摩治疗腹痛和头疼；搔刮治疗腹痛、腹泻；煎汤治疗疮、癣、疥、癞等。具体疗法亦有增加，体现了当地彝医的特色。全书共使用药物370味，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分类法大致分为水、火、土、金石、谷、菜、果、木、草及禽类、兽类、鱼类和鳞类等13种，但以草类最多。该书比《医病书》涉及面广，数量亦多，是内容比较丰富而全面的著作。
（中式按摩治疗腹痛）
《娃娃生成书》，又名《小儿生成书》。为手抄本，抄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6年），属于介绍妇科、儿科部分生理知识的专篇，它朴素、生动的彝族文字将胎儿逐月发育，生长的情况作了描述。对从婴儿直到儿童（1～9岁）的智力、生理变化也作了简单的记述。
《超度书·吃药好书》一书中有介绍药物的专篇，包括药物25味，治疗9种病症，在24味动物药中重点介绍了5种动物肉和10种动物胆的功用。均系彝民经常狩猎所能捕获的动物，如野猪、獐子、熊、麂子、猴子、鹰、乌鸦、鱼、蛇等。
《医算书》是在四川省凉山州发现的，成书年代不详。医算，是古人将天文历法知识运用于生老病死方面的一种方法。它主要解决寿命的测量，疾病的预测，以及生命周期性节律的计算。医算也是生命运动与天体运动的结合。
彝族医算主要依据太阳历和阴阳历来推算病人的年龄、禁日、衰年。
在以阴阳历推算禁日的《医算书》中，还附有一些药物治疗方法。这些药物几乎全来自动物药，是作为万一在禁日中因施行针刺损伤了身体以后的应急治疗来使用的。这不仅说明彝族使用药物治疗的思想和方法，还证实了彝族医算的目的是为了治病、防病。医算与药物治疗是共存互用，不可分割的。
《聂苏诺期》是新近出版的又一部发掘整理出来的古彝医书。该书内容丰富，除涉及病症、治法、用药等方面外，还按病症分类收载了许多彝族医案。这对研究当时彝医对疾病的观察和认识以及治疗方法都具有很大的帮助，这是该书的特色之一。特色之二是该书所载的273种彝族药，每种都列出彝文名及相应的汉语音译，基源（包括拉丁学名和药用部分），为今后的临床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特色之三是突出了彝族在用药方面的一些特点，譬如：彝医善用植物寄生入药，书中例举了多种寄生类药材，丰富了植物药药用部位的研究内容。
古彝文书籍《寻药找药经》不是毕摩的经书，而是用五、七言韵文写成的说本。书中向听众述说找药的艰辛，药物的珍贵；同时也承认药草只有劳动者（牧羊女）才能找到；而药草的发现是从对动物的观察中得到启发的。书中首先描写药物的珍贵，其贵重到了部落首领们不惜以“九黑牛为礼”，“六羊六黑牛为礼”、“三羊三黑牛为礼”作祭去祈祷寻药的成功。这说明了彝族先民对医药的迫切需要。然后叙述找药艰难。天君（首领）、天臣（头目）、天师（祭师、毕摩）一起出动，谁也找不到“不病不死药”。这反映了彝族医药不经过实践，光靠“神”力是不会产生的。
《老五斗彝医书》是1987年聂鲁、赵永康在云南省新平彝族自治县老五斗乡一带发现。据考证，此书属清末时期著作。此次发现的是民国三年抄本，全书均用彝文手抄，是一本较珍贵的彝族医药文献，它可以提供研究彝族南部方言区的医学流派和发展情况。
该书记载疾病53个。其中内科疾病17个，伤科疾病5个，外科疾病18个，妇科疾病4个，虫咬伤4个，中毒性疾病2个，儿科疾病3个。针刺部位五处：人中、七宣、百会、涌泉、太阳。火罐拔毒一种。记载动物药123种。
《三马头彝医书》是1986年在云南省元江县洼垤三马头李四甲家发现的，此书没有记载具体年代。据考证，此书属于晚清彝族医学著作，全书均用彝文书写。书中记载疾病69个，其中内科疾病41个，妇科6个，儿科1个，外科16个，喉科1个，伤科1个，中毒性疾病3个。记载药物263种。
《洼垤彝医书》是1986年在云南省元江县洼垤李春荣家发现的。据考证属于晚清著作。书中记载疾病48个，其中内科28个，妇科3个，儿科2个，外科2个，伤科8个，误吞异物2个，虫兽伤5个，中毒性疾病3个。记载动物药75种。
《查诗拉书》是一本流传在哀牢山地区彝族村寨中较为完整的殡葬祭词，它系统地介绍哀牢山地区彝族丧葬习俗。但是书中论述了不少彝族医学知识，如对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幼童期，少儿期的生长发育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本书在用药上大胆使用胆类药，体现了彝族医药特色。并提出很多卫生防疫及处理措施。
《尼苏夺节》是一部彝族创世史诗。全诗由10个神话故事组成，从开天辟地、战胜洪水猛兽、栽种谷物、发展生产、婚姻恋爱、音乐舞蹈、金属采炼，一直写到民族风情，伦理道德和创造文字为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情节动人，文字流畅，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描写了彝族人民历史发展的过程。
除上述内容之外，该书中还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知识。书中在记载有病要求医是这样说的：“若要人不死，要把太医求，要把良药吃，娘古阿娘吉，娘别厄母病，天天去求神，日日去卜卦，早晚又刮瘀。卜卦卦不利，求神神不灵，样样都做遍，病魔不脱身。寻思人世间，人人这样说，治病要煨药，吃药能治病。”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彝医主张人生了病，要积极寻药治疗而不能信奉鬼神，彝医还认识到，药物只能治病而不能使人生不老，因为这是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
《看人辰书》一书是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发现的。此书系统的记载了在某些特定日子，针刺特定部位会发生危险，就把相应的日子定为“某日”。它用阴阳历推算禁日，按每月36天计算，逐日有禁刺部位。明确指出：“在这些日子针刺时，要注意碰着人辰而发生意外。”
《斯包比特依》是在凉山州发现的一本彝医书，全书用彝文书写。彝族认为。“斯色”的疾病属于汉医学的风湿一类疾病。“斯”是神灵，“色”是游荡。“斯色”即如神灵游荡不定之意。故称天气、山气、地气、水气等所引起的疾病为“斯色”病。
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斯色”病的起源，传播及如何驱赶这些病邪的方法。通过了解该书，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彝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认识到治疗本病的措施和方法。
由上可见，彝族医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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