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与彝族文化研究
在首都北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收藏着几十万册古代典籍。其中，有一批少为外界所知的古彝文典籍。这批彝文典籍，是上世纪40年代由中国民族语言学的一代宗师马学良先生亲自从云南武定搜集的。这批彝文典籍，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经书、家谱、医书、史书、民歌、历算等等，广泛涉及西南地区的社会历史生活，世所罕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2008年6月7日，在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这批彝文典籍有两部榜上有名。
马学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校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马学良担任闻一多先生的助手，和两百多名同学在一起，徒步三千五百里，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全面接触和收集沿途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少数民族文化，于1939年4月到达昆明，从此便与少数民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马学良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他的研究生导师李方桂先生，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被誉为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马学良跟随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彝族撒尼支系的彝语，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二人不畏艰苦辛劳，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学良先生的毕业论文《撒尼倮语语法》，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
1941年，马学良研究生毕业，分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从史语所申请了一笔经费，深入民间记录、调查和研究民族语言和文字材料，于当年9月从四川赴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区调查。
马学良走村入户，考察彝族的风俗习惯，收集彝族民歌民谣、古语谚语。他学会了彝语，并四处投师学习彝文经典。当时，普通彝族百姓是不识彝文的，只有少数毕摩掌握彝文。毕摩是彝族祭司，也是从前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1943年春天，马学良接受李旭初和一位老毕摩的推荐，要到“迤东文化之最高区”武定慕连彝区了解更加系统的彝族文化。他和老毕摩一起，骑着惯走崎岖山路的乌蒙矮脚马，经过六天跋涉，从昆明到武定，再从武定到达慕连土司衙署万德。
武定慕连女土司那安和卿热情接待了这位热爱彝族文化、尊重彝族人民的青年学子。马学良被慕连土司待若上宾，在土司衙门中住宿了下来。从此，千里迢迢而来的马学良一头扎进彝族文化的海洋，潜心调查彝族风俗习惯，师从毕摩研究彝族经典。他惊讶地发现，“武定倮族文化，多荟萃于土司所在地；且凤氏历代兴学，鼎盛时期，土署有博学呗毫（即毕摩）数十人，现存倮经善本，多为此时写本，凤氏又虑写本历代传抄，难免遗误，因鸠工雕版印刷，流传民间。凤氏之后裔，皆精通倮经，且辟藏书楼，网罗倮经与汉籍，蔚为大观，惟屡经变乱，历代文物，付之一炬！”
如诗如画的武定山水，孕育了古老神奇的彝家文化。
作为一个深入武定彝区的文化寻宝人，年轻的马学良先生不是浮光掠影为了猎奇，而是以虔诚的态度，从灵魂深处为彝文典籍在兵火战乱中被摧残的现实，发出揪心裂肺的痛惜：“我们到了土署，听到这种消息，深有来时恨迟之感。检视现有藏书，仅余一点残迹，不免怅惘于怀……”作为一代学人，马学良先生在惋惜之余，刨根问底地追寻千年彝文典籍。他得知，武定慕连土司土署还有一些藏书散落在民间。又听说离土署20余里的地方，有一座土司营盘，那氏土司先人为了防备突变，将彝文经书雕版及一部分珍本送到营盘内珍藏。马学良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热血沸腾，立即骑上马，赶到营盘内寻找。结果，却又让他大失所望。原来，营盘中仅剩下数十方彝文雕版。至于那些千年彝文经典，则多被盗窃，或被目不识丁的守卫士兵当作柴禾烧了。仅有往日土司出征作战时穿戴的野猪皮铠甲数袭，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伤心失望之余，马学良闷闷不乐地捡得一袭土司铠甲，回到慕连土署万德。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当由其典籍承载，典籍存，则文化存；典籍亡，则文化亡。夜里，马学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面对被他称为“日渐没落天书”的千年彝文经典，忧心如焚，心如刀绞，怎么也不能入睡。只身深入武定慕连彝区的马学良，当然不是束手无策的书呆子，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召开彝族毕摩大会，收回散落在民间的千年彝文经书！
马学良先生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武定慕连女土司那安和卿的鼎力支持。作为慕连土司最后一位掌门人，那安和卿以女性特有的细心，观察到马学良热诚研究彝族文化的纯正动机，她为一位外族青年学者对彝族文化的真诚热爱深深打动。为了帮助这位青年学子完成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同时也为了复兴本民族的文化千秋大业，那安和卿决定不惜重金召开一次史无前例、规模盛大的彝族毕摩大会。
马学良（右一）与吴文藻（前排左二）、冰心（前排左一）等人的合影
1944年农历正月十八，彝族毕摩大会在武定慕连土司衙署万德隆重召开。邻近数县的20多位知名彝族毕摩如期赶来参会。那安和卿派人殷勤招待，动员他们交出家中的彝文经典，尽量还原彝族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当天晚上，20多位毕摩拉开了竞技大赛序幕，数百名赶来看稀奇的群众把土司衙署围得水泄不通。那安和卿主持大会，把彝族文化曾经的辉煌和现实的衰落，作了一番切肤之痛的回顾与反思之后，把自己在马学良先生的激发下决心振兴彝族历史文化的打算一一倾诉出来。女土司情绪激昂，说到动情处，简直是声泪俱下。按照彝族的习俗，远方的客人马学良先生被推荐出来首先咏诗。满腹诗书学问的马学良也绝不推辞，出口成章地把来到此方的任务和召集毕摩大会的意义，用诗歌形式吟咏了出来。端坐两排的毕摩纷纷竞相崭露自己的才华，唱诗酬答。女土司不失时机地派人送来一坛坛美酒以助兴。酒酣兴浓，在灯火辉煌、人声屏息中，毕摩歌声此起彼落，竞才竞艺，互不相让，直至通宵达旦，人们意犹未尽。
第二天清早，依然沉浸在兴奋、激动之中的那安和卿找到马学良先生，与他商量筹办彝文学校的事，决定在这批毕摩中选择优良者为师，教授彝族青年学子学习彝文、研读彝经。这正与马学良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因此钻研彝文经典的愿望更强烈了。
选择经师的任务，就交给马学良和与他同来的老毕摩。经过精心挑选，他们选中了其中两位毕摩留下作经师。又经过严格选拔，招收了十几名资质聪慧的彝族青年学生。
彝文学校终于开学了，慕连土司衙门内古色古香、环境幽雅的锡质堂，成了现成的学堂。三个毕摩，十几个学生在锡质堂内终日书声朗朗，课经诵读之声不绝于耳。那安和卿也常来参加听课讲经，凭她的口传，马学良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彝族古典礼俗。马学良先生也亲自给学生们授课，教学生收集整理民族文化的基本知识、国际音标、边疆历史，教他们汉文写作，循循诱导他们热爱和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马学良境界高远的教学倡导，无疑对开启这批土生土长的彝族学生的视野眼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镇李庄，抗战时期，马学良先生供职的史语所由昆迁至此处。
一个多月后，各地民间所收藏的彝文经书也源源不断地送到慕连土署万德。马学良先生苦心孤诣搜寻彝文经书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啊。他和老毕摩还有几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把经书一本本翻译出来。
武定，是中国彝族的重要发祥地。马学良先生对搜集来的2100册千年彝文典籍作了详细的分类，基本理清了武定彝族文献的九个类别：一、祭经。包括：1．作斋经；2．作祭经；3．百解经；4．除祟经。二、占卜经。包括：1．膀卜经；2．鸡骨卜经；3．签卜经；4．占梦经。三、律历。四、谱谍。五、伦理。六、古诗歌及文学。七、历史。八、神话。九、译著。
每一部书，都是一部历史；每一部书，都推动了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繁荣。马学良先生以深厚的汉文和扎实的彝文功底翻译出来的武定彝族典籍，有《太上感应篇》《作斋经译注》《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以及彝族“祭礼研究”、“婚姻与婚歌”中纷繁细致过程礼俗歌谣。这些饱含着马学良先生心血与智慧的彝族文献翻译作品，为后人对武定彝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马学良先生对武定彝族文化的贡献，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在武定彝区生活工作了近一年，谦和而执著的马学良与彝族土司和彝族群众打成一片，与彝族亲密无间地融洽相处。淳朴、热情、善良、豪爽、好客的彝族人民也把马学良当作知己看待，竭尽所能安排好他的生活，帮助他完成学术调查研究任务。那安和卿敞开宽广的胸怀，让他参加族内各种重大的祭祀活动，青年们邀请他参加外族人严禁加入的夜会……在这种十分融洽的人际关系中，马学良“至少可以缩短一年的时间”，提前完成他的调查研究工作。
武定大地没有辜负马学良先生的期望，他在武定彝区开展社会调查和研习彝文典籍近一年，是他一生在民族学领域耕耘中收获最大的时期，为他日后成为新中国民族学科的带头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马学良先生离开武定时，慷慨的武定彝族，又把从彝民手中搜集起来的2100册彝文经典无偿赠送给他，并派遣数十匹骡马长途跋涉，护送他出山，使他平安返回北方。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武定彝族人民坦荡无私的胸怀和武定彝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成就了一位新中国优秀的民族学家。
马学良一家在上世纪50年底拍摄的全家福
马学良先生也没有辜负武定彝族人民，他为发掘、保存、研究武定彝族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马学良先生高瞻远瞩，在武定搜集了大量的千年彝文典籍后，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一起，立即起草了给“教育部”的呈文，购买了这批典籍。这批彝文典籍共约2100册，部分留在史语所。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史语所，承载众多读者期待，绵延了彝族千年文脉，发挥了它们应有的开发研究价值。
马学良先生从武定返回后，勤奋钻研武定彝族文化，翻译经籍，撰写文章。50多年间，他对彝文典籍的研究从未间断，他凝聚50年心血写出了《彝文经籍文化辞典》。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重译了彝文《劝善经》，发表了《彝文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等论文，出版了《彝族文化史》《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等大量著作。这些学术成果堪称彝族文化全方位研究的里程碑，也是他一生勤奋求知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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