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文化与国际彝学──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访谈录
彝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千百年来，彝族人民以其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语言文字历史悠久，典籍文化浩繁深邃，饮食文化独具特色，服饰文化绚丽多彩，民居文化异彩纷呈，礼俗文化、毕摩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文化灿若星辰，医药文化特色鲜明……彝族人民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彝族文化正随着彝族人民对外交往程度的不断加深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接受和传播。
──何谓“毕摩文化”？
中国民族报：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毕摩文化”或许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个彝学概念开始，请您先作一些解释和介绍。
巴莫：“毕摩”是彝语音译，“毕”意为“念”、“诵”，亦代指宗教仪式活动；“摩”意为“长者”、“老师”，毕摩即“念诗诵经的长者”，是彝族传统社会的知识阶层和仪式活动家。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已故的彝学专家马学良教授曾经指出，毕摩“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也就是说毕摩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概括地讲，“毕摩文化”主要是指通过彝族“本土知识分子群体”和宗教祭司毕摩世代传承下来的族群文化传统。
中国民族报：顾名思义，“毕摩文化”得名于彝族传统社会的本土宗教祭司及其悠久的文化传承，我们如何认识毕摩在彝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呢？
巴莫：毕摩在彝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古到今，彝族民众都视毕摩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有这样一句彝族谚语：“头人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在彝族社会，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毕摩被尊称为大毕摩，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毕摩大师。彝族先祖独特的文化创造历经岁月，传承至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毕摩这一民间知识群体所起的历史作用。例如，古代彝族文化遗产，除民间口传以外，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而种种证据表明，历史上这些民间文献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千百年来，毕摩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等多重社会文化教育角色，在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毕摩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中国民族报：毕摩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巴莫：毕摩文化在川、滇、黔、桂彝区长久传承和广泛传播，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牒、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从其发轫、繁荣到鼎盛、发展，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十分深远，堪称是彝族人民世代相承的“百科全书”。毕摩是毕摩文化的传承主体，其承袭有着严格的师承教育惯制，一般以世承家学为主，以拜师学业为辅。毕摩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在书写文化与口头传统的交融与互动中完成的。在今天的彝族传统社区，毕摩文化的仪式传播，依然集道德教育、知识传授与文艺娱乐为一体，通过繁复的仪式程序和象征化的仪式行为，探求人的生存价值，发掘人的生活思考，提升人的精神高度。
──“毕摩文献”的学术价值
中国民族报：马学良教授曾经说过，对整个彝族文化的研究来说，毕摩文献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本民族学者，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的呢？
巴莫：马先生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彝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毕摩文献凝结着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关系到彝族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问题。毕摩文献在历史上虽然长期被祭司阶层所垄断，却又通过民间仪式生活的口头传播而超越了毕摩集团，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因而被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毕摩文献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毕摩师承教育中的“诗教传统”和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口头传播而得以世代相承，在历代毕摩所珍视的“司木哈嘎”（传播知识的五大工具）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时至今日，在彝族山地社会，毕摩文献作为书写实践也依然没有脱离其口头文化的传播语境，仪式正是民族记忆、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得以积淀、传播和流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毕摩文献堪称是我国活形态的民族文献遗产，也是“人类记忆”的生动载体。
──作为文化遗产的“毕摩文化”
中国民族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搜集、整理、抢救、保护毕摩文化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各地相继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毕摩彝文典籍，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召开了多次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一批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等。那么，毕摩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
巴莫：由于毕摩文化大都流存在民间，加上历史的局限，在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重重危机和严峻挑战。以毕摩文献为例：毕摩文献多以口诵记忆与手写传抄的方式流存在民间，有极其明显的易损性，尽管历史上出现过木刻印刷本，目前在国内却已难觅其踪迹；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山地文化的消失，毕摩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现代工业文明的扩张、旅游业的兴起及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都在侵蚀着毕摩文献传承的土壤和文化表达的空间；随着标准化教育体制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传统文化。规范彝文的教学和出版，对以古彝语和古彝文为传承的毕摩文献并不能形成直接的助益作用；高等教育体系中民族古籍文献的学科地位岌岌可危，即使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民族院校中，彝文文献专业已经停止招生长达10年之久，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危机；毕摩经颂的受众兴趣转移，导致了文献传承与传播的迅速萎缩；近年来一批批老毕摩相继辞世，许多古老的经典正面临着无法解读的危机，许多文献正在成为“天书”。综上所述，毕摩文化传统的存活空间进一步缩小，民间流存的文献正在逐渐老化、损毁和消失。
中国民族报：前不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浓缩着“毕摩文化”思想精粹的“凉山彝族尼木措毕送灵归祖仪式”专版成为四川展区的一个亮点。请问如何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毕摩文化”的传承？
巴莫：有一位法国的人类学家曾说，“仪式是人类文化真正的纪念碑。”“尼木措毕”作为彝族火葬仪礼的重要延伸性环节，涉及传统社会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对社会和谐的共同关注。相关的仪式活动构筑和演绎了彝族民众血脉相联、代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时空，从而构建了彝族哲学思想、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天文历法、人伦规范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传承与传播，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包融了彝族人对生命世界的原初理解，彰显着彝族人对生死问题的情感态度、对历史的表述、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态度，并通过仪式象征演绎了生与死的转接，复述着先祖们关于生命起源和死亡由来的朴素认知，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理解彝人精神文化和世界观的桥梁；同时透过复杂的仪式过程和文化语境，激活了彝族悠远的族群记忆和漫长的迁徙史路。可以说，毕摩文化既是我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人类记忆和文化创造力的见证。因此，对毕摩文化的保护关系到如何延续一个古老民族独特的认知方式、历史记忆、价值判断和民间智慧。
──国际彝学发展格局中的“毕摩文化”研究
中国民族报：作为本土宗教祭司，毕摩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大多与彝族的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相关。那么，在宗教与文化的关联中，如何认识毕摩文化在国际彝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呢？
巴莫：纵观世界文化史，每一种文化无不与各自所属的宗教体系发生联系。这便印证了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一个古老文明的演成，往往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创造和传承相伴而生。彝族毕摩文化作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独特案例，也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间的某种共通性。因此，毕摩文化也就有了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乃至文字学、文献学、天文学、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这在当代国际彝学的跨学科整体格局中也是不难理解的。比如从事相关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大都来自不同的学科，而大家往往都有一个普遍的学术认同，那就是研究彝族问题必须认真面对毕摩文化的历史定位及其在传承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中国民族报：目前“毕摩文化”在国际彝学的发展格局中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巴莫：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石。时至今日，毕摩文化依然以其鲜活的生命力传承在广大彝族地区的乡土民间，其古老而独特的人文传统是独具生命情态的民族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许多彝学研究者都认为，不了解毕摩及其文化传承就谈不上理解彝族的文化遗产和民族精神。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彝学格局中，毕摩及其文化传承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有一个由隐而显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集中关注毕摩文化及其在当下彝族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年，适逢我国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契机，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也是应运而生。可以说，随着国际彝学的发展，毕摩文化也将在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深拓中，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延伸阅读：关于巴莫曲布嫫
巴莫曲布嫫，女，彝族。1964年出生于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全名“巴莫阿尕曲布嫫”；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1988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史哲部，获法学硕士学位(民族学)；2000年9月─2002年1月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问博士研究生；2003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民俗学)。
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理论与当代批评研究室主任，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此外，兼广州中山大学古代戏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姑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巴莫姊妹彝学小组常务理事；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际民俗学者组织（FF）通讯会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欧美同学会会员。
个人作品
在治学方法上长期坚持实地田野调查与彝文文献考察相结合，业已形成的学术方向是彝族毕摩经籍文学与口头传统研究；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2000），田野图文报告《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2004）；在《文学评论》、《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艺术》、《民俗研究》、《口头传统》(美)、《亚洲族群》(英)、《日中文化比较研究》(日)、《比较民俗学》(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调查报告8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学术流变》、《彝族祝咒经诗〈紫孜妮楂〉的巫化叙事风格》、Traditional Nuosu Origin Narratives: A Case Study of Ritualized Epos in Bimo Incantation Scriptures（英文撰写）；参与编撰的学术著作有《彝族文化史》、《彝族风俗志》、《中华文学通史》（〈古代文学卷〉编委）、《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Mountain Patterns: The Survival of Nuosu Culture in China等；完成和承担多项国家级、部级重点项目，目前正致力于目前正致力于“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彝族民间叙事传统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一般项目)和“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与民族志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工程)等课题。
研究方向
彝族经籍文学与民俗文化，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
教学领域：西南少数民族叙事文学，口头传统与田野研究，民俗学；
开设课程：西南族群文学传统，口头传统研究及其方法论：专业英语导读，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与民族志写作。
荣誉
2007年，获文化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个人奖”。
200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唐圣基金“钟敬文民俗学奖”。
2004年，论文“Traditional Nuosu Origin Narratives: A Case Study of Ritualized Epos in Bimo Incantation Scriptures” 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1998年，《“诗魂说”与“三魂说”》（论文）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颁发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论文佳作奖”。
1998年，《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范畴与命题的基本模式》（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青年学术成果评奖”一等奖。
199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1991年，参加编著的《彝族文化史》获北京市优秀科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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