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与驿站——论彝族六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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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体系,理解一个民族最精要的是哲学的方法,认知其哲学思想就等于认知了这个民族的基本构质。可是对于多数民族而言,最有效的途径还是文化的手段,因为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要素,文化总是参杂着民族这样那样的因素,是对民族各方面进行整合之后的特定产物,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来都是多视角、多层面的解析。因此文化的复杂性不亚于民族的复杂性,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认为文化就是民族,民族就是文化,所以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一般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其最核心、最本质的成分与因子,这些成分与因子是其他外来文化所无法替代与取代的,它一直依存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彝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彝族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它有独立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在众多的因子中,“六祖”文化是一个显要因子。
什么是“六祖”文化,在彝族文化中是一个很关切的问题,以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六祖文化渊源于彝族六祖分支的事件,它是彝族历经劫难之后走向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所以论述彝族社会历史与文化艺术,都不得不回溯六祖分支事件。六祖分支前提在于六祖,何为彝族的六祖呢?
一、六祖与六组分支
彝族所说的六祖是穆阿怯、穆阿枯、穆阿赛、穆阿卧、穆克克、穆齐齐,六人的称谓在各地口传与文本中稍有出入,但所指是相同的。这六人传说是彝族始祖仲牟由的儿子,关于仲牟由与六祖的关系,在《西南彝志》的《六祖起源》一章中叙述得很详细,彝族先祖从希母遮到仲牟历经31代的时候整个世界发生大洪水,所有的人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仲牟由一人。为了繁衍后代,天帝策耿苴让色汝仰做媒人把三家君主的女儿嫁给仲牟由。“波仙痴的女儿痴以姑吐嫁后,生了穆阿怯和穆阿枯二子。穆阿怯是武氏族的祖宗,穆阿枯是乍氏族的祖宗。努山嫩的女儿嫩以米冬嫁后,生了穆阿赛和穆阿卧二子。穆阿赛是糯氏族的祖宗,穆阿卧是恒氏族的祖宗。顾仙尼的女儿尼以弥布嫁后,生了穆克克和穆齐齐二子。穆克克是布氏族的祖宗,穆齐齐是默氏族的祖宗。”[1] P8这就是六祖与仲牟由的渊源关系,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人为的纯粹虚构,不可以考证,也就没有什么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彝族内部总是有着某种关联,正是这个关联关涉着彝族族群的历史记忆,同构彝族心理机制,成为彝族间相互认同的向度。不然,就不会如此深刻与广泛的遗存在各地彝族民众之间,这一点可以从六组分支的各种文献版本中看出。关于六祖分支的文献版本目前所见于世的有四个,“一是贵州民族出版社1982年出版,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整理的《西南彝志选·创世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王仕举和王运权审定的《西南彝志》;二是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由朱琚元、张兴、诺梅阿苏、阿果翻译的《赊窦榷濮》;三是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罗希吾戈和杨自荣翻译的《夷僰榷濮》;四是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创世志·谱牒志》”。[2] P43六祖分支传说在彝族集中分布的云南贵州四川共同遗存,表明彝族有共同渊源是可取的说法。并且四个版本中“都有洪水泛滥、彝族共同始祖与天女成婚繁衍六祖的神话传说”。[2] P43高度的一致性很是说明彝族同源的问题,“在彝族的口头民间传说、格言、祭经中,也有大量涉及‘六祖’的内容。这说明关于‘六祖分支’的史事,是自古相传的,不可能是后人虚构的”。[3] P61即六祖分支在可以作为历史事实看待。
二、六祖文化
有六组分支的基础存在,就可以进而讨论六祖文化。自六祖分支之后,穆阿怯所属的武氏族和穆阿枯所属的乍氏族在云南各地迁徙与发展。穆阿赛所属的糯氏族和穆阿卧所属的恒氏族向滇东北、四川永宁以及凉山地方迁徙、发展。穆克克所属的布氏族和穆齐齐所属的默氏族向滇东、黔西北方向迁徙与发展。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彝族在西南大地上蔓延生息,最终形成今天的分布与格局。
在认识与论述彝族六祖文化时,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二元层次的六祖文化。狭义层面的六祖文化,是指由于六祖分支的事件造成的文化事象及其意义。少数民族分家的一般形式,分家时要举行特定的分家仪式,以此明确自己的权限与义务,分家仪式中最先是要祭奠祖先,表示自己不会忘记祖先的恩泽,表明彼此是兄弟,在分家之后也是共同先祖的后代,自己将沿着祖先的足迹走下去,继续发扬祖先的精神。
彝族六祖分支作为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是彝族文化中重要的民俗事象,很深刻地印记在彝族民众的心底。在六祖分支分开时一定举行分别仪式,相关学者考证出六祖分支的具体地点,“是现在云南禄劝、会泽、四川会理三县交界处,金沙江畔的落雪山”。 [3] P62“现在的东川矿务局,在开掘落雪、因民、汤丹矿区时,曾发现过大量的经过初冶的铜矿渣堆积层。‘六祖分支’时,由笃慕亲自主持的祭祀活动,就是在被称为铜洞的地方。”[3] P62在那里分开之后,每个氏族就沿着约定的地理方向迁徙。
狭义层次的六祖文化,是六祖分支事件附含的文化价值与意义,首先明确共同的祖先即仲牟由,其次明确各自的权利象限,最主要的就是明确分开后的迁徙方向,不至于日后兄弟之间的矛盾,再次是明确分开后仍是弟兄,仍是一家人,同为彝族的子孙后代。
广义层面的六祖文化,是六祖分开之后所创造出来的彝族一切文化,如果没有六祖分支,彝族就不会形成今天的格局。按民族志书的说法,是面临灾难之后才举行了这次分家行动。如果没有六祖分支事件,彝族显然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区域之内,不会发展成为今天广泛的分布格局,不在地理上的广布也就不会有风俗上的丰富多样性,也就发展不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所以广义的六祖文化应该包括六祖分支后的所有彝族文化,因为溯源于分支时所带有的文化因子,后来所有文化只是附着于这个最初的母体文化身上,并在其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成分,不同的需要,以及分开之后所面对的不同地理自然与社会人文环境,绽放出则彝族文化之花自然也就是绚丽多彩的。
三、六祖文化的意义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彝族六祖分支之前后这一段时期恰好是彝族的“轴心期”。人类轴心期的三要义是:“一是突如其来的巨大现实变革彻底中断了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智慧;二是从自身的生命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回应现实挑战的全新的精神资源;三是在这种新的主体条件基础上直接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历史活动。”[4] P28彝族六祖分支事件大体上是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一般说来,轴心期的变革都是灾难性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破事人们改变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正由于这一原因,这个过程中的精神新产物前无古人的原创,它们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源头或‘本源’,而一切后来者只要通过模仿、借鉴它们就可以他们的生存困境。”[4] P28依据前面的相关论述,得知六组分支是历史史实事件,而这一事件对于彝族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形成于这一基础之上的六祖文化,在彝族文化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六祖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本源。
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文化是“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5] P23 因此文化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总体信息,文化就是这个民族作为存在的本源及其区别于他族的依据。正如彝族的历史一样,在彝族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六祖文化是关键性的,它作为彝族文化的本源,成为彝族文化的特定基质定格在彝族历史文化底层。彝族后来的文化,只不过是在这个母体与基本框架之上的附着与涂画,六祖文化是彝族文化的内核,这一内核构成彝族文化的本源。
对于这一本源,彝族本能的就铭刻在心底,所以从六祖文化可以解构出彝族文化的最一般性特征,六祖文化的特质就是彝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六祖文化的一个意义是构成后来彝族文化的本源,彝族文化同出一脉。
另外一个方面,民族或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最关键的就在于族群中基本文化文化的相关性,作为基础的文化是重要的认同依据,只要文化上得到认同,族群间的认同在情感层面自然拉近。彝族共同认可六组分支的民族记忆,由六祖分支建构出来的六祖文化,自然依存在彝族族群的各族中,所以彝族在历史与文化上可以溯源到共同的六祖,这比起其他族群的认同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既然有了这个共同的文化心理,六祖文化犹如一把尺子度量着彝族族群的文化心理,当之是彝族民族认同的依据。
再一方面,清理六祖分支之后的彝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清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那么六祖文化在当下的一个要义就是可以帮助人们构建出彝族历史的原貌,认清彝族社会,对彝族当下后日后的社会建构与文化建构有指导性的意义,并对其他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清理与构建也有借鉴的意义。
四、结语:十字路口与驿站
六祖分支是彝族发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彝族历经洪荒的劫难,拖着沉重的脚步,已经疲惫不堪,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的消亡。在历史上许多创造过辉煌文明的民族,在灾难的磨炼中消逝了,古埃及王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灾难对于每个民族都是一样的,经受得住考验,就可以延续下去,经受不住,只好在灾难中毁灭。六祖文化因此可以比喻成彝族文化史十字路口与驿站。正是在这里,这一关键时刻,彝族先祖度过灾难之后,于此时此地作出调整,使本民族艰辛的步履得到休憩,民族的疲倦心理得到调剂。进过调适与部署之后的彝族,创造出新的心理机制,以全新的心智面对世界,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所以回顾彝族社会历史及其文化,六祖文化是必须驻足的驿站。
六祖文化作为彝族文化道路上的驿站,定格在云贵川彝族的心理,时至今日仍在召唤彝族彼此之间文化心理上的关联,如同一个地标,那里不仅是分界的起点,同时也是联接的起点,印证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彝族的再次创世纪。
参考文献:
[1] 马长寿.彝族古代史[M] 山海:人民出版社,1987,2.
[2] 黄瑾.关于彝族“六祖分支”的讨论[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3] 罗希吾戈.彝族“六祖分支”雏议[J]. 思想战线,1983,(1).
[4]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
[5]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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