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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对新老彝文的讨论及认识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22-02-05 原出处：彝族人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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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四川凉山彝区新老彝文的争执与老彝文重新确立、规范及推广，曾有不少专家学者认识总结，其中以姚昌道、伍精华的阐述较全面。毕竟老彝文地位的重新确立，尤其能翻译中央“双十条”①，是伍精华组织学者进行的，翻译的成果表明老彝文能满足新社会的需要，适应面广，生命力强。其后，他担任四川省民委主任时，主持制定《彝文规范方案》，规范完善，推广应用，因而他的阐述典型，高度概括②;姚昌道在凉山州负责编译工作多年，且娴熟彝语文，广泛搜集资料、采访当事人，掌握了新老彝文的替代史。我们认为他的阐述具体且“生动”，有说服力，较全面地概括了这段特殊的历史。

当然，受某些因素的影响，伍精华、姚昌道的有关阐述对一些问题还未谈及，或谈及不够。本文依据相关的档案，揭示当年部分民众反对新彝文的理由与1956年关于新老彝文的建议，分析新彝文终结、老彝文确立的部分缘由，表现新老彝文之争的特殊历程。

二、新彝文创制由来及相关意见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很早以前彝族先民就创制文字，运用于生产生活中，延续至今。但要指出的是，彝族旧文字(简称老彝文)为表义的音节文字，多为手写体，受书写习惯的影响，彝文形体的差异明显，未能统一;加上掌握运用彝文主要是毕摩。毕摩因父子或师徒传承，往往固化字形的差异，制约交流;受封闭环境、经济不发达等影响，彝文表达的内容较少，虽有文字，掌握者较少，通行较窄，交流受阻。

1949年9月底，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共同纲领》，作为建国初各项工作的大纲，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

《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发展语言文字作为当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1951年2月，政务院(国务院)召开政务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中央访问团等的汇报，商议并部署相关工作，要求设立文字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研究或创制民族文字等等③。

之前，1950年9月，语言学家陈士林随中央访问团来到西昌等地，调查彝族语言文字的流传情况④。受条件的限制，他的调查面狭窄⑤、接触面小、认识不足，曾认为老彝文不具“文字”的要素，“原有的彝文，我觉得只是毕摩咒鬼人的一些极初级的杂乱符号，还够不上实用‘文字’的资格”⑥，因而有必要创造文字，满足彝族人民的需要。还有人说老彝文被奴隶主及毕摩所控制，是“毕摩文字”、“奴隶主文字”，群众认识、掌握及使用者少，与生活脱节等。当时，西康省民政厅在报告中也说“彝族操彝语，有象形文字，仅用于宗教方面;另有外国传教士创造的拼音文字”⑦。由于将老彝文列入“宗教”文字，且有外国传教士创制拼音文字等因素，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⑧，要求创制新彝文，推广运用。

1951年初，陈士林带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川康工作队再来西昌等地，调查彝语文的流传及使用情况，创制或完善彝文。他放弃整理规范老彝文的作法，坚决走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制定拼写规则，以二十六个字母、一个吐气符号、两个隔音符号，设计新型的拼写彝文，俗称新彝文。在此基础上，陈士林等制订《凉山彝族拼音方案》(草案)，编写若干新彝文教材及发行新彝文《西昌群众报副刊》等，在西昌民干校及新建彝族小学试验教学，拼读新彝文。据说实施的效果不错⑨。接着，西南民族学院开办新彝文推广班，培训教师，拟进一步推广，在社会上普及新彝文，广泛运用，以替代老彝文。

以拼音方式创建彝文，拼读结合，便利学习、接受及传播文化知识，对促进彝区社会发展、文化交流或许是件好事，但对老彝文的简单否定，则失之偏颇。毕竟，放弃老彝文切断了彝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不符合《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对此，部分上层及群众表示意见，1951年5月八且阿果、骆正清等人联名向西康凉山彝族自治区(州)各族各界代表会提出议案，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推行拉丁字母的新彝文，要求使用传统文字:现在要夷人改用外国字母，我们不赞同，而且同政策规定、报告不合，请求解释:1、民族政策五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

现在不发展“其”文字，随便改用别种文字，好似违反政策。2、政务院决定五条:“语文研究所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健全的民族逐步充实其文字。”未规定文字也要改用别种字，要夷人用别的文字是不是相合?3、高岗在内蒙干部会议上报告结论第五节:“向轻视民族语文的倾向作斗争。”要夷人用别种文字是不是轻视夷族语文?4、刘伯承主席在军政会议上报告:“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字”，不曾说改用别种文字，使夷人用别种文字是不是出入。5、各级首长均指示新旧文字同时用，可是学校不教夷族原来文字，不用来印课本文件，这显然要废除原来文字，也影响到广大夷众进步。这些事关系很大，请解释。

⑩细读该项提案，列出的五条理由，证据充分，义正辞严:首先，对比《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陈士林等人设计并推广拼音彝文，不是“帮助发展”，是另造文字取代彝族传统文字;再根据政务院的要求，彝族有本民族文字，需要完善而毋庸新造文字，不应有新的彝文。至于第三、四条理由，表明当时领导人要求正确对待民族语文，应持慎重的态度⑩;第五条理由点出了新老彝文之争的实质，希望新老彝文并用，对比优劣、相互促进，但学校只教新彝文，老彝文因传授中断而可能消失。在文字运用上，非此即彼，并不妥当。

有关部门对这份提案如何回答的问题，因无具体资料佐证，不便猜想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变化、新型学校的建立，组织群众学习等，使得拼音彝文在部分彝区、主要是西昌等地一度呈现学习的热潮。然而，新彝文虽易拼易学，却与社会语境脱节，能记音难理解;且受方言等限制，交流受阻，实际上并不被接受。

尽管受到了排斥，老彝文因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在民间继续传承，基础坚实。如1953年3月凉山军政委员会的布告、1955年12月凉山州及西昌专区关于民主改革的命令等，均采用彝汉合壁的形式颁布。不过，这处使用的彝文是老彝文而非新彝文，说明老彝文仍有较强的生命力，被群众接受，反映出新彝文处境的尴尬，对新老彝文地位及使等用的争论仍然存在。

三、1956年对新老彝文的讨论及认识

(一) 新彝文使用困境

1954年底，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召开，表示要根据宪法的要求，遵照国务院的指示，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或发展文字。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与中央民院、西南民院等合作，在北京和成都分别开办数百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依据此基础，组织起700人的七个民族语言调查队。8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的调查，认识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及发展变化。在调查任务中，对民族语文的调研列入其中。各语言调查队分赴相关地区开展工作，其中第四工作队在凉山、西昌及滇中、滇东南等地活动，调研的对象主要是彝语文。

经过调查，该队对凉山彝语的认识得到加深及拓展，置入全国彝族语言文字中认识，将凉山彝语列为中国彝族的北部方言，当中又分三种次方言(圣乍、所地、义诺)。比较三种次方言的使用及流通情况，工作队选择圣乍话为基础语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修正并充实原创制的拼音文字，采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四个俄文字母、五个国际音标和两个新创字母，共三十七个字母，形成《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要求扩大推广及使用，迅速覆盖彝区。

在第四工作队进入凉山开展调研，拟修改及推广拼音彝文(新彝文)时。关于老彝文的定位及新老彝文的使用等再次提出，呼声强烈。其间，彝区正展开民主改革，中央指示要宣传政策、停战和谈，协商改革。如何传达中央的声音、宣传政策、认识并接受和平协商成了“问题”:用新彝文，绝大多数上层及群众不认识，缺乏基础;且以圣乍语为标准音，所地语、义诺语是否能正确理解、正确接受呢?

用老彝文，虽有上层及群众的基础，读音有异，词义无歧，却与使用新彝文的要求不符合。作为变通方式，有关部门只得选择新老彝文并用，制作了汉彝(老新)三种文字合壁的传单，空投各地，宣传政策，影响参叛者，接受政府要求，放下武器，返乡生产(见下)。

当然，这样的现象再次反映使用新彝文的困境，说明老彝文没有消失，在彝区仍有深厚的“土壤”，有使用的群体及传播的地域，有社会基础，不可能消亡。于是，如何对待老彝文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二) 召开会议，初步共识

1956年12月，有关部门召开“凉山彝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陈士林在发言中，重申拼音文字的必要与重要，认为“彝族原有文字难写、难认、重文别体多，不容易掌握，凉山彝族只有用拼音文字才是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的最捷径、最科学的道路”，将其创制使用新彝文与“先进”民族挂钩，赋予政治色彩。这样，接受并使用拼音彝文，能使彝族“跻身于先进民族”，意义重要，适应了“一步跨千年”的时代要求。于是，多数代表表示“赞扬”，积极“肯定”新彝文，讨论并通过《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建议提交人代会审查通过，作为法案，在彝区付诸实行。

这次会议尽管为新彝文定了性质，争取成为凉山彝区的“法定”文字，但对老彝文也不像过去那样全盘否定，承认其有作用。如四川省副省长康乃尔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毛主席早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文字要加以改革;汉字也要改革，走拼音化道路。我们对各民族的原有文字要采取正确态度，对老彝文应加以珍视，即使将来新彝文普及后，彝族人民仍可以自由学习及运用老彝文，通过它来认识及研究彝族的传统文化等等。康省长的这番讲话，为新老彝文定了基调:依据方案，推广并普及新彝文;也允许使用老彝文，不再简单否定。

不过，张冲对彝文改革提出如下意见:“1、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文字，应该多作调查，不要急于决定方案。2、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文应与该地区的民族文字并行，在课本上应一端印汉文，一端印民族文字，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汉文的要求，也便于校正译文的错误。3、少数民族文字，应按语系区分，不能按现有民族区分。否则，语系相同的很多民族文字不一致，就不好，因此作调查工作也要按语系编入(组)”等等。

的确，张冲的这些意见很有价值，点到“实质”。首先，有无必要帮助凉山彝族创制文字的必要。即使要帮助，也应该多做调研，不要急于设计并决定方案、推行后再说。老彝文已传承千百年，根基扎实，用极短时间创造新彝文来替代传统文字，既不现实，也缺乏基础。为方便彝民学习汉语文，在学校教学中，可采取双语双文的方式，对比教学、对照阅读，方便认识理解。至于按族系区分文字类型的要求，触及到对部分少数民族的确认与“识别”，限于篇幅，姑不展开。

对于张冲的意见，陈士林等虽未完全接受，但也不同程度的认可，解释该文字方案只针对凉山彝区，不涉及其他地区的彝文;表示按语系区分文字的建议值得考虑。但陈士林的解答也暴露出新文字的“短版”，新彝文只针对凉山，其他彝区或许会再创制文字。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彝文，势必造成“混乱”，撕裂民族。再者，对编写彝汉对照教材，限于条件，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没有采纳。

这次会议虽然未能解决新老彝文使用的争论，但讨论并通过《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表示在推广新彝文的同时，也允许老彝文在民间使用;老彝文正了“名”，不与奴隶主、毕摩文化划等号，使用上“松了绑”。彝族一些上层人士认为“拼音文字方案一致通过，对老文字态度得到纠正。

各省文物(化?)知识也得到交流。这是彝族有史以来集体讨论自己语文的第一次会议。与会代表无不欢欣鼓舞，庆祝民族前途的光明，这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有的会议。也证明了各级领导执行民族政策的伟大成功”。这样的定性激发了部分彝族人士的激情，他们要求利用老彝文认识并研究彝族历史与传统文化，建议组织专门机构，“将遗产精华发掘出来，与群众见面，对群众文化的，及文化遗产的发扬与保存，俱有好处，也消除了群众废除老彝文的顾虑”。其中以杨砥中的情绪最为激动。他向有关领导呈信，请求利用老彝文资料，编撰凉山彝族史，提供彝族学者及古彝文书目，为利用老彝文，保存传统文化而献计献策。限于本文主旨，对杨砥中等的要求另文研究。

四、老彝文受重视，整理规范，广泛应用

表面言之，采取拼音方式的新彝文创制简单，易拼易读，能读就能拼、能写就能用，立竿见影。

其实不然!1950年上半年，西昌及附近刚获得解放，人民政权才建立，尚在巩固中，多数彝族地区(指大凉山腹心区)还没有获得解放，从未到彝区开展语言调查的陈士林只是凭借在喜德等地接触及搜集的部分彝语，在罗大英、李仕安等人的协助下，就以拼音方式创制新彝文，试图推广，广泛应用。就新文字的创制看，时间短促;从调查广度及深度来说，相当不够;从创制人员的构成讲，缺乏语言学以外的其他专家。而且，新彝文只有记音拼写的功能，受标准语的约束，在其他方言不能正确表达含意，甚至发生“相左”现象。重要的是，新彝文否定了彝族传统文字(老彝文)，与彝民传统的认知习惯、交流功能相脱离，欲速则不达，退出是必然的结局。

1956年底，彝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虽然暂时结束新老彝文的争论，肯定推广应用新彝文并不能否定老彝文，改变了过去对其不当的认识，承认使用老彝文的正当性。需要指出的是，修改后的新彝文除采取拉丁字母外，还加上俄文字母、国标音标和自创字母，解决个别读音不准问题，但不同体系的字母交叉并用，不伦不类，又背离拉丁化的要求，就连部分支持者因不能理解而放弃学习，注定尔后新彝文的使用推广不会一帆风顺。

1958年8月，凉山州召开新彝文方案的座谈会，讨论及推广《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时，大多数代表鉴于既未允许用老彝文，不妨停止推行新彝文，直接用汉文，简单快捷，能迅速跻于“先进”民族。这项提议虽系特殊年代的产物，带有“大跃进”色彩，但多少反映出新彝文缺乏群众基础和社会语境。10月，凉山州委停止了新彝文的教学试验，在昭觉、喜德等开展汉文扫盲试点。1960年5月，凉山州人代会第四届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了新彝文方案，在法理角度上否定使用拼音彝文。

不过，生产资料的改变，集体制的管理，对学习、记载、传达、反映汇总等有了要求，触发并加快文字的使用。这文字就是曾被否定的老彝文。

民主改革后，彝区普遍建立及发展人民公社，推行并强化新型的管理体制，劳动记账、分配到户，规定社队提留，征收、征购及销售粮食等产品，必须存底记账，交代检查，汇报情况。这样，文字的作用重要、书写的力量得到了表现。变革的社会要求掌握知识、运用文字，记载与交流。当时，新彝文已被废除、汉字又不被大多数彝民掌握，唯有使用老彝文，从而激发彝族民众，特别是基层干部学习及掌握老彝文的热情，记载事物，交流反映，广泛运用。

这样，在体制更换、新型管理、发展经济等驱动下，老彝文走出“毕摩文字”的狭小范围，走向大社会，加入新内容、赋予新含意，拓展了表现面，被群众学习掌握，评分记账，结算分配，充实内容，丰富内涵，运用在生产生活的各方面，经济建设推动了彝文的使用及普及。其间，与彝区相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民族地区也有反映，如何认识及对待民族语文再次引起有关部门的关心。

1962年5月，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与会彝族代表特别提到老彝文，希望考虑学习及利用。

这次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民族工作的成绩及教训，指出部分民族地区曾忽视使用民族语文等问题，希望注意充分运用民族形式，尊重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等，要求“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有关照顾经济特点、文化形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问题，应当放手让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自己去管，要相信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是可以逐步把事情办好的”。

简言之，语言文字使用及改革之类事情由该少数民族自己决定，不能过分介入，强行包办。这份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各地区，要求切实执行。中央的指示使得创制及改革民族文字的举措放缓，不再限时必须完成瑐瑶;更重要的是，创制或改革民族文字由本民族决定，不能强制，更不能包办。

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新型管理的施行，老彝文再次得到肯定，群众自发学习及运用。斯时，有关领导因势利导，通过翻译“双十条”等，传达北京的声音，宣传了党的政策，凸显出老彝文的价值，说明它可以并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

尔后，老彝文经过整理规范，更加完备，成为了今天凉山彝区的法定文字。对此，陈士林也改变了看法:

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和实践，开始于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彝文工作队缺乏经验，在拼音字母的设计上，缺乏与《汉语拼音字母》取得一致的预见性，采用了一些拉丁字母以外的新字母。1957—1958年，为了追求与《汉语拼音方案》看齐，多次座谈修改，影响了彝族群众的信心。

……1958年凉山民主改革完成后，随着社会的前进，山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彝族群众普遍需要代表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迅速而有效地在生产、工作和学习中应用。

其实，汉语拼音字母之所以成功，除设计科学外，还在于与经过简化、规范的汉字相结合，注音便利学习，读得出写得到，有原有文字为载体，有利理解，相得益彰，充分表达，不致“走样”。反之，透视凉山彝区创制拼音彝文的历程，拼音文字固然有其优点，但若不与民族文化结合、排斥以至否定原有文字，缺乏适宜的语境及施用的载体。即使完全采取了拉丁字母的拼读，新创制的彝文不可能被群众长期接受，难以扎根。更重要的还有，民主改革后，老彝文被干部群众自发学习掌握及应用，说明文字的产生及使用发展，与社会需要分不开，新彝文无社会需要的拉动，无民众的认可，即使能创制，然而有多少生命力呢!

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等促进彝文的使用及推广。该文字是植根于彝族社会千余年、被群众认可及使用的老彝文。20世纪70年代中叶，彝区干部及群众的积极要求，纷纷提出建议，试验选择，规范及完善老文字的条件基本成熟。

1975年元月，四川省民委在昭觉召开“彝族文字工作座谈会”，组建彝文工作组，启动了规范(老)彝文的相关工作。会后，工作组成员深入实地，开展调研，设计规范彝文的方案，试点教学，实践检验，确定语音标准、字表设字、用字规范及书写要求等等，形成《彝文规范试行方案》。

由于规范彝文选择凉山彝族传统文字(老彝文)为依据，有历史传统、社会语境及群众基础;彝文经过规范，做到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一致，克服了老彝文的读音及书写的混乱现象，标准统一，做到规范化、现代化和效率化;规范彝文的字数少，简便易学，易掌握运用。而且规范彝文采用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拼音符号，利于群众的注字正音，交流无阻，沟通顺畅;也方便群众学习汉语文，亦有利于彝文的对外交流等等。《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得到四川省委的批准，通过试点教学，成绩检验，在推行运用不断修正及充实，证明规范后的(老)彝文是科学、完整的民族文字。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凉山州《彝文规范方案》，要求“在推行中不断总结经验，使文字方案更加完善”。

国务院的批复标志凉山州彝文改革的成功。

规范彝文促进了彝语文的普及，在教学过程中形成彝汉双语教育的二类模式，彝语文教学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构建起完整的教育模式，培养了大量的彝族各类人才，在各行各业作用积极;由于规范彝语采取拼音方案注字正音，编译彝语文从可能变为现实，发展并提升了各项编译出版事业，汉彝教材、作品及着作等实现“对接”;党的各项文件、方针政策或法律法规等能被彝文迅速翻译，广泛传布;规范彝文实现了报刊排版印刷、译制电影、制作电视产、传播新闻，彝语文新闻传媒从无到有，发展繁荣;规范彝文基础是老彝文，方便了(古彝文)典籍的搜集、整理及利用，保护并利用了传统文化。近年，因沙马拉毅教授创制的彝文输入法，彝文信息编码纳入了国际标准系列，术语的标准及规范，加快了彝语文进入各行各业，在普及中得到推广、提升及完善。

本文通过对凉山新彝文创制及使用新老彝文争论等的认识，旨在说明彝文需要的是改革而非创制，脱离语境的“创造”，缺乏生命力。文字产生于社会需要，又因社会需要而发展，改革使老彝文在规范中得到完善，广泛运用，推广提升，带动了彝区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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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姚昌道.彝文改革述论［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
［2］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3］中共中央批转.乌兰夫等人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A］//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4］陈士林等.彝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5］冯元蔚．新中国成立以来彝文发展的风雨历程［A］//青史留真编委会.青史留真［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图片：来自红色彝人；作者不详，欢迎提供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