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研究笔谈
一、走廊理论问题
(一)走廊学说的提出
藏彝走廊是一个学说，费孝通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五次阐述，2003年我们在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研讨会上总结过。其中，1978年在全国政协关于民族识别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最后一次是在给“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信函中，这封信我们已经收集在“研讨会论文集”的第一篇，也是费先生对藏彝走廊的最后阐述。
费先生最早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的原因，就是民族研究没有打破省区界限，没有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对此，我个人深有体会。关于藏彝走廊中的人口问题，我粗略统计过，大约有1000多万人，500多万是少数民族，其他是汉族。其中，藏缅语族的羌语支民族48万人，彝语支民族有293万人，藏语支民族185万，共535万人左右，其他壮侗和苗瑶语族各语支民族的人口约3万人。过去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缺乏整体观念和宏观眼光，仅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就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比如没有重视民族互动的问题，造成对四川、云南的藏族和普米族，摩梭人和纳西族、蒙古族，贵州的布依族和广西的壮族在族属认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问题，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而得来的。
2003年，费先生在给会议的信中，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问题。费先生提出多元一体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中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最初提出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来，他将“天下大同”改为了“和而不同”。我认为这句话修改得非常好，因为天下大同是儒家的思想，而费先生则是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和”就是一体，“不同”就是多元。费先生五次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每一次的内涵都不同，直到2003年，才最终确定藏彝走廊这个学术概念的研究目标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问题。
(二)走廊学说的意义
首先，我们深入研究走廊学说，进一步梳理研究思路，对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是一笔宝贵的遗产，非常有指导意义。今后我们多民族的国家必须是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关心，这样才能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为此，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打破地区、学科的界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而藏彝走廊仅仅是中华民族全局棋盘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在阐述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意义的过程中，费先生还完整地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6大板块和3大走廊构成的格局的看法。关于板块是指：(1)北部草原区；(2)东北部的高山森林区；(3)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4)云贵高原区；(5)沿海区；(6)中原区。而走廊是指：(1)藏彝走廊；(2)南岭走廊；(3)西北走廊。此中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故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因此，民族走廊更值得深入研究。在这个民族格局的理论中，涉及民族学、民族史、民族关系等诸多学科的内容。为此，必须进行民族学科及其他社会学科的综合研究。
其次，走廊学说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是关键。可见，藏彝走廊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我们探讨这个理论问题已经二十多年了，但理论深度的挖掘还不够，费先生希望我们来发展这个理论。这是我们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一个纲领性问题。
二、走廊的范围问题
关于藏彝走廊的范围，大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大多数人认为藏彝走廊与横断山脉、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和关系密切。实际上，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是藏彝走廊的主要区域，与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重合，但横断山脉也不是全部在藏彝走廊内。目前，关于藏彝走廊的范围问题还处于争论之中，比如，有研究者提出走廊北缘应该包括青海的果洛、玉树二州，那么其东南是否到滇东北大关河流域，东缘是否应该包括龙门山脉，南缘止于何处，是否只到大理北部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同样，藏彝走廊并不是仅指藏彝两个语族的民族，有一些苗瑶、壮侗及其他语族的民族也在这里活动，而藏彝两个语族的民族也绝非仅在走廊中，也有许多超出了这个领域。
总之，藏彝走廊的范围有多大？与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的关系是怎样？这些问题都还应该深入讨论。
三、考古学问题
藏彝走廊的考古发掘工作很不够。现在岷江、大渡河的遗址情况大体上比较清楚，雅砻江、金沙江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远远不够。澜沧江、怒江的就更少。
走廊中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就更不够，仅岷江、大渡河较有成绩。关键是缺环甚多，不成系统。如距今5000年的茂县营盘山遗址与汶川姜维城遗址、丹巴中路遗址、汉源狮子山遗址都出土了西北马家窑文化彩陶，应为同一文化传播的结果。昌都卡若亦有彩陶，也有受到此文化影响的痕迹，但其他地方尚不清楚。比如马家窑文化的遗存有没有进入成都平原？与成都平原的文化是什么关系？成都平原文化究竟有哪些源头？卡若文化有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但与其他马家窑文化遗址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清楚。
还有，藏彝走廊内有多处石棺葬发现，以岷江上游为多。许多学者认为它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但这些文化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岷江上游的尚没有弄清楚，何况还有其他流域。因此，对这些石棺葬的族属确定也就很困难。
另外，粟米文化存在于卡若和岷江上游遗址，应该与西北有联系。
四、民族史问题
对走廊古代民族的族属有不同认识。学术界一般认为，藏彝走廊与氐、羌、戎有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不一定，有的认为除了氐羌系外，还有夷系的民族(并非现在彝语支民族先民)、胡系的民族。这些新的观点非常可贵，值得深入研究。夷系包括哪些民族？胡系又包括哪些民族？现在看来，这个走廊中历史上还有苗瑶、壮傣语系的一些民族活动，都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走廊中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的族源问题，一般认为来源于西北，但也有许多新的看法。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彝族的先民就是当地的土著，与古羌没有关系。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藏彝走廊中的诸民族主要来源于西北，但对他们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都有不同的解释。
五、民族语言问题
(一)对汉藏语系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没有汉藏语系。承认汉藏语系的学者中，一部分人认为不应该包括壮侗、彝缅语族，认为这两个语族与汉藏语系相差甚远应该是单独的语系。
(二)对小语种的不同认识。对藏彝走廊中的小语种，学术界的看法差距更大。比如嘉绒语是藏语支还是羌语支？纳木依语究竟是羌语支还是彝语支等。由于小语种没有认真地调查，系属很难划分。
语言的研究影响到民族的研究。相同语言的民族在历史上一定有很多的联系，经历过或分或合的历史旅程。
六、民族文化问题
(一)民族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走廊中各民族有丰富文化，既有特点，又有相互的影响。现在我们对走廊研究不够，走廊中民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而是分行政区划来记录的，从而难以对走廊中的民族文化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比如走婚文化，尽管今天泸沽湖和扎坝都还有，但这些文化间有什么关系？与东女国有什么关系？都还没有好好研究。此外，本波文化、碉楼文化也如此。碉楼文化从岷江上游开始，到西藏西部都有，是不是一样的文化？小亚细亚也有，也是一样的吗？因为没有详细的民族志，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很难深入。
(二)走廊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其中原始宗教的遗存很多。各民族的原始宗教间的影响也很大。但我们对各民族原始宗教的比较研究不够。比如，本波教和东巴教的创始人都是一个人，到底谁影响了谁。纳西族和嘉绒藏族各执一词，最近金川县整理的许多资料，都是明清就有的，认为本波教的始祖发源于金川，祖寺是广法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需要深入地研究。
(三)羌、藏两个语支文化的联系较密切，而彝语支民族的距离比较远，这些现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没有深入研究。
(四)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调适也应该加紧进行研究。最近我们一直在这个走廊中走，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太大了，怎样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怎样使它和现代化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探讨。
七、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近年来才引起重视的问题，虽然有起步了，还是研究得不够，尤其是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如何影响各民族的生计选择，在新时期，生态变化将怎样改变传统经济？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如何影响传统社会？这些问题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八、民族经济与发展问题
以前的研究从区域经济出发进行研究的比较多，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民族经济的发展，还应该加强，因为这关系到民族生存发展的问题。虽然我们过去是有成就的，但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应用，关键是把基础的东西弄清楚。要从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民族振兴的视角进行针对性研究。
石硕：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它的地理范围主要包括今天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主要是横断山脉地区。
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横断山脉地区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与我国大多数山脉、河流主要呈东西方向这一基本地形趋势不同，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是典型的褶皱地带，本身具有极大的地理学、地质学等研究价值。该区域因为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分别从北向南从这里穿流而过，在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为此，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为“藏彝走廊”。“藏彝走廊”一词可以说比较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这一特殊区域的特点。
我认为，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对于川、滇、藏相交接的川、滇西部和藏东这个独特区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指一个特殊和具体的民族区域，同时首次从整体上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该区域的人文特点；用藏彝走廊这一概念还将该区域从“西南民族地区”的框架中剥离出来，首次将该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看待；这一概念也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对该区域统一称谓上混乱的问题。此外，“藏彝走廊”称谓具有简约、上口、易于普及和传播的特点，同时具有很好的通识性。因此，同以往对这一区域的所有称谓相比，藏彝走廊无疑是人文内涵最丰富、最简约的一个称谓。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作为实体的藏彝走廊呢？很显然，要真正理解藏彝走廊概念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藏彝走廊这个特定区域的面貌和基本特点有所了解和认识。对于藏彝走廊的具体范围，我认为，应当从“走廊”两字的理解上定位，“走廊”应该是一种左右形成屏障的线性通道，也就是说，它在线性方向上是一个通道，而在与线性垂直的方向上则形成了较难通行的屏障。从这一意义说，藏彝走廊的范围显然主要应框定在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因为正是在这一区域呈现了典型的东西形成屏障的南北线性通道。而且藏彝走廊的东部边缘也不止于岷江上游地区，还应该包括龙门山脉一带的湔江和涪江上游地区，因为这个区域不仅与岷江上游地区相毗邻并且同属于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区，也同样是藏族、羌族分布地区。
藏彝走廊内的历史文化现象，正如同它那高山峡谷和沟壑纵横的地理环境一样独特而复杂多样，是我国民族区域文化研究中面积最大、最复杂、最破碎的地带。因为处于独特的高山峡谷地理环境中，藏彝走廊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区域性和连续性。又由于该区域历史上是民族迁徙流动、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走廊地带，民族关系和文化源流错综复杂，并形成众多的民族支系和极为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不断在走廊内沉积，因而其文化是层累而成的，是分层的。大量古老原始文化的存留可以说是藏彝走廊地区一个异常突出的文化现象。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总而言之，我认为藏彝走廊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保留最完好、历史沉淀最丰富但同时又是疑难问题最多的地区，具有极高的考古、民族、历史、语言等学科的研究价值。
鉴于藏彝走廊地区的历史及民族文化有着突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目前要对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作全面的归纳总结还为时尚早。不过，从宏观的角度看，我认为，大致可将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藏彝走廊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区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民族走廊，走廊内的文化是在不断变动的，大体在近代形成今日基本的民族文化格局。而我们之所以称它为“藏彝走廊”，是因为走廊内部主要是藏语支和彝语支民族，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和分化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同时，藏彝走廊是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民族文化现象具有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的族群文化是多元共存的。藏彝走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既是汉、藏和汉、彝民族的边缘，同时也是西北与西南民族文化相交接的一个关键边缘。
以上几个特点足以体现藏彝走廊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民族区域”在我国整体民族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藏彝走廊是一个有深刻学术寓意的概念。它并不是孤立和偶然提出的，而是费孝通先生在全面总结以往民族研究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主张确立民族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构建中华民族格局这一总体思想和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应当将藏彝走廊置于一个大的整体与宏观范围内来进行考察和研究，这样才能对我们理解走廊的重要性和意义有更大的启发。
藏彝走廊的提出还有两个更具体、更基本的着眼点，一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二是“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藏彝走廊概念是同时具有这两个层面含义的。所以，对于藏彝走廊概念及其指称的独特区域，我们不仅需要将其放在“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上来认识，而且需要从“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这两个特殊视角来理解，才能把握它的独特内涵与价值。不过，如何将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民族区域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仍是一个难题，我认为可依循以下一些思路：
如果我们要从整体观的层面对藏彝走廊进行研究，就必须打破民族之间的人为界限，以往以语言或文化等为标准对民族进行严格的划分，这样做虽然便于管理，但在进行研究时却应当突破这样的界限束缚。而多样性与复杂性虽为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可以从中寻求具有共性的历史文化现象，如石棺葬、碉楼、母系等文化，从物质与精神层面解读族群迁徙及其关系，同时对历史文化现象共性的关注还可以改变因民族识别而造成的人为民族区分。
从历史学角度来考察这一区域同样是很重要的，汉藏文献资料对这一区域的记载是比较丰富的，走廊内的一些寺院的碑文至今还没有加以翻译利用，如果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再进行田野考察，对认清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面貌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高兴的是，今天随着我国民族研究的深入和新领域的不断开拓，藏彝走廊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日益受到民族学界的重视，同时也愈来愈引起历史、语言、考古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黄树民：藏彝走廊——区域研究的沃土
前几年，我主要在泰国北部做研究，当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当地居民与周围生态环境的适应问题。如，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能否持续发展？这样的经济生活能否持续下去？这个社区能否自我维系？
2004年，我去泉州参加一个海外华人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与会交流时听到王铭铭教授提出研究藏彝走廊的重要性问题。后来，刘绍华博士给我寄来了关于藏彝走廊的资料，经过网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检索和自己的不断学习，对这一地区认识更为深刻。藏彝走廊地区，无论从自然地理科考，还是历史人文研究、人类学田野调查等方面而言，都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和价值。结合我在泰国北部地区的研究，我当时认为完全可以将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问题带入到藏彝走廊的研究当中来，譬如，当地土著的生产知识能否可以维系生态环境的平衡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传统的技术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可持续性的农业发展对这一地区有无帮助？外来的冲击，特别是科学性农耕对藏彝走廊地区会产生哪些影响？在这种生产环境中，农牧民吸收的营养程度对他们的健康又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对这一区域非常感兴趣，因为研究将是以区域为主，而不是以族群为单位，走出传统的以某个民族或村寨为单位的研究，可以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参合起来组成团队，以互相冲击、启迪。在具体研究上，一定要以问题为出发点，想研究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即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们要突破传统学科的限制，能否走出学科范围，回头看是否能提出新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和别的学科进行交流和对话，并提出新的问题，同时要更注重实用研究。
在藏彝走廊研究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语言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会使用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有其长远的文化基础，人类学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用更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所描述的对象。此外，在这一地区的研究还要注意概念的使用和表达，如中国本来没有“宗教”和“社会”等名词，这些是西方社会才有的概念，它们是通过日语转换而传入到中国的。如果我们用宗教的概念来套用彝族的类似仪式或行为会感到很生硬，而且也很不贴切，但我们所用的著作若都用本土语言书写，那么写给谁看呢？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
对于今后藏彝走廊研究项目的申请和开展，我建议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
第一，地区的文化生态问题。主要有区域内居民营养的发展，食品的供应与生态的关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健康与疾病等问题。藏彝走廊是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环境，不同民族是否有着不同的适应方式，如藏彝走廊之中的民族分布大体呈现了北藏南彝的局面，那么这种分布格局是否代表着某种适应方式呢？这些人群对于文化生态有哪些自己的认知体系呢？此外，在不同环境中如何保持健康、防止疾病，当地人民又是如何利用传统医疗机制来应对这类问题？因此，传统文化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的兴起与疾病医疗机制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藏彝走廊中地区性的少数民族如何被吸收并整合到国家体制之下的？国家政权的进入无疑会给本区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个人以为可从如下四个角度来看这种影响：(1)可从少数民族本身观点来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如土司或上层僧侣如何看待国家主权的冲击；(2)他们如何使用社会标志来保护自我传承，文化表征在哪些方面使用？少数民族的认同、文化、语言、历史等，哪些在使用，哪些又不在使用，为什么？(3)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传统的习俗、宗教等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少的干预，如允许少数民族恢复他们的宗教、风俗习惯，那么文化的复古对现代社会是否有帮助呢？会不会对全球化有一种相反的效果，强调自我是否会内化，这样是否会导致自身在全球化中不可竞争呢？如何正确使用一些社会标签，如亲族、家支、宗教、服饰等来保存既有的传统呢？(4)旅游观光业的发展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保存到底有什么样的冲击？从正面来看，的确具有对民族文化起到保护的积极意义，但从反面看，把文化当作商品是否也有利有弊？这里涉及到了文化商品化的价值判断。
第三，发展的文化问题。发展是各方面的，各民族各地区对于发展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近年来，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怒江建水坝，对国家、地方各级政府、投资者以及当地民众各方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对此所表示的态度也各有不同。那么，谁是主要的推动者？物质上的改善就是发展的标志吗？我们更要关心本地的百姓是如何反应的，他们的主张和要求是什么？我个人主张应当提倡“发展的文化”，把发展的文化当作一个主体来研究。
对于今后藏彝走廊地区研究工作如何进一步开展，我认为应当在会议交流上找出问题作为今后研究的对象，明确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从解决并回答这些问题的角度来推动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要走出学科之外，通过交流来将这些研究问题更具体化。同时，我们要通过交流来达到建立研究团队的出现，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分工，团队内部成员之间如何能做到相互配合与支援。不仅要有自己的研究人员，而且还要有多层次、不同年龄组合的团队才会对我们未来的研究发展有益。对我个人来讲，发展全面的、系统的、以区域为主的研究团队和将来对研究生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培养，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在藏彝走廊地区开展研究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赵心愚：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基本特点
“藏彝走廊”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学概念。针对以民族为单位一个个分别进行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研究要注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需要从整体上去客观把握，并主张“最好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所谓“藏彝走廊”，即费孝通先生经过宏观思考后具体提出的八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之一。
以今天的康定为中心，藏彝走廊大体北起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中经川西、藏东及滇西北高原，南至西藏东南部，多处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分析这一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和有限的史籍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藏彝走廊古代通道存在着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基本特点是，藏彝走廊古代通道数量较多。所谓数量较多，是指走廊内的古代通道绝不是一条或几条，而是纵横交错有若干条。正是由于存在众多的古代通道，东起青海东部，南至西藏东南部这一广大地区才成为一大民族走廊。
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分析，可以认为从河湟地区经青海南部到西藏东北部，换言之，也就是在藏彝走廊的北面应当有着不少重要的古代通道，一些古羌人先后经这些通道往西迁徙，其中的一些在西迁后又从青海南部、藏东北地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甚至怒江的上游或源头地区由北往南沿流域迁徙。这些迁徙路线，都应是藏彝走廊中重要的古代通道。
因此，几大江河间也有众多交通线，构成了跨流域的横向的(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众多古代通道。几大江河流域间石棺葬文化存在的不少共同点，十分有力地证明藏彝走廊内这些横向古代通道的存在。
藏彝走廊内出现数量较多的古代通道与这一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这一走廊所处地区总的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区域内不但山多，而且河流多，呈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态势。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几大江河及众多支流的河谷与无数的山口，均成为古代不同民族及部落间相互往来或迁徙的天然孔道，无数交通线由此逐渐出现。古代民族部落通过这些交通线长期往来，走廊中纵横交错的一条条古代通道便因此形成。
第二个基本特点是，藏彝走廊古代通道中南北向通道更为重要。分析西南一些民族的民间传说及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纵横交错的古代通道中，纵向的也就是南北向的通道更显得重要，其发挥的作用也更大。在西南一些民族的传说和送魂路线中，都提到祖先原居住在北方，后才沿江河往南迁徙。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与河流有关的迁徙传说在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分析石棺葬考古资料即可发现，众多的石棺葬群多分布在几大河流及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远离河流的石棺墓葬几乎没有。两方面材料充分说明，在所有的通道中纵向的古代通道更显重要。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古羌人往南迁徙便多是沿南北走向的河流南下，并且较长时间居住在江河两岸或上下活动于流域之内，这就使纵向的古代通道在藏彝走廊中更为重要，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第三个基本特点是，藏彝走廊古代通道形成后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藏彝走廊内古代通道的形成，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首先是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其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却与走廊内部古代民族的活动及走廊外部的民族活动有关。分析民间传说及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由于冲突、战争及相互对峙等原因，走廊内有些古代通道形成后又改变走向，其地位与作用也相应下降。古代民族的活动不可能停止，因而古代通道的变化是不断发生的。南北方向的古代通道在藏彝走廊中更显重要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原因所致，也不是人们因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载而留下了与历史有出入的记忆。经分析可以发现，这是古代民族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进行迁徙等活动的必然选择所致。
譬如，通过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藏彝走廊中这一重要通道后来出现重大变化，之后再南下的古代民族已不能沿这一通道进入平原地区。这种变化的出现显然不是由于自然条件出现变化，而是与蜀族的发展及之后秦经营巴蜀的活动有关，尤其是秦的势力进入成都平原后，使古代民族再沿这一通道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不再可能。这一通道南端受阻后，继续南迁的古羌人到达今四川茂县、汶川一带后便折而向西，一些部落沿杂谷脑河到今理县一带，有的再往西进入大渡河流域。这一变化出现后，这条通道的地位、作用也就相应出现了变化，这也可能是其他纵向通道形成及发展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他几条纵向通道的形成、发展当主要与青藏高原上古代民族的活动及后来汉藏民族势力的拓展有关。分析西南地区一些民族的民间传说、送魂路线及石棺葬考古资料，可以认为几大河流间跨流域的东西向古代通道的变化也应与走廊内部古代民族的活动有关。
通过今天西南各民族的史诗传说，尤其是一些民族的“送魂”传说，可以认为两大流域间一些古代通道的变化与这种同一古代民族内的不同支系部落间的冲突也有关。由于强敌挡道，有的部落只得跨流域迁徙，开辟新的交通线，翻山越岭到另一地区去寻找生存空间。尽管文献中缺乏这方面记载，但有理由认为，这种不同支系部落间的冲突应不少，由此出现的跨流域迁徙也就十分频繁。这些频繁的跨流域的迁徙活动，催生了不少新的交通线，应是东西向古代通道出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战争、冲突引起跨流域迁徙活动外，还有与古代民族部落间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有关的跨流域活动。任乃强先生曾专门论述食盐引起的古代民族间的跨地区活动，这种活动涉及的面并不小。尽管这种跨流域活动规模要小于整个或若干个部落的集体迁徙，但其持续的时间却相当长。当民族分布情况发生变化后，这种与交换有关的跨流域活动路线也相应变化，因而这也应是东西向古代通道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古代民族及部落间的情况不断变化，导致藏彝走廊内的古代通道也不断变化，一些通道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十分重要，但后来却无关紧要了，甚至被人们遗弃、忘却，而另一些通道原本不太重要，后来却发展成为重要通道。
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特点应很多，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应有上述三个。上述三个特点之所以称作基本特点是因为它是随这一民族走廊的形成而出现的，而且长期存在。
作者简介：
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17
石硕，四川大学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黄树民，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
赵心愚，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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