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族群考察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境内有400多个族群，他们将各自的族称上报政府，希望被政府识别为独立的民族。中国政府对这些族群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识别。1953年，首先确定了37个少数民族，1954年到1965年，又先后确认了17个民族，1979年确定基诺为单一民族，至此已确认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共有56个民族。但是，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尚有74，9341人尚未识别民族。（《中国民族统计》，1991）这就是说，中国的至少400个族群，现分别划分在56个民族里面，势必造成某些民族里有数个甚至数十个族群成分，而且还有一些还未确定族属。那么，政府是怎样识别民族的呢，目前这些族群是否认同政府划分的民族呢，特别是同时包含十几个族群的民族，其内部族群间的关系如何呢，他们是如何认同本族群，如何想象本民族，以及如何认识国家的概念。这些都是我很想知道很想探讨的。
本文按以下顺序排列：1、族群定义和界限问题；2、主观或客观认同问题：“求同存异”的客观民族识别；“求异存同”的主观族群认同；3、族群与权力关系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族群认同；人民代表制度与族群认同；计划生育制度与族群认同；招生优惠制度和族群认同；4、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中华民族和国家概念问题；藏族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彝族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
二、族群的定义和界限问题
族群现象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不管这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族群有以下属性：（1）是一个人们结合体，共同体内的人们分享共同的风俗习惯；（2）是一个人口较多的群体中的一部分；（3）其文化认同可以是后天形成的，认同的消失也可以是后天的；（4）族群首先是自我认同的，同时是被别人认同的。（5）是一个文化携带单位。
族群和其他的如权贵群、宗教群体、秘密仪式群体和兄弟会一样，是现代政治体制下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隐性”组织。同一族群的人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或称为文化。族群都属于某一个人口较多的群体，不然的话它就不该称为族群，而应该叫民族。族群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体系比如国家体系中有内在的关系。族群的文化认同可以是后天形成的，认同的消失也可以是后天的。例如，非洲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城，移民群体豪萨人和西西伊博人，在20年代，有各自的宗教、语言和传统文化。但是，40年后，两个族群走过了两条相反的路：豪萨族群深深强调他们的文化认同并呈现出排他性。他们只说豪萨语，而且只和他们自己中间的人交朋友和打交道。西伊博族群，则失去了自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传统文化遭到完全的破坏，他们整体上受到其他不同族群的人们的影响。他们可以很流利地说主体民族犹汝巴语，并不带本语言的口音，而且把犹汝巴人当作他们的伙伴。由此可见，族群认同和认同的转移是后天的，而不是传承的和一成不变的(Abner Cohen,1974）。
族群首先是自我认同的，通过它可以把人们组织和联系起来。族群有不同的发展过程。观察族群的发展过程可以转换调查研究的主题，从而从内部的规律和历史来分开民族群界限和这些界限的保持。
乔健（1997）对族群做了一个概括：造成族群认同的主要原因不是文化的，而是社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对抗。更进一步的是，对于族群认同的一种要求，一种社会的要求，引申出来对于文化的认同。
Keyes(1979)认为：A、一个人可以属于不同的族群；B、民族同化：所谓两个族群的同化，并不是说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减少了，而是把这些差别重新给予一个界定，这是最根本的，当然也有一些差别是消失了；C、族群认同是通过文化表现出来的，是通过信仰、神话和民间历史表现的，这些文化方面在支持对于族群的界定。比如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的Karen人。D、民族适应：对于一个少数民族群体，重要的是怎样在一个大环境里生存。有些就会采取宗教的形式，透过宗教来确认他们是不同的，并相信他们最终能够变成独立的。所以，他们不是一种实质的政治对抗，而是一种宗教运动。
在Barth之前，学者们常常认为一个种族等于一种文化等于一种语言和一个社会等于一个拒绝或抵制其他文化的单位。这种看法受到Barth的反对，他认为这个公式会妨碍我们去理解族群现象及其在人类的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 Barth,1969）。
族群是一个文化携带单位，人们的分类和族群的地方群体成员，必须依靠特殊的民族文化来展示出来。明显的文化形式可以逐条分布于生态学效果特征展示。族群看起来很象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区分族群间的特征时，要认清并不是从整体上完全不同，只是行为人把它们作为区别的特征而已。一个排他的群体，其自然延续性是很清楚的：依靠一个界限的持续。社会有关联的要素便于辨别成员，但不是公然地与其他要素区分开来。
关于界限，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当然是社会的界限。民族界限疏导社会生活，它需要区分行为的十分复杂组织以及社会关系。要认同另一个人作为同一个族群的成员，暗示了评估和判断尺度的分配。族群只是坚持重要的单位，如果他们暗示标示不同的行为，例如坚持文化的不同。在族群的界限方面，Michael Moerman 对 Naroll 的六个族群认同的衡量标准进行了批评，它们是：特征分布、地域接触、政治组织、语言、生态调节、地方共同结构。Moerman认为：语言、文化、政治组织等不能完全地发生共同的关系，某一个尺度限定的某些单位不能同时发生于其他被另一尺度限定的单位；作为文化我们希望?quot;一种类型、一系列计划、对生活的蓝图"，那么结合这些尺度所限定的单位，包括Naroll建议的结合，是偶尔的或突发的"文化承载单位"；常常很难辨认语言、文化、政治、社会或经济的传承性，从而划出界限。(Moerman,1965)。Moerman总结说，族群在个人、集体和区域上是暂时的，并且人们会变更自己的认同；各种非成员者可以使用非常不同的称谓；同一成员的人并不一定总是对他们自己使用相同称谓。他建议，我们要发现用于民族识别（标签）的不同分类尺度，比较为相互作用的存在物的尺度，决定这些尺度是否有意识地操作，并且分析维持的和反复灌输该尺度的实践的机械性，通过成员们认同他们自己或被其他人认识。
三、主观或客观认同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走向高级，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资料高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分配关系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民族的理想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程是一个使人类相互溶和、趋于统一的过程。这个理想化的理论，指导了5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当时的民族工作者由此强调不同族群间的相同之处，忽略不同之处，强调民族识别的客观材料，忽略各族群的主观意识，也即“求同存异”。前文我们谈过，族群的认同首先是自我认同，同时这些认同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在被划为某一个民族后，中国境内的大部分族群对其族属是认同的，只有少部分族群认为当初识别有误，要求更改族属或重新识别为一个新民族。而认同了族属的族群，并不等于说也认同同民族中的其他族群。因此，同一民族内的族群，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就会强调该族群的认同。不管是不认同族属的族群也好，不认同同一民族中其他族群的也好，它们都极力显示与相关族群不同，我们称之为“‘求异存同’的族群认同”。下面分别讨论如下：
1.“求同存异”的民族识别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从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进行的，共有近2000个人参加了这次民族识别。以云南的工作为例。在50年代初，由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省统战部、云南大学、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28个人组成“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以下简称“识别组”），对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二次民族识别工作。这次识别工作是在已经定下了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对自己上报为单一民族的39个族群单位进行了分门归类，采用的是客观的求同存异的归类方法。
在识别永胜县“支里”、“倮族”、“水田”、“子彝”、“黎明”的5个族群时，“识别组”说“相传都是在洪武调卫时迁来。景泰云南志（1454）载有今永胜‘境内多罗罗，皆黑爨之种，披毡跣足，蓬头而椎鲁尤甚，其俗大都与沾益州相同。’这表示各单位移居年代已久，而且与东部彝族支系有关系。今日谁都不能记忆迁徙路线，但都说是从东面或南面迁到现住地。”由此证明其历史上有共同来源。
在识别永胜县“支里”、“倮族”、“水田”、“子彝”、“黎明”的5个族群时，“识别组”认为：“5单位的语言，都是彝语支中彝语的一种方言。他们与‘莨莪’、‘他鲁’、‘水彝’共8个单位，彼此之间可以畅通无阻地会话。”
识别组认为：“……六个单位与‘水田’相同相近的比例数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单位间的语法现象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确定以上七个单位的语言，只是‘彝’语方言中的不同方言。”
识别组又进一步将‘水田’语与另一个县永平县的‘土家’（作者按：识别组已将其识别为彝族，不是指现在法定的土家族。）语比较，认为在875个词汇中，两者相同相近的词有537个，占全数的61％，不同的338个，占39％。“这表示‘水田’语和‘土家’语是很接近的彝语方言。”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水田语’、‘支里语’与彝语同属一个方言，识别组又列表将其与凉山彝语和碧江傈僳语进行了比较。识别组由此得出结论说：“……‘水田’并‘支里’语与凉山彝语相同相近的，都比与傈僳语相同相近的更多；并且在与凉山彝语比较中，具有语音对应现象者较多，而与傈僳语比较中 ，则很少有语音对应现象。根据这些情况，更可断定‘水田’、‘支里’、‘倮’、‘子彝’、‘黎明’、‘莨莪’、‘他鲁’、‘水彝’等语言，是彝语方言。”
2.“求异存同”的族群认同
被识别为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多数是认同其族属的，只有很少所族群认为自己的族属识别有误，要求国家予以更正。例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笔者的家乡），有一个自称“尔苏”的族群，人口几千人，分布在柳姑乡。这个族群被识别为藏族。但他们坚持识别有误，认为自己是历史上的“西番人”，因此，自称“番族”，要求政府予以承认。虽然政府未予承认，但事实上，他们在任何场合下都说自己是番族，甚至在学校，注册表上写的是藏族，口里却说自己是番族。周围的民族只有彝族和汉族，大家也承认他们的这种称呼。在彝语里，叫这个族群为“喔柱”，而叫西藏藏族为“喇嘛”。
所谓“求异存同”，是指族群承认政府所识别的民族族属，但为了争取权力和资源，强调本族群的认同，强调本族群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比如，彝族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自治区，彝族内部的族群众多，族群间在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有所差异，因此往往产生不同族群因争取不同权力而表现出不同的族群认同。以选举人民代表为例，政府不是按族群分配人民代表名额，只是把彝族当作一个民族来分配，全国人民代表的名额往往只有数几名。于是，各族群就会为争取这几个名额而强调本族群的认同。彝族中的诺苏族群，又称凉山彝族，是彝族中人数最多的族群，也是保留彝族传统较多的族群。该族群强调人口、语言、风俗习惯等。同样，彝族撒尼族群，虽然人口没有诺苏族群多，但他们居住在闻名天下的风景名胜区石林的周围，他们以此为骄傲，处处强调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加上浓郁的民族风情，使石林成为风景和民族风情溶和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
苗族分布也很广，语言和方言差别也很大，也可划分为数十个族群。各地苗族为了取得权力和资源，会强调各自族群的认同。比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苗族可能强调文化，他们接触汉文化较早，有较高的汉文水平，同时保留了浓厚的苗族风俗习惯；贵州黔东南、黔西南的苗族，可能会强调苗族的传统文化，比如苗族刺绣，苗族服饰等；而云南边境地区的苗族，为了边境贸易的需要，可能会强调与越南苗族的渊源关系，特别是越南战争期间，有部分越南的苗族难民逃到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其后代有发了财的，愿意支援中国的同胞作一些贸易。
四、族群与权力关系问题
Abner Cohen对人类学的重要贡献是，把权力问题引进了人类学界，他注重权力，注重政治对族群的影响。而以前的人类学者忽略了政治权力，咎其原因，乃是因为在殖民时期，殖民地的人民不会对人类学者构成权力威胁，不需要强调权力问题。Abner认为，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问题，就是政治原因，他甚至提倡把族群问题归入政治学。人类学界很重视另一个使用“权力”（Power）的法国哲学家Michel Foucault，他的概念是抽象而又比较广的，他认为只要有两者就有Power问题，他把权力的范围推得更广。
Abner在“隐性组织”一文中，谈到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用族群的概念来争取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此文是用功用主义的方法探讨的。Keyes强调族群是延续下来的，是父母传授给子女的，是呈线性的，Abner则使用功利主义。Abner的另一本书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的P190里谈到族群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文化行为。P194里也强调族群是政治、权力的产物。族群是分层次的。比如，马来的华人，对外是马来人，对内则强调是华人。又如彝族，对外是中国人，这是一层，而在国内与汉族在一起时，会强调彝族的身份。下面我们先具体举些例子，然后分析。
1.东北辽宁丹东满族情况
大家知道，满族是清王朝的缔造者，是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入关后，由于人数少，加上中国地方广大，民族和族群众多。为了加强统治，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比如“雉发易服”制度，“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严重伤害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民族斗争此起彼伏。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口号，正集中体现了腐朽的满清政府的统治民族－－满族与中国其他民族已处于水火不容的地步。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为了避免受民族仇恨的牵连，许多满族人隐瞒自己的族别，改报汉族。在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是430多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第六位，而到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猛增到900多万人，增加了两倍，人口数跃居少数民族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壮族。这些增加的人不仅是人口的自然生育增长，更多的是来自更改民族成分，是由原来的汉族改为满族的。
笔者曾到过辽宁省丹东市的满族地区。该市仅辖四、五个县，但其中就有三个满族自治县：凤城满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和宽甸满族自治县。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满族一样，这里的满族已不再使用满语，没有民族服装，没有特别的饮食......总之，从表面看，已经分不出满族和汉族。我是协助两位美国学者去调查满族的萨满情况的。我们走访了许多人，最后一无所获。很明显，萨满在这里已经失传。但是，调查过程是很有趣的，我发现人们很希望我们在这里“发现”萨满。因此不断地推荐一些跳神的巫师给我们，并千方百计证明他们与萨满有关。我们到了丹东市后，市民委派了一个人带我们到宽甸县，宽甸县民委、文化局又派专人跟着我们。在问及宽甸是否还有萨满时，他们都说有。我们观看了他们找来的“萨满”表演，他们在表演时要穿上特制的衣服，口里唱着一些调子，记得一个调子是关于“孟姜女”的，另一个调子是请“天兵天将”的。说这是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其祖师爷是唐朝时期的人，等等。完全跟满族的祖先来源是两回事。更有趣的是，当我们问跳神的这两个老人（都在70岁以上）知不知道萨满时，他们竟然不知道萨满是什么。不知道萨满是什么的人被当成萨满来介绍。反映了某些满族知识分子和地方领导主观的族群认同。
要取得自治的资格，有一条是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要大，而且是聚居的。据了解，为了取得自治的资格，丹东市范围内，规定只要证明某人的某一个直系亲属或姻亲曾经是“八旗”军士兵，不管是“满八旗”或“汉八旗”，均可改族属为满族。在80年代中期，大量原报汉族的人改为满族。丹东也就成为满族自治县集中的市之一。
2.羌族情况
历史上的羌族，其范围比现在的羌族广得多，强得多。许多有名的历史人物是羌人，如以治理黄河名留青史的大禹是羌人（‘大禹出于羌’），“姜”、“羌”同义，姜子牙姜太公也是羌人，等等。古羌人与华夏有着许多关系。其势力范围也曾到达陕西中部，现在陕西有许多带“姜”的地名，这些地方是古代羌人居住过的地方。
现在识别的羌族，是古羌人众多支系中的一支，人口40多万。分布在四川省阿坝州，原来只有茂汶羌族自治县，隶属于阿坝藏族自治州。随着羌族知识分子的成长，借助古羌人的名气，羌族的族群认同观念增加。他们要求国家帮助他们创制羌文，强调“大禹故里”的地理概念，强调历史，强调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同时，不仅是羌族学者，一些汉族学者也借助古羌人的名气，在学科上强调羌族的地位，比如，语言学里羌语支概念，包括十多个相互差别较大，分布分散，地域上没有连续性的语言。这个概念是最近10年内才提出来的。通过这些认同强调过程，取得了结果：羌族得以提高其自治权力，地位由县升州，原阿坝藏族自治州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彝族情况
彝族现有三个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十多个自治或合治县。但是，彝族不满足于这些自治范围，他们要求有更大更多的自治权力。他们强调彝族的历史，认为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土著。强调分布区域，认为四川南部、贵州和广西西部及云南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有彝族居住。强调彝族文化，认为彝文是历史悠久而且是独立创制的文字；认为彝族的天文知识、历法系统也是很先进的，等等。一些彝族的人大代表及彝族知识分子曾多次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要求成立“彝族自治区”，地位提高到省级，与原有的五个自治区平起平坐。但是，中央政府没有给予批准。
按照功利主义的说法,根据Abner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族群以不同方式强调族群认同，主要是为了争取以下这些权力和获得更多资源：
1.为了取得民族区域自治权力而强调其族群认同
中国政府从1949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文件中确定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在1984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截至1994年底，全国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1个自治县（旗），共156个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为1.42多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6252多万，共有44个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杨侯第，1997）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要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以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第二，要以当地的民族关系为前提条件，根据当地民族广西的特点，确定以哪个或者哪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作为基础，选择民族区域自治的类型。第三，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第四，要参酌历史情况，认真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聚居状况、民族关系状况、区域划分状况、经济联系状况等。”（杨侯第，1997）
民族自治地方按《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有以下自治权：（1）立法权；（2）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权；（3）人事管理权；（4）经济管理权；（5）财政管理权；（6）教育管理权；（7）文化管理权；（8）组织公安部队权；（9）自然资源管理、保护和开发权。
为了取得以上的权利，各族群强调自己的认同。
2.为了争取人民代表名额而强调族群认同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常委机构中央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自治州、盟，县、旗、自治县，乡、自治乡各级分设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都要从各地，各行各业，各族人民中选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任期5年，并且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在选举人民代表时，一般采取分配制，例如，按人口多少分配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名额，按民族分配名额等等。在民族地区，某些分布比较广的民族，特别是跨省跨地区的民族，是由若干族群构成的，这些族群平时对外可能都认同国家识别的民族族属，然而，为了争取本族群的人民代表席位，各族群就会强调本族群的认同，以期取得代表本族群说话的权力。
3.为了得到计划生育制度的多生子女的权力而强调族群认同
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国策”，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制度对有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观念的中国各族人民产生了冲突。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工作开展非常困难，特别是民族地区，由于观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工作更加困难。笔者来自彝族聚居区，有一些亲戚和朋友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所以了解一些情况。彝族的观念里面是不允许公开谈论关于“性”方面的问题的，特别是男女亲戚在场的时候，而计划生育工作需要宣传，需要解释。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又多是女青年，许多本民族的人没法开展工作，而请汉族去做此工作，许多人又听不懂。最严重的是有人把此工作理解为别人故意让他断子绝孙，所以抵触情绪很多。公然称呼计划生育工作者为“断子绝孙的”。
彝族很重视儿子，有很重的传宗接代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彝族的灵魂观念的。彝族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回归祖先的集体，而要送灵，需要儿子请毕摩作送灵仪式。彝谚说：“父欠子债，建房娶妻；子欠父债，主持送灵”。没有了儿子，意味着影响魂归故里。因此，面对计划生育政策，许多人无视罚款数目多少，不生儿子决不罢休。因此，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放宽了政策，规定农村的少数民族可以生三胎孩子，少数民族机关干部家庭可以生二胎。据了解，多数民族地区允许少数民族多生一至二胎孩子，但在大城市里，比如，在北京，不管什么民族，一律只准生一胎。 4、为了获得招生制度优惠条件而强调族群认同
每年的7月7、8、9三天是中国“高考”时间，全国数以千万计的考生将同时进行考试，考试试题统一命题。全国高等院校根据考生的成绩，从中录取适合自己学校的学生。中国的高考被认为是最公平的，不管一个人的背景如何，不管谁的权势有多大，都不能影响考试制度，也很难作弊。每个人都要服从它。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一些不会说汉语的地区，高考制度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不平等的事，因为高考是用汉语考的，而他们连掌握汉语都困难，考起试来当然不如汉族学生，进大学的机会也就少了。
于是，国家规定“优惠照顾”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允许把高考题翻译成民族文字，民族考生用民族文字考，考分跟汉族学生一样计算。比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彝族等民族可以用民族文字参加高考；一种是少数民族学生也用汉语考试，而在录取学生时，适当把录取线放低一些，优先照顾录取。还有，全国12所民族院校主要招收民族学生。高考如此，其他的中考，招工，招干（部）等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这种优惠照顾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才，深受少数民族同胞的欢迎。
五、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
1.中华民族与国家概念问题
‘中华’一词出现得很早，早在四、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使用，当时指中原的华夏民族，区别于周边的‘东夷’、‘南蛮’、‘西羌’、‘北狄’等民族或族群，按地理位置来讲，‘中华’只包括黄河流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而不包括山东（东夷），上海、安徽、江苏、浙江（吴越），福建、广东、广西（南蛮），四川、云南、贵州（西南夷），青海、四川北部、西藏、甘肃、宁夏（西羌、羌戎），内蒙古、东北三省（北狄）等地的族群。
‘民族’一词是清末从日本借进来的，在该词借入之前，汉语用‘人、人种、族类、部落、种落’等词代表周边族群。‘民族’借入汉语有其历史背景。清朝统治者满族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用了民族压迫政策，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反清复明’的起义此起彼伏，如白莲教起义，义和团起义、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最终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在组织和宣传革命时，就有‘驱逐鞑虏’的口号。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处境，这种处境唤起了部分人士的民族意识，认为应该奋起抗争。在孙中山的思想里，有很强的反抗外敌的含义，这种反抗意识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仅仅包括汉民族，而是包括一切可以联合起来抗击强敌的民族。孙中山在其遗嘱中呼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就象一个村庄，有人已称其为‘地球村’。这个村庄里的人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力与资源，会强烈地认同自己‘想象的社群’,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个社群，而且越来越显示其认同。例如，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体育新闻主播人考斯特在中国代表队入场时评说："……(中国)有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的威胁。" 他还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多次提及某些中国游泳运动员曾经使用过禁药，并暗示中国游泳队不尽理想的表现是因为严格的药检制度和一些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运动员的缺席造成的。这件事引起中国留美学生的强烈抗议。由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成委员会，通过网际网络收集到了三千五百多份电子邮件的"签名"，针对奥运会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对中国队的报道，展开一场电子空间的抗议活动。这个委员会列出了六十四个中国学生学者社团组织的名单，其中包括斯坦佛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号称代表了全美国的七万人的意愿，并从全美各地的支持者那里征集到三万六千多美元的捐款，并于八月二十日组成了一个十人执行委员会，包括法律顾问。抗议和不满的声音通过电子邮件和万维网本页不断传回中国大陆，中国媒介也报道了抗议活动，为在那里已经高涨起来的反美民族主义助长声势。虽然整个抗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行动一开始显然完全出于自发，但由之而来的对美国的批评言论，很快地和中国大陆所流行的民族主义词令如出一辙（托马斯·皮克斯雷,1996)。在这件事上，中华民族被想象成与美国民族对立的群体，由此而来的中国和美国成为对立面的代表。
2.藏族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
西藏问题是目前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的一个敏感问题，因为有人在鼓吹********，这牵涉到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我不打算去讨论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我只想用学过的知识解释一下这种现象。
****分子和中国政府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双方所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不同。****分子想象西藏是藏族聚居的地方，理应是不受其他民族统治的地方。由此，他们强调藏族文化的优越，如，达赖就强调说，中国内地的佛教一部分是从印度直接传过去的，另一部分是藏传佛教。因为元朝皇帝信藏传佛教。清朝也信藏传佛教。北京的白塔就是藏传佛教的象征。还用传说说明，如达赖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元朝时，由于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元朝统制者每年要把大批汉人扔到海里去。后来经某世达赖出面劝说，元朝皇帝才停止了这种做法。还认为这是"藏人还救了汉人"。（史集，1998）还强调历史，达赖说，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有个在哈佛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秘密地找过他，说是研究过历史了，证明西藏人的祖先不是从中国内地去的，西藏亦从未属于中国。达赖认为这是"是以中国学者的话为根据的。"他认为，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上有汉人嫁给藏王就判定中国拥有西藏。那么尼泊尔也有公主嫁给藏王，是否说明尼泊尔拥有西藏呢？达赖还认为，蒙古人占领了西藏、中国、朝鲜等许多国家。满族人侵占了中国、西藏、朝鲜，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拥有西藏。认为西藏应该和朝鲜一样是独立国家。
其实，达赖想象的西藏并不一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说他在几年前给中国政府提了两个建议，有五个要点。主要内容是：中国在西藏保留一些军事基地，为西藏制定外交政策，西藏名义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管理由西藏政府负责，并由西藏政府自己管理外交事务等。但中国政府没有反应（史集，1998）。
3.彝族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
法国思想家福柯的理论认为：“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主体需要客体，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任何知识都搀杂了想象成分，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又要求更多的知识。给一个事物命名表示占有该事物，拥有知识与占有知识的对象，二者无论从动机还是从效果上看，都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引自张宽，1997）所以，汉文献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描写往往都是一厢情愿的描述，认为少数民族落后野蛮，“非我类族，其心必异”（孔子语），“戎戎豺狼，不可亲也”，“夷狄豺狼”（《左传》）。正如现代某些西方人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张宽，1997）。而汉民族自己在文献里是文明、先进、聪明的象征，而欧美人却不这么看，“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概欠缺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相反，欧美人则是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完美，成熟可靠的正常人。”（张宽，1997）从这里可以看出，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别的民族的存在，只是陪衬，只是为了解释自己。
少数民族是怎样看待汉族的呢，少数民族又是怎样想象其社群，怎样看待国家的概念的呢？其实，少数民族的眼里并不一定都崇拜和尊崇汉族。且不说想闹独立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就是其他的民族也不一定都崇拜汉族。正如不是所有的小国家都尊崇美国一样。以凉山彝族为例，历史上由于凉山地区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严重阻碍了彝族和外界的交往，彝汉族的交往较少。汉族商人到彝区经商必须请保人担保，否则极易被抓去当奴隶，而且，平时彝族也时时结伙到汉族村庄抢劫，最喜欢抢的是汉族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没有反抗力，容易变卖，且容易适应彝区的生活，可以很安心买下来当奴隶，也没有逃跑的担心，小孩的价格很高。官府对其没有办法，曾无数次进剿凉山，然而一有官兵进剿，彝族就会藏入深山，并坚壁清野，不留粮草在村里。官兵往往因断粮而不攻自退。如此一来，彝族心里却认为汉族是一个软弱的民族。彝语里“汉族”一词又指“奴隶”，就是因为抓来或买来作奴隶的人多数是汉族。
凉山彝族地区没有形成过国家形式，只有土司形式，历史上虽在凉山地区设有这个县那个郡的，但都是名不副实，名存实亡的。到本世纪初，凉山地区除少部分控制在少数土司手里外，多数地区是被以家支为单位的彝族分割着的。彝族的家支是以父系的姓氏为单位的组织，同一姓氏的人自然是同一家支的人。家支由德高望重的头人管理，一切大事要由召开家支会议决定。每个家支都有自己的地盘，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家支和地区归属。家支间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因此，彝语里没有一个统称凉山的词，只勉强可以以“彝族地区”这种含糊的概念来表示，“凉山”是汉语的说法，意为荒凉的山，彝语现在音借了这个词，用以表示这个区域。
彝族国家概念的出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但也仅限于上过学，出过门的人，对于没有上过学，没有出过门的人，他们根本没有“中国”中国概念，他们的概念只有彝族、汉族、藏族（指上文所说的尔苏人），并没有中国、美国、老挝等国家概念。比如，我的偏远农村里的亲戚只认为我是在汉族地区工作和学习，他们只知道北京很远，但不知道北京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我想，既使我在美国工作或学习，他们也只是认为我还是在汉族地区工作。这就是因为教育不够，自然也就没有国家的知识和概念。
而上了学，有了知识的人，不仅有国家的概念，甚至有民族主义的想法。他们的身份认同有多重性，对其他国家，他们认同中国，而对于其他民族，他们认同彝族，在彝族里又因不同的族群而有不同的族群认同。彝族知识分子想象的社群，是在彝族地区建立一个彝族自治区，提高政治地位，然后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教育。比如，彝族文字问题，由于彝族内部族群众多，彝语方言差别较大，方言间通话有困难，因此历史上的彝文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许多人提出统一彝文，但是，因为彝族分属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自治区，行政归属不同，不能统一步调，因此，许多人想象如果政府能给彝族一个自治区的地位，彝文就有希望统一，不然的话，彝文统一无望。
六、结语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族群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如何提高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身体素质等迫切需要的东西。族群和民族要分开对待，避免强调民族而忽略了族群，须知族群得不到提高等于整个民族没有提高。族群研究是要避免‘按庙分粥’，造成‘僧’多的‘庙’和‘僧’少的‘庙’的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比如，选举人民代表，人口几千人的赫哲族代表名额和人口拥有几百万的彝族代表的名额，在比例上是远远不等的。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的，是上传下达的人，他必须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各种情况，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议案，真正造福于民。彝族有三十多个族群，他们的分布环境，生态资源，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程度等都有差异。比如，一个四川凉山彝族农民，如果没有到云南呆一个三五年，是很难判断云南的生态环境适合种植什么农作物的，如果需要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是种烟草呢，还是种甘蔗，是种西瓜呢还是种茶叶，这个凉山彝族农民就不能判断，因为这些东西在凉山地区很少有大规模种植的。如果让这样一个人代表‘彝族’当人民代表，可以想象他不可能为云南、贵州等地的彝族提出什么适合的议案。我在云南作调查时，听说过一件很痛心的事，说在九六年，县里硬性规定当年必须种植甘蔗，而老百姓心里知道他们的地更适合种植烟草，但又不能违反规定，结果当年甘蔗歉收，老百姓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为什么这样呢，听说县里的决断者是一个刚从外地调来的人，他根本不熟悉当地的情况。这个县是一个彝族自治县，我在想，如果当年有一个了解这个县情况的代表提一个建议种植烟草而不种甘蔗的议案的话，当年老百姓就不会蒙受损失了。上面只是一些例子，人民代表制度是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的所需所想呢，我认为应该加强族群研究，包括汉族里的族群，然后按族群分配代表名额，至少做到一个族群一个代表，族群里人口多分布广的，还可按亚族群增加名额。推而广之，选人民代表如此，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文化，人口素质等无处不是这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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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载电子刊物《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10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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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中国民族统计》（1949－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P42，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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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学者巫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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