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禄劝县赵家村彝、汉、傈僳族杂居村落为例
彝区多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特点研究――以禄劝县赵家村彝、汉、傈僳族杂居村落为例
云南省禄劝县中屏乡安东康办事处赵家村是个有彝族、汉族、傈僳3民族杂居的村落[1]。赵家村距中屏乡乡政府驻地撒子坝西5公里，地处山脚，散式聚落。这里的居民一般都为双语者，其双语类型既有“民兼汉”型，也有“民兼民”型。不同民族、不同年龄层、受教育程度不同，其双语特点也不。些双语现象和特点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语言的内在特点的原因。赵家村彝、傈僳、汉这3个民族双语现象的成因因自然习得或有目的习得而异，双语的特点及成因受语言特点特别是难易程度的制约。
解放前的“赵家村”村名，彝语叫“拉滩苦”，是1958年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组成合作社的形式的，因汉族赵姓居民居多而得名(现已不是最多的姓了)。赵家村居住着34户（其中有一户为苗族）居民，其中，彝族10户，40人，傈僳族居民9户，40人，汉族14户，60人。彝族自称“纳苏颇”，其母语为彝语，系彝语东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禄武土语；傈僳族自称“勒颇”，操用傈僳语。赵家村彝、傈僳、汉3个不民族一般都为双语者（包括三语者），其双语熟练程度因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而各异。纵观该村的历史发展过程，双语状况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一、赵家村居民的双语现状
双语是指个人或集体除了掌握和使用母语外，还掌握和使用另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语言的现象。在我国，双语的类型主要有少数民族兼用汉语，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兼用另一少数民族语等三种类型。双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范围包括不同程度的兼语者。赵家村是个典型的双语社区，彝、傈僳、汉族村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双语者，其“双语”现象包括：彝、傈僳族村民兼用汉语的“民兼汉”双语类型，彝族使用傈僳语、傈僳族使用彝语的“民兼民”以及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的“汉兼民”双语类型。
(一)彝、傈僳族村民兼用汉语的特点
几乎所有的彝族和傈僳族村民都是母语和汉语双语人，在特定的场合下都能兼用汉语。彝、傈僳使用汉语的场合和对象如下表：
表一 彝、傈僳族村民使用汉语的场合和对象
场合 交际者 使用汉语情况
家庭 家庭成员(本民族) 不用
村里 彝、傈僳族村民 不用
开会 村民 除了读文件基本不用
村小学
老师、学生(彝、傈僳族) 用(课堂)
不用(课后)
乡政府
公务人员(彝、傈僳族，少数为汉族) 用(与汉族)
不用(与彝、傈僳族)
集市(中屏乡) 摊贩、饭馆经营者(汉族) 用
商店、医院 营业员、医生(多为汉族) 用(与本民族交谈用母语)
县城民族小学 老师、学生(彝、傈僳、汉等) 用(课后与本民族用母语)
县城民族中学 老师、学生(彝、傈僳族、汉等) 用(课后与本民族用母语)
赵家村彝、傈僳族村民同居一个村，在生活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方面一样，因而在使用汉语的场合和对象方面有如上这些共同点。
另外因年龄、性别、社会分工和文化程度等原因造成的汉语程度和习得途径的差异，彝、傈僳两个民族的情况如下表：
表二 彝、傈僳族村民的汉语程度和习得途径
年龄 汉语程度 习得途径
55岁以上 较低(能听懂一些日常用语，说的能力更低。) 赶集
30~55岁 较好(能听懂大多数日常用语，能表达一般的日常用语) 赶集、开会、
广播电视、电影
15~30岁 最好(能听懂大多 当地士汉语日常用语，能表达一般的日常用语外，还能听能说一些普通话) 上学、赶集、开会、
广播电视、电影
7~15岁 较好(能听懂大多数日常用语，能表达一般的日常用语外，还会一些规范的书面语。) 上学、赶集、
广播电视
7岁以下 最低(只能听懂个别词汇) 从大人那儿
同年龄段中女性的汉语水平较男性要偏低，这与女性主内的家庭分工有关系，她们使用和习得汉语的机会要少于男性。彝族和傈僳族在汉语程度和使用范围方面还有不同点：
1.彝族人的汉语程度高于傈僳族人。表现在：（1）彝族的汉语发音比傈僳族人准。（2）彝族人所掌握的汉语词汇、表达能力程度都高于傈僳族人。（3）彝族人使用汉语的场合多于傈僳族人。如彝族年轻人之间有时会用汉语谈一些轻松的日常事情。
2.与单一民族的邻村相比，赵家村彝族的汉语水平略高于纯彝族的邻村，藏族的汉语水平略低于纯藏族的邻村。
从纵向的发展过程来看，赵家村汉语程度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村民们到集市、县城去的机会大大增多，说汉语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多 ，因而汉语水平比以前提高了;在1997年以前，赵家村还未通电，村民们看不到电视，1997年以后，全村共有十几台电视，，对村民的汉语程度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在外求学和打工人数的增多，这部分人对全村的汉语程度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彝、傈僳族村民“民兼民”双语特点与“民兼汉”的双语特点有较大的差别。
彝、傈僳两个民族共居一村，共同劳动，朝夕相处，彼此的语言经常接触，而彝、傈僳族所兼用的汉语在平日的生活中却不常用，有时遇到汉族村民也用彝与或傈僳与汉族村民打招呼。只有去集市上或到县城去才用汉语。因此，这两种双语类型在形成的原因、使用场合、功能、语言特点上都是不同的。如下表：
表三 彝族兼用傈僳语情况
年龄 使用场合 傈僳语程度 习得傈僳语途径
55岁以上 极其特殊的场合中。 较低(一般只能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和亲属称谓。) 从傈僳族村民之间的交谈中
25~55岁
(1) 和傈僳族年轻人开
玩笑时
(2) 逗傈僳族小孩子时
(3) 对傈僳族长辈用彝语亲属称谓
较好(能听懂多数日常用语)
在劳动中，尤其是未包产到户之前，在合作社一起劳动时。
7~25岁
(1) 和傈僳族同伴说笑时
(2) 对傈僳族长辈用傈僳语亲属称谓 一般(能听、能说一般的日常用语) 通过与傈僳族同伴的交往：劳动时、放牧时、上学时。
7岁以下 少量对傈僳族长辈用傈僳族语亲属称谓
不会
从父母的教育中习得。
从其他非彝、傈僳族杂居区嫁来的媳妇和上门的女婿，以及出外读书的彝族，相对而言其彝语程度要低一些。在特殊场合对特殊对象，喜玩笑幽默的彝族老者偶尔或用简单的傈僳语，常常具有开玩笑或使气氛轻松的效果。
傈僳族在兼用彝语时，其使用场合、掌握程度方面都有与彝族兼用傈僳语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傈僳族的彝语程度要远远高于彝族的傈僳语程度，该村的傈僳族基本上人人懂彝语，彝语不仅是傈僳族和彝族之间的族际语，甚至还是部分汉族之间的交际语。傈僳族人兼用彝语场合、频率都高于彝族人兼用傈僳语。如下表：
表四 傈僳族兼用彝语情况
年龄 使用场合 彝语程度 习得语途径
55岁以上
（1）与彝族交谈时
（2）开会时
（3）有彝族在场时和本族人交谈也说彝语
（4）在家庭中有时也用彝语
很好（彝语发音标准，有的还会彝语谚语，懂得彝族的传统文化习俗。）
在和彝族交往在过程中
25～55岁
（1）与彝族交谈时
（2）开会时
（3）傈僳族年轻人之间交谈有时也用彝语
（4）在家庭中有时也用彝语
很好（彝语发音标准，懂得一般的彝族习俗。）
在和彝族一起劳动、赶集、
婚丧嫁娶等活动中。
7～25岁
（1）与彝族交谈时
（2）开会时
（3）傈僳族年轻人之间交谈有时也用彝语
（4）在家庭中有时也用彝语
（5）村小学课堂辅助教学语言
很好（彝语发音标准，懂得一般的彝族习俗。）
在劳动、赶集、婚丧嫁娶等
活动和彝族接触交往过程中。
7岁以下
（1）与彝族说话时
（2）与彝族小孩在一起玩时
较低 在和彝族小孩子一起玩时，家庭中。
从其他单一的傈僳族村子嫁来或上门女婿的彝语程度较低，有的甚至不会说，在他们到了本村一、两年后，基本上已会一般的彝语了。
从表四中可以看出，傈僳族兼用彝语的场合很多，其彝语程度也很高。傈僳语的功能在某种程度已退化。傈僳族使用傈僳语的场合一般是：（1）家庭中。（2）婚丧嫁娶、宗教活动和传统节日等场合和仪式中。（3）晚辈对长辈说话，用傈僳语以示尊重和严肃。（4）长辈在教育晚辈时，用傈僳语以示威严。（5）与外村同族亲戚朋友见面时，用傈僳语以示亲密。（6）有彝族在场，需要商议大事又希望保密时用傈僳语。傈僳语的交际功能已退化为一种在特殊场合下使用的语言，而彝语代替了傈僳语的部分场合的交际功能。
在外求学和打工人数的增多，以傈僳族的彝语程度有所冲击。这部分外出的傈僳族汉语水平相当高，彝语水平则不如留在村里的其他同龄傈僳族。
综上所述，赵家村彝、傈僳、汉、苗4个民族的双语现状具有以下特点：
1.赵家村的双语既有“民兼汉”型，又有“民兼民”型。同类型的双语使用特点各不相同，“民兼汉”型中第二语言的使用场合、功能不同于“民兼民”型中的第二语言；
2.“民兼民”型中“彝兼傈僳”的又不同。
3.傈僳族掌握第二语言的程度高于彝族。傈僳族的汉语水平高于彝族的汉语水平，傈僳族的彝语水平也不低于彝族的彝语水平。
4.彝语是彝、傈僳族间的族际语，汉语是族际间交流的补充手段。
5.傈僳族不但掌握彝语的程度高，而且使用频率也高，但没有出现傈僳族转用彝语的现象。
6.与单一民族的邻村相比，赵家村傈僳族的汉语水平略低于纯傈僳族村，彝族的汉语水平略高于纯彝村。
7.村民的双语程度因年龄、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
8.村民的“民兼汉”第二语言程度有提高的趋势，而“民兼民”的双语水平却有下降的趋势。
（二）汉族兼用彝语、傈僳语的“汉兼民”的双语使用情况
在赵家村共有14户汉族与彝族、傈僳族杂居，汉族在该村，无论在户数还是在人数上都比彝族和傈僳族多，汉族共有60人，占该村总人口数的23.42%。在抽样调查中，共有4户家庭共19人受到问卷调查，被调查的汉族人数占该村汉族总人口数的31.7%，占该村总人口的13.57%。
从抽样统计结果来看，该村的汉族（7岁以上）基本上会说彝语，会傈僳语的汉族人数和熟练程度相对要比会彝语的人少一些。该村汉族大部分中老年人都能说傈僳语，年轻人（7―30岁）会一些基本的傈僳语日常用语。由于彝族在当地是主要的少数民族，在该村的户数和人数上虽比其汉族少，但加上邻村也多是以彝族为主的自然村落，彝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都高于傈僳语和汉语（汉语主要在家庭成员间或同族间交际或外出时使用），有时汉族小孩与父母说话也偶尔用彝语，彝语是该村落社区中汉族的主要交际语。
傈僳语的使用场合较少，一般在与年老的傈僳族打招呼或与傈僳族年轻人开玩笑或逗傈僳族小孩时才使用。其他场合与傈僳族交际多用汉语。
那么，赵家村汉族兼用彝语和傈僳语及其得途径又是怎样的呢？
以下是汉族兼用彝语的情况，见表五：
表五：汉族兼用彝语的情况与习得语途径
年龄 使用场合 彝语程度 习得语途径
55岁以上
（1）与彝族交谈时
（2）开会时
（3）有彝族在场时，在家庭中有时也用彝语
（4）和本族人交谈也偶尔说彝语
很好（彝语发音标准，有的还会彝语谚语，懂得彝族的传统文化习俗。）
在和彝族交往在过程中
25～55岁
（1）与彝族交谈时
（2）开会时
（3）与彝族、傈僳族年轻人之间交谈有时也用彝语
（4）在家庭中有时也用彝语
很好（彝语发音标准，懂得一般的彝族习俗。）
在和彝族一起劳动、赶集、
婚丧嫁娶等活动中。
7～25岁
（1）与彝族交谈时
（2）开会时
（3）傈僳族年轻人之间交谈有时也用彝语
（4）在家庭中有时也用彝语
（5）村小学课堂辅助教学语言
很好（彝语发音标准，但说彝语时略带汉腔，懂得一般的彝族习俗。）
在劳动、赶集、婚丧嫁娶等
活动和彝族接触交往过程中。
7岁以下
（1）与彝族说话时
（2）彝族小孩在一起玩时
较低（仅能够说最常用的一两句） 在和彝族小孩子一起玩时。
汉族兼用彝语，一般汉族男性的彝语熟练程度要比女性要好，而年老的汉族彝语熟练程度无论是男女又比年轻人好。这与汉族男性在日常生活中与彝族的接触和用彝语的机会和场合要比女性多、年老的要比年轻人与彝族相处的时间长等有一定的关系。
表六： 汉族兼用傈僳语的情况和习得途径
年龄 使用场合 傈僳语程度 习得傈僳语途径
55岁以上 极其特殊的场合中。 较好(一般只能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和亲属称谓。) 从傈僳族村民之间的生活接触或交谈中。
25~55岁
（1）和傈僳族年轻人开
（2）玩笑时
（3）逗傈僳族小孩子时
（4）对傈僳族长辈用傈僳语亲属称谓
一般(能听懂多数日常用语)
在劳动中，尤其是未包产到户之前，在合作社一起劳动时。
7~25岁
（1）和傈僳族同伴说笑时
（2）对傈僳族长辈用傈僳语亲属称谓 较低(能听、能说一般的日常用语) 通过与傈僳族同伴的交往：劳动时、放牧时、上学时。
7岁以下 不定 仅仅会一、两句日常用语或亲属称为用语
从傈僳族老小的偶尔接触或玩耍的中。
从上表五、表六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汉族兼用彝语和傈僳语的程度及情况是存在着差异的。具体来说，赵家村的汉族村民兼用彝语的程度无论从使用范围、场合，还是交际功能等方面都比兼用傈僳语好。
在赵家村的双语使用类型中，无论是彝族、傈僳族还是汉族，除了家庭成员间以母语为主要交际语外，在村落的社区交际场中，彝语是最主要的族际语，彝语的使用频率在村民的社区交际中在傈僳语、汉语之上。概括起来，赵家村的双语现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赵家村的双语类型有“民兼民”、“民兼汉”、“汉兼民”3种主要类型。
2.赵家村不同的双语类型其使用各不相同：“民兼汉”型中的第二语言的使用功能、场合不同于“民兼民”型和“汉兼民”型中的第二语言，这主要表现在第二语言的使用场合、功能和习得途径上。彝语是赵家村落社区的族际语。
3.对第二语言的掌握和熟练程度上存在差异。在赵家村，彝族掌握第二语言的程度上要高于傈僳族，彝族的汉语程度也要明显高于傈僳族；傈僳族掌握第二语言的程度特别是掌握彝语的程度要高于掌握汉语的程度；汉族在第二语言的习得的途径、方式和熟练程度上，掌握彝语的熟练程度要好于傈僳语，使用彝语的频率、范围也高于其母语和傈僳语。
4.赵家村彝族、汉族和傈僳族在族际交往中语言兼用现象虽然较为普遍，族际间的语言熟练程度也高于邻村单一民族村落，但没有出现语言转用现象，语言保持得较好。
5.与单一的民族邻村相比较，赵家村汉族的彝语水平与纯彝族的村落的彝族的彝语水平相差无几，彝族和傈僳族的汉语水平也普遍要比单一的少数民族邻村的要好。
6.赵家村民的双语程度因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7.村民的“民兼汉”和“汉兼民”的第二语言程度有提高的趋势，而“民兼民”的双语水平表现出有所下降的态势。但彝语在赵家村的社区主要族际语言的地位不会在短期有所改变。
二、赵家村双语现象的成因及双语特点的制约因素
形成赵家村这种双语状况有如下方面的原因：
（一）双语的形成与民族杂居的居住环境有关系。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县，全县境内有汉、彝、傈僳、傣、回、壮、哈尼、蒙古等24个民族共443541人（1997年）。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9.3%。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彝族、苗族、傈僳族。其中彝族为9885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2.9%，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3.65%；苗族1277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88%，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52%；傈僳族1343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03%，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0.01%。全县民族杂居的这种大环境是形成双语现象的大背景，赵家村的彝、傈僳、汉3个民族常互相走动，孩子们在一起玩、一起上学，彼此需要交际，必然要有一种族际语，彝语就成了彝、傈僳、汉3个民族的交际语。彝族处在傈僳语和汉语环境中，久而久之，也会说会能听傈僳语和汉语了。同样，汉族和傈僳族也处在彝语环境中，久而九之也就使傈僳族会说彝语和汉语，汉族也会说彝语和傈僳语。因此，赵家村就成为了一个以彝、傈僳、汉3种语言为主要交际用语的双语村落。
（二）实用功能是形成“民兼汉”、“民兼民”、“汉兼民”这三种双语类型的动因。从居住的小环境看，赵家村的彝、傈僳两个民族虽然与本村汉族共同生活，但在村落社区内部的交际语主要以彝语，其次是傈僳语，再次才是汉语。因此彝语和傈僳语成为社区内部不同民族间的交际的主要用语。彝族、傈僳族在村落内，偶而用汉语与汉族进行交际外，但在本乡以上的镇、县，他们需要以汉族为主的集市、县城去买东西，看病和办事，上学考试也都需要用汉语，这种需要是形成“民兼汉”型双语的主要原因。而“民兼民”型双语是由村落中日常的族间交际所需而形成的。
（三）婚姻习惯制约着双语特点。赵家村傈僳族兼用彝语但未转用彝语，这与彝、傈僳两个民族互不通婚的习俗有关。彝、傈僳两个民族虽长期共处一村，但彝、傈僳互不通婚，他们与本村或外村的同族通婚。虽然两个民族在心理、文化特点等诸多方面都基本上相同，但彝族在传统上形成的与傈僳族没有通婚的习惯。解放前，彝族受家族等级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影响，一般不与与非彝族血统的民族通婚，每个家族都有因等级的差异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联姻家族。傈僳族同样也不愿与彝族通婚。
在抽样调查中，受调查的彝、傈僳村民在选择以下问题时，即：
（25）在您们村里的几个民族之间，您认为：
A、同族通婚好；
B、异族通婚好；
C、同族或异族通婚好；
D、只要互相原意，跟任何民族通婚都无所谓；
Ｅ、 禁异族通婚；
Ｆ、 能同族通婚。
（26）异族之间通婚，您认为：
A、会影响夫妻感情交流；
B、不会影响夫妻感情交流；
C、会促进夫妻感情交流；
D、会导致家庭关系恶化或夫妻感情破裂。
（27）在您们村里，您认为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忌禁等会不会影响相互感情交流：
A、会影响；
B、可能会影响；
C、完全不会影响；
D、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选择的答案统计结果分别是题（25）是D（即认为在本村的几个民族间只要互相原意，跟任何民族通婚都无所谓）；题（26）是B（即不会影响夫妻感情交流）；题（27）是C（即完全不会影响）。从调查结果看，当今赵家村的彝、傈僳、汉3个民族对民族间相互通婚有相同的趋向，对不同民族间相互联姻在付面影响的认识上没有什么顾虑，但长期形成的彝族不与傈僳族、汉族联姻，傈僳族不与汉族联姻，汉族又很少与少数民族结婚的历史现象仍然在影响和左右着赵家村民不同民族的心理。调查中也得知，至今社区内的3个民族择偶趋向都是在本村的同一民族间或外村外乡甚至外县的同一民族间来选择，还没有出现过不同民族间相互联姻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彝、傈僳、汉互不通婚而与本村或外村的本族通婚的习惯是形成赵家村目前这种双语状况的原因之一。
（四）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迁直接影响着双语的发展。从前述的表中可以看出，同一民族中双语的水平与年龄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因为不同的年龄段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不一样。如表中，现55岁以上的老人，在1958年民主改革时20多岁。解放前，民族间少有交流和贸易活动，少数民族很少有机会进学校念书。偶尔有势力的彝族贵族阶层子弟进了汉族私塾也因古汉语晦涩难懂而放弃。这一代人在民主改革前没有机会说汉语，民主改革后又一直拴在土地上，也没有机会说汉语。年轻一代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上学或是出外赶集做买卖打工，加之1997年村里通了电，买了电视，因而汉语水平比上一代要提高很多。现年龄在25-55岁这部分人不管是彝族还是傈僳族，其“民兼民”的程度很高，因为这部分人在民主改革后到包产到户之前都是在合作社生产队劳动，合作社制度使彝、傈僳年轻人在一起的机会多，因而不但傈僳族的彝语说得好，而且多数彝族也会傈僳语。
（五）母语的语言特点对双语的特点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且有很大的影响。赵家村傈僳族人口多于彝族，但彝、傈僳族间族际语是彝语而不是傈僳语，一方面是因为大环境中彝族占优势，彝语的交际功能要比傈僳语广。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彝语在本社区内的使用频率要比比傈僳语高。由于彝语在本乡、本县的大语言环境下的交际功能要比傈僳语广，在社区活动中，自然而然会说彝语要比会说傈僳语容易的多。因此在赵家村，无论是汉族还是傈僳族，其彝语的熟练程度都要比彝族人说傈僳语或汉族人说傈僳语好得多。
三 赵家村语言使用发展变化的新趋势
赵家村的3个杂居民族在本族内或家庭成员之间虽然以母语作为自己的交际语，但彝族和傈僳族在兼对方语言的同时，汉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已被熟练掌握和使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比任何时期都频繁，赵家村的彝族、傈僳族掌握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加，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掌握汉语文程度不断提高，彝族、傈僳族和汉族在社区内交际中双语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双语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汉族村民学会并熟练掌握了彝语和傈僳语，同时彝族和傈僳族村民在用对方民族语交际的同时，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语进行更为广泛的交际活动。少数民族对汉语文的认同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强烈，而且想法设法为子女创造学习和掌握汉语文的环境，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双语交际以及汉族村民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村民学习汉语的社区语用交际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与此同时，社区杂居民族中的单语人逐渐减少，双语人日渐增多。在赵家村受调查的村民中，从其祖父母后三代人中，除了部分7岁以下的彝族、傈僳族和汉族孩子是单语者之外，其余大都是民-汉型（少数民族兼用汉语）或汉-民型（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或民-民型（少数民族兼用少数民族语）双语人或多语人，也就是说赵家村7岁以上的彝族、傈僳族和汉族都是兼用一种或一种以上其他民族语的双语人。在这些双语人中，民-汉型或民-民型或汉民型双语者占有在赵家村的语言社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与此同时，赵家村的3个杂居民族的几代人在语言使用上也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在城镇的一部分年轻人中，出现了不懂本民族语即只会使用汉语的现象，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在赵家村社区内的成员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是由操本民族母语逐渐向双语或多语方向发展的，但城镇年轻人的语言使用现象说明，在这一语言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又有部分彝族、傈僳族和汉族成员从民-汉型或民-民型或汉-民型向单一语即汉语发展的新趋向。这说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汉语在各民族交际中以及在少数民族语言人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少数民族语言在赵家村的交际功能将会被汉语所取代。这是因为，村落语言功能的发展变化同样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的，特别是在禄劝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社区，尽管汉族人口最多，汉语使用也较普遍，作为一种族际交际语，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都不具备汉语的优势，但是，汉语的交际范围、交际功能及交际区域在具体的民族村落特别是多民族杂居的村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由于在不同的民族杂居村落，各民族在人口比例、民族分布、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以及其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同民族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民族语言的使用也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异。因此，在赵家村这样一个自然习得双语的语言使用社区，民族语和汉语都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共同发挥着族际交际用语的地位。
四、结 论
赵家村是个自然习得的双语村落社区，其双语现象比较复杂，且不同于有目的习得的双语，它的特点及成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中的不同因素相互制约，且成因别于有目的习得的双语。从双语特点及其成因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自然习得的双语和有目的习得的双语的特点制约因素是有差别。自然习得双语现象主要是在民族杂居区不同民族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因交际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学习第二语言的目的性并不很明确。何种语言会成为族际语，语言本身的自然属性，即语言的结构特点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人口的多少、经济文化的发达与否在一定的程度内并不特别重要。而通过文字习得的第二语言的双语人，对待第二语言的价值和功能的认识以及态度都会影响第二语言能力的高低，其语言观念主要是受制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因而这些外在的因素直接影响着有目的习得的双语特点，双语人学习第二语言的目的很明确。因此在研究双语现象时，应区分自然习得的双语和强化习得的双语两类，二者在特点、功能和制约因素方面是不同的。
（二）自然习得的双语人和有目的习得的双语人语言观念不一样。自然习得的双语区中，人们对一个人双语能力的高低与这个人的评价是互不关联的，双语环境是轻松的，而不因为双语能力高低而改变对一个人的评价，而有目的习得双语区的人们将双语能力的高低作为评价一个人能力高低的一个参数。如赵家村的人不因为某个人懂或不懂藏彝语而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而在城市里，一个人的英语好否直接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
（三）语言的交际功能是具有层次性的。不同语言的交际功能适合于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交际功能。
（四）不同民族在接触中，双方的母语被作为另一方面的第二语言时，他们的双语能力并不平衡，必有一方高于另一方。这是由语言的交际功能所决定的，当一种语言能起主要的交际作用时，另一种语言自然就会被忽视，其交际功能就会逐渐被削弱。
（五）在多民族杂居村落，语言的使用和交际也具有语言交际功能区域差别。这种差别在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社区表现得较为突出。不同的语言在多民族语言社会区的交际有其不同的交际功能。这是与主体民族语言社区的交际是存在明显的差异。
（六）在多民族杂居的双语村落，不同民族语言间的交际在语言上并不存在地位上的差异和区别。在杂居村落的语码转换过程中，语言间的代码转换不是以语言的功能和语言的交际地位来区分的。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村落语言交际场合有其不同的交际功。
[1] 该村落还居住有一户苗族，共有3人，由于此户苗族单独居住在山上，与彝、汉、傈僳等族来往较少，只能够听懂一些彝语或傈僳语，除自己的母语，汉语是最主要的社区交际用语，苗语仅仅在家庭或用族交际中使用，平时主要以汉语为主要交际语。本节中的研究不包括此户苗族在内。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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