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2日下午4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主办、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人民政府承办、美姑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二十一世纪的毕摩文化、传统知识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在美姑县政府会议中心落下帷幕。闭幕式由大会秘书长巴莫曲布嫫博士主持，各论坛组长（召集人）分别作了总结性发言（“毕摩宗教和仪式”：摩瑟磁火；“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佐野贤治；“文学、神话、民俗”：西胁隆夫；“语言”：普忠良；“传统知识和生态” ：司佩姬；“社会结构”：潘蛟、马林英；“经济发展和教育”：托马斯·海贝勒、李永祥； “彝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专家论坛”：阿牛史日）。来自美姑县委、县政府、人大和政协等单位的四十多位地方官员也踊跃参会，认真听取了会议的总结发言。
本届会议共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秘鲁、加拿大、捷克、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十多个国家，以及国内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北、北京、上海及台湾地区的 104 位学者提供了论文 / 提要， 15 位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人士列席会议。此外，组委会还特地邀请了各地老领导、老学者，以及国内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文化行政部门的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为此特设了“彝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专家论坛”，提供平台使参会学者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各级领导展开对话，共同探讨彝族毕摩文化的发展与保护问题。在论坛举行的同时，组委会还特地组织了“毕摩传承人访谈活动”；会议结束后， 大会组织与会国际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田野考察。
本次会议设有九个专题论坛。这里，我们就各论坛的热点讨论与召集人的总结发言，作一摘要性的综述，难免挂一漏万：
论坛一：“毕摩宗教和仪式”
曲比石美（四川省凉山州民委）先生出生在毕摩世家，早期接受过毕摩师承教育；上世纪70 年代开始从事彝学研究，搜集整理过《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尔比尔吉》等重要的彝族经籍文献，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主要成员之一；80年代以来牵头研究彝族送灵归祖仪式文献，主编了《凉山彝族尼牡概论》一书。这次会议，他就“尼牡撮毕”这一凉山彝族重大的宗教仪式活动及其对彝族社区生产生活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毕”和“毕摩”的定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以期从表述规范上纠正以往在“毕”和“毕摩”概念上所出现的混淆现象。
刘小幸（美国创价大学）的发表以《凉山彝族祭祖仪式：生命、团结与繁荣的庆典》为题，通过考察凉山越西县一个诺氏族超度祖先亡灵的“搓毕” 仪式来探讨各种仪式活动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们对彝族群众日常生活中各种关系的影响。从“仪式圈”的角度分析了家庭成员、氏族成员，亲戚朋友等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从中观察了传统社区的行为规范、社会规则和生活理想的传达方式，同时分析了在特定情形下人们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变通，甚至打破这些“杰威”（规矩）的深层致因。 刘小幸 博士认为，超度祖先亡灵的 “搓毕” 仪式是为祭奠祖先，并为他们在灵界祈祷幸福而举行的，而人们在仪式过程中的行为则明显表达了他们渴望家庭和氏族人丁兴旺，渴望氏族内的团结以及跨氏族的合作，也渴望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繁荣昌盛。
朱文旭（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语言文学系）的发言，首先对彝族传统社会专司祭祀活动的祭师“毕摩”和专司巫术活动的巫师“苏尼”作出了概念上的界分。在来源问题上，他认为毕摩以源远流长的彝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产生的；而“苏尼”及其巫术活动“尼”的产生则与古代“傩”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其历史已相当久远。他指出，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存在两种误区：一是关注“毕摩”问题较多，而很少讨论“苏尼”问题；二是把“毕摩”和“苏尼”混为一谈。他的论文就彝族巫教活动“尼”与“傩”的渊源关系问题及其活动仪式进行了探讨。
摩瑟磁火（凉山州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论文《 凉山彝族灵魂观：仪式与文献的文化阐释》从语境到语义，对凉山彝语的“依娜”（灵魂）一词重新作出了仪式与文献交互参证的文化阐释， 以期从概念上厘清诺苏彝族的“灵魂观”。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与“依娜”一词密切相关的“尼此”（鬼）、“色”（主）、“阿散”（护法神）、“阿普阿玛”（祖灵）等词汇中所包涵的各种宗教观念及其间的复杂关联，为学界探索彝族宗教系统的构成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前提。
普忠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提供了又一篇立足于民族语言学探讨彝族宗教系统的论文。作者以极其仔细审慎的工作方法，梳理并分析了在毕摩文化传承中形成的一套比较完整又极具宗教信仰活动色彩的祭祀词汇（术语）。他认为，毕摩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祭祀词汇（术语）不仅承载着彝族先民的种种信仰理念，表达着彝族的宗教信俗，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生产、婚丧嫁娶等方面对彝族社会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论文通过对彝族祭司“毕摩”及其祭祀词汇、术语的综合阐释，归纳出毕摩祭祀词汇（术语）承载着四种宗教信仰理念：“人神合一”信仰理念；“崇祖”信仰理念；“万物有灵”信仰理念；“鬼魂”信仰理念。
木仕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其论文发表中，以纳西族《指路经》与彝族《指路经》的比较为个案，对喜玛拉雅─藏彝走廊区域送魂指路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送魂现象与《指路经》及送魂迎神路线是印度、尼泊尔、中国喜玛拉雅区域及中国藏彝走廊藏缅语诸民族中的一个共有的文化现象，尤其在彝缅语集团的诸族群宗教文化中十分突出。由于彝族和纳西族有本民族文字和悠久的文献传统，故其传统宗教经典中有专门的《指路经》；而其他民族则大都以口诵经的形式传承。在多民族共生的送魂指路文化下派生出许多的次生类型，形成了既有统一共性特征，又有多元个性的喜玛拉雅─藏彝走廊区域送魂指路文化。送魂路线、迎神路线关乎各民族的祖源地、迁徙路线及族群间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宗教观念的传播以及对喜玛拉雅 - 藏彝走廊区域的藏传佛教、苯教、东巴教、韩规教、毕摩教、贝玛教等多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而言至关重要。这是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关系研究中的一篇力作。
论坛二：“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
且萨乌牛（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 ) 认为，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毕摩文化。历史上毕摩的名称、职能与命运一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彝人对毕摩宗教之“信”与“行”也历来处在演变的动态中；毕摩文化的现实性决定了毕摩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毕摩文化的传承与持续出路在于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变迁中的两难问题，使古老的彝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不断发展的生命活力。
阿牛史日 ( 四川凉山美姑县档案局 ) 认为，彝族无形文化遗产，不仅是彝族精神文化的宝库，而且是彝族新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根与脉。不断传承和保护这种 “草根文化”，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他的发言就凉山彝族无形文化及其传承、保护进行了探讨，以期引起有志之识的重视和各级党政保护意识的形成。
普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发言为大家提供了楚雄彝州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的学术支持与文化决策相协调的工作路线。她认为，在当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双向运动中，国内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毕摩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凉山彝州、楚雄彝州以及红河、毕节等彝区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楚雄彝州毕摩文化保护经历了“落实政策”、“实地调查”和“系统编译出版《毕摩经全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启动的编译出版《毕摩经全集》 100 卷文化工程，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负责实施，其他彝区通力协作，这标志着彝族毕摩文化的保护工作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新世纪毕摩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建议在立法保护、分层保护、活态保护和开发保护四个方面进一步制定完善的政策措施。
杨甫旺（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指出，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与转型，与其社会经济相适应，是传统文化的必然走向。他的论文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谢腊村为个案，提出以下启示： 1) 传统文化必须不断变迁、转型，没有变迁，传统文化只能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最终自生自灭； 2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调适，必须循序渐进，顺其自然； 3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既融合又不失自己文化的“根”。
木乃热哈（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认为，毕摩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传播者，他们通晓彝族文献经籍、天文、地理、历算、医学、伦理、谱牒等。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彝族文化的承保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代替之作用。要使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文化资本，同时又能保护毕摩文化的完整性，首先要对本土毕摩文化资源进行调查研究，确定好保护和抢救对象，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好毕摩文化资源，尽力避免过度开发，而打破了彝族社区的文化生态的平衡性。唯其如此，才能促使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更好地和谐的彝族社区。
王明贵（贵州省纳雍县人大常委会）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选择传统文化传承的策略，是新形势下无法回避的课题。作为民族身份 “名片” 的服饰应以简明为原则尽量符号化、图案化、图腾化、商业化；作为活文化的仪式与习俗的传承，除了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以村寨为基本单位尽量保护和弘扬，要尽可能与生态环境和旅游胜地紧密结合进行单个文化主题的念珠式贯串开发，一地深入开掘一个文化内蕴，使之可以传之久远；依托教育、科研、翻译机构和文艺传媒、互联网传承新老文字及典籍文化，建立文博场馆保护金石文物；建立民族生态博物馆或民族文化村文化园等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译解文化传承基因，培育核心发展优势，形成文化再生力传播力，是一条应该认真探索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规，使之发挥的效益最大化，并从法律和政策上寻求最佳的传统文化传承策略。
佐野贤治（Sano Kenji，日本神奈川大学）是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曾几度到美姑进行毕摩文化的田野调查。他认为，毕摩文化的学术研究固然很重要，但今天我们必须从本土原住民的立场去思考如何继承毕摩文化的问题，从而将民俗文化与地域振兴纳入研究课题，从文化资源论、民俗文化财产的保存与利用的多重视点来审视毕摩文化的发展问题，尤其是要借鉴国内外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相关工作经验和成功案例，并汲取其中的沉痛教训。会上，佐野教授还为大家的讨论提供了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文化财保护体系》的工作框架。
论坛三：“文学·神话·民俗”
黄季平（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认为，创世史诗是中国西南众民族普遍创造的文学，而彝族尤其丰富，多达二十四篇。可是彝族组成复杂，支系繁多达到三四十种。到底彝族“是一个民族，但有三四十种支系”，或“是一个民族集团，包括三四十种民族”？企图解答这个问题有很多途径，包括从语言从族源从社会组织从宗教等等途径，但是他选择从创世史诗下手寻找答案。通过这二十四篇创世史诗，对照检验相邻其它西南民族，可以看出“彝族系列的二十四篇创世史诗”究竟是出于同样民族源流的 “语缘” 关系，或是仅止于相邻传播仿造的“地缘”关系。
西胁隆夫（Nishiwaki Takao ，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通过研究云南彝族的洪水神话发现了下面的问题：第一、古代日本有一本史书叫做《日本书纪》。第一卷〈神代卷〉中有正文和一些异文。《勒俄特依》和其它彝族洪水神话之间也有相同的关系。第二、君岛教授曾经指出天女始祖型洪水神话是彝族传下来的、兄妹婚始祖型洪水神话是苗瑶和壮傣民族传下来的。为什么云南彝族中有三种洪水神话？ 原因就在于历史上彝族和其它民族有各种交流，接受了其他民族洪水神话的影响。毕摩在这个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彝族的洪水神话对于弄清洪水神话的面貌是很重要的，需要把彝族的神话跟其它民族的神话进行比较。
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要探讨几首彝族现代诗中关于自然界的意象和主题。通过研究这些诗里意象的模式以及相关的传统和当代彝族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诗人的作用），引导我们思考彝族（诺苏）民间文化的特定层面是如何启发当代彝族诗歌创作的。彝族诗歌中的民族认知感和对祖先文化的诠释是研究彝族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理论而言，他应用了Foley的“传统指涉性” 概念（ 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换言之，即观众把文化知识带入到表演活动和传统文本中。
柯瑾艺（Olivia Kraef,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中国与亚洲研究系）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背景下，对生活在大凉山的彝族（或者诺苏）包括今天在大都市生活的彝族来讲，音乐，特别是歌曲，已经变成了特殊的、起保护民族身份作用的工具。从传统意义上说诺苏人认为音乐，也包括诗歌，是他们的根。通过音乐，彝族 / 诺苏人在大凉山还有在大都市的范围创造了一种仪式性的表达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诺苏人的宗教和日常生活里的音乐演变成一个能确定和保护民族身份的工具，但是同时没有质疑现存的文化秩序。
论坛四：“语言”
李生福（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认为彝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记录并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典籍，为彝族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彝文古籍中保留了彝族历史、文化、伦理、风俗、医药、科技等方面非常宝贵的知识，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彝族人民在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创造、丰富了自己的语言、文化。文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把瞬间即逝的语言固化为视觉符号，要研究文化就离不开文字，因为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大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
麦克尔·普若塞尔（ Michael Prosser ， 西班牙巴伦西亚工艺大学语言系）代表其合作者 路易斯?波兰寇（Lluis Polanco ） 对比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南欧使用加泰兰语地区的语言政策。对欧洲许多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而言，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对加泰兰语所实施的语言政策是一成功的代表。同时，凉山彝语文政策是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羡慕目标。尽管二者均可被分别称为成功的个案，但是这两种语言的远景还远远不能让人释然。在它们各自的语言群体之中，也存在着社会语言和语言文字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极大差异。也许，由于两种现状之间存在的诸多基本差异，这样的直接类比并不完全公允 , 但是，探索加泰兰语的情况可以帮助凉山关注该地彝语未来的语言规划者们，使其洞察到更为长远的问题 , 尤其是一旦大部分彝族人已经掌握了汉语。
曲木铁西（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和吉木阿龙（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的共同研究表明，雷波县吉木特阔家世存的一批重要文物和彝文古籍材料，不仅年代久远，且与现代彝语的语音不尽相同，自成体系。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有相当数量的文字，从其语音来看，一个文字，读音常常为多个音节；从其语义来看，大多由多个义素构成，具有文字发展早期阶段的一些特质。他们通过吉木家长子吉木阿龙作为这批文献发音人的读音为依据，记录了这批文献文字的语音，整理出其语音系统，揭示其语音特点。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这批文献对彝族语言与文字研究的价值，以丰富汉藏语言研究。
罗曲 (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 ) 认为彝族古代文论是彝族古代文论家对彝族当时文学现象的总结，涉及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各种文学体裁、作家应具备的修养、彝诗的格律等，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彝族物色的文论概念。在论及彝族诗歌格律中的“音律”时，指出这种音律为“押音”。翻译整理者在注释中说原文为音而无韵字，所谓押音就是押韵。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受汉语诗歌押韵的影响，不符合彝族诗歌音律的实际情况。从译文和注释看，彝族诗歌格律中的“音律”，就是押包括声母、韵母、声调在内的 “音节” 。
论坛五：“传统知识和生态”
马尔子（凉山州民族研究所）认为，近些年来环保和生物多样性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们共同赞许和标榜的词语，不过对它的理解似乎多为横向的、直观的、现实的，尤其是人们忽略了纵向的、客观的、传统的、特别是与深层文化交织在一起的环保理念。他通过彝文史诗《勒俄特依》中所反映的“雪子十二支”的研究和美姑地区流行的“古则鲁则”等仪式的搜集整理，对彝族传统的环保理念进行了疏理，指出雪族同源共生观长期以来伴随彝人的生活，默默地成为保护彝区生态平衡的“思想警察”，维护了彝区生态的基本平衡。并提出通过开放的人文文化，不仅用科学的尺度，而且也应该用民间的尺度，传统的尺度以及时空的尺度来构建环保和生物多样性的理念。
郝瑞（Stevan Harrell, 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克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民族学部）近年来与李星星、何仲芝、王凯琳、蓝若天等合作，就四川凉山盐源县白乌溪流域的历史生态变迁进行了专项田野研究。他在发言中指出，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多种经济作物已进入盐源县白乌溪上流域的自然农业经济。重要经济作物包括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叶的苹果，1999 年起的杂交玉米，和最近的经济数量的花椒。论文分析了这些作物对于劳动结构、家户预算、当地市场、营养习惯和地方生态的影响。
白史各（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研究，通过对热柯觉村这一大凉山典型的高寒边远贫困山区的参与式调查，发现热柯觉村的家支组织对当地自然资源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家支组织在新时期与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相合作，在社区自然资源保护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事实证明把当地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融入到自然资源的保护当中，建立一种民间组织更多参与的自然资源保护模式，对改变彝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促进彝区发展意义重大。
陈阿依（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认为，凉山彝族居住的环境，决定了其与山林相依相伴的关系。依靠茂密的森林，凉山彝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轻便实用而金彩独特的各类木质漆具、享誉全球的火把节。彝族人有着优良的植树护林的传统。彝族人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不稳定的居住习惯以及盲目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对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保护居住地长久延续是彝族人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以森林为背景、以木材为基础的凉山彝族的生活、生产习俗、各项宗教活动以及节日、丧葬等文化的未来，何去何从耐人深思。
论坛六：“社会结构”
野本 敬（Nomoto Takashi ， 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认为，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民族史中改土归流的研究，学者们多把视角集中在当地土司社会与中央控制体制之间的对立关系方面的探讨。在彝族改土归流的问题上，作者从彝族社会结构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被以前的研究所忽视，即土司地区社会内部的变化。土司的汉化、土司领地属民成分构成的变化也是造成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他以滇东北彝族土司社会为关注点，试图通过对当地社会变迁的阐析来提示导致该地区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所在。并具体分析引起当地社会变迁的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发言论及近年来凉山地区家支活动的复兴问题。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将其视为彝族传统的复兴，即一个顽固的彝族传统经过复杂的社会改革却总是难以消解。而他则认为要将家支活动放在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因为复兴不是简单的传统的延续，而是凉山地区彝族的过去与现在发生对话的过程，是一种对话的产物和杂揉。
马林英（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认为，参与式农村发展作为开展农村发展项目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自二十世纪90 年代初扩展至中国，现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从事农村发展工作者所了解和认同。 2000 年至 2003 年，她作为从事彝族农村性别与发展的研究人员，主持了在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西堰村实施的 “ 四川凉山彝族 10 户贫困妇女参与功能性脱盲脱贫的试点 ” 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采取了参与式性别与发展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我国彝族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司佩姬（ Margaret Byrne Swain,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妇女资源与研究中心）以 马学良 先生关于毕摩仪式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核心的论断为出发点，对五位不同背景的彝族女性进行了分析，试图解答以下问题：彝族传统知识和民族文化是如何性别化的？女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相对男性而言具有何种地位？女性文化精英和仪式从业者对于毕摩的文化实践是否构成补充作用？彝族传统和族群文化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性别化和评价过程？她认为在探讨彝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展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里面也是有性别差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当中两性的贡献，以及两性间未来的发展潜力。
论坛七：“经济发展和教育”
卢敏（Tami Blumenfield,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政策一直在变，目前政策鼓励本土教材以及传统知识进入小学课程。但是，少部分学校按照政策的变化改变过自己的教学习惯和内容。她谈论了已经开始利用本土教育的两个少数民族社区：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的羊圈村（彝族）和云南省小凉山的泸沽湖地区 （主要为摩梭人）。通过接待四川的、欧洲的、台湾的、美国的朋友，羊圈小学开始用美术和作文两种方式把地方环境知识带进学校。泸沽湖的摩梭人，通过几年强烈的旅游经验，重新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编了一本摩梭传统知识的课本。她探讨了传统环境知识 (TEK) 、民族文化教育和民族语言课相整合的可能性，并以外来者的角度分析了外来者对这两个地点，学校，和课程的影响，特别是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关系。
韦安多（西昌学院彝族文化艺术研究所）考虑的是宏观上教育的变化。他认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聚居区老九县，政府要依靠主体民族自身力量，因地制宜地建立“教育特区”体系。尤其在普九义务教育中，要坚持“一师一校”和“寄宿制”相结合的方法，在教学大纲上要增加《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和《彝族习惯法》等彝族历史文化经典内容。在老九县经济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凉山的宝贵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在荒山荒地种树植草发挥彝族自古责山善养牛、羊、鸡的传统。政府要采用“逆向”向荒山荒地移民，降低开发的门槛，提供无偿资金和技术，使彝族人民有肉吃、有羊毛用，走一条富民强村，富村强镇，富镇强县，富县强州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之路。
托马斯· 海贝勒（ Thomas Heberer,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通过彝汉企业家的对比研究来看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他认为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削弱了家支的作用，但民族认同又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的传统密不可分。他对企业家阶层与民族的认同意识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提出两个中心论点：首先，市场力量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逐渐减小。其次，企业家在他们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作为现代性的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他还认为，在诺苏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划分界线是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表达方式。托 马斯 教授的贡献就在于将市场和民族意识相结合，为民族认同理论增加了新的视野。
李永祥（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通过云南省哀牢山区腊鲁彝族核桃坪村的生态环境研究，指出彝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他强调国家权力和环境变迁对于彝族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关注于国家主义的理论，因为新自由主义完全靠市场来调节的理论在边缘的彝族乡村并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教育投资、医疗和社会保障，并且能保证以农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运行。
刘绍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探讨了彝族诺苏农村集市对彝族经济理念、时间和空间建构的影响，以及农村集市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市集原本是主流汉族社会的概念， 1980 年代中期引入彝族乡村地区，称之为 “ 自由市场 ” ，经过二十年的变化，赶场已改变了当代彝族的日常生活。他提出凉山彝区的赶场研究有助于了解传统彝族习惯与新经济制度的结合情形。
论坛八：“彝学研究视野”
巴莫阿依（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司）认为，凉山彝族的疾病认知与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仪式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仪式医疗活动在大小凉山彝族山村仍很活跃。她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和彝文仪式文献的相关记载，对凉山彝族的传统信仰和疾病认知进行考察，初步认为在彝族信仰中疾病具有七类超自然的病源；进而分析彝族仪式疗者的类型及其特点；最后对仪式疗者的医疗活动如疾病诊卜、防病仪式和治疗仪式进行归类描述。她的创新在于从医疗与宗教关系的角度考察彝族传统信仰。
马克安（ Ann Maxwell Hill, 美国狄更生学院人类学系）近年来一直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关注彝族文化的研究。在她发表的《文化翻译及对彝族宗教解析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而民族志学家面临的任务就是从一个社会环境，“解析”或“翻译”到另一个社会环境。就两种翻译――逐字翻译和针对不同的社会环境所作的翻译而言，关键的是要在对当地文化范围的解释中根据上下文确定关键词汇的意义，而这往往存在着介乎于两种翻译之间的翻译。因此，这三种类型的翻译都在这位人类学家的讨论范围中。她针对在现代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中使用的有关宗教和迷信的广义概念，以及对彝族宗教解析中的关键概念，如图腾、鬼、神等，对彝族宗教的不同途径作历史的叙述，并指出对彝族宗教的解析，一直是随着历史条件的演变的，对彝族宗教作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解析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马克安 教授根据她在小凉山对诺苏人进行的民族志访谈和参与观察所取得的田野证据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跟以往的著作进行对比的同时，探讨了彝族宗教研究中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学术立场，富有新意。
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发言与 马克安 教授关注的翻译问题异曲同工，区别仅在于她们各自的研究主题不同。巴莫认为，术语问题是百年国际彝学对话的一个关捩点，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人类学者与民俗学者长期之间形成的一种隔膜，实际上已经成为横亘在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一道学术壁垒。二者都关注无形文化，对口头传统的研究都有着长久的学术史，都以田野调查为技术路线，注重口承文化本体的研究。但二者却沿着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发展，相互之间缺少学理性的对话与呼应，往往在口头文类界定与术语表述方面自说自话，带有强烈的学科本位色彩。她的出发点是，怎样在相关的学术表达和文化?译中，打破这一道无形的墙。她试图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克智”为个案，从彝、汉、英语三种语言的表述及其操作方法，去思考那些在学术写作中容易导致对彝族口头传统产生误读或误解的“关键词”或核心术语，进而讨论国际彝学研究中的跨语际实践和文化?译问题。在会上，巴莫呼吁编制一本彝汉英关键词手册，以推进相关学术的国际对话。
朱炳祥（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着眼于地域社会的构成问题研究，对摩哈苴彝村的继嗣与交换进行了历史人类学分析。他认为，关于地域社会的构成，宗族继嗣理论注重宗族裂变对于地域社会空间的建构，社会交换理论注重“女性的交换”对于地域社会空间的建构。论文通过对摩哈苴彝村口述史资料的分析，揭示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宗族裂变分支的散布与婚姻联盟的范围在地域上是吻合的。于此，消解了继嗣理论与交换理论对立的边界。第二，在父系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男性的继嗣”与“女性的交换”，也存在着“女性的继嗣”与“男性的交换”，后者亦为地域社会构成的重要路径。
陈英（贵州毕节学院彝文古籍研究所）从彝文古籍记载参照汉文古籍，结合出土文物，对中华万年文明史进行了考证。他认为中华文字的书祖――刻划文字的产生，八卦、河南、洛书理论的兴起，古天文立算的发明，都扎根于万年前即彝称“哎哺世代”汉名“三皇”时期。 学者们在讨论中认为彝族文化在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构成中的作用和地位应当予以肯定，尽管这种作用和地位是怎样的还需要考证，但大家认为该话题的价值就在于提出了问题，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李列（云南省红河学院文学系）选择凉山彝族知识精英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为研究个案，分析 20 世纪前半期现代学术背景下的彝族主位研究。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一方面用作品来描写、呈现自己本民族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改革实践来向外界证实彝区发展进程和彝民族的求变要求。分析他们笔下不同于客位呈现的彝族形象，讨论他们作为彝族精英是怎样身体力行的推动彝族社会的改革进程，怎样言说和表达民族诉求。他们站在主位立场的彝族研究，其研究成果更加接近彝族现实，也可以透视汉族学者对彝族研究逼进的真实程度。
论坛九：“彝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专家论坛”
冯元蔚（原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段宝林（北京大学中文系）、罗希乌谷（云南省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余宏模（贵州民族研究所）、孙自强（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巴莫尔哈（原凉山州副州长、政协副主席、凉山彝学会会长）等老专家和老领导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文化空间。要从多种角度来保护彝族文化传统，尤其是应该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来实施，以确保文化的生命力。围绕这个论题， 段宝林 教授以毕摩文化为案例提出了“保护文化空间的六维模式”，即三维（长宽高）静止的立体加时间一组构成四维的立体空间；此外还有第五组──内部空间一维，主要是事物的本质（包含目的、意义、原因、效果、发展规律，由产生、发展与衰亡的过程去找出规律，解决发展方向和“为什么”的问题，这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第六维是外部空间──生态环境，这是关系到事物生死、兴衰的客观条件，有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非物质文化是活的立体的存在，所以需要用立体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对毕摩文化作全面的、六维的立体描写，才能真正科学地、全面地来认识毕摩文化的真实面貌，才不会有我们对《诗经?国风》不知其立体文化空间的遗憾。如果今天我们不进行立体调查──立体描写，我们的后人很可能会像看《诗经》一样来看这些沉默的文本了。第二，加强资源整合，建立学术规范，推进学科建设。彝族是一个地域分布很广的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彝族与彝族之间、彝族研究之间有很多资源亟待整合。各方面要站在整个民族发展的高度上来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全面进行协作和攻关。各省市的研究，特别是彝文古籍的研究，需要方方面面的学者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协会和专业委员会，促进彝族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就学术规范问题，巴莫尔哈提出应从彝族文化的地方性与支系性着手，倡议组织各方面的学术力量集体攻关，编写一部“凉山彝族文化研究专用术语手册”（关键词），充分关注彝语拼音、汉字注音和词义阐释等问题，再逐步推进相关的彝学表述规范，做好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除了毕摩文化本身的独特性、濒危性和稀有性，政府、学者、专家、民众的参与也是申报成功的关键。申报工作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保护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资料的积累、整理及研究的过程。要通过遗产的申报做好基础的调查研究，以期拥有更多的资料。第四，正确定位毕摩文化。人们认为，过去束缚凉山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毕摩文化、买卖婚姻和家支制度。但专家们认为，毕摩文化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民间信仰，有其文化的光荣性和博大精深的内容。第五，文化保护问题。文化的保护要走专家加民众加政府的路线，要走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第六，人才培养问题。要立足于长远，搞好老中青三代的传、帮、带，形成梯次发展的研究队伍。
各论坛总结之后，会议主席、年轻有为的美姑县县长沈鲁清报告了这几年来美姑县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尤其是在毕摩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开展的保护工作及其主要实绩。接着，会议副主席、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郝瑞（海来木嘎）对照第一届彝学会，从“四个转变”对本届会议进行了学术上的总结：一是学术交流的限制越来越少，借助国际彝学研讨会这一学术平台，国内外学者有了更深层次的学术对话。二是学术讨论的思辨性成分越来越强，学术反思与争鸣的话语氛围越来越浓，这种对话精神既有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在学理上提升大家的思考。三是比较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学科内部的比较研究，比如在不同地区、不同支系之间展开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与其他平行学科的比较研究，比如毕摩文化与东巴文化、彝文与巴蜀文字，这种比较的视野使得彝学研究有了多种维度的分析性参照框架，为学术交流向着纵深发展建立了更多的可能性；四是彝学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外的参与范围都越来越广，从而使这一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
闭幕式上，“彝族人网”的工作人员沙马志军和阿瑟在大会上详细介绍了网站建立历程和网站特色、内容、以及今后发展方向等，受到了与会学者与政府官员的关注。最后，凉山州妇女儿童发展救助中心的负责人侯远高和沙呷阿依分别介绍了中心主旨、近期开展的主要工作，呼吁大家来共同关注凉山州妇女儿童问题。中心工作人员还在会议现场销售《中国· 彝族民间经典传说故事画辑》，销售的部分收益将捐给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作为救助彝族失学儿童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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