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
摘要：费孝通先生不仅提出“藏彝走廊”概念，且指出它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那么，藏彝走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形成”过程？本文对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进行了初步梳理与研究，指出藏彝走廊历史上主要存在五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的迁移，吐蕃向东扩张与藏彝走廊北部的“番”化，蒙古族南下，明清时期木氏土司和彝族的向北扩张，明清至民国时期汉人的大量迁入。文章对上述民族流动趋势进行了讨论与分析，认为这五个大民族流动趋势基本奠定了藏彝走廊今天的民族格局。本文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藏彝走廊作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民族流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110）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四川大学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项目资助。
自2000年以来，藏彝走廊逐渐成为国内民族学、民族史及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作为目前我国民族种类最多、支系最复杂和民族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的地区，藏彝走廊的文化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性也愈来愈受到民族学界的重视。需要注意的是，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一个重要前提是将其视为我国一个独立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注释1]并对藏彝走廊的历史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1]“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2]那么，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藏彝走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形成”过程？换言之，藏彝走廊今天的民族面貌与格局是由何而来？本文拟从宏观角度试对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作一初步探讨，以有助于对其作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的认识与理解。
藏彝走廊所以被称作“走廊”乃因其地处横断山脉地区，山脉、河流均为南北走向，地理上呈典型的“走廊”形态，也是一个天然地理通道。在此“走廊”形态的地理区域中，迁徙与流动成为历史上民族活动的主流趋势。尽管历史上该区域民族迁徙与流动频繁，且错综复杂但大体而论，主要呈现以下五个大的趋势。
一、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的迁移
从民族面貌看，藏彝走廊主要是一条藏缅语民族走廊。[注释2]现在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等16个民族均属藏缅语族。藏彝走廊既是藏缅语民族的主要活动舞台，也是藏缅语民族发展和分化演变的重要历史区域。对藏缅语民族的来源学术界过去多将其同历史上的氐羌人群相联系，认为古代氐羌人群是今藏緬语民族的主要来源，并普遍认为氐羌人群起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尽管将藏缅语民族的原始先民统称为氐羌人群尚值得商榷，[注释3]但从考古材料看，藏彝走廊最早的居民来自黄河上游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黄河上游的原始人群南迁进入藏彝走廊的时间应开始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约距今5500-6000年。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共发现三个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即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大渡河上游丹巴罕额遗址和澜沧江上游昌都卡若遗址，三者的年代均在距今5500-6000年。这三个遗址不仅均分布于藏彝走廊的北部，而且均明显呈现与黄河上游地区相同的文化特征，出现了黄河上游地区典型的彩陶、粟和石器类型等。[3](p.1-77)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面貌还呈现两个鲜明特点：第一越接近黄河上游的地区则遗址的年代越早，离黄河上游越远则遗址的年代越晚；第二，离甘青地区越近其甘青文化特点就越明显越远则甘青文化特点越弱。[4]这说明无论从考古学年代还是文化特征上都明显表现出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向藏彝走廊地区逐次传播、发展的趋势。这确凿地表明藏彝走廊最早的居民来自黄河上游地区且显示新石器时代曾出现黄河上游地区居民大规模向藏彝走廊迁移的浪潮。古气候的研究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气候急骤地转向寒冷干燥可能是造成黄河上游原始居民大规模南迁的重要原因。[5](P.894)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同样将藏缅语的起源及其与汉语发生分离确定于黄河上游地区。[6](P.67-71)上述观点还被近年的基因研究结果所印证。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金力、卢大儒等学者利用Y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为遗产标记，调查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以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其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汉藏语系民族的“祖先可能是远在3万年前由南方迁移并定居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氐羌氏族，约6000年前，氐羌氏族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并由此产生了汉藏语系内的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7]这些在6000年前后南迁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既是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开拓者，也是藏缅语民族最早的祖先人群。[8]
从黄河上游南迁藏彝走廊的原始居民，先是在藏彝走廊北部澜沧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一带建立起一些较大的居住聚落，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繁荣的新石器文化。随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通道不断向南迁移，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进到藏彝走廊南部，并在滇西南及滇中偏北一带与长江流域和东南亚北部系统的原始人群发生一定程度的交汇与联系。[注释4]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藏缅语民族祖先人群已南下到滇西及越南北部一带，覆盖了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成为当地的主要人群系统。这些新石器时代南迁的藏缅语民族祖先人群，由于南迁的时间及所选择的通道、路线各不相同，[9]在南迁过程中也不断发生着文化面貌上的分化开始形成不同的人群支系。
进人历史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是藏缅语民族南迁的第二个高潮，其中最主要的是氐羌人群的南下。《后汉书·西羌传》记秦献公时（公元前384—362年在位）羌人首领“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南迁的羌部“或为氂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清楚地表明相当一部分羌人迁入了藏彝走廊地区。氐羌民族向藏彝走廊的迁徙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特别是从东汉到魏晋时期，再次发生羌人的大规模南迁。今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先民，即大多是在东汉魏晋时期陆续迁入的。[10](P.166-181)
受到南迁羌人的挤压和秦、汉中央政权开西南夷的政治压力，在战国、秦汉及魏晋时期，原分布在藏彝走廊北部的众多部落也纷纷或整体或局部地发生了南迁这些部落计有邛、徙、筰都、白狼、槃木、唐菆、楼薄等，[11](p.318-332)上述部落人群在史籍记载中大多被称作“某某夷”，故有学者将他们称作“夷”系民族。[12]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曾广泛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式到东汉时代大规模走向衰落即很可能与夷系民族的南移有关。[13]
此外，藏缅语民族的迁徙还包括了蜀人的南迁。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由于秦大量向蜀地移民，[注释5]导致蜀王室残部势力以及蜀人大规模南迁。蜀人主要经越嶲南下，大量进入藏彝走廊南部的今川滇交接地带，即《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所记“（蜀）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据史籍记载，约战国后期至西汉初年自称“安阳王”的蜀王子还曾率兵三万在交趾北部建立政权。[14]《史记·三代世表》还记：“蜀王……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事实上，汉代和魏晋时期史籍有关西南夷记载中出现的“嶲”、“叟”等人群称谓均与南迁蜀人有关。[15]这些南迁蜀人后来均融人藏彝走廊南部的彝语支民族之中。
总之，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迁徙是唐以前藏彝走廊最主要的人群流动趋势，该趋势基本奠定了走廊中藏缅语民族的分布格局。这一点也得到民族志材料的充分印证。今走廊中的藏缅语民族在其史诗、传说、文化习俗中大多清晰地保留其祖先来自“北方”的历史记忆。如岷江上游的羌族传说其先民来自甘青地区，[16](P.166-181)彝族的传说及彝文典籍则称其先民是来自“牦牛徼外”即今川西高原一带），[17]纳西族的传说称其先祖来自金沙江的上游，傈僳族传说其祖先来自澜沧江上游，景颇族则传说其先民来自青藏高原某地。[18](P.54-65)在今藏彝走廊南部彝语支民族的葬俗中，还普遍存在一种“送魂”习俗，即在人死后要请祭司（各民族对祭司的称谓各不相同，彝族称“毕摩”；纳西族为“东巴”等等为死者念送魂经，目的是把死者的灵魂一站站送回到其祖先居住之地。[19]尽管各民族送魂的路线、沿途地名各不相同，但送魂的方向却均一致地指向“北方”，其中尤以彝、纳西、哈尼、傈僳、拉祜、基诺、普米和景颇等民族最为典型和突出。[20](P.63-70)这正是藏缅语民族的先民曾经发生自北向南迁徙之历史的真实反映。恰如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所言“六江流域藏彝走廊上居住的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有着一部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21](P.40)
二、吐蕃向东扩张与藏彝走廊北部的“番”化
公元7-9世纪，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向藏彝走廊地区展开了强有力的扩张。7世纪后期，吐蕃不但将南诏收为属部，且“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势力推进到今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上游一带。公元763年吐蕃大军攻陷长安，从长安撤出后，又南下联合南诏军队，先后攻破唐的嶲、松、维、保等州。公元783年唐、蕃双方订立清水会盟，规定沿岷江、大渡河划线，以东属唐朝，以西属吐蕃。[22]此边界的划定意味着吐蕃已占据整个藏彝走廊北部地区。
吐蕃向藏彝走廊的扩张带来两个结果：其一，征服和统治了藏彝走廊地区尤其是北部的众多部落将他们变为属部，这些被征服部落被大量编入吐蕃军队去对外作战，成为吐蕃军事联盟政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故吐蕃对藏彝走廊各部落的征服与统治，意味着将当地原分散和互不统属的众多部落在政治、军事上联系成一个整体，加之吐蕃统治时间长达百余年，有力促进了当地各部落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其二，吐蕃军队大量进人藏彝走廊地区。吐蕃军队多由吐蕃本土各部落组成。《新唐书吐蕃传》载“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这些由豪室及其奴部组成的吐蕃军队既是军事组织，也是生产单位他们的东征事实上也是民族迁徙。这些来自吐蕃本土的军队同当地被征服部落之间长期杂处，相互交流影响，在漫长岁月中也造成彼此间的同化与融合，因而使藏彝走廊北部地区逐渐呈现“蕃化”的趋势。这一点在吐蕃王朝灭亡后得到了充分显现。吐蕃政权崩溃后，其本土爆发王室后裔之间争夺王权的内乱，原吐蕃东部疆域的大量吐蕃军队及随军奴部无力返回吐蕃本土，史载其“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23]所谓“嗢末”义军，即是以吐蕃奴部为主体，并包括了原为吐蕃属部的党项、吐谷浑等部居民及一部分汉族在内的一支由各民族混合组成的队伍。[24]嗢末义军的一支曾向藏彝走廊地区扩散，他们受剑南节度使高骈招致，由嗢末首领鲁褥月率所部向南进驻大渡河流域，协防南诏，后来逐渐散居于川西及滇西北高原一带与当地各部落居民杂处，走上相互依存、融合发展之路。这种趋势在民间缓慢地延续与发展，其结果是使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民族面貌逐渐发生了改变。到宋代，宋人已经这样来描述当地的人群面貌：“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25](P.144)又云：“在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26]《辽史》记当时辽与青藏高原割据势力使臣往来时亦有“大蕃”、“小蕃”、“吐蕃”、“西蕃”等称谓。[27]宋人所谓“吐蕃遗种”主要分布于甘青和藏彝走廊北部川西高原地区，正是吐蕃长期征服统治的地区。宋人将上述地区的人群统称为“吐蕃遗种”，说明当时这些地区的文化面貌已呈现出浓厚的“蕃”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唐以前，史籍对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或称“夷”，或称“羌”、“氐”、“越”，并无“蕃”和“番”的称谓，“蕃”或“番”这一新的人群称谓是在唐以后才出现的。“蕃”这一人群称谓在宋元以后逐渐为“番”所替代。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番”遂成为汉文史籍中对藏彝走廊尤其川西髙原地区广泛使用的一个民族类别称谓。毫无疑问，“蕃”或“番”这一新的民族类别的出现，正是7-9世纪吐蕃征服和同化藏彝走廊地区诸部落的结果，也是吐蕃灭亡后大量吐蕃军队及奴部流散于当地并同当地各部落居民长期杂处、逐渐融合的结果。“蕃”或“番”的出现，是从宋代开始藏彝走廊北部民族面貌已发生新的变化，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阶段的反映。
宋代藏彝走廊北部出现被称作“蕃”或“番”的这一新的民族类别，还有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公元11世纪以来藏传佛教自西向东逐渐在当地得到普遍传播与发展，使当地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同西藏逐渐趋向一致，两地居民在信仰、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字上（宗教传播总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开始趋向一致。此过程也正是藏族的形成过程。藏族的形成本质是青藏髙原各部落、部族的一体化进程，此进程主要由两个阶段来完成：一是吐蕃王朝对青藏高原地区众多部落和部族长达两百余年的征服和统治；二是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各地的传播和发展。如果说前者是一个政治与地域上的聚合与一体化过程，那么后者则是文化上的一体化过程，它对青藏髙原各地居民最终形成共同语言文字、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8]倘若从这样的观点看，吐蕃向藏彝走廊扩张及之后藏传佛教向该地区的传播，其最大结果即是导致了整个藏彝走廊北部即川西高原地区的“藏”化。事实上，宋代开始逐渐出现于藏彝走廊北部被称作“吐蕃遗种”、“蕃”和后来的“番”这一新的民族类别，其真正内涵正是后来的“藏”。[注释6]故吐蕃向藏彝走廊扩张及随后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与发展，正是北“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动力。尽管藏彝走廊北部的“藏”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但从宋代对该区域的人群已开始普遍使用“吐蕃遗种”、“蕃”、“番”等称谓看，藏彝走廊地区北“藏”格局形成的时间大体应为11-12世纪。
三、蒙古族的南下
13世纪初迅速崛起于北方的蒙古在人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前，首先采取了“先取西南诸蕃，以图天下”[29]的战略。由于在四川战场受挫，1253年，为了“迂回大理，斡腹攻宋”，忽必烈率10万大军分兵三路由藏彝走廊南下，一举平定大理，沿途各部落多“望风款附。”[30]到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立元朝之时，蒙古军事力量已大体控制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并在当地派驻军队、推行土官制度、建立行政区划和开设驿站，开启了元朝对藏彝走廊地区近百年的统治。
元朝灭亡后蒙古力量大多北撤，但蒙古余部在藏彝走廊地区仍有较大影响，明初当地还爆发蒙古降将建昌指挥使月鲁贴木儿发动的持续达七八年的叛乱。[31]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明朝“隔离蒙番”政策的松驰，一些蒙古部落相继南下青海游牧，其中一些部落开始陆续和零星地进人藏彝走廊地区。这种趋势逐渐积累和发展，到明末清初，由于中原战乱和卫藏地区新兴格鲁派势力的援引，驻牧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大规模南下藏彝走廊地区。他们在北部击溃与格鲁派为敌的强豪白利土司，随后不断向南推进，相继控制今康定、理塘、巴塘、木里、中甸等地。[32]镇守云南的吴三桂还将金沙江内外多处原属木氏土司管辖的地方“割送”蒙古，[33](P.285)这样和硕特蒙古遂占据藏彝走廊整个北部地区，再次形成蒙古对该地区的统治。
和硕特蒙古在控制藏彝走廊地区后，主要将其作为征税之地，他们在各地设置营官，征收赋税，以供养在青海游牧的部众。这种局面持续了数十年。因长期受和硕特蒙古控制，到雍正初年时包括“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当地人已“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34]从年固始汗率军南下藏彝走廊，到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平定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结束其对藏彝走廊的控制，和硕特蒙古控制藏彝走廊北部地区80余年，对当地民族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元代和明末清初，蒙古势力两次大规模南下藏彝走廊地区，并两度形成对该地区的统治。由于蒙古在该地区的活动前后延续近两百年，造成蒙古族与藏彝走廊各民族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大量蒙古人进入藏彝走廊地区。元代的情况已无从统计。但明末清初进人藏彝走廊的蒙古人数量较为庞大，且分布广泛。据清末民国时期的调查，蒙古族人口在西康地区尚有十分广泛的分布，几乎各县均有。[注释7]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査中，藏彝走廊地区的蒙古族还主要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一是川西南的盐源、木里两县；二是四川的泸定县。[35](P.277)可见，清末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在藏彝走廊北部即川西高原地区分布相当广泛。其二，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蒙古族大部分后来都逐渐融人当地民族之中，特别是融入藏彝走廊北部的藏族之中，成为汇入当地的新的民族成分。例如，在今藏彝走廊地区属藏族支系的康北霍尔人、木雅人中，丹巴梭坡、中路一带藏族地区以及川滇交接地区的各民族中均广泛存在着蒙古祖源的传说。[36](P.170-207)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藏彝走廊的蒙古族今天已大多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川西南蒙古族人有鞑靼、咱哩、青海、阿咱拉等称呼，他们有的分别融入回族、纳西族、彝族、西番川西蒙古族人仍是当地的统治者，有霍尔、瓦述、梭坡、和硕特部等，他们后来都融入到藏族中。”[37]
蒙古进入藏彝走廊虽曾给当地民族带来冲击与痛苦，却给藏彝走廊带来了开放与活力,使该地区同中国整体政治格局产生紧密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的两度南下及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生的蒙、藏紧密结合，乃是13世纪以来蒙、藏两大民族之间发生密切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蒙、藏的结合与融合增强了走廊中藏族的力量，同时也拓展了“北藏”的地域分布范围。
四、明清时期木氏土司与彝族向北扩张
明、清时期，在蒙古势力频频南下的同时,藏彝走廊中也出现自南向北的民族流动，这就是木氏土司与彝族的向北扩张。
纳西族先民被称作“摩沙”、“摩娑”、“么些”、“磨些”等，主要分布在今丽江金沙江流域地区。元代以前，磨些各部落“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38](P.93)元代,磨些木氏家族因主动归附而受到元朝“宠渥优礼”，先后被封为茶罕章宣慰司、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路军民宣抚司，[39]势力逐渐兴起。到明洪武年间，丽江土知府阿甲阿得主动“率众归附”明朝，受到明太祖恩赏，赐“木”姓，木氏家族汉姓自此始。此后木氏家族首领累世受封丽江府土官知府，子孙世袭。正是在明朝的大力支持下，木氏土司势力迅速崛起并开始强有力地向北扩张。
从明朝天顺末年一直到明崇祯年间，前后多年，木氏土司势力对外用兵达百余次。其向北扩张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频频用兵，基本控制今中甸、木里和维西等地;第二阶段则在巩固上述占领区基础上继续北上，并大幅度地将势力推进到今云南德钦、四川巴塘及西藏芒康一带的藏族地区。[注释8]史载：“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自纳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40](P.12)木氏土司势力的崛起和向北扩张，除自身的发展需求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明朝的大力扶持。自明初开始，为防御蒙古势力复兴，明朝前期始终以“隔离蒙番”、“镇御蕃鞑”为重要国策。明初，木氏土司地界常受到北边“番酋”的劫掠和侵蚀，[注释9]为防止西藏势力向南发展，明朝采取了扶持木氏土司势力以抵御“西番”南下的策略。[41]这由明朝廷赐予木氏土司“西北藩篱”的匾联可得到充分印证。木氏土司势力的壮大和向北扩张不但符合明王朝对西番“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明朝“以夷治夷”政策在滇西北地区的体现。所以，从明初开始到木氏土司的整个扩张过程中，木氏土司不断得到明朝廷的赏赐和加封，有史记载的赏赐和加封就达多达28次，明朝皇帝还赐予亲笔御题“诚心报国”金腰带及“西北藩篱”、“辑宁边境”等匾联。[42]与此同时，木氏土司也恭顺朝廷，助剿征伐、进京朝贡不绝，逐渐成为滇藏间最重要的地方割据力量。
虽然木氏土司扩张所占领的中甸、巴塘、芒康、理塘等大片藏区在明末清初因和硕特蒙古势力南下康区而丢失，进入清代以后木氏土司势力也逐渐趋于衰弱，但木氏土司向北扩张却带来了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密切交融：不仅促成藏传佛教尤其是噶玛噶举派向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传播，也使纳西族及丽江地区开始成为以滇茶销藏为主的滇藏贸易的主要角色与中转站，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木氏土司向北扩张所带来的纳西族与藏族密切联系，使纳西族逐渐成为藏族与滇西各民族尤其是彝语支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结纽带与桥梁。
继木氏土司向北扩张之后,从清中叶到民国时期藏彝走廊中还出现了彝族的向北迁移。清中叶以来，由于清朝大规模进剿凉山彝族地区以及当地黑彝反抗土司统治，造成凉山彝族大量向北部迁徙。他们或沿安宁河流域北上，进人今冕宁、九龙一带；或沿大渡河北上，向北进入今雅安汉源县和甘孜州泸定县一带；或向西北大量迁移到今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一带。有关清代民国时期彝族向北迁移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资料《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有较为集中的反映。[43](P.87-89)据方国瑜先生统计：“现在四川西昌地区约有二十万，云南丽江专区约有七万彝族是由凉山迁来的。”[44](P.561-563)《彝族简史》中也提到：“近几百年来凉山彝族大约有一、二十万人外迁，居住到西昌专区的各县及雅安专区的汉源、石棉等县山区，以至云南的宁蒗、中甸、永胜、永仁、禄劝等地。”[45](P.118)彝族的向北迁移主要是以家支为单位，且多是陆续、分散和逐步进行，其结果是造成了在藏彝走廊东部的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地区藏、彝边界较大幅度地向北推进，成为近代藏彝走廊较大的一次民族流动。
木氏土司向北扩张及彝族的向北迁移，总体上可视为明清以来藏彝走廊南部彝语支民族的向北拓展，它不仅带来了藏、彝边界的变动与调整，同时也使藏彝走廊中“北藏”、“南彝”的民族格局最终趋向定型。
五、明清、民国时期汉人大量迁入
汉人大量迁人是明清至民国时期藏彝走廊中民族流动的重要特点。尽管秦汉以来已有汉人进人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下游和雅砻江下游一带,[46]但到明代以前，汉人在藏彝走廊的活动主要限于大渡河以东地区。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改变。明中叶以后，从东向西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路开始成为联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重要交通要道。[注释10]1720、1727年清朝两度经四川向西藏进兵，使川藏线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为了保障川藏线畅通，清康熙时期开始在川藏线沿途及重要隘口设置塘汛和粮台，并派四川绿营汉兵进行驻守。这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驻扎于川藏沿线的汉人官兵逐渐开店经商、垦荒耕种，并与当地藏民通婚，相当一部分开始向移民转化;[注释11]第二，随着汉人官兵驻防带来安全保障，内地的汉商、官员及其随从、夫役、船工、流民、矿工、土司雇募的汉人文书、通事等各类身份的汉人也纷纭而至，汉人开始呈点线状分布于川藏线沿途，其中尤以汉商居多。从乾隆到嘉庆时期受川省人口膨胀与土地压力的影响，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进人当地从事垦殖与开矿。[47]故清代以绿营驻军人驻川藏沿线为先导，开启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浪潮。
清末民国时期汉人进人藏彝走廊的数量、规模进一步扩大。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为应对严峻的边疆危机，清朝加强川边经营，派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大力推行办学、屯垦、练兵、开矿与通商等新政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内地汉人前往，导致大量汉人迁人。据载当时“移民开垦，裹粮出关者以万计”。[48]进人民国时期从1912年尹昌衡率陆军五千西征，到1930年“大白事件”及之后刘文辉军进驻康区，由于其时川藏纠纷和局部战事不断，陆续调戍的汉人军队普遍分布于康定、巴塘、理塘、甘孜、昌都等各主要城镇,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均在当地落籍。据统，仅民国之初的十年间，进人川西藏区的汉人就达七八万之多。[49](P.90)其后，抗战爆发、西康建省和汉藏商贸复苏等因素，再次推动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的迁移浪潮。此时进入的汉人，其身份类型也更趋多元，包括采药夫、各类工匠、政府官员及杂役人员、背夫、无业流民、各类考察人员等，其中又以垦民、矿工与商贾为主。据周太玄《西康通志》载：“康定人口自抗战以来已年有增加。据最近调查，实已超过二万。其中汉人约占十分之六七。”[50]（p.37）
需要指出，清代、民国时期大量迁人藏彝走廊北部的汉人，在当地未作为主要独立民族存在而是迅速同藏族发生密切交融。交融的主要途径是通婚。由于清代民国时期进人的汉人主要为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故汉藏通婚往往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对当时康地汉藏通婚情形曾有如下描述:“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格娃、即‘半藏半汉’之谓），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注释12]足见汉藏通婚之广泛程度。[注释13]汉藏通婚不但使大批汉人落籍于当地，同时也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刻交融。由于当地为高原，迁入汉人不得不选择藏族的生活方式以适应高原环境，加之汉藏通婚，所以汉藏通婚家庭中的汉人在两三代以后，无论其本人还是后裔的生活方式均逐渐趋于藏化，几与当地藏族无别。所以，清代民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藏彝走廊北部所带来的汉、藏互动，其结果主要表现为“汉”向“藏”的融人。对此，民国时期长期驻防理塘的曾言枢曾作了这样的阐释：“汉人每每存意同化康人，人康久居，娶妻生子，亦自不觉间，装、靴、带、剑、语言、皮肤，俱康化矣。人其环境，有其环境之需要，所以理想不胜事实，固有其必然性在。”[51]不过，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因为汉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人几代之后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汉人又把汉文化因素带入当地的藏文化之中，形成当地人所说的“倒藏不汉”，“汉人不纯，藏人不藏”[52](p.268)即汉、藏杂糅的文化状态，这大幅度提升了当地藏族在藏、汉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与中间性，也增添了藏彝走廊作为“汉藏边界”在汉、藏之间的连接性与纽带作用。
清代民国时期汉人大量迁人造成的大规模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是近代藏彝走廊最令人瞩目的民族现象,不仅导致该区域中汉、藏文化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糅合、交融，也使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同时成为藏、汉民族交流互动的通道以及学者们所称的“汉藏民族走廊”。[53](P.95)
六、结语
毫无疑问，以上所勾勒的藏彝走廊地区历史上五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正是形成今天藏彝走廊民族格局的原因与过程。从这五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藏彝走廊地区历史上的民族活动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藏彝走廊民族格局的形成过程呈现了极大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今天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各民族或民族系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走廊的周边地区迁人的。走廊中最主要的民族系统——藏缅语民族——的祖先人群发源于黄河上游地区，他们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逐步向藏彝走廊地区迁徙，不仅是当地最早的开拓者也发展为当地最大的民族系统。进人历史时期，氏、羌等民族仍不断从甘青地区陆续向藏彝走廊地区迁移，他们的进入对先前的迁入者形成挤压，造成新的民族流动。所以，在整个唐以前，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的迁移始终是藏彝走廊中最主要的民族流动。而藏彝走廊北部的“番”化即“北藏”、“南彝”格局的形成，则是西边的吐蕃王朝向东扩张及随后藏传佛教的自西向东传播发展逐步完成的。元代和明末清初蒙古族两度南下进人藏彝走廊对走廊中的民族格局形成较大冲击，不但扼制了木氏土司势力的北向扩张，同时增强和扩大了“北藏”的范围并使走廍中“北藏”、“南彝”格局逐渐趋向巩固与定型。明清至民国时期汉人自东向西大量进人藏彝走廊地区，则大大增强了走廊在东西方向上的开放性，使之同时成为一条沟通汉、藏民族的走廊。值得注意的是，在藏彝走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外部的民族及其政治力量主要是由藏彝走廊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三个方向进入并对该区域施加了强烈影响。除了藏缅语民族由北部南下外，吐蕃、蒙古族和汉人均分别由藏彝走廊西部、北部和东部三个方向进人。吐蕃自西向东进人藏彝走廊乃是其东向扩张的有机组成部分，蒙古族进入藏彝走廊则是其“先取西南诸蕃，以图天下”战略的一部分，清代民国时期汉人的大量进人则是中央政府加强西藏和边疆经营的结果。由此可见，藏彝走廊民族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历史及民族发展的大格局息息相通，外部民族及政治力量的不断进人，亦成为走廊中民族流动与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因此藏彝走廊虽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但它形成的历史过程却绝不是孤立和封闭的，而是呈现了极大的开放性。换言之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民族迁徙走廊，其民族的流动性很大程度乃与其开放性相关，正是由于开放，由于有新的民族成分源源不断地加入才带来了藏彝走廊民族的流动性及各民族间的不断接触、互动与交融，这或许是民族走廊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规律。
第二，藏彝走廊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连接性的民族流动通道，也是汉、藏与藏、彝民族接触与互动的边界。藏彝走廊的过渡性和连接性，即体现为它是费孝通所称的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是藏、汉之间的过渡带与连接带，是藏、汉民族接触、交流、互动的通道，也是汉、藏文化互染和交融的地区。在南北方向上藏彝走廊呈“北藏”、“南彝”，（这里的“彝”应是广义，主要指走廊南部的彝语支民族）格局，是彝、藏接触的边界。需要指出，藏彝走廊作为“汉藏、彝藏触的边界”乃是长期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并由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成。例如，以彝、藏界而论，虽然吐蕃东扩、蒙古的南下、木氏土司扩张和彝族向北迁移等均是导致“北藏”、南彝”格局及藏、彝边界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彝、藏边界的形成却蕴含了明显的生态因素。由于藏族主要适应于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环境，使得走廊中的藏、彝边界往往处于青藏髙原与云贵高原交接与过渡地带，所以藏、彝边界既是文化边界也是生态边界。汉、藏边界也呈现类似情形，汉、藏边界虽是汉、藏民族在长期接触与互动中形成，但走廊中的汉人却主要集中分布于城镇、交通沿线和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并同当地居住于海拔较髙的广大农牧区藏族形成交错毗邻关系。所以，走廊中的民族“边界”往往是立体的，且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藏彝走廊中民族边界”其实并不单单是一种线性或地理上的“边界”，对生活在“边界”地区的民族来说，更重要的内涵在于：它是不同民族之间接触互动、文化上相互吸纳包容以及在心理和情感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联系纽带”。例如，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崇笮》有藏族与纳西族的祖先是由同母所生的同胞兄弟，藏族是老大，纳西族是老二的传说。[54](P.93-94)纳西族另一部史诗《创世纪》也说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一母亲所生的三兄弟，称：“三兄弟说三种话，三个民族同祖先。老大是藏族，居住在上边；……老三是白族，届住在下边；……次子是纳西，居住在中间。”[55]彝族中也同样有彝、藏同祖的传说。[56](P.265)这类传说反映了当地人的“民族观”,也是他们对民族“边界”的独特理解。又如，宋代以来汉地的茶叶经藏彝走廊大量输送藏区成为汉、藏间的重要经济联系。对汉、藏的物资交流，当地的藏族民众借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之口作了这样的阐释：“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57](P.133)这代表了走廊地区藏族民众对“边界”的一种独特理解。一般说，“边界”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区分”，二是“联系”。由于藏彝走廊中的汉藏、彝藏“边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各民族长期接触、互动中逐渐形成，且生活于“边界”的民族至今仍毗邻交错而居，彼此有无法割舍的联系，因此在生活于走廊的民族眼中，“边界”与其说是“区分”不如说更主要是一种“联系”，是因“联系”而产生的相互亲近感与认同，这或许正是藏彝走廊民族“边界”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藏彝走廊在沟通南、北以及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纵观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无论是藏缅语民族祖先人群，氐、羌还是元明时期的蒙古族，都是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沿藏彝走廊南下，其中不少到了走廊南部地区，与当地民族发生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蒙古两度南下藏彝走廊，征服和统治藏彝走廊的大部分地区，造成相当数量的蒙古人落籍当地，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另外，今分布于云南境内回族的先民很大一部分是元代从西北经藏彝走廊南迁过去的。[注释14]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藏彝走廊是我国北方民族不断南下的一条通道，它在沟通北方和南方民族的联系与交流上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此外，北方与南方民族之间通过藏彝走廊地区进行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流。蒙古族大规模进人藏彝走廊及与当地民族发生的密切互动与融合就是典型例证。除蒙古族外，历史上进人藏彝走廊的北方游牧民族还有月支人、契丹人、回鹘人等。[58](P.274-284)考古发现还显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均有不少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进人藏彝走廊地区。[59]所以，从某种意义说，藏彝走廊也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发生接触、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区域。由于藏彝走廊整体地形北高南低，北部处在青藏高原地理范围，南部则属于云贵高原范围，北部有大片牧区，中部为农牧混合区，南部为山地农耕地区，故藏彝走廊处于从北部牧区向南部山地农耕地区过渡的地理带。这正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得以由藏彝走廊南下并与南方的农耕民族发生密切关系的地理原因，也使其在沟通西南、西北以及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注释1]费孝通曾将中华民族所在地域划分为八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即：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髙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云责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中原地区。见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査的尝试》《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注释2]费孝通先生称“藏彝走廊”乃因藏族和彝族是今天这一走廊中分布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民族故以之作为指代。但对藏彝走廊的民族内涵，1981年马曜先生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成立时的发言中将之称作“藏缅语民族走廊”。尽管此称谓不如“藏彝走廊”上口和易于传播，却准确反映了该走廊的民族内涵。参见马曜《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注释3]藏缅语民族祖先人群的产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氐羌”则是历史时期才出现的族称概念。用历史时期出现的族称去指称或分类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做法显然欠妥。
[注释4]从考古文化可以看到，源自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系统在藏彝走廊南部曾同另外两个新石器文化发生了的交流接触：一是与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磨制弧肩有段双肩石锛和有段石锛系统；另一个则是与越南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磨制平肩斧、锛和不对称刃斧（靴形斧）系统。参见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注释5]《华阳国志蜀志》、《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均有秦向蜀地大量移民的记载。
[注释6]任乃强在撰于1933-1934年的《西康图经》中写道：“吐蕃役使其民，攻掠威、戎、茂、汶、黎、雅之地，又用羌族以攻取河西、陇右者垂200年。自是以后人以之与吐蕃同认为藏族国民，统称为番（播），或吐伯特。”又记“我国旧籍，对于西康民族原只称—番字。”《西康图经·民俗篇》对西康藏族的介绍亦用“番族—名。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24页。
[注释7]据20世纪30年代西康地区人口统计，宁静县（即江卡）蒙古族高达该县人口总数60%，此外蒙古族所占各县总人口的百分比多寡不一：巴安，1%；盐井，5%；科麦，10%；察隅，4%；贡县，65%；昌都，10%；恩达，5%；硕督，5%；嘉黎，5%；太昭，2%；石渠，2%；邓科，10%；同普，10%；德格，5%。参见杨仲华：《西康纪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4-247页。
[注释8]据《丽江木氏宦谱（甲）》载于《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的统计，自麽些木瓜制度形成后，向滇、川、藏交界的吐蕃地区用兵达103次。
[注释9]《丽江木氏宦谱（甲）》载：洪武十六年（1383),“西番大酋卜劫将领贼众，侵占本府白浪沧地面”；景泰六年（1455）“宝山州白的（三坝白地）等处，被番贼刀日卜他同男阿俗劫掠。《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第82、85页。
[注释10]明英宗和明宪宗时，曾屡屡下令要求乌斯藏往来内地使臣须取道四川，不得经河州。此后汉藏使臣往返也主要取道四川，以四川为正驿。参见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注释11]时人称：“大凡康藏大道沿线汉民，十分之九，皆军台丁吏之遗裔。”伍非百编：《清代对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纪要》；1935年铅印本，第163页。
[注释12]佚名：《西康之种族》，《四川月报》第9卷第4期，1936年。文中“西康”指西康建省后之康属范围。
[注释13]据年粗略调查显示，康定“除少数来自内地者本地所谓汉人，十九皆汉夫康妇之混血儿”。见柯象峰：《西康纪行》，《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据调查，1938年前后的道孚县城汉藏混血儿约占三分之二，见赵留芳：《道孚县浅影》，《康导月刊》第1卷第1期，1938年。
[注释14]根据史书和回族家谱、族谱等记载，大批回族先民进人云南始于元代。参见马维良:《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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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原刊责任编辑：贾益
作者：石硕，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吉差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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