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本土文化与彝族高等教育
关键词：彝族；本土文化；高等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就读的彝族大学生们
如何考察一个民族的高等教育，我国著名学者涂又光先生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发展，”［1］要“始终把高等教育定位在文化里，用文化视角，站在哲学高度，坚持实践高于认识的认识论原则和特殊高于普遍的本体论原则，研讨和评介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1］陈巴特尔教授也指出，每一个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与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2］涂又光先生2000年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不等于高等教育，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做大学问的高级人才，这个大学问即治学，它既可以是普通教育又可以是职业教育，它同时也包含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3］伯顿·R·克拉克也认为，知识尽管是广义的，“但知识材料，尤其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不仅历史上如此，不同的社会也同样如此”［4］。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目前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尚偏重于高等学校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研究，忽视将一个民族的高等教育置于她赖以生存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背景中，考察其本土高深文化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和教育。因此，笔者拟从彝族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结合其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彝族高等教育活动所传承的高深知识及所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
关于彝族的族源及形成问题，学术上有许多争论，但“彝族”整体的称谓是在50年代的民族识别通过多支系群体“整合”“归并”之后才有的。在民族识别以前，彝族各支系都以“家支”或“谱系”“联名制”“指路经”等方式来想象自己，但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想象社群”，多支系所呈现的这些文化特质，实际上所反映的是学者们依据凉山彝族诺苏文化来描绘的彝族代表形象。本文对各支系的特征和支系间的区别不加以讨论，仅沿用生活在西南地区且拥有明显的共性和差异性的诸多族群在50年代民族识别时被“归并”后的“彝族”概念，并将在“彝族”概念范围内，逐一对毕摩文化、家支文化以及彝族语言文字等对彝族社会的发展、对彝族文化内在结构的建构和彝族民族风貌的形成等方面产生的广泛影响并成为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主体文化及其高等教育情况予以讨论。
一、彝族毕摩文化与彝族高等教育
彝族文化神秘悠远、绚丽多彩，毕摩文化作为中华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彝族文化发展史产生了十分深厚的影响，是窥视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彝族文化体系的一个最好的切入口，也是从彝族本土文化视野出发考察其高等教育活动的一个最佳着力点。
毕摩文化涵盖范围较广，有的研究者认为毕摩文化广义上包含彝族的语言文字、思想哲学、地理天文、医学、农学等内容。而从狭义上讲毕摩文化的核心是原始巫术与宗教经典。根据毕摩在其宗教巫术活动中的需要，可将文献具体分为占卜、作斋、祈福、诅咒、百解等各种类别。这些宗教经典或毕摩文献涉及民俗、氏族、婚姻、占卜、祭祀、献酒、百解、福禄、作斋、指路等方面内容。［5］
毕摩，是彝语（Pijmof）或（Pujmacf）这一特有名词的音译，处于不同地区的彝族彝语方言发音不同，因此在历史文献有关“毕摩”的译名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毕摩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后来专指主持此种活动的人。在毕摩文化中，巫术和宗教原本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交错混杂、浑然一体，再加上毕摩文化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儒家学说、道家教义及相关仪式，内容繁芜，而这些都以经书和仪式为载体、以祖先和鬼神崇拜及宗教巫术祭仪为核心的毕摩文化所涵盖的知识及其所要求掌握的相应技能非常复杂。
在如此高深和复杂的毕摩文化的传承中，毕摩作为传承人在其中分别充当了三个不同的角色，一是祭师。毕摩通过各种复杂的宗教巫祭仪式的操作与主持，通过仪式过程中经诗的诵读，感染和影响弟子和受众，使之了解一定的仪式仪轨，并给他们带来精神安慰，使他们的思想意识通过经文和仪式氛围的熏陶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使民众生活日益符合既定的社会规范，并由此形成相应的生活习俗；二是歌师，是和前面所说的毕摩承担的三个角色对应的。毕摩作为广大彝族人民最信赖的智者，在彝族人日常生活如家支家族的缔结婚姻、分家搬家、疾病、节庆、丧葬等的风俗仪式中，用自己的歌声、语言来讲述历史、传达知识，教育和影响了一代代彝人的成长，成为彝族口头诗体文化的歌唱吟咏者。三是经师。只有“无所不知”的毕摩才能利用彝文记录、整理、加工、规范、传叙彝族的哲学、历史、宗教、天文、医药、谱牒、伦理、道德等知识，从而使得毕摩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文化教育者的角色，寓教于民，寓教于日常生活，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区安定团结，使其发挥了文化教育者与文化传播者的功能。
如果我们认同教育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专门化的学校教育，另一种是在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非学校教育，那就意味着学校是教育从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剥离出来而形成自己相对独立形态的标志。在彝族社会中，毕摩从来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但毕摩作为文化传承人所进行的教育活动，却显然是与生产劳动过程相脱离的，依据上文对毕摩在教育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分析，毕摩的教育活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方式是作为祭师和歌师。教育通过宗教巫祭仪式生活进行，教育对象为毕摩弟子及对仪式的需求人群，教育活动的时间和场所不固定，根据宗教活动和需求人群的需要而定；另一种方式是作为经师。教育通过日常生活进行，毕摩作为“无所不知”的人，作为能够卜疑决难的超人，作为人与鬼神联系的中介，成为彝人最为信赖的智者，他们通过明断人间是非、调解生活纠纷等手段而寓教于民；教育活动的时间和场所也不固定，根据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定。这两种方式的教育，都还尚未从人们的生活过程中剥离出来而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形态。实际上，在彝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毕摩文化的传承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至关重要的教育传承方式，即专门化的毕摩学校教育，这种专门化的毕摩学校教育所培养的当然就是彝族文化传承所需要的专业化的毕摩人才，而毕摩在其中所担当的角色就是这种专门化毕摩学校教育的教师。
专门化的毕摩学校教育同时具备了现代学校教育所有这些特征，如固定教育场所、专门教师等。学者曲木铁西认为，彝族学校教育和彝族文字是同期出现的。彝语中很早就出现了“学校”的概念，彝族历史中出现的“伙得玛得”就是彝族最原始的学校教育，还出现了毕摩教育中的“毕莫（教师）”、“毕惹（学生）”等彝语词，因此曲木铁西认为，彝族社会中早已有了学校教育，在凉山彝族社会中存在毕摩教育中的学校教育形态。［6］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观点，这种专门化的毕摩学校教育有如下特点：
一是教育的时间不固定，根据现实情况和需求人群的实际需要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相对固定，大多在家庭内部进行。
二是实行师徒制，招收徒弟的原则是“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一般是父亲传给自己的儿子，能够代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毕摩世家被看作是神通广大、法力最强的毕摩，通过拜师学艺的徒弟也大多来自本家族，年龄不受限制，小到四五岁，大至三四十岁都有。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学做毕摩，当今的徒弟也有来自于其他家族的人。由于是拜师学艺，徒弟不能够与毕摩住在同一个家中。除了学习彝文、其他的有关内容就只有在举行仪式的场合，才有机会跟随毕摩观察和学习，因此达不到家传弟子随时随地耳濡目染那样的要求。而且由于学习时间有限，学不到毕摩所有的经书，法器等，所有物件也都需要重新制作，彝人们会因此认为其法力不如家传毕摩。
三是学习费用不做规定，比较灵活，大部分是在学习刚开始和结束时互相赠送礼物。过去毕惹会给毕摩一些银子、布匹，再备酒宰畜宴请毕摩，反过来毕摩会送给毕惹们书籍、法器用具等有助于他们学习的物品。
四是教育内容高深繁杂。毕摩拥有繁多的彝文经书典籍，毕摩需要主持的各种仪式更是五花八门、花样繁多，常见的就有招魂仪式、驱鬼仪式等数十种。［7］一般入学时，毕摩会与毕惹父母确定学习时间，一般最少三年。还会和父母商量要学习哪一类以及父母希望的学习成效。同时毕摩也会根据毕惹的学习表现，来确定学生未来应做哪个层次的毕摩，并以此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具体教学内容包括：认字写字，识记经书，抄写经书。毕摩首先要确保毕惹们熟练掌握彝文以及相当熟悉经文内容后才开始教毕惹们做仪式。毕摩会教会毕惹仪式与经文的搭配、不同的仪式中的不同步骤、如何安排顺序、各组神枝和草像、木像代表什么以及如何摆、摆多少等内容。在名目繁多的仪式中，仪式步骤必须有条不紊、经文不能缺漏章节，神枝位置等各种仪式相关内容都要保证万无一失，直到胸有成竹方可毕业做毕摩。一般情况下毕惹们向毕摩学完这些内容后，还要跟随其他多个毕摩不断学习、练习，才能成为层次较高的毕摩。［6］所以很多毕惹从六七岁开始学习，到十五六岁才基本可以出道，单独做一些简单的祭祀活动。成长为一名层次较高的毕摩则需要经年累月的经文学习和背诵以及各种复杂仪式过程的经验积累才能够达到。
五是教育方式灵活多样，教育效果潜移默化。毕摩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口传身授、讲练结合，提倡主持公道、学以致用。毕摩常常是边做边教，毕惹们作为学徒和助手，边看边记、边做边学。除了专门化的教育教学外，教育还与仪式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毕惹们通过毕摩对仪式程序的展示和经诗的吟诵，通过对毕摩所传授的神鬼知识以及经书、历史、家谱、历法星占、造型艺术、医药、仪式仪轨等知识的笃定不疑和长期坚持不懈的学习，才能建立起未来自己主持仪式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并形成专业技能。同时，毕摩所宣讲和操演的经文和仪式语言，也传递给他们许多关于历史、哲学、天文、文学、道德等方面的知识。这样，在朗朗的经诗吟诵声中，在各种庄严肃穆的仪式过程中，达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二、彝族家支文化与彝族高等教育
家支即家族支系（彝语称为“楚西”或“楚加”），是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由父子联名的谱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每一家支共有一个祖先和姓氏，而同一家支又会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或其他缘故，大家支下面分出若干小家支。彝族人的社会组织，就是由许多个血缘不同的大小家支构成的。家支是彝族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基本单位，由此所形成的家支文化渗透在彝族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支文化在彝族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
据中国政府网援引国家民委的资料［8］，1949年前夕，旧中国彝族社会存在几百个各级独立、不相隶属的黑彝家支和几千个规模不一的白彝家支，家支成为当时彝族社会内部的重要政权组织。当家支内部产生重大决议或者本家支成员同其他家支发生冲突，将由家支成员“集尔集铁”（彝语意为“商议”）即头人会议和“蒙格”（彝语意为“大会”）即家支成员大会决定。
凉山彝族的家支尽管相互独立，但大家所遵循的习惯法的内容大致相似，即每个家支必须为维护本家支的利益而进行斗争，因此每个家支为了其能够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对教育都很重视，以期培养更多的人才，创造更大的利益，家支教育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在家支林立的彝族社会，家支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笔者认为这种由家支举办的家支教育在彝族社会承担了三种不同的教育职能，即家塾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职能，为彝族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不同层面的多种人才。
首先，家支教育承担了家塾学校教育职能。与普通私塾不同，家塾入学者都是本家支子弟，具有浓厚的家族特性。笔者认为这种家塾性质的学校教育能够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方面是聘请彝族毕摩到家塾中教授彝文，为家支成员进行文化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和巩固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而培养后备力量。家塾学校教育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只有少数土司、贵族和白彝大富人家才能设立，毕摩在传授彝语文的同时，自然也会将形形色色的毕摩文化融合到家支教育中，使毕摩教育与家支教育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尽管毕摩教育的产生时间远远早于家支教育，毕摩教育受到普遍重视却是在家支教育盛行之后。毕摩常常与家支头人如影随行，一唱一和，两者共同成为维护奴隶制度和等级制的“左右臂”。
另一方面，有的彝族土司及黑彝贵族为了保证权势世代相承，巩固统治地位，还聘请汉族先生到家塾中教授汉语文，并积极将本家支成员送入“儒学”或“国子监”进一步学习和钻研汉文化。虽然汉族教师到家塾中教授汉语文，内容一般比较零散，不系统，仅为家支成员能够应付官府、记账目而设的基础教育，但这却为他们继续到“儒学”或“国子监”深造奠定了进一步学习汉文化的基础，为能够用汉文化和彝文化进行沟通并促进彝区社会文明进步的统治人才培养做了准备。
其次，家支教育承担了家庭教育职能。这里的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和其他晚辈实施的教育及相互影响。家支教育作为彝族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履行的家庭教育职能在教育组织者、教育者和教育的具体内容方面有别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家庭教育，因为家支教育尽管是在家庭环境中开展的，但却由家支的长者和智者等能人或头人组织，且同时担任教育活动的教育者。教育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家法家规之类的习惯法、家谱教育和生产生活的教育，这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直系家庭间的界限和隔阂，扩充和整合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将核心家庭中的个体与家支集体、将本家支精英与普通个体联系在一起，产出更为优质的大众教育效果。
笔者认为，家支教育承担的家庭教育职能具体表现在以祭祖为主要形式的宗教教育及家支家谱教育两个方面。
彝族人大多信奉以祖先祟拜、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教，人的一生要经历或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除了祭师“毕摩”和“苏尼”，普通人也需要了解和熟悉各种祭祀仪式规程。祖先崇拜是彝族原始宗教中的核心内容，彝族人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在，它们永恒地在精神上与活着的人相联系，给后代以精神和力量。祭远祖仪式通常由本家支毕摩主持，通过祭祖使人和祖先得以相联，“下以教诲子弟，上以事祖考”，在宗教观念上既能制约死者，要求祖先体行祖德，福佑后代，同时又能规范活人的宗教道德原则，肃敬祀事，躬行祖道，其间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理念精髓也无形中深入人心，并得以代代相传和发展。
家谱是一种以父子连名方式构成的记忆家支世系的谱牒，是家支繁衍、扩展和延续的生命史，是贯穿整个家支群体和个体的生命线。家谱将个体与家支群体联系在一起而彰显出每个个体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获取每个个体相应的存在感。家支在彝族社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彝族人地位的主要评判标准，主要依据其有无家支及追溯其家支家谱。作为某一家支的成员，与家支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而牢记自己家支的代数和家谱的有关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学者刘正发调查［9］，家支家谱教育的对象是家支中的全体男性成员，一般在四五岁后开始学习，学习和教育家谱被视为男性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学习的方式主要通过口头传承和铭记，有条件的家支也将其抄录在竹简、帛锦和纸张等载体之上进行传承和教育。家支家谱教育和学习可随时随地进行，只要有空闲，学习地点多是房屋里的火塘周围，也可以是自家房屋坪前或是劳作过后休息时的田埂边，甚至是在婚礼、葬礼等场合。彝族男性成员们或聚在一起朝夕相传或各自独立反复背诵，直到能够一口气背出本家支先辈的全部名字。很多时候家支家谱教育、学习和实践相互交织，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家支家谱的全部知识。
家支家谱教育作为彝族人的一种教育习俗，不仅强调全面掌握各种知识的重要性，譬如本家支和分支所有父子连名的名字和相传的代数；本家支（有的家支也教育和学习姻亲家支的）家谱英雄人物和事迹；本家支曾经出现过的苏易、德古和毕摩；本家支家规以及各类格言、神话等，同时还注重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这种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学习，塑造了一代代彝族人鲜明的个性特征，培育了一批批具有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哲学，拥有自己独具的言语行为准则和人伦道德标准的彝族人，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今教育所极力追求却难以企及的。这种教育不仅将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髓以教育过程的无处与无时不在的方式代代相传，而且客观上还达到了维护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最后，家支教育承担了社会教育职能。将家支教育视为一种社会教育，是因为它不是纯粹的个体家庭活动，这种教育常常在各种家支活动中进行，譬如在讨论家支内部重大事情或家支间的一些问题的“集尔集铁”即头人会议上进行，或在讨论本家支成员被杀或同外家支冤家械斗等重大事件的“蒙格”即家支成员大会上进行，主要教育各家支成员要相互团结、互相帮助，集群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本家支繁荣发展。
家支教育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的，其所履行的社会教育职能，实质上是一种备战教育，有学者指出这种教育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教育，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各自集体的利益，家支教育没有提倡民族团结，反而不断加深民族矛盾。［7］P28-3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彝族在军事斗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善战、顽强拼搏、众志成城的精神已经形成彝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并且形成了一套彝族自己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除此之外彝族的军事体现了彝族的人道主义精神，战争期间，双方要互通姓名且不能偷袭，保护妇女儿童和当地生产，不实施连坐政策、宽待俘虏。［10］
尽管历史上的家支教育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诸多问题，比如家支教育的等级性，“呷西”（“呷西”没有家支，被作为其他家支的奴隶）阶层被完全排除在受教育者的行列之外，被统治者阶层“节伙”也丧失了接受“儒学”或“国子监”教育的可能；又比如家支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包括上文所述及的毕摩教育），女性几乎都不在受教育者的行列之中等等，但是很显然，家支教育在这里所履行的社会教育职能，对形成彝族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培养自己的民族军事人才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古代彝族曾经创建了许多政权，在当时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积极作用，应该说这与彝族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独有的习惯法、宗族制度和宗教制度造就出来的一批批政治统治人才和民族军事人才有直接的关联。
三、彝族语言文字与彝族高等教育
彝族是我国为数不多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民族之一，彝族先民曾用自己的文字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典籍及大批珍贵的金石铭文，其内容广涉历史、地理、医药、天文历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是彝族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笔者上文对毕摩教育和家支教育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毕摩教育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是专业化毕摩人才即精英知识分子的培养，家支教育中的家塾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也主要是培养精英，即政治统治人才和民族军事人才，但毕摩教育和家支教育同时也为彝族大众教育留下了空间，家支家庭教育、家支社会教育与毕摩宗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而成为一种内容丰富、形式完备、方法灵活多样的彝族社会大众教育的独特形态，随时随地对彝族民众尤其是男性子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常用的彝族文字数量并不多，也就在700～1000之间，也为彝文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基础。除此而外，彝族社会又历来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信奉“依惹依阿读，苏读勒鲁（自己的孩子自己不教，处处为难）”的教育信条，使得彝族社会的大众教育形态更加完满，加之以口头和书面语言文学传播为主的家庭教育形式在彝族社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就为彝族语言和文字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并为彝族民间培养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口头论辩的高级专门人才。
根据彝族古代教育经典文献《玛木特依》的叙述，原始社会晚期及阶级社会早期阶段，彝族社会逐渐衍化为“兹”“莫”“毕”“格”“卓”五个阶层，使彝族社会的家庭教育带有明显的阶层性。由于等级和阶层不同，处世立命方式就有区别，每个等级和阶层家庭都有一整套不同于其他等级和阶层家庭的教育原则、教育形式和内容。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或其他长辈往往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通过家庭环境、心理氛围、语言行为、文化传统等方式对其子女或晚辈施以教育和影响，同时子女或晚辈又以自己的表现反作用于父母或其他长辈，形成双向的互动影响过程。但是不管是什么等级和阶层的彝族家庭，都十分重视以口头和书面语言文学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由长者担任讲述或诵读者，时间自由，形式多样，讲、唱、诵皆可，内容包含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寓言、谚语、歌谣、抒情长诗、叙事长诗、克智（口头艺术）等，十分丰富。其中大部分是广泛流传于彝族民间社会的口头语言文学，不少内容具有词句精炼、音律铿锵、想象丰富、格式整齐、易于上口、便于诵记等特点，深为彝族人民喜爱，为彝族社会培育了众多的故事讲述家、民歌手、克智能手和诗人。
有研究者专门对以克智活动为代表的彝族民间口头语言艺术进行了观察，对“克智”能手的养成进行了研究，认为过去凉山彝族每逢有复仇、冤家械斗或战事发生时，开战之即双方通常要进行一番“唇枪舌战”，鼓舞士气，有时可以达成说服对方、和平谈判，甚至是威慑住敌方不战而胜的效果。克智活动可能就起源于“歌场制度”与战争的结合，是军事教育与口才教育这两者的联合，并逐步发展为现在的口头论辩传统。［11］由此可见，彝族文化中毕摩文化、家支文化与其家庭教育和文化在彝族人的社会生活中很大程度上是互相结合、相互融合发展的。
据该研究者对克智活动整个过程的细致观察，对活动过程中人的心智发展给予了深入解析和总结，认为克智活动中人的心智发展存在一种六维模式，即“兴”“忆”“衍”“生”“理”“律”模式。“兴”是克智活动中论辩意向性的开启、“忆”是克智活动中对己有“知识库”的准确再现、“衍”是克智活动中联系现实情境进行推衍、“生”是克智活动中新旧知识之间通过变异进行创造、“理”是克智活动中思维结构的条理化、“律”是克智活动中思维逻辑的诗性表达，并且指出这六个思维过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对话教育的一种模式，其中知识库的形成是对话教育的前提。［11］1显然，在彝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口头和书面语言文学家庭教育传统在克智能手的知识库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该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克智活动中人的心智发展存在的这种六维模式可以归纳为释源—述源思维方式、对立—辩证思维方式、追根—叙谱思维方式。该研究者认为克智活动相对于以毕摩教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所宣扬的对虚幻世界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不同，它是以勇敢、积极、敢爱敢恨这样一些人性的因素为基调，彰显人性的解放。毕摩文化对鬼神的敬畏以及对人性的约束与民间克制活动对人性的肯定和发扬构成了彝族文化的两级，缺一不可，这也使彝族文化本身成为一个完整而平衡的体系。［11］
如果我们认同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发展人的心智，而人类心智的发展具有“论辩性”，论辩是东西方教育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我们认可从论辩的角度关注现实生活，人的思考其实就是一个“内在论辩”的过程，而借助博弈中的对话这种特殊的口头语言教育形式可以促进人的论辩性心智的发展，那么，以克智活动为代表的彝族民间口头语言艺术无疑就是这么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所培育的民间高级专门人才，既能够较全面地掌握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又能够以口头博弈的方式使之反复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使自己的论辩性心智获得发展，同时借此对话活动过程也对周围民众施加了影响，这种对话教育的效果，正如研究者所言，知识在对话教育中得以积累，历史在对话教育中得以传承，批判性思维在对话教育中得以生成，人文精神在对话教育中得以培育。［11］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彝族聚居区的近现代学校寥寥无几，普通百姓的子弟完全没有入学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其他民族一样，彝族子弟主要通过国家创办的普通高校，特别是设在彝区的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或是通过国家特设的民族院校接受高等教育。
在民族高等学校教育成绩斐然的今天，我们仍需要思考如何使一个民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现代高等学校教育协调发展以形成合力来综合培养人才；如何将一个民族的传统教育习俗与现代高等学校教育有机结合以塑造更富于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人；如何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教育者更好地融入到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教育和学习中，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无疑都是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应该重点思考和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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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原载：《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6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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