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祖与共神:支嘎阿鲁的人格与神格探析
摘要:支嘎阿鲁是彝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中普遍讲述的英雄、毕摩、大臣、君王,他在彝族中是公认度最高的一个传奇人物,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变异和发展过程,在彝族潜意识中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形象,通过当代的整合与融会,逐渐上升为共祖,并且不断上升为共神,成为彝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的维系的纽带和信仰的高峰。
关键词:支嘎阿鲁;共祖;共神;彝族
民族,有时候也指称族群,自从被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命名为“想像的共同体”[1](有时也翻译为“被想像的共同体”)之后,这一理论在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共同的神话作为共同族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学家们研究“想像的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内容。人口数量较少特别是很少的只有几千人的民族,在他们特定的生存环境之内,人们可以互相认识,而人口较多的民族,一般居住地域宽广,支系繁多,有的连称呼都不能统一,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民族,或内部自认为是一个民族的时候,许多支系的成员中都只能是安德森所称的“想像的共同体”。而这个“想像的共同体”,拿什么来作为凝聚族群的共同偶像,拿什么来做指引未来的共同信仰?对彝族关于支嘎阿鲁神话的传承情况及其影响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个切实的借鉴,丰富和发展关于“想像的共同体”的理论,发现“想像的共祖”、“想像的共神”。
一、从口头到文本:彝区普遍的支嘎阿鲁神话与传说
支嘎阿鲁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在中国彝族地区十分普遍,几乎尽人皆知。支嘎阿鲁(因为彝语各方言区不同而称呼略有不同,被译写成不同的汉文,此处为彝语东部方言的称呼与译写)为全体彝族人民所敬重,这一点可以说没有其他的形象可以代替。因此,对支嘎阿鲁的记忆、想像和寄望,是彝族人民普遍的历史回忆和信仰的期盼。支嘎阿鲁在彝人的心目中,由于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场景的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像:有的时候他是人间的英雄;有的时候他是救治人类的毕摩;有的时候他是救世的君王;有时候他又是神灵,等等。也就是说,彝人结合自身的处境和需求,赋予了支嘎阿鲁不同的人格与神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支嘎阿鲁是彝族想像的共祖或共神。而在共祖和共神的想像之表面,支嘎阿鲁更多的则作为英雄有形象出现在史诗形式的口传文本或文字文本之中,就是研究家,也常常把这些文本或称为英雄史诗,或称为神话史诗,或称为神话英雄故事。[2](P1-4)关于支嘎阿鲁是彝族想像的共祖或共神的特征与性质,还未被专家、学者所发现,也未被广大彝族人民所表述之前,这个观点是笔者向2010年在云南省昭通市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彝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初步提出来的。[3]至今,这个共同的想像的存在,仍然体现了彝族内部群体意识的共同性,只是绝大多数彝人仍然处于潜意识的状态之中,需要进一步把它挖掘、展示出来,揭示彝人的心路历程及其信仰渴望。
彝族支系众多,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和小块河谷地坝,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有8714393人,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个不同支系和不同的称呼。[4](P1)新中国成立时,被毛泽东主席命名为彝族,把这些众多的不同称呼统一到一个民族名称之下。此前,称为“诺苏”、“尼苏”的人口占大多数,而其他称呼的人口则少一些。不能相见与相识的“彝族们”,在“想像”中成为了一个群体。这种情况并没有抹杀彝人的记忆,因此有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对于自己的族属仍然有不同的记忆,这是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在攀枝花市的水田作田野调查时发现的问题。[5]通过什么来整合这些称谓不同的支系的人们,让他们更加认同为一个称为“彝族”共同体,除了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的历史之外,共同的神话是人类学家认可的记忆,也是这类共同体认同的途径之一。支嘎阿鲁,作为彝族神话中最为广泛的记忆,乃是古代到当下整个历史长河中,彝族普遍的回忆与想像,对整合彝人的信仰起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关于支嘎阿鲁的神话,在彝族人口最为集中的云南、四川和贵州三个省,都有流传。这些神话,有的还在长期流传于民众口头上,有的则已经被搜集、整理、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文本,还有一些是长期保存在毕摩的经书之中。[6](P2)不过在毕摩经书中的支嘎阿鲁文献,往往是非常简短的一句、几句、一节,基本是把支嘎阿鲁作为毕摩的祖师来提及,延请他作为毕摩的祖师来帮助毕摩完成仪式,保护毕摩的法事取得成功,并且不受鬼蜮的侵害。所以,除了像《玉卓》这样的丧葬仪式经书之外,[7](P218)许多毕摩经书中的支嘎阿鲁,基本没有故事与情节,只是一个文化符号的存在。
支嘎阿鲁这个名称,在云南、四川和贵州,都有不同的汉字译写,这主要是由于彝语方言区的不同造成的。在四川,主要译写为“支格阿尔”;在贵州,主要译写为“支嘎阿鲁”;在云南,有以“阿鲁举热”为名的书籍。其所指的对象,就是支嘎阿鲁。[8](P73-76)目前出版的关于支嘎阿鲁的神话与传说,故事较为完整、篇幅比较长的作品,如果云南、贵州、四川各选择一部书籍来作为代表,最早者当数四川典籍《勒俄特依》,[9]其次为云南出版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中关于《阿鲁举热》中的介绍,[10]再次为贵州的史籍 《西南彝志》。[11]后来,比较长篇的作品,有《支嘎阿鲁王》,[12]《支嘎阿鲁传》[13]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彝族地区,也有关于支嘎阿鲁的神话与传说。[14](P313)作为神话、传说与故事的集群,笔者曾经在2008年集中整理了20多个发表于《毕节日报》。再往后,这些故事的一部分被翻译、选编进了《支格阿龙故事选编》之中。[15]
二、成长与升华:支嘎阿鲁的形象与功业
支嘎阿鲁的神话与传说,其源头因为是来自于民间,是彝族的共同记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变异的文本之多,也是彝族民间文学所罕见。由于彝族对支嘎阿鲁的普遍的全民性质的崇敬,不同的文本传承往往也赋予了支嘎阿鲁不同的人性与神性。这样,如果把全部支嘎阿鲁的口头流传文本与书面文本进行统计,支嘎阿鲁几乎承载了彝族的所有需求、信仰和想像的功能,即从一个苦难的孤儿成长为英雄,从一个普通的人拼搏成一个族群的王,从一个人类成员升格为一个主宰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的万能的神,特别是他还被赋予了代表知识与智慧的彝族毕摩的职责并且成为毕摩的祖师。[12]
从篇幅较长、影响较大的有关文本中可以简要了解支嘎阿鲁的勋业,他究竟为彝族作出了什么贡献,其伟大之处又怎么表现出来,在这几本长篇典籍和其他一些典籍中可以窥见一斑。
《勒俄特依》是广泛流传在彝族地区的一部创世史诗,特别是四川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大凉山,年过半百的彝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这部长诗一共有14个部分,其中的《支格阿龙》、《射日射月》、《喊独日独月出》等部分,主要的内容就是讲述支嘎阿鲁的英雄故事。《西南彝志》是影响很大的一部彝文古籍,其中也有不少的篇章介绍了支嘎阿鲁的事迹,第十二卷专门讲述的就是《支嘎阿鲁查天地》、《支嘎阿鲁收祸根》、《古笃阿武》等有关支嘎阿鲁的事迹。其中《支嘎阿鲁查天地》长达1000多行彝文五言诗,可以成为一部单列的英雄史诗。在彝文史籍中影响巨大的《彝族源流》第十卷中,专门有《支嘎阿鲁源流》、《阿鲁的后裔》等章节记载了支嘎阿鲁的谱系和源流及其一部分后代的分布情况。讲述支嘎阿鲁故事较为精彩的是由阿洛兴德整理翻译的“彝族史诗” 《支嘎阿鲁王》,内容长达3600多行,是散文体的汉译诗歌。这部英雄史诗中第一次把彝文史籍中已经记载但是汉译文本中还没有的支嘎阿鲁的王者地位向世人予以介绍,使其英雄神成长为君王的勋业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为外人所知晓。而目前关于支嘎阿鲁的最长的史诗是由田明才主编、王光亮翻译的《支嘎阿鲁传》,这个版本分别有彝文五言诗和汉译诗句各16000行,光是彝文诗行的长度就和荷马史诗的《奥德赛》长度相当。这部英雄史诗一经出版问世,就引起了史诗研究界的极大反响,有的称它为“彝族的荷马史诗”,有的称它为“彝族的《格萨尔王传》”,有的认为是“西南少数民族史诗的重大发现”等等。总之,媒体和史诗研究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这也是目前公开出版的最新的关于支嘎阿鲁的成果。云南省关于支嘎阿鲁的故事最为完整的版本,是1979年最早刊载于《楚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后来刊载于《山茶》杂志的《阿鲁举热》。[16]另外,贵州公开出版的彝文古籍中,还有《物始纪略》,《彝族创世志》,《摩史苏》等等有关于支嘎阿鲁的记载。在内部出版的书籍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省毕节地区地直卷——故事、歌谣》中有关于支嘎阿鲁的故事。没有出版的彝文古籍如《阿买妮谱》、 《阿鲁哼岔勺》、《宇陡》、《诺沤署》、《鲁补鲁旺》等,以及民间口碑文献《曲谷》、《走谷》等诗歌文献和大量的民间故事、传说,如《支嘎阿鲁撵山》等等,都是丰富多彩的支嘎阿鲁故事。
综合所能看到的各种文本和民间口头传说,支嘎阿鲁的事迹不胜枚举,不过在共同的名字之下,在云南、四川、贵州各地,支嘎阿鲁的事迹也有不同的故事和情节。[17](P86-89)支嘎阿鲁是一个扶弱济困、除暴安良、清妖降魔的英雄;是一个创造知识、传授技术、教化人伦、消灾弥难、救助病患的毕摩;是一个受天神的派遣到人间来扫除祸害、造福人民的天臣,同时是在完成了各种重大任务接受了各项艰险的考验之后受到信任的大臣;是一个划分疆界、抚育人民、安邦定国、统治有方的君王,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随时随地庇佑彝族人民的神灵。这样,支嘎阿鲁在彝族神话和传说中,在彝族口头传说与文字文本中,完成了一个从英雄上升为王者和神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从一个超凡脱俗的孕婴、被遗弃的孤儿和非凡的奇人开始他的奇迹,经历了英雄、毕摩、大臣、君王等人间的各种高级阶段的发展,不断被想像成彝族的英雄祖先,最后被崇拜为无所不能的彝人之神。
三、民族的共祖:记忆与经籍中支嘎阿鲁的人格
提到彝族共祖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被揭穿却在彝族的传说和典籍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普通的民众之中,如果遇到祸患、灾难的时候,需要求助的神灵,在汉文化和佛教传入之前,人们不会祈求“菩萨”或者“佛主”,而是要祈求自己的天神“策耿祖”。彝族经籍中经常出现的“米友策耿祖,迷友恒度府”即“天神策耿祖,地神恒度府”,他们是彝族人民知晓的最高的神灵。虽然策耿祖天神被提及和信仰的场合,要远远多于恒度府地神,但他们作为一对神灵在经籍中基本是同时而共见的。他们的谱系在彝文经籍中没有发现过,这也是十分注重谱牒的彝族人,很少出现的情况,说明在彝族历史上,神灵是至高无上可以不用考察其历史根脉的。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历史的共同记忆,在彝族的潜意识中,也有把他们看作共祖即共同的祖神的状态。但是作为人祖,彝族中被多数人接受的共祖,却是“笃米”、或称“笃慕”、或称“阿普笃慕”的先祖,他是彝族“六祖”之父。川、黔彝族古代君长,以其传统的统治者为象征,以大姓的谱系为主体,基本上都认同自己是笃米的子孙。而各个支系的谱牒,会追溯到彝族“六祖”即“武、乍、糯、侯、布、默”中的一支。例如古代贵州世袭土司水西安氏,是彝族“六祖”中默部的后裔。[18](34-37)而四川的彝族,追溯谱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古侯”、“曲涅”两大支系,在历史上就是“六祖”中的糯、侯两支。虽然并非所有彝人都是彝族“六祖”的后裔,其中还有一大部分彝族有自己的先祖而不是以“六祖”为先祖,[19]但是由于强势文化传统特别是古代政权更替原因,加上彝族历史上的谱系都只记载当时统治阶级和大姓的谱系,因而其他支系的祖先就渐渐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20]
在没有谱系可以考证的策耿祖天神,和谱系可以十分清楚地加以连接的笃米先祖,特别是其默部后裔水西安氏土司的谱牒,[21](P978-979)可以清晰地发现在神灵和人祖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缺环,它将由什么来弥补或者说连接起来呢?支嘎阿鲁承担了这一重要的职能。支嘎阿鲁不象天神策耿祖、地神恒度府一样没有出生与成长的来历,也没有谱系的传承,根据《支嘎阿鲁王》中的记载,他的孕育、出生、成长都是清楚的。特别是彝文史籍《彝族源流》中还专门记载了支嘎阿鲁的谱系和支嘎阿鲁之后裔的若干代的谱牒,[22](P110-111)《彝族创世志》也专门记载了他的祖上的七代谱。[23](P120)那么,支嘎阿鲁是什么时代的人?他与笃米与彝族“六祖”相比谁的历史更早更长?根据专家研究的成果,认为:“支格阿鲁文化遍布云、贵、川等广大彝族地区,是流传最广的彝族文化之一,因此历史特别久远,可以肯定的说支格阿鲁是彝族六祖分支之前的著名人物。”[24](P3)也就是说,支嘎阿鲁的历史在彝族“六祖”及其父辈笃米之前,比被视为彝族共祖之一的笃米更早。换句话说,如果在广大彝族地区,普遍地把笃米视为共祖的话,那么,支嘎阿鲁比笃米更有资格成为彝人的共祖。因此,在一本关于彝族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中,直接把这些不是同一支系同一祖先的彝族精英们,都统一称为“支嘎阿鲁的子孙们”,[25]这无疑是彝族的普遍的“集体无意识”的明确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彝族把支嘎阿鲁看作自己共同祖先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支嘎阿鲁,虽然可能在彝族历史上确实实有其人,是彝族某个支系的英雄祖先,但是他的非凡的功勋业绩,与传奇的盖世奇功,使他从一个具体的英雄、君王这样一个具有人格的凡间人物,不断地向彝族人民普遍渴望和接受的祖先地位升华,成为了具有共祖性质的偶像。同时,这一形像的形成,也铺平了支嘎阿鲁从人格形像升格为神灵形像的道路,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完成了一个漫长的从普通人物、英雄、毕摩、大臣、君王,到祖先和神灵的发展的心路历程。
四、想像的共神:整合与融会中信仰的神格
支嘎阿鲁的形象,在彝族人童年听取老一辈人讲述神话、传说、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嵌入记忆之中,也激发了遥远的联想,古人的历史与功业,与当代人的血脉就已经充分地融会在一起,通过充分的整合与融会,逐步地把彝族的信仰也聚合起来。在集体的回忆与想像中,支嘎阿鲁的神格逐渐明晰,一个想像的共神逐渐形成。
支嘎阿鲁从口头叙事到文字记录,在进入当代之后,不仅被收集编纂成故事集,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等之中被翻译出版,而且结合民间传说整理、翻译出版了《勒俄特依》、 《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等长篇作品。
彝族有代表性的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中,充分透射出了彝族的传统文化,其中有支嘎阿鲁的形象与内容渗透其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他彝族诗人如倮伍拉且、禄琴,特别是坚持母语创作的罗庆春 (阿库乌雾)等人的诗歌中,也反复出现支嘎阿鲁的形象。马德清等人还根据神话、传说等情节,创作出版了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本《支格阿尔》。[26]王昌富创作的电影剧本《支格阿鲁》已经拍摄完成并放映。阿蕾、戈隆阿弘等的小说中,支嘎阿鲁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毕节市等彝族聚居地区,不少地方都有支嘎阿鲁塑像,甚至有以支嘎阿鲁命名的广场,贵州省大方县还专门命名了一个支嘎阿鲁湖。在歌舞、影视作品中,支嘎阿鲁更是经常的创作题材。也就是说,在文艺领域,无处不渗透着支嘎阿鲁的深刻影响。
由于支嘎阿鲁生生不息的文化因子的涵养,学术研究的视野也聚集到了支嘎阿鲁文化方面。有学者把支嘎阿鲁史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27]在西昌学院还专门成立了“支嘎阿鲁文化研究中心”,并且于2009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支嘎阿鲁文化研讨会,出版了《支格阿龙故事选编》[28]和《支格阿鲁文化研究——首届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P1-4)之后又开了第二届研讨会。有专家用支嘎阿鲁作为研究对象成功申报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专著《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24]等等。支格阿鲁作为最为久长的神话原型,其中的许多母题贯穿在彝族历史文化之中,[29]成为彝族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希望。
从各种纷繁复杂的支嘎阿鲁文化传统,和当代支嘎阿鲁文化的整合与融会之中,不难看出支嘎阿鲁的人格特征与神格特征都被不断地强化和突显出来,他不单单是彝族共同的英雄,同时被想像为彝族的共祖,在历史的长河中还逐渐向彝族共神的高空升华。这个过程,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可以说也是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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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2期;作者授权彝族人网发布。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贵州六盘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