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学良：彝族的诗学
《彝族诗文论》是一部珍贵的手抄的诗歌文化理论。著名的民间文艺家贾芝先生称之为“彝族的诗学”，一语中的。
这部古老的文化理论，附有彝族北部和东部方言区的古彝文，又称老彝文千余行；这对于这部珍贵的文艺理论著作来说，使其更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彝族诗文论》的内容，大体有五个部分，即历史和诗的写作；诗歌与故事的创作；经书的写作方法；医书的写法；工艺的制作。
这部极为罕见的文化理论是截至目前为止，仅有的一部老彝文传承下来的文艺理论。有它独特的彝族文化特征。
第一、“三段诗”的系统理论的总结。
“三段诗”的理论概括是女毕摩阿买妮首先提出来的，她在《彝语诗律论》中云：
“‘三段诗’一首，/有的却说成，/一首是三段。/如照他们说，/一切诗当中，/声韵不须讲，/叙事就行了。/如此三段诗，/三段全叙事，/那算什么诗！/事是这样的。/诗要容易记，/人人都记得，/写诗的时候，/须分为三段：/前两段写物，/后一段写人，/必须这样写。/三段诗三题，/三题要分清，/三题要照应，/才能出好诗。”
她又云：
“写作三段诗,/三段不能分，/段段相扣连。/诗中的三段，/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主（点题）。/景物主相连，/三段紧相依，/段段声押扣，/各段扣分明。”
阿买妮这位女诗人、大毕摩、文艺理论家强调诗歌创作要有主旨、主题，要注意诗的特点，诗的格律和创作技巧。她的“三段诗”理论，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在千百万彝族人民诗歌创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是广大彝族人民诗歌实践的大量诗作的客观条件下的产物。《彝语诗律论》有例证，有归纳，有概括，朴素、清新、自然三段诗的理论，没有那玄之又玄的象征派的理论色彩，给人看得见，摸得着。广大人民都会运用这种创作方法来抒发自己的胸臆。我们姑且把它录之如下：“我是这样写——/花美呀花香，春来百花香，花好春常在，冬来花不香。/凉水呀凉水，春来好凉水，春天你不凉，冬天变雪水。/姑娘呀姑娘，二十该当娘；二十不出嫁，年老难当娘。/如象这首诗，才能叫做诗；一首共三段，三段来写诗；这样的写法，诗歌爱好者，只要记一段，三段全能记。这样歌易记，这样词易明。诗歌这样写，词语这样评，词句紧相扣，诗意才显明。”
这朴素如话的诗歌，用“春来百花香”“冬来花不香”，比喻姑娘“二十应当出嫁”，否则“年老难当娘”了。更朴素的是“三段诗”歌的理论，“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主（点题）”“这样歌易记，这样词易明”。这朴实无华，明白如话的理论，为广大的彝族诗歌作者所接受，广大的彝家几乎人人都会运用这种诗歌创作方法，“三段式”的词、句、段，大段的重复、复沓，隐喻、巧喻、明喻、排比，已经深入人心。阿买妮大毕摩的通俗的三段法诗歌创作理论，适应彝族人民的欣赏习惯，它以形象的事物为譬，层层加深比喻的对象；从而加深对象的理解，加深所喻对象的印象。已为广人的彝族青年掌握。凉山彝族家喻户晓的“天上的星星最多，我只爱最亮的一颗；地上的花儿最多，我喜欢的最红的一朵；世上的姑娘最多，我最爱我的么表妹哟。”以星、以花引深譬喻钟爱姑娘，重叠排比的修辞手法，最后点出诗歌的主旨，道出歌者的真实目的。第三段点题的理论，通俗的不能再通俗，朴素得近似白描。这最后一段，最后一句，亦即第三段诗行，往往是画龙点睛之笔。它充满了土味，山林之味，彝家之味。这诗味，是广大人民深切的生活体验，鲜明的思想倾向，浓烈的诚挚的思想感情，独特的艺术手法，酝酿、提炼、熔铸而成的精髓。它朴素自然、生活气息扑人，话不多，洗练隽永，短短几句，易记易唱，吟之心旷神怡，唸之爱不释手，味之如饮醇醪。可见三段诗的概括力，和它的凝练之功底。这第三段的点题，亦即是中国古典诗中的意境，即作品生活图景与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成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无论何体，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
三段诗的另一个特征是重叠复沓。有人认为：彝家的诗歌，重来重去，罗哩罗嗦，其实，这正是彝族诗歌的原始美、朴素美之处。女诗人彝族文化理论家阿买妮认为迴环重叠、章段复沓是为了点题，点明诗歌创作的主旨。那么，复沓是创作方法的需要，是彝族诗歌的一种表现模式。她把它概括为三段诗，这在理论上的建树是值得肯定的。
三段诗的创作模式，目的在于写意。意是诗的精髓，是诗的主帅。意是靠一段写景，二段写物、事件、心里感情的铺垫，为三段写意；或多段写叙事物、景物、心里感情等的陪衬描写，来为第三段点题、写意，来表现主帅的。这陪衬描写，势必造成诗歌的重叠、复沓。恰恰是这复沓的叙述、描绘法，被人讥之为“罗嗦”。正是这罗嗦的铺垫，把歌者、诗人、作者的主旨，点得更明，显示出最后一锤定音之妙。这烘云托月之法给歌者、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范况先生在《中国诗学通论》中说的“寓意则灵”。三段式的比喻，三段式的基础铺垫，三段式的叙述式描写的创作方法，其表层是重叠复沓，迴环曲折。其深层的内涵，三段式诗歌的艺术境界，听众要知悉的题旨，诗人要立的形象，作者要写之意，歌者要竖立的主帅，通过复沓之章，清晰表现出来，明白如话。它真有点石成金之妙，这就是彝族三段诗歌的创作模式。
三段诗的创作模式、表现手法，就是迴环重叠，复沓设喻。那么，距今日近三千年的《诗经·国风》，主要的大部分就是采用这种创作方法。国风中大量的章段复叠，成因何在？二十年代著名的学者顾颉刚、魏建功、钟敬文、张天卢等诸先生，就曾探索其根源，他们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它给我们探索三段诗的成因，深刻的启迪。
顾颉刚先生认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因此，先生推断《诗经》中迴环复沓的方式，乃是乐工牵合乐谱，而申述铺张的乐章。先生洋洋长文，概言之“叠章是乐工所添增”的。先计从音乐的角度，探索叠章的成因，无疑是很有卓识远见的。
张天卢先生则针对顾先生的论点，提出“古代歌与舞有密切的关系，歌声因协合舞的转动踏起，徒歌很有迴环复沓的可能。……从《诗经》中，其描述情绪之深浅与动作之程序，非职业的乐工，所能申述铺张而成的。”
魏建功先生认为《诗经》“国风”中的章段重复的现象，是由于“诗的复沓，在作者有他的内心的要求而成”，“歌谣的创作和诗的作用是同样的——发洩内心的情绪。”先生从心理、感情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也是很有见地的。
钟敬文先生则说：“《诗经》中章段复叠的问题，而怀疑它也是当时民间多人唱合而成的歌词”；他又针对顾先生之论而云：“与其说是乐工随意所增益，似不如说是多人兴高采烈时，所唱和而成的，更来得比较确当点。”
总之，诸位先生或关于国风诗篇的叠章复沓设喻成因的见解各异，或从音乐、舞蹈、心理感情、或众人唱和等角度，探索其根源。
今日彝家诗歌的复叠设喻，阿买妮先贤从三段诗的点题立意的角度，铺陈叠章、设喻的创作方法，目的在于点题、树立主旨。这是彝文文献所论的一家之言，是我们研究《国风》的活化石。
其实彝族诗歌的创作方法，也并非仅有三段诗一种，特别是在三段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繁缛的创作风格。最为明显的是彝族诗歌的多种设喻，多段的铺陈，多样的章段复叠，多层次的排比，令人眼花缭乱，最后才点明主旨。如《梅葛》中请客，主问客，“哪个带信来？你才到我家。”客人一口气说了凤凰大雁、岩鸡、竹鸡、菁鸡、绿斑鸡、豪猪……等数十种飞禽走兽。问答乍看重复，新意却层出不穷。单调中显出丰富多彩，朴素里荡出诗情洋溢。特别是《我的么表妹》，比喻之优美、丰富、表哥等候表妹的心情，写的细腻入微，读之肝肠寸断。这就是刘勰：“博喻酿采，炜烨枝派也”的“繁缛”之风格；是很有气势的。然而，不论广喻繁引，仍离不开“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总之，繁缛的彝族诗风，贵在写意，贵在结尾点题，贵在结尾破旨。
第二、关于历史、诗歌、故事创作方法的基本理论。
彝族文论家、大毕摩举奢哲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云：“第一写史事，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所有写史者，人人须做到；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写史要求真实、准确，这是我国信史的优秀传统，彝族也概莫能外。
关于故事的理论，引人注目。举奢哲较为全面地论述诗歌创作，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说：“若是写故事，无论怎样写，须有六成呀——须有六成真，可有四成虚。这样才能把，人物写活起。”而在他的《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中，他又说：“所以写故事，主要有三条：事实要合理，人物要逼真……这样写下的，才算是故事。/但是故事呀，凡写故事人，心里也要明：在写故事时，要把人写活，要把事写真，只要所写事，只要所写人，两种加起来，加来有七成，有七成真，其余三成呢，你就可以呀，凭想来写成。”
举奢哲的写故事，须有七成、六成的真人、真事，三成、四成的虚构、幻想。在举奢哲的心目中，神话也是故事，而且是爱情故事。如笃米，他和天上仙女成婚，被中外学者称为“天婚”天下人“全被洪水淹，全被洪水吞。”笃米一人，坐于木桶中，浮到洛尼山下，夫王筹举君，带下三个仙女，来到呗谷嘎，一块对歌，生下六祖。关于笃米的创世、创造人类的神话，其他彝文、汉文典籍皆有记载。马学良先生的《倮文作斋经译注》“梵灵”中云：“用山竹根的意思，是因为始祖笃阿木的化桃筒，掛在峭崖上的时候，幸被崖上的山竹拦住；方免坠崖毙命。”因此“灵位是用竹子编成的一个篾箩箩。”滇西彝文所记笃阿木始祖神，与黔西笃米，本是一个共同的始祖。只不过是方言差异所致。郭思九与笔者据彝古文整理的《查姆》的始祖神，阿仆独姆是滇中彝族的开辟神，也与笃米、笃阿木仅是一音之转。据《西南彝志》载：笃米是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的三十一世孙，是六祖（武、乍、喽、俟、布、默）六大支的共同始祖，因避洪水，迁云南洛龙山定居，娶三天女为妻。生下六个儿子，各住一方，发展成为留个部落。可见，笃米与《西南彝志》的笃米始祖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另外，汉文典籍《元史·地理志》关于会理州、邛部州、姜州等地的彝族之始祖仲牟田，与笃慕、独姆、笃米，皆是流传中的方言音转所至。以上汉、彝典籍记载，皆可佐证笃米、笃阿木。独姆是彝族的开辟神，是彝族最古最早的始祖神。因此举奢哲关于神话的理论，有人、有事绩，有他们的活动的理论是建筑在大量神话诗的基础上的。举奢哲认为：“这样故事……讲来很真实。里面的人物，说得很清楚；里面的事情，说来很动人。/他们的感情，多么的深沉！他们的爱慕，多么的坚贞！他们的遭遇，多么的不幸。”当代彝族作家、学者苏晓星曾说：“如果我们将神话的内容和形式分开来看，就不难发现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浑融一体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至于其形式，仍然是属于文学范畴的语言艺术，是故事，是史诗。”远古的大毕摩最早的学者，文艺理论家举奢哲与今日的著名的彝族学者都把神话当成故事，列为文学范畴。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不！古代的文化理论家与当今学者把自己民族的神话列入故事，列入文学之范畴是有根据的。
彝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极富于实际，而又善于幻想的民族。他们有优美、迷人的古老的神话诗，具有中华民族之中最多最丰富最具特色的神话诗，也称创世史诗。仅创世史诗，就有近十部之多，它给中华民族的文学史，增添了锦绣的光彩。
《彝族诗文论》是一部彝族划时代的理论，保持有原始的、古朴的风韻。神华诗歌理论的总结，就是明证。阿买妮的《彝族诗律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古时呀古时，古时的大山，大山它会死，大山它会灭。大山存在时，美呀大山美，翠呀大山翠；大山的各处，处处好风光；大山的四方，处处绿油油。可是如今呀，大山它死了！大山的各处，处处不见青；大山的四方，方方无风采。风光不在了，处处惨淡了。/大河呀大河，大河也死了。大河不死时，美呀鱼类美，妙呀鱼类妙。可是如今呢，大河它死了。可怜呀可怜，可怜河中鱼！如今河里呀，鱼儿不见了。小鱼忧愁了，清水不见了，河底石现了。可怜呀真可怜，可怜鱼儿呀！”山会死，山无风采之貌；河会死，河中鱼无栖身之所。显然，这是彝族古代“泛灵观念”的纪实，是人类童年的神话幻想的产物。有神话文学，才有《彝族诗文论》那朴素的原始的神话理论的概括；正是这古老的直观的思维总结，因此，才显出《彝族诗律论》的古朴价值。
《彝族诗律论》的最末一章，是对神话的理论，神话的创作方法的评价、介绍，使人耳目一新。它叙述远古天空出现九个太阳，九个月亮，大地上的树木，禾苗都被晒死了，人类也被晒死了许多。六支手、六支脚的神仙让米那确左为了拯救生灵，他射死（落）了六个太阳，七个月亮；大地又变得“到处黑黢黢”。天神举君命令鸡和小鸟“出来接太阳，出来接月亮”；世上才出现“闪光的日月”；白天有太阳，夜里有月亮；才“处处都美好”。正是如此，才山河露笑，草木发青，万物生长，男女爱慕，歌场热闹，人间幸福。神话是彝族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诗歌的神话理论，是在大量的独具特色的神话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的朴素的神话理论。离开彝族的肥沃的神话土壤，面对大量的优秀的多部神话创世史诗，面对彝族文学的特征，才写出这朴素的扎实的文艺理论。每当我们欣赏《彝族诗律论》时，倍感亲切，更觉得它朴素得有泥土的芳香，有彝家山林、土地、山村的土味。彝族的神话精神、神话精髓是值得歌颂的。那远古的幻想天国，那艰苦卓绝的大自然奋斗拼搏的毅力，终于铸成彝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奋发的精神；坚强不屈的骠悍的英武的彝族古代英雄杜米那确左的血液，何曾不注入广大的彝族人民的性格之中。今日彝族人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拼命、奋发，努力改造现实，改变山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措施、弊端。他们身上那传统的奋发的影子，他们心灵上留下传统文化的光芒，是值得当今彝胞自豪、自信、自强不息的。
至于举奢哲的文化理论、神话理论，概括性、包容性是比较狭窄的；可是，这位先哲，这位大毕摩终于初步梳整故事理论，还是值得赞扬的。
《彝族诗文论》的最末一个特征是有一批彝文署名的作者，彝族文化的理论家。
以举奢哲、阿买妮为首的一批署名的文化理论家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象征。它给彝文的创作、推广、运用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批署名学者的出现，是给彝文推广、普及、运用上号辟一条蹊径，《彝族诗文论》署名的文艺、文化理论家的出现，是彝族文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它必须是在广泛的大量的使用彝文、运用彝文基础上的产物；这批署名文化理论家的出现，在彝族文学史上进入一个深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然而，这也不得不引起读者（包括笔者）深思的另一系列问题，也请译者、整理者思索。
一、彝文作者署名问题。笔者亲自目睹千部葬文，包括毕节专区的彝文古籍，几乎没有看见过作者、专著者的署名之书，也许是笔者孤落寡闻。唯有《彝族诗文论》公开署名，这是一个奇迹。
二、《彝族诗文论》的创作年代，仅仅依据“盐仓土府”的家谱，从康熙三年（即公元1664年）上推六十六代，论据显得十分单薄。还可讨论，以推动《彝族诗文论》的深入研究。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参考文献略，请参见原刊。
作者简介：陶学良（1930-2019），云南宣威人，生前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彝族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曾搜集整理并出版《查姆》（史诗）、《娃子的笑声》《彝族民间故事选》等；参编《彝族文学史》《毕摩文化论集》等；其专著有《彝族文学杂俎》《爨文化椎论》《云南彝族古代诗选注》《古文笔法评述》等。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文字来源：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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