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组合”与中国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走向
九十年代，笔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先后执导、策划、扶持并推出了“山鹰”与“黑虎”（“彝人制造”的前身）两个原创音乐组合。可以说，以“山鹰组合”为代表的当代彝族原创音乐，在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当代歌坛上，异军突起，其第一张国语专辑《走出大凉山》以突破50万的发行量而在中国歌坛鹊名大起。
笔者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开始从民族口头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的关节上来思考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文化境域及其发展走向。 在代表东方文明的国度中，中国彝族儿女在时间的长河与岁月的沧桑中，创造、承继并发展了历史悠久、支系众多、播布广泛、富有人文传统的古老文化。彝族民间歌谣浩如烟海，正如一首对唱体歌谣所唱述到的：“你的歌儿没有我的歌儿多，我的歌儿有几背篼，背篼底下有几个洞，唱的没有漏的多”；对方听后对和道：“你的歌儿不算多，我的歌儿有牛毛那么多，唱了三年六个月，还没有唱完两个牛耳朵”。凉山彝族在赛歌时有用筛子来装歌的风俗，即唱一首歌就插一草杆在筛子眼里，插满筛子但歌还没唱完。在彝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彝族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和相互丰富的文化互动中找到了自身日臻演进的发展道路。
从《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梅葛》等四大创世史诗到《阿诗玛》、《赛玻嫫》、《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等等民间叙事抒情长诗，我们都不难见出彝民族自古相沿的歌诗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回观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衍出与发展，我们不得不重视研究彝人世代相承口耳相传、耳熟能详的民间口头传统的审美价值，进而探究其深蕴的音乐文化传统的全新开掘。这样才能超越主观认识的偏狭，超越传统彝族音乐研究模式的樊篱，以探索彝族当代原创音乐在彝文化体系中潜在的演进轨迹及其重构与创新。笔者认为彝族口头传统中有两条并行不悖的传承线路：一是民间的歌诗传统，一是毕摩（世传祭司）的口诵传统；二者之间的胶合与互渗一直伴随着彝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彝族原创音乐当从世代相承的“歌诗传统”、从彝民族的诗性思维来把握彝族民间口承文艺的基本范型，从而才能建立新的创作范式。笔者认为，体现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的诗性思维是一种千百年来在彝人集体心理结构中代代相承的、以彝族自身的特定的语言形式来传达、播布、激发和启导的诗性智慧。对彝族口头传统的自觉解构与全新重建是当代彝族音乐文化走向突破的前提。口承传统的革新意味着新的模式取代旧的模式，因此当代彝族音乐人应该力图以新的音乐范型来解构旧的音乐范型。走回民间、走出山地、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态势。
一、植根民间
彝族原创音乐的传统根基于彝族民间传统诗歌。 “民间诗根深”是明清之际的彝族诗学大家毕摩漏侯布哲早已慨叹的创作警句，在其《谈诗说文》中，我们则可以发现他的“诗根观”主要阐说的是民歌是诗的艺术源泉，主张诗人从民间中汲取艺术营养，在民歌的源头活水中洗濯自己的诗心。他明确指出“民间诗根深”，即民歌是一棵万古不枯的常青巨树，它扎根于人民的心田，展枝振叶于生活的原野，它是诗歌的源头，以其芬芳的甘露哺育了诗的成长，诗歌属于民，凡诗要扎根，根在于民众。
所以当代彝族音乐人也应向“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民歌学习，以民间诗歌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从中获取诗歌与音乐的灵感，才会使创作更加丰美多姿。古代毕摩对民歌艺术的极为推崇和热爱，他们并未将“民众作”、“民众创”的民歌排斥在艺术的殿堂之外。他们强调只有把诗根深深地扎于民间，创造出合乎民众审美要求和欣赏趣味的诗歌佳品，诗人的诗才有可能传世不朽，漏侯布哲指出“记叙体”诗类也同样是因“根柢扎得深，民众极欢迎。传根既结下，代代有传人”；“这一种诗体，民众记得牢，故事叙得清，状物鲜且明。”诗歌来源于民间，又回归于民间，即诗歌的创作起点和终极目的都应是民众，这正是漏侯布哲“诗根观”的核心所在。其实在彝族古代毕摩的诗学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诗家们所征引或创作的诗篇大多洋溢着刚健清新的民歌风韵，但漏侯布哲这种明确提倡民歌艺术，强调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诗学思想最为明晰，自成一家。从此我们不仅不禁联想到汉民族诗歌史上许多伟大的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是人民的歌手，他们的不朽之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歌艺术的滋润和熏陶。漏侯布哲“诗根”论说，的确是在为彝文诗歌的创作源泉开山辟径，从中也显示了值得后人提倡的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气”。
彝民族的口头传统与当代彝族音乐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激发、相互伸张的内部发展动力，对民族艺术的发展、成熟和完备形成了内在的激活机制。一方面，彝民族的民间诗风对于民族新音乐的创作给予了多重引发的滋养作用。彝民族的口头传统是当代音乐的丰土，直接或间接地孕育、引发了当代词曲的文学创作，从主题到形式，从语言艺术、表现手法到音乐语汇、典型环境，彝族的新音乐都承继了本民族民间文艺的传统，使作品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 彝民族口头传统不但为当代的音乐人提供了直接的创作素材，也为他们在艺术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表现手法。如山鹰演唱组合的火爆曲目《七月火把节》就与火把节习俗及传说有关；《走出的大凉山》中的“支嘎阿鲁王”和“嘎玛阿妞”情结、《木呷想阿妹》与民间抒情长诗《阿惹妞》，等等，都是采取民间文学素材创作的音乐话语；当代彝族音乐人的词曲创作中更多地借鉴了本民族民间歌谣新颖独特的构思、洗炼明快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比喻、清新刚健的风格。另一方面，彝民族口承文化传统，给当代彝族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异常丰富的泉源；各支系民间文学传人--歌手与艺人，在彝民族音乐文学队伍的形成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彝民族新音乐创作的队伍，从来源上也较之其他艺术体裁的作者队伍更是来自民间。这一批音乐人大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热爱民间歌诗的审美传统，山鹰主创者吉克曲布自幼在毕摩（祭司）世家耳濡目染，其词曲创作也得益于自身深厚的文化熏陶，他的原创歌曲中就不乏独具民族诗风、透发民族心性的词句。
二、 走出山地
彝族原创音乐的文化境域 源远流长的彝族口头传统在当代彝族音乐的勃兴之际进入了发展和繁荣的新时期，也使古老的彝家歌诗传统与说唱艺术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与此同时，在大小凉山的当代青年彝人中也涌现出一批新的原创音乐作者。这些新生代，从“山鹰组合”开始在中国歌坛独领风骚起，确实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山鹰组合的问世和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中国原创音乐的一个新开拓时期的来临。他们的声音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自然天成，不加修饰；他们和现代唱片工业的汇合，是一次古典与现代，汉民族与彝民族、主流音乐与非主流音乐的多方面强力碰撞！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矫情，更不会去刻意媚俗，他们只想在一个泛卡拉OK的年代里，显示一种与众不同的音乐个性、文化原生力和来自遥远山地部落的呼唤而已！ 新一代的彝族音乐人，在创作尺度上多取材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规范与诗风传统，以其单纯而又柔韧的民族歌诗精神映射彝人与自然、与人生、与文化“对话”的生活基调，使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间中那深藏的文化底蕴与流溢芬芳的民族诗化情调。浓郁的民族特色与鲜明的支系地域特色一旦结合，也就形成了彝族新声词曲创作的独特风格和流派，这些彝族新生代的词曲创作，得到了文艺界的充分肯定。
“山鹰”组合的原作词曲，围绕着"鹰"这一核心"语象"描绘出的是山地那辽阔深邃的风光，以及在高地上生存和繁衍的彝人情感与美好愿望，风格粗犷豪放，有一股强劲的“鹰”气，或可称之为“山鹰派”；鹊名北京歌坛的云南彝族创作歌手倮倮以其《水缸里的月亮》摹绘出了西南边陲特有的山青水秀的自然风光，与当地少数民族淳厚的民风民情及古朴的生活画面，则构成了倮倮那清丽隽美的语言风格与奇谲瑰丽的水墨色调；凉山“黑虎队”（彝人制造）的词曲创作，颇有传奇式的叙事短歌艺术和风趣盎然的说唱语言，则植根于凉山地区那亘古苍凉、柔韧劲拔的生活土壤之中，转接“克”说唱与所地高腔的独特技巧。诚然，以上所谓的“风格”之分，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各种风格的迥异与演绎手段的独特，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彝族当代新音乐创作中有关“风格”或“流派”的个性形成与流变，则尚需进一步的探讨。当代彝族音乐人在不同的发展层级上，也有着不同的文化心态与不同的生活感受，其词曲创作的风格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一种必然。 民间歌手和民间艺人既是各民族歌诗传统的继承者、保存者、传播者，又是新时代的创作家。他们的作品由于是口耳相传，代代相承下来的，民族特点浓郁，诗歌的韵律节奏更加鲜明，含有丰厚蕴藉的文化内涵，也应成为彝民族新声创作的重要借鉴。在音乐语汇与旋律曲调上应大力发掘民间音乐素材并加以进一步的提炼与应用。
巴莫姊妹彝学小组集成的《彝族民间音乐经典》中，我们可以听到民间艺人通过独特的抒情─叙事指法，以高度纯熟的传统音乐技巧，和谐地运用了彝族古老的民间音乐技法和优美的音乐语汇来抒发自己的感情，颇富彝族音诗所独有的艺术魅力和民族情调。“山鹰组合”的原创歌曲制作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转接了彝族民间器乐如口弦、月琴、葫芦笙、巴乌、竖笛等的传统音乐素材，丰富了现代电子音乐合成的表现力，强化了MIDI音乐的配器层次与旋律色调。
在彝民族新音乐的歌词创作中，还当注意从为数众多的民间歌手与民间歌谣那里汲取养分，感悟民歌所具有的广泛的群众性与播布力。注重大众接受应是当代彝族新声藉以迅速流布的有力支撑。笔者作为彝民族音乐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也从事着彝族新音乐的创作，作为一个彝人，我力图把自己对民间口头传统的文化思考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探索与在现实创作中的艺术升华相结合，让曲调扎根于文化的沃土，让歌词染上时代的特色。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依恋，也是一种精神的飞升。彝族当代音乐人应该做一位深有历史使命感的诗人，以彝民族的歌诗精神建构更高远的音乐理想。我们深知，作为历史概念之一的口头传统，必然打上时代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印记。而作为现时文化境域中的彝族原创音乐都应着力于表现当代中国彝人乃至人类本身的社会性因素与文化性原色，都应对具有人类共通性的人性本身及其人文精神从外部到内部进行深度的穿邃与探索。
八、九十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新音乐的天空，新星群耀，各自在本属自己的轨道上色彩斑斓地在运转。传统中的"山门"既已打开，与山外中外多元化的当代音乐世界进行接轨业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走向。在充溢着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当代中国原创音乐乐坛上，少数民族新生代的创作几乎赶上了汉族与各国现代音乐人的步伐。虽有“深浅差”，但对人性、对时代、对生命的观照，确乎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出现的。从彝族原创音乐来看，歌词的内涵日益丰腴，曲调的创作手法更加多样；同时彝族年轻的音乐人在那种农业社会时代的宁静心态渐渐转变为对工业科技社会的繁杂、质疑与思考。“山鹰组合”的词曲创作颇具深刻见透的思想哲理性、纵向开掘的内涵包容性，与凝炼飘洒而又挥洒恣肆的语言抒情。
从一则“山鹰组合”的乐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自神秘、遥远、沉默而又气势磅礴的大凉山，那片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赋予他们纯朴、粗砺、坚韧的心灵；他们来自那个以鹰为崇拜物，历史悠久、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环境背景、语言系统的彝族。因此，他们的音乐野性而质朴、激情而自由、悠扬而绵长、粗糙而旷达，如他们故乡的山风和秀水。一旦沁入我们这些疲惫、蒙尘、迟钝的现代城市人的心灵，必将使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和审美感悟，在这个以经济关系主宰一切的商业化社会里，他们用独特的音乐语汇和自如洒脱的舞姿、沉郁粗犷的嗓音给我们这个社会注入了何等清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日渐疏离、隔膜、心理防线愈筑愈厚的人际关系恶化的社会里， 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单纯，情感的真挚与厚重；同时，他们还让我们感应到了流行音乐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音乐文化在与异族血脉相交融的汇合之后，将产生一种更为强悍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情感张力，让我们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之下，认识了三个鲜活的音乐之魂。”诚然，当代彝族歌坛上出现的新生代原创歌曲，无论从语言和架构，都与传统的民间歌谣有着巨大的差别。
彝民族口头传统那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是一道道古老神秘而又充满奇谲的文化景观，也是中国彝族当代音乐创作新生代在臻达艺术圣境的道路上的一棵棵流溢着灵动之光影的歌诗之泉。年轻的一代在领略彝人古老瑰奇的歌诗文化之际，可以从中了解到彝民族口承文化的源流脉络以及彝文字体系下的毕摩书面诗歌创作及其口诵传播的史路历程。“山鹰”作为当代彝族音乐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与透视来反观工业文明社会的文化现象，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崭新的认识角度：这里既有对原生诗性思维与古老人文精神正在远遁的惋惜与喟叹，又有对坚毅而柔韧的文化情结的依恋与流露；同时，也暗示出这种困惑与冲突必然导致的“人文自觉”使音乐理想走向更深层次的传统继承与批判的精神趋向。无论是年轻人对远古人文精神的触摸和追恋，还是对当代人类生存焦虑和文化命运的忧思与倾诉，对一个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而言，在当代原创音乐的词曲创造中，“山鹰”呼唤着彝民族传统--歌诗精神的苏醒、重建与创新。由此，对彝民族的口头传统，以及对当代少数民族新音乐创作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审视，都不无裨益。 “山鹰组合”的原创音乐在结构上有着彝族民间口头传统中的"抒情歌诗"的风韵；而与此同时也采用了民间歌手"克智"说唱艺术与宗教祭司毕摩口诵传统的话语风格。
一方面，他们充分利用、借鉴现代世界特别是电子音乐的技术手段以扩大音乐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他们重新认识到中国彝族民间音乐作为创作源泉的重要意义并深入挖掘其特有的审美价值。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山鹰组合”的录制水平与独特制作上构成了一种不断探索的主要特征。原创音乐，在彝族民间音乐素材上的深入开掘，具有强烈的民族个性，同时充分运用了现代作曲手法，在音乐语汇的处理上将口头传统与现代音乐的转接为特性乐器、人声和MIDI音色三元素的和谐天成，有撼人心魄的听觉冲力。人声上对民间唱法原生韵味的现代演绎成为音乐创新的重要支撑；在录制上，唱片无论是在动态链结与声场控制的时空定位方面，都逐渐显示出自成一格的音阶层次与独具魅力的听觉穿透力，已经获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同与文化市场的成功“山鹰组合”的原创歌曲，在继巴莫姊妹彝学小组制作的彝语专辑《我爱我的家乡》与《大凉山摇滚》在广大彝区引起激烈反响之后，广州太平洋音影出版公司接着推出了《走出大凉山》，其后我们又听到了《离开家的孩子》与《火一样的人》。近来喜闻“山鹰组合”在沉潜三年之后，在北京推出他们的最新国语专辑《漂人》。笔者尚未听到这张由北京龙曰文化发展公司与北京金蔷薇广告公司联合制作的专辑，但相信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孜孜以求会得到音乐界和广大听众的认可。
三、 传统与创新
彝族原创音乐的文化实践 创作─表演─流布的三个环节上对彝族口头传统的解构─还原─重构，作为彝族原创音乐的文化实践而言，“山鹰组合”的创作，其实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处于动态的创新过程，其间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现代人的生存情境共同纠结出了一道独具风采的当代音乐文化风景。 “山鹰组合”的成功，表明继承传统抑或是复写传统的原汁原味，并非是以传统的因循或倒置而画地为牢；创新当然也是一种结果抑或目的的产物，也当以传统为其新生的伸张点。传统与创新，犹如因果链的两端，一头连着文化历时发展的"因"，而有源始文本──民间口头传统的流脉；一头连着文化共时交汇的“果”，因而有终极文本──当代原创音乐的重构。创作活动完毕，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话语转接，必然便是音乐本身与当代社会的文化情境发生碰撞的开始，音声在吐纳卷舒之间，有时一段歌词，一阵曲调，甚至一个小小的字眼便能点化出人文精神的复苏，美丽、深沉而隽永。但创新更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认知、体验、感悟、诠释与演绎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到许多不同层次的处理手段，由低到高，由表及里，自成一个完整的创作体系。其中离开对传统文化之树的擘肌析理，创作也就会流于浮光掠影而缺乏对人文精神的深度体味。
人类学或民俗学对口头传统的重视，便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提供了比较权威的文化阐释模式，让年轻的音乐新生代从中学会享用文化资源，掘出人类共享的审美价值体系，从而在音乐语汇与话语转接上，对口头传统进行现代意义的文化重构，作出合乎当代人生存情境的审美判断。 从“山鹰组合”的文化实践来看，以口头传统驱动创作认知过程究其实质是一种知性的把握，皆然不同于虚饰文化的被动反应，或以文化表象来点缀空洞苍白的矫情饰诈，这完全依凭着创作主体的悟性、感觉或感情来体知传统文化的意蕴，来传达人文精神的理念。倘若植根于口头传统的沃土，以艺术中创造性直觉将传统认知的三个阶段：解构─还原─重构予以整和，形成一种互动系统，则创新意义上的文化阐释便可渗入民族精神的传统文本进行深度透视，又可以进入时代精神的全景扫描，让原创作品的话语风格、文本特性、音乐语汇在对当代族群的生存情境的人文关怀中实现艺术创新的升华。
一般而言，彝人大都熟谙本民族的歌诗传统，而当代彝族原创音乐应该在更广泛的审美接受范围内来形成自己独辟蹊径的文化传播，从而主动参与中国多民族音乐文化的多元建构。彝汉双语的文化互换则需植根于不同体系的文化交汇与碰撞。但是如果要想在较高层次进行主动的阐释与认同，则必须对这两大文化传统予以整和、共振与汇通，以求音乐语汇的对话，文化视野的交接，而不致在流播过程中方纳圆凿，与文化大市场格格不入。当然汇通旨在文化的相互观照与话语认同，要求创作者具有开阔的胸襟、深广的视域，背靠两大文化传统而集于一身，使音乐命题与话语辑接相互碰撞，继而发生审美观念的双向涵化，最终形成具有强大辐射力的精品佳作。
其实，从彝族“达体舞”流向都市生活到“山鹰组合”走出大凉山的文化景观而言，便体现了文化的整和与认同力量，这种整和即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转接和彼此对话的沁润结果。当我们面对这些在民间熏习熙载、代代相承的口头传统的同时，应当怎样立足于彝民族文化本土中的歌诗传统并借鉴当今世界流行音乐创作的技巧与方法，怎样在理论的批评与批评的理论之间搭结起族群文化对话、中外音乐对话的通衢，从而发扬中国彝族民间口承文艺传统之优长，汲取国内外现当代音乐艺术成果之精粹，从而谱写与歌唱出时代强音中的民族新声。这不仅是我们认识彝族音乐文化的传统与创新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也同样是我们今天观照中国当代原创音乐的走向世界的一个参照体系。
作为一个彝人，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更多的音乐人、民族音乐学者、听众来共同关心少数民族原创音乐的发展，爱护和帮助像"山鹰"和"彝人制造"这样积极进取的少数民族歌手和组合，营造一个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蓬勃发展并走出自己独特道路的氛围和环境。是为本文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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