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情缘
虽然出版了好几本书，我却始终是一个“业余作者”。在组织上为我写的简历中有时带上几句“长期从事业余创作”如何如何，多数时候则只字未提。事实却也如此，参加工作五十多年，我从来没有作过专职文艺干部，更不用说专业创作人员了。然而我也确确实实从小便爱上了文学，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虽云“业余”就个人来说还是有许多事情是值得回忆的。
我与文学的结缘，最早应追溯到家庭的影响。我的家乡是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子弟上的都是汉学。我父亲曾在前清朝末年考中过贡生，这在彝族社会中是极少有的事，因此“名气”很高。据说民国初年还当过省议会的议员。这些都是从母亲口中知道的，在我三岁那年他就去世了，我逐渐懂事后唯一能见到的是他留下的许多线装书。在这些书中便有一整套附有插图的《红楼梦》。那时有一位辅导我和姐姐的女家庭教师住在我们家里,她喜读《红楼梦》,每天晚上我们都围坐在菜油灯下听她朗声吟读。潜移默化使我自然地爱上学校课程中的“国文”这门课程。在初中的入学考试中我感到“作文”考的最满意，肯定会得高分。我之所以“皇榜高中”，除其它科目也过的去之外，自我感到是那篇作文帮了大忙。
正因为有了这么个基础，在中学时期我的语文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初中一年级的下学期，我们的“国文”教师是个西北大汉，叫金应元。我曾经和同学打闹时冲撞过他。对他来当我们的“国文”教师，便犹然地产生了几分恐惧。事情恰好相反，第一次作文他出的题目是“悔”，我经过精心构思写了一篇自我的亲身感受。写的是学校集体旅行的事：当时我怕走路（好几十里）便装病请假没有去。到了晚上一个人留在宿舍里很害怕，翻来覆去睡不着。月亮出来了，窗外大槐树的阴影在风中摆动，似鬼又似强盗，更增加了我的恐惧感。我想旅行的同学们也许正在开营火晚会，兴致勃勃地唱歌跳舞，好不自在。而我呢？于是我后悔了，悔不该装病，从而产生了心理的内疚和自责。我将对外部环境的描述和内心的活动结合起来。形象地写来了约两千来字的文章。发回作文本时按照金老师的教学方法，照例要当众宣布获一、二、三名的姓名并宣读第一名作文的全文。出乎意料我竟然考了“状元”。宣读完毕我怀着激动的心上台接过作文本时，发现上面用红笔批了两句话：“记得你是一个调皮的孩子，然而你有这样好的成绩，使我不得不另眼看待了”。受宠若惊之余，这两句带有浓烈感情的批语永存于我的心中，并无形中拉近了我同文学的距离。我开始阅读鲁迅和巴金的作品，虽然朦朦胧胧似懂非懂，但毕竟开始在文学的岸边试水了。也就在那一个学期，我又两次或三次得了“冠军”，原先心存畏惧的金老师也变成了我尊敬的师长。那年的冬天，按照家里的安排，我由昭通转学去了昆明。
转学昆明后整个中学时期，在文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国文”教师，第一位叫李春辉，是长城中学的教师，他的脾气很怪，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便在课堂上大骂“不要以为你老子开金铺就了不起”，弄得大家莫名其妙。然而他的讲授，对我来说却是文学生涯中一位重要的引路人。
他走上我们班的讲台，便将课本搁置一边，用了好几个星期的课程时间向我们介绍中外名著。主要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欧洲大师们的代表作品，每星期六个钟头的“国文”课，有时便被一个大师占用了。记得在谈托尔斯泰时他差不多用了两周的课时，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不仅介绍了内容，而且谈了自己的看法，往往眉飞色舞，引人入胜。对法国和英国的文学，他也是用了相同的方法，介绍和剖析了罗曼－罗兰、雨果、莫伯桑、大小仲马以及英国的肖伯纳、狄更斯、哈代、葛郎台等等。以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们为主并附带介绍了世界各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他那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深厚的文学底蕴，独特的见解以及生动的语言，使听者特别是如我辈文学爱好者知识猛长，茅塞顿开。自然而然的顺着他的指引去寻求所能找到的读物，可以说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第二位是讲一口广味普通话的麦先生，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组织了一个跨班级的“文学研究会”。我是研究会的积极分子之一，每次讨论会我从不缺席。研讨了一些什么主题，至今无从记忆，记得的是麦先生为人很和气，讲起话来慢条斯理。还经常拿出“可可”或茶叶招待大家。研讨会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墙报，这算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批“文艺作品”，分别题名为《钢丝床》、《女高音》、和《F女士的悲哀》。写的都是身边的实事，虽未点名却是一看便知。幸好那时大家还不懂得“侵犯名誉权”一类的事，连被作为“原型”的讽刺者也只骂几句“混帐”，不得好死一类的话了事。但麦先生却是认真起来了，他大概看出我的“创作倾向”有问题，需要引导引导吧，在《F女士的悲哀》题头上，他端端正正的批了一句话：“多写有意义的事，少写点罗曼司”。前面半句记得是大意，后半句却是原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罗曼司后面打了一个括号，写上英文“romalce”。我和麦先生只相处了一个学期便转学到天祥中学念高中去了。
第三位是天详中学的“国文”教师母履和，好像也是西南联大出来的。他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在讲台上和讲台下都市一副冷面孔。他给我的感受与前几位恰好相反。第一次作文他出的题是“笔”，而且和金应元老师一样，发作文时要朗读冠军之作，我怀着期待的心等待着，但我的期望落空了。被他作为冠军而朗颂的是一位刘姓同学的作文。我的作文虽未得冠军但也得了高分，心里也就平静了。后来他出了一个题“当我在无聊的时候”。我几乎是呕心沥血的写了一篇散文诗似的作品，自己觉得很满意，心想这回看你的了。出乎意料我又一次落第了。不仅如此，当我上台领本子时他还将面孔一板，说：“你的字要端正一点哩”回到座位翻开本子一看，虽然也得了高分（90多分），心里却是平静不下来，便对这位母先生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对我有偏见。为什么有偏见？什么样的偏见？没有去多想它，反正心里不痛快，由不痛快便产生了逆反心理，逆反心理支配逆反行为：向报纸副刊投稿。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当时那种自以为是的情绪应予反思外，也可以叫做坏事变好事吧？我向昆明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正义报》副刊投去得第一篇稿叫《坝花》，约一千字左右，叫它小说或散文都可以，却也都勉强。写的是我们学校附近小坝街上杂货店的姑娘，美丽温柔端庄，被我们一伙中的一位同学封为小坝街的“坝花”，受到大伙的欢呼和赞扬。还借这位“册封者”之口，骂了一通学校里一些矫揉造作的小姐们，凭着父亲有几个臭钱或是贪官什么的，自以为了不起如此等等，这大概就算是主题了。稿子投出去不久，竟然刊登出来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这是我第一篇见诸报刊的作品。我用的是笔名“施雨人”取意于龙降雨于人间的传说，也透出了几分自大的味道。虽然用的是笔名，经熟人好友互告互传，许多同学都知道到了，在赞声中我感觉良好和得意，准备利用假期继续创作。在我的记忆中，那位母先生对此却毫无反应，连问都没问过一声别说表扬什么的了。但正自得意的我对此并不在乎。在那一两年（高中三年级之前），我利用寒暑假写了不少作品投给报刊，在《正义报》副刊登出来的，除了《坝花》、还有《姑妈》和《马不文》等篇，《姑妈》最长约三千来字，纯属纪实，写我一位姑妈在破落地主家庭的境迁，是我最喜欢的一篇。《马不文》算是接触政治的吧？写的是一位登山运动冠军的身强力壮同学，怀着抗日报国的热诚参加“青年军”，一年之后却又回校复学，身体全然的垮了，思想也变了，他的枕边堆积着各种药瓶和违禁报刊，运动场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一二一”运动开始班上讨论是否参加罢课时，他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响应罢课委员会的号召。此后他忽然又休学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翠湖散步遇到他，身边还有一位女士。在互相惊喜的握手问好之际，我脑海里军禁不住发出疑问：“老马，又变了？”稿子刊出了但编辑部做了修改，例如将违禁报刊《新华日报》改为“定了一些学校里没有的报纸杂志”，罢课的事整个被削去了。在那一段时间记得还写了一个七八千字的小说，但被退回来了。这些活动都是背着家里搞的，二哥是个工程技术人员，只要求我假期复习功课，绝不允许从事这类“无聊”的事。因此投稿时我将通讯地址放在一个同学的家里，退稿便不会被发现，刊登了用的是笔名，自然也不会被发现了。如果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来看，这段时间（约两年）其实很重要，是我学习创作打基础的时期。进入高中三年级后，忙于考大学的准备加之那年头每个学期都有学生运动，写作的事就暂时搁下了。还有个小插曲：当时刊出的稿子无论原稿或刊出的稿我都没有保存。几十年过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一次老同学聚会，偶然说及此事昆工大教授戴天权同学热心地去昆明图书馆翻阅旧报，终于替我找到了上述三篇刊出稿，我将他们收入了《云烟踪痕》。
报考大学时我的本意是学中文，年轻人总是有个人理想的，说实在一点就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做一个文学家。但受到了二哥的坚决反对，他说当一生穷愁潦倒的文人有什么意思？学文科也可以那就学法律吧。无论国家间来怎么变，法律总是需要的。我的整个中学的生活和学费都是二哥供给的。别说是亲情了就以人情来说我也不能完全不听他的意见，更何况正处于风云速变的时代，考大学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手段而已。于是我听二哥意见报考云大法律系而且考上了，这也就奠定了我一生不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的基础。但也并非从此绝缘，大凡有文学讲座我总会去参加，著名文学教授徐嘉瑞的可我也尽可能去听（不是我们的必修课）。云南起义初期我在云大刚恢复的学生自治会负责宣传，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还写了几个活报剧供街头演出，有反特务斗争的有迎接陈（赓）、宋（任穷）、大军入昆的等等，其中一个还被当时的云南日报登过。但从此精力和热情全部投入当时革命运动，乃至基本上停止了创作。
再次提起笔来从事业余创作，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现在已难回忆起来为什么当时又突然爆发出创做的欲望。也许始终是和文学藕断丝连情缘未了，加之“调整”时期有相对较多的业余时间吧？至于当时的创作环境如何，确是浑然不知的。总之又动起笔来了，从1962年初至1964年上半年，我在《山花》先后发表了四个短篇，即《相亲》、《一张状纸》、《百尺杆头》、《颂略还乡》,这算的是真正的踏进文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表四个短篇的同时，我着手写了一个长篇，题材是农村的互助合作化。应该说这样的题材我是很有生活基础的，从1951年初到1954年底，我都在贵筑县（现在的花溪、乌当和白云）的白云区参与省里的互助合作重点工作组，这个组由省农村工作部和团省委抽人组成，我是负责人之一。四年的时间我们吃住在农村，先后创办了贵州省的第一批互助组（其中赵树华互助组闻名全省）。后来又于1953年创办了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尖山农业社）。我那个长篇便以赵树华互助组的发展为原型。但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结构都难以把握和驾驭，学了两年多，凑出来一个进二十万字的初稿，写得很吃力。我发觉自己很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而我读了这么多中外名著却没有学会写长篇小说，当时不知道出书要找出版社，而给文联党组书记邢立斌写了一封信求助。他热情地回信叫把稿纸送去，指定编辑文志强处理。老文仔细阅读后找我磋商。总的意见是：有基础但还要大修改。后来我接二连三的被抽调参加各类工作组和工作团，修改文章只好搁下。接踵而来的是“四清”运动，贵州“四清”的杀气众人皆知，不用重述。其实“四清”中我基本上平安无事，不就是发表了几个短篇？《山花》被重点清查了，清出一百多篇“大毒草”，本人的几篇作品却不在其内。消息传来那几篇东西还算是属于较好的一类，也许正如王鸿儒同志后来评论时说“有点急于配合中心”的倾向，故而站住了脚也未可知。纵然如此，我那正在高涨的写作热情却一下子降到了零点，凌冻起来了。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我那几个经过“四清”考验的短篇一下子又都变成了大“毒草”，连同没有修改更没有出版的长篇初稿，通通成了大批判的丰富资源被“群众性”的开发出来，在“人民战争”中批得体无完肤。我也荣幸成了该单位系统的“三家村”，成了邓拓、汪小川。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令人啼笑皆非的“高见卓识”猛降如爆雨。后来虽然“平了反”而且叫早的从干校出来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但从“四清”开始直到“文革”结束，整整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写过哪怕是百十字的文学作品。风华正茂的十多年哪，即使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感到有用武之地了，已消失多年的创作热情又从新燃烧起来。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业余时间”。怎么办？挤！我一向有早起的习惯，每天六点起床，洗洗漱漱吃早点大约一个钟头，还剩下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归自己支配，再加上星期日如果不开会至少有半天可供使用，业余创作的时间也就挤出来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或算盘上的业余时间，实际情况远不如此。无论当组织部长或省委副书记，我家的大门都是不“设防”的，任何人可以随时按铃而入，打断你的创作美梦。但无论如何总算是挤出一部份业余时间了，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出版了几个中篇及一批短篇和散文，其中《包房》（中篇）和一部分短篇及散文获得了好评。《第三号包房》和短篇《正在消失的形象》、散文《聂耳墓前》被收入《贵州新文学大系》，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足以自慰了吧？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向长篇进军。有人劝我将那部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稿子翻出来修修改改不更省事？但那书稿早已在发还时一火焚之，不可能死灰复燃了。我于是着手写以云南起义为题材的《省城轶事》，之所以选这个题材，一是曾经身临其境有生活感受，二是从昆明得到了一批文史和党史资料可以核对史实，三是对云南当时的大背景了解，对一些主要人物不陌生。但正所如前面所说，那段时间对我的从政生涯来说也是顶峰时期，确实很忙，用了将近四年时的业余时期，才写出一部十余万字的稿纸，于1991年七月在《山花》上发表，被评为建党七十周年优秀作品，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台和一些地方台播出，后来列入《贵州文学丛书》之一出版。 1993年因年龄关系去了省政协，相对来说业余时间多了一些，在此后的几年间写出了长篇《冷暖人生》和《四十年来家园》等中篇和一批散文。《冷暖人生》先在《大家》杂志发表，后来连同三个中篇一起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共三十五万多字。其中我对《冷暖人生》还是偏爱的，读过它的人也觉得不错。但没有着力抄作，因而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1998年初我从省政协主席岗位退下，虽然还挂有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而且还有不少社会活动，但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业余”的了。于是我开始了《政界》的创作。从1998年初动笔到年底结束，三十万字可以说一气呵成。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很快便得到了采用的答复，只在时间的大背景等一两个问题上提出了稍作修改的意见。当年秋天正式出版后大出所料，发行一再飙升，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重印了十三次，我在市场上买到的是十三次印刷6万5千册。百花社的薛社长却说：“不止这个数后来又加印了”，与此同时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盗版，有人初略估计在那一年左右连同盗版至少十多万左右。一直到了2004年的春天遵义市原人大主任粱学义同志告诉我他在重庆机场图书市场发现有一本我著的《谁当市长》，取过来翻翻内容似乎就是《政界》，我觉得奇怪托人购得一册，原来书名和封面全换了，内容和作者依旧，注明是四川xx出版社出版，实际是假名。这已经是离初版五年之后的事了。
《政界》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一度成为各大城市（包括北京）的畅销书，据说中央党校也一度成为热门货。上海文学报发了书讯和一个整版的内容摘要，并发了专题评论；“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学习”也发表了简评，省内报刊自不用说了。所有评论归结到一点说的是：在此类题材中最（或较）深刻，最真实者，对于其内容的分析自然各有千秋，在这里不能赘述，可用我省已故学者龙光沛评论中的一句话作为代表：“是写共产党中健康力量为主体的小说”。据我所知这本书影响最大的是干部群体，前几年我在浙江、湖南、乃至舟山、衡山等一些小地方参观时，接触到的干部一见面便握着手说：“你是《政界》的作者！”倒把那“原贵州省政协主席”的牌子靠边了，一直到2005年的五月我和省政协的几个老同志到了四川广安市，接待我们的现任市政协主席还对我叙述了一番他读《政界》的感想，他用四川通俗语言的评价是：“不是干这种活路的人是写不出这么像模像样的作品来的”作为一个作者，听了这些评论心头自然是热呼呼的。还有一个插曲，香港的明报出版社于2004年寄来出版合同，他们打算出版。有人劝我不必如此，遂作罢。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传到我耳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冯唐这个人物的处理，既受贿又宿娼为什么还要调出来提拔？一位好心的同志对我说：“你要他去上党校就好哪！”关于此人我在回答记者问时已说明：之所以如此处理主要是现实生活中还有冯唐式的人物存在，有代表性。二是说领导干部的心里似乎有些不正常，如听说中组部考查组要来，赵一浩便下了乡等等。这大概是“高、大、全”的阴魂不散的缘故吧？其他的不同看法可能还有，只是没有传到我的耳里来。《政界》曾在以贵州现当代文学会、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和两家报社组织的社科界专家参加的一次文学评选会中，被评为二十世纪贵州最佳文学作品之一（共二十部）；还曾以评委全票通过提名为贵州文学奖一等奖，后因“省、部级作者的作品不能参选”而告终。对此，我无所谓。我信奉一条原则：读者才是上帝。
继《政界》之后，我开始了另一个长篇《王国末日》的创作。这个题材在我的心中蕴育了很久，早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就有打算并开始了构思，因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革”而中断，现在总算有了放开写作的环境和充足的写作时间。我于2001年初开始动笔大约2002年初结束。百花出版社于2003年6月出版向全国发行。这本书我是费了一番心力的，也可以算是力作吧。我认为它的价值主要有两点：一是真实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云南政局并涉及全国的政局。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全是真实的，当然人物是虚构的，也有真实的人物如龙云、张冲等。但在书中他们不是主要人物。二是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彝族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一点在评论界是公认的。我虽然很小便离开了家乡，但从小所感受的一切却深藏于记忆之中，创作时为了核实记忆的准确性，我特别阅读了潘先林教授的《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受益非浅，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书出版后的反映是好的，本省报刊和上海文学报等都发了评论。据我所知至少在贵州的书店里曾几次脱销，可惜百花社只印了五千份便停止了，幸好“贵州都市报”作了半年时间的连载。我很珍惜这部著作，作为一个彝人我觉得是对本民族文化所尽和能尽的一点点责任。
前面主要谈的是小说，其实散文也是我喜欢的一种文体。写散文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生活中有感而作，以记事、忆往、观景、览胜为主，总之，一般都属于记实类。二十来年在报刊上发表了将近一百篇，先后选择其中的一部份出版了《龙志毅散文集》和《云烟踪痕》两个集子，均为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些篇什被外界采用。如云南大学七十周年纪念集选登了《高高的会泽院》，何锐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散文、随笔精品集选用了《古道随想》昭通文学艺术丛书选用了《昭通三日行》、《莲花池畔》、《聂耳墓前》等三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通用教材选用了《小小花台》，而且在学习提要和讲学辅导教材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等等。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有友人劝我：年事日高，不要再写长篇了多写点散文吧，当时我不以为然，又用一年左右时间写了一个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岁岁年年》，已和北京《作家出版社》签了合同，预计十月底前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又想到好心人“不要再写长篇”的劝告，慢慢地觉得这话有道理，是应当作为铮言来考虑和采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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