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一种生活习惯——怀念叶汝琏先生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感觉性，我个人的命运，有时感觉自己是一个玩偶。——叶汝琏
火车缓缓离开汉口，我知道，过不了半小时，武昌就要到了。望着渐渐逼近的洛迦山，渐渐逼近的武汉大学，突然间，我紧张得不得了。
“你去过武大吗？”我忍不住问对面铺上拥着膝盖看书的姑娘。
她怪怪地看我一眼，疲倦地说：“你是武大的？”
“噢，不是不是。今年四月我和几个朋友去武大。校园里真闷热，那个蝉啊，一天到晚都在叫，当时不觉得，现在想起来，真是挺烦人的，‘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
姑娘合人书，往后仰仰身子，莫明其妙地看着我。
“你失恋了？”或许她觉得这样问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有点突兀，不待我回答，紧接着说，“我过去的男朋友是武大的。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武大，你认错人了，吓我一跳呢！”
我茫然地望着窗外，扑面而来的白杨树，扑面而来的铁路工人，扑面而来的标语，一切都远远甩开四月。我用手指在茶几上敲《阿西里西》，关节疼痛的时候，我知道，武大远着，洛迦山远着。
“上次我们离开武大的时候，乘坐的是D字头的动力火车，只有三分钟就要开车了，我们拼命跑啊，一分钟都不敢耽搁。武汉车站正在扩建，乱糟糟的。直到D字头呼啸着离开，对武汉，我也没顾得上好好看它一眼。
“同事们早就在位置上坐定，我一直在盥洗间喘粗气。在湖洲，我丢了一件衬衫，亚麻的。但是在武汉，大到笨重的三角架，小到十元钱的发票，我一样不少的带着。没想到，我走得那么的干净彻底。你知道，其实，我不是那种细心的男人。
“我听人说，南京是最忧郁的。那是历史，人一旦进入历史，无所谓了。真正让人伤心的，是武汉，是武汉，你相信吗？”我喉咙痒痒的，只想不停地说一些什么。
“你吃方便面吗？”姑娘愕然地瞪着我。
“谢谢，我去给你打开水。”
“你行吗？”
我抓起方便面桶，羞愧地往车厢连接处跑。
真丢人！在过道理，我的心狂跳不已。那些神精病的故事铺天盖地向我袭来，梵高，日瓦戈或者是帕斯捷尔纳克，海明威，卡蜜儿，我的背脊一阵阵发冷。我忍痛将手贴在电锅炉上。我在火车上哪一次不做梦呢？不就是一个梦吗？我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
“......九一年我到法国，女儿那时正好在伦敦。我把她接到巴黎玩了两个星期。她为欧盟工作，有时在成都，有时在昆明，大部分时间在欧洲。”
“听说她是海牙国际经济学院的高材生？”
“我们五六年结婚，她五七年出生。很好强的孩子。北大附中毕业后，她在海淀一家做蒸笼的工厂做工。出生前，朱光潜给她取名叫叶珏，冯至认为不好听，给改成叶双玉。”
“她是在上海出生的？”
“上海，一九五七年的上海，你以为那是什么样子？后来我给她改名叫祝君左，就是祝你做左派的意思，那时我被打成右派嘛。咳咳，她的母亲给她改为祝君佐。海牙念完硕士，她去伦敦大学读的博士。”
“那两周才是真正的黄金周了。很开心吧，在异国他乡团聚。”
“每个人的感觉性不同，我下放时，那个生产队长最喜欢骑毛驴，他说骑毛驴的感觉，比和女人睡觉还要舒服。我这老头，行将入木，我个人的命运，有时感觉自己是一个玩偶。”
“她经常来武大吧？”
“她现在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哪能经常来？我的一个研究生隔三差五给我打打材料收收邮件，我和电脑处不来，常常是开了就忘记关，关了就忘记开。”
“吃饭呢？您自己做？”
“有一个保姆，每礼拜天来一次，给我烧完一个礼拜的菜，放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微波炉加热一下就行。年轻时乱吃，胃早就坏了，吃不了多少。”
“叶家与江津的陈独秀家很有渊源，您受他的影响大吧？”
“我家过去是庐江的一个晋绅之家。家里到处都是红木家俱，也有杨州八怪的条幅之类，但我本人反感这些东西。陈独秀与苏曼殊交情深，那时候陈独秀自学法语。”
“这与您后来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有关联吧？”
“有些人的影响，你一生都是无法摆脱的。”
“通过陈独秀，您进入了西方当代诗歌？”
“不是。那时看了一本叫《西方的当代的诗歌方向》，从那上面知道W.H奥登。”
“噢，奥登！听说您恋爱的时候，冯至先生经常请您们二人早餐？”
“这是真的，我们的钱总是不够用。冯至住在北大燕东园，他的夫人在外国语学院上班。他曾经送我一本《豆腐诗选》，后来流亡时丢了。”
“您的诗一般寄给谁看？”
“先是寄给卞之琳，那时卞之琳在上海，住在李健吾家翻译《紫萝兰姑娘》。后来，朱光潜，沈从文，废名，袁可嘉等办了《方向》、《文学杂志》、《星期六文艺副刊》，我的诗就经常给它们了。那时我们推崇三个观点，一是马克思，二是弗洛依德，三是中国的传统。”
“推崇这三个观点？”
“马克思讲人道尊严，弗洛依德强调解放人的心灵，中国的传统是言志。”
“西南联大时代，流亡归流亡，但它的确是世界大学史上的奇迹，它将值得人类永远尊重。读过那时的许多争论，很有意思。”
“西南联大，主要是观点之争，作为人，当然也有许多学术之外的声音。郭沫若说朱光潜是蓝，蓝代表国民党，说沈从文是粉红色，左嘛，他不敢批冯至，冯至那时是鲁迅先生最为欣赏的人。”
“很喜欢《昨日之歌》，冯先生的想像力，让人服气。”
“可惜的是废名，晚死一年，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就是他了。他是周作人的学生。”
火车呜呜呜吼起来，广播员说，武昌快到了，我捧着发烫的面桶往回走。
姑娘很有礼貌地站在卧铺门口迎接我，我小心地将方便面桶放到她收拾干净的茶几上。
“这两年的火车真快。”她说着，随手将所看的书压在面桶上。
我搓搓手，很是为刚才的失态难以为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弱点，有些人是对于一个人，有些人是对于一个城市。”
她将信将疑地看看我。
“我从小在农村生活，长大后也一直在农村工作，对城市，没什么认识。”
“我不喜欢城市。”
姑娘竟然哈哈地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她说：“人们都是这样，在城里喜欢乡下，在乡下的喜欢高楼大厦。我现在说我不喜欢农村你信吗？你不喜欢城市？”
我不暇思索地说：“我不喜欢城市是因为它密集了死亡。”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迭，自己又一次嗅到车厢里神经兮兮的气氛。为了掩盖我的窘态，我拿起面桶上的书说：“面条泡久了不好吃，你吃完，武昌也就到了。”
“那我就不客气，你先看看书，我在郑州地摊上买的，两块钱。”
信手翻过书的封面，我不由倒抽一口冷气。本来已经清晰的一切瞬息间又错乱开来，我搭乘的这列火车根本不是开往边陲云南，姑娘也不是半路无意中冒出的过客，这一切，在我于8月27日深夜收到第一条短信的时候就已经于冥冥之中注定。我两腿哆嗦着坐在床铺上，那个梦又回来了，不，那不是梦，分分明明的，那怎么可能是梦呢？
2007年4月27日上午9点，在武汉大学对面的丰颐大酒店，叶汝琏先生说不上几句话就要咳嗽，我一会看看取镜框，一会看看同事，一会从镜框外看看用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手绢挡住嘴巴咳嗽的叶先生。每次咳嗽之后，他总要取下眼镜仔细地拭擦。好几次他刚刚拭擦完，眼镜还没来得及戴上，新一轮的咳嗽又向他袭来。咳嗽完他接着拭擦眼镜。在他没戴眼镜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已经不大好使了，总是半睁半闭的，右眼的一大半几乎被松懈的眼皮盖住。虚肿的脸庞上老年斑已经不再顾及主人的脸面，只是皮肤却仍然嫩得很，原先我以为是先生保养得好，后来才知那是先生常年深居简出鲜见阳光的原因。如果单从皮肤的外观看，很难看出先生所说的风烛残年。那天上午先生一件纯白的一个褶皱也没有的PLAYBOY衬衫，白金色的袖扣闪闪发光，皮鞋亮铮铮的，头上灰白的小辫子精神抖擞，好像它的主人从来就没有疏远过它，每当先生说到兴高处，它总是左右摇摆起来，使得我好几次莫明其妙其妙地想起那个远在西班牙的忠心耿耿的桑丘先生。为了讨好光线，我几次让先生调整座位，直到镜头可以看见窗外静悄悄的洛迦山。同事们的问题漫无边际，而我从那些尘封多年的回答中总觉得先生试图想将他的一生为我们几个年轻人作一个完整交待的蛛丝马迹。同事播放纪录片《圣琼?佩斯在中国》，先生凑到电脑面前看了半响，喃喃地说：“圣琼－佩斯是法兰西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唉，我看不清了，看不清了。刚才说到什么地方？”
“西南联大。您说了您在西南联大的许多朋友。”
“西南联大，我最好的朋友要算汪曾祺，汪曾祺才华高，风流倜傥，在昆明时居无定所，经常打游击。我租有房子，他常常来借宿，就睡那么一条破棉被。他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美食家，每次谁有稿费上馆子，都是他点菜。我主张他去法国，汪曾祺说在法国不认识人。我说，那先让法国人来认识你。我请了一些法国朋友来和他吃饭。那时许多人都说叶汝琏是假洋鬼子，但是后来，说我的那些人都去国外了。多年后我去汪曾祺家，他亲自下厨，他的厨艺并不好。”一说到西南联大，先生的咳嗽也暂时饶了他。
停了半响，先生突然说：“八零年以后，许多人都忘记了五.四。”
“您对中法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
“我从北大来武大，只有两个心愿。一是组建武大法语系，一是创办《法国研究》刊物。说起武大，话就长了。”
“研究和创作诗歌这么多年，您可以简单为我们概括几句吗？”
“诗是可以解释，可以传承的。”
“有多少诗人，就有多少对于诗的定义。”
“诗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还有学养，文化，历史等问题。”
等先生把眼镜戴上，我将镜头尽可能地拉近。
“叶老师，未来呢？”
先生咳嗽起来，他又掏出用方方正正的手绢挡住嘴巴，咳嗽之后，他取下眼镜仔细地拭擦。戴上眼镜，沉呤半响，先生说，“未来的时代是一个形象思维的时代，它与中国的方块字很有关联。要尊重主流，但是主流并不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诗歌只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
嘟，嘟，火车尖厉的叫声碰落我眼角的泪，我没有纸巾，更没有手帕，我只好光着左手揉了揉，挣扎着站起来。姑娘背对着我弯腰整理行李，我暗自寻思，我们的一切，都和她无关，她只是成千上万个乘客当中的一个。许多时候，再漫长的一生，人与人之间的相识，也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我甚至记起小时候祖父告诫我，阿布，往后出门在外，处处要与人为善，就是杀父的仇人，你和他也有见面的缘分。当年我难以理解，杀父的仇人，还和他讲见面的缘分。祖父说，杀父的仇人，你肯定得去找他报仇，自然与他有见面之缘了，而世界之大，众生芸芸，绝大多数人你连见一面的缘都没有，更不要说爱和恨。这个我已经想通的道理，这会儿又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想来想去，对面的床铺，没有这个姑娘，自然也会有别的客人，这个姑娘不拿着叶先生的《旧作新诗钞》，别的人肯定也会拿着《旧作新诗钞》。我不碰见这本我书架上也珍藏得有的《旧作新诗钞》，别的人肯定也会碰见。无学如我，也有缘聆听先生一二，何况那些名满天下的饱学之士？想到这，我舔舔嘴唇，清了清喉咙。
姑娘转过身来，语速轻快地说：“呀，你醒了？武昌快要到了，我要下车了。”
确切地说，我是平生第一次见这张脸。雀斑不多，但是生得恰到好处，不用第二眼就能够看到。小小的眼睛要是戴上一幅宽边眼镜的话，应该更加迷人。披肩发，捆成辫子是长了一点，不会那么精神。她的衬衫紧紧扎在牛仔裤里，只有那么一点点不起眼的白色。荷花状的袖口滚了金边，没有袖扣。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配带袖扣的人不多――我贪婪地盯着这张江南的脸。好像要把它永远铬记在心中似的。除了上星期在武大叶先生逼仄的书房听他朗诵“垂杨与平湖如手臂伸展合抱的胸膛，淡蓝的轻雾撩起了你们赤裸的梦想。水面，柳梢飘送着缕缕颤动的光影，昨夜的沁凉渗透了这片袭人的宁静......”时，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二次这样近距离地盯着一个刚见面不久的脸。
“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将书还给她，我轻松了许多。
姑娘显得有些诧异：“是吗？”接过书，随便翻了翻，她便朗读起来：“叶汝琏，祖籍安徽桐城。抗战期间就读于昆明中法大学，师从邵可侣攻读法国现代文学；1946年取得法国文学学士学位，同年随校返回北平，留校任教。1948年受聘北大西语系任教；80年代初受聘武汉大学，历任法国研究所所长，法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法国研究》主编。198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化教育棕榈勋章。原来如此，非不怪你一开口就武大长武大短的。小伙子很帅。”
“在叶先生家我也这样说。”
“是吗？”她瞅了瞅勒口上的照片：“是真的很帅。现在还帅吗？”
“上星期28日凌晨两点，叶先生已经去世了。”像当年祖父去世时我在电话中告知台湾的亲戚一样，我的语调平稳极了。
“啊！天哪！”女孩急促地合上书。
“没事，先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我们在丰颐酒店采访他的时候，我欺先生眼睛不好，老是不停地挠脚底板，你看，天晴下雨我都喜欢穿大皮鞋。采访结束去酒店的路上，先生问我是不是有脚气，这几天我一直得这个事内疚。”
姑娘不说话，默默地将书的勒口打开，轻轻摸着上面的照片。
“那天中午，先生请我们吃饭，先生从家里拿了一瓶保存多年的法国干红。可惜我记不得那个牌子了，但那瓶子的式样我记得，前天在网上没有查到。先生是一个很精致的人，他的品味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没法比。我有先生的照片，改天发给你看。那天中午，先生执意买单，他说，请客是一回事，买单又是一回事，我在北京三教九流混了一大堆，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说过。”
“这书我送给你。”姑娘低低地说。“你拿去做个纪念。”
我将书推回到姑娘面前。
“你自己留着，先生已经送了我一本，他当时将日期签成2008年4月28日，同事提醒先生说签错了，你猜先生怎么说？先生摇晃着小辫说：‘放心，没错。’”
“我回去好好读读。”姑娘收回书，这时候，火车哐当一声停下，武昌到了。
过去我曾经很多次路过武昌，然而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今后，我将还有多少次路过武昌，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一次，在武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怎样的站在车门口，恋恋不舍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姑娘，向着洛迦山方向，慢慢消失在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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