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权：我的博士之路
有人把博士称为“金字塔顶的学子”，应该说从学位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作为一个光着脚板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彝家娃子，能挤入“金字塔顶的学子” 之列，对我来说的确是来之不易的。回想身后走过的路，虽也有泥泞、荆棘和艰辛，但更多的时候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充满温馨的坦途，一条洒满了父母爱、师生情和党的民族政策所照亮的光辉之路。
历史告诉我，不少民族地区在解放前是没有学校的，偶尔有也不是贫苦的民族子弟能登堂入室的。而现在却不同了，民族地区的村村寨寨都布满了学校，这些学校宛如星星之火，烧去了民族地区的贫困、愚昧和落后，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是典型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７岁时进入地处武定县西北高寒贫困山区发窝乡乍基小学，当时学校的教学设施极其简陋，土坯搭上一块木板便是我们的桌子，坐的也是冰冷冰冷的土坯，但我却遇到了亲如父母的好老师。小学时，我的家境很不好，家里比我小的弟妹四五个，那年头是靠工分吃饭，没有工分就意味着饿肚子。当时，父亲重病在身，已完全丧失了劳动力，母亲一个人维持着一家七八口人的生计，实在太困难了，家里经常处于无米下锅的困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大儿子，我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弟妹们忍饥挨饿。于是，我拼命地帮助母亲挣工分，整个小学阶段大量的时间都用于挣工分，有时甚至接连几个月无法到学校上课。但我内心里非常想读书，非常眷恋学校生活，只有白天拼命地干活，晚上大人们都睡去了，我又一个人悄悄地打着火把看书，做作业，成绩还是在班上数一数二。班主任余老师看到我旷课，便来到我家了解情况。待他知道我家的实际困难后，每周末都带着全班同学帮我母亲干活，为我赢得了更多的学习时间。余老师帮助我渡过了难关，也帮全家人渡过了难关，我全家都很感激他。１９７９年９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发窝乡初级中学。
初中要住校，学校离家有６０余里，每周都要翻越两次武定县最高的大黑山。那时，因交不起书费和学费，我几次产生辍学念头。这时，班主任王老师找到了我，他详细了解我的家庭困难后，向学校递交了申请报告，免除了我的书费和学费，使我又一次渡过了难关。转眼，三年初中便熬过去了。１９８２年９月，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楚雄州民族中学高中部，成为这所新办民族中学的首届学生。
我考取了全州的重点高中，全家人都很高兴，父母东借西挪给我凑够了路费和书费，连县城都没有进过的我，独自一人闯到州府去求学。很幸运，国家给了我们每个同学基本伙食费的补助，也不用交学费，还发了部分行李和寒衣，我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从内心深处燃烧起一股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无限感激之情。由于原来在山区中学基础差，来到民中，我在班上排在下游之列。心中不服气的我暗自发奋，第一学期便跃上了前五名，到第二学期，又跃到了全班第一名，并一直保持到毕业。高二上学期，不幸又一次降临，父亲因病与世长辞。事隔两个月后，我放寒假回家才知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根本就没有心思读书了。母亲虽然从未走出过大山，但她却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噙着眼泪劝我说：“孩子，你父亲生前对我说，他的病情无论怎样也不能告诉你，让你好好读书，为咱彝家人争口气！你要是不读书，怎么对得起父亲呢？” 听了母亲的话，我身上又涌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重新振作的力量。于是，我又重新回到学校，１９８５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云南大学历史系。
大学期间，学校格外地关照我，给我评了特等助学金，使我不再为生活问题担忧，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大学毕业后，为了给年迈的母亲减轻负担，我放弃了攻读研究生的机会，选择楚雄师专去从事教育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原来的知识不够用了，必须继续深造，又考入了云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今年又顺利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人学考试。我深深感到，没有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常和朋友说，我身后有一座沉重的大山———那些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山里人。帮助他们消灭精神和物质上的贫困，早日走上小康之路，便是我孜孜以求的目的。作为学位的追求，我已经爬上了金字塔顶；但作为事业的追求，我还得从零开始，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繁荣，爬上事业的金字塔顶，这将是我永恒的追求！
（原载：云南省楚雄州政协编《楚雄州文史资料合集·第二卷》，云新出(2012)准印字第0110号，p552-553），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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