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故人
去年初春的一天，单位同事从州政府办事回来，告诉我说纳世华同志去世了。当时我真难以置信，再三追问消息是否确实，回答说亲眼见到云南艺术学院发来的传真，绝不会错。细一算，他才64岁，还不该走，却走了。转眼一年，又到清明时节，总觉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之所以觉得心中有话，是因纳世华同志曾任过州文联主席，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且就是这位曾任过州文联主席的纳世华同志，无论是在中共楚雄州委宣传部长任上，还是任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还是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无论职务怎么变化，他对楚雄州文学艺术事业的关心，他和文艺界朋友们的那份真挚情谊，都不曾变过。人虽走了，昔日相处音容笑貌却不时在脑海中浮现，转眼清明将至，就在清明前数日，看中央电视台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者何占豪、陈钢的访谈节目，二位音乐家说到《梁祝》的创作时，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且提及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领导孟波，正是有了这位懂行的领导孟波，才有今天走向世界的《梁祝》。看完这一期节目，不禁令我想到纳世华，于是提笔写下清明时节忆故人。
先说孟波和《梁祝》的故事。
中央台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曾说，当今凡有人生存的地方都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有《梁祝》。说《梁祝》是当今中国走向世界为数不多的文艺作品，绝非炒作，更非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梦呓。追朔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半个多世纪，《梁祝》当是为数不多的文艺精品，或称之为经典。就是这部经典之作，幸而有孟波提笔一勾，才有了她日后经久不衰的辉煌。按二位音乐家的说法，如果当初孟波同志勾的不是《梁祝》而是其它，那么今天我们就绝对听不到如此美妙的音乐了。
事情是这样的。
由何占豪、陈钢等五、六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组成的创作组在1958年就开始活动了，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建国十周年创作献礼作品。几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经过苦思苦想，拟出了几个选题，大都离不开反映大战钢铁，三面红旗之类，但之前他们搞过《梁祝》这题材，又不忍心丢了，于是就拟定了三个选题，前面的自然是大战钢铁、三面红旗，把《梁祝》放在了第三个，一并报到院领导处，由院领导拍板。就是这位十分内行且有胆识的孟波接到报告后大笔一挥，勾定第三个《梁祝》而放弃了当时很是合潮流的前两个选题。当《梁祝》初稿出来后，没有现在的“化蝶”一段，年轻的音乐家们认为“化蝶”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不敢写进去。又是这位孟波要他们加进了“化蝶”，才使得《梁祝》成了今天的样子。
复述这段往事，是因为这段往事使我想起了当年纳世华同志和文艺界交往的许多事。当然，纳世华不是孟波，他在任时没有能够在楚雄抓出像《粱祝》一样的文艺经典作品，因为抓出经典作品除了领导内行之外，还须具备许多条件，我以为是楚雄还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一时半刻难有经典之作问世。但就纳世华同志在楚雄工作的那几年，以他对文艺界的热心关怀，确实使全州文艺事业取得较快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纳世华同志从永仁县调州里工作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上任中共楚雄州委宣传部长后，曾在怀象剧场为州级文艺单位的全体职工作过一次报告。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次报告主要是讲解放思想，打破极“左”思想在文艺工作者头脑里设置的种种障碍，努力创造彝州文艺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记得他曾讲道：小平同志说，我们当领导的要为大家当好后勤部长，为广大专业人员创造搞专业的条件。我这个宣传部长也要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努力为大家创造条件，共同促进我州文艺繁荣。对搞专业的同志，我们领导要对他们宽容还要给他们宽松的环境，如象说搞创作的同志，有的人习惯于挑灯夜战，是夜猫子型的生活习惯，你就不要用早上八点准时上班这一条来要求他，晚上熬了夜，早上多睡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能创作出好作品来，不要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搞得像幼儿园的小朋友，老师一吹哨子大家都来排排坐，吃果果。
那时，我在文艺界也干了十来年，文革中军宣队管了工宣队管，强调的都是整齐统一，领导说一不二，不能有自己的思维空间，更不能有任何个人行动。就是文工团创作组的几个人，写什么，怎么写，也都只能是按领导定下的调子去做。
看着台上作报告的纳世华同志，其貌不扬，五官间透出着一种憨厚朴实，说实话，他最初给我的印象不太象是一位官员。他不象一些官员作报告那样都是讲些枯燥的大道理，天南海北国际国内说开来去几小时，惟独没有点可以联系实际的东西。他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觉着有不少话他说到了我的心里。散会后，同事们议论，新来的这位宣传部长不少事还能讲到点子上，明白搞业务的甘苦。后来我才知道，他曾在过大姚县报导组，也是孤灯长夜熬着写过不少新闻报导作品的。难怪他知熬夜写作的甘苦，难怪他说熬了夜的人早上多睡一下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州文联十分困难，经费缺，人员少，办公地点更是寄人篱下。他既然当了文联主席，给人感觉就不是那种只挂虚名不办事的主席，虽然主要工作在宣传部，又是州委常委，且那个部长也是个十分繁忙的职务，事无巨细，下乡调研上省开会，忙碌起来三、五天不回家是常事。但再忙，他总会抽空到文联来。那时文联就三、五个人，他来了，就随便一坐，清茶一杯，听大家说工作上的难处，也给大家出主意。他最关心的是队伍建设，要求我们尽量物色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到文联来，为他们创造成长条件，使他们尽快成长。
彝族作家吉霍旺甲那时在楚雄师专读书，酷爱写作小说，在校时写了几篇小说在《金沙江文艺》、《滇池》等刊物上发表，发表后反映很好，文学界的朋友们都看好他，认为他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可塑之才。特别是他的小说“山里的女人”在《滇池》发表后，文联还专为他开过作品讨论会，更引起了省内文学界的关注。李乔读过他的作品后，特意向我打听作者情况。我告诉李乔是一位来自小凉山的彝族青年，现在校读书。李乔十分激动地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盯紧他，毕业后最好想办法把他留下来，他是能写出东西的人。
临近毕业，纳世华同志找到我们，说李乔同志专门向他推荐了吉霍旺甲，建议我们考虑把他留下来。记忆中纳世华同志无论大事小事，找到我们时总是用这种建议商量的口吻和我们说话，从不曾有过那种上级领导居高临下的时候。也许是这个原因，使得我十分愿意同他打交道。也许生性使然，对那种自以为是领导就一定高人一等，说话总喜欢装腔作势的人，我十分反感，若是为私事，宁可失去一些机会，也不愿屈尊在那些人面前看嘴脸。若为工作不得不打交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听完“指示”后立马走人，多一分钟都不停留。但同这位部长打交道不一样，同他无论是谈工作还是聊私事，他都会用一种平等的姿态来对待你，不打官腔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音不很大，却总是有种实话实说的味道，让人感觉事情无论说得成还是说不成，心里都顺畅。按当时的政策，吉霍旺甲不是从楚雄州招来的，毕业后必须回到原来的地州。以文联的能耐，要同教委方面说通这一点让他留下来，是十分困难的。当我们表示了人我们也想留，但恐怕教委那边不容易说通。纳世华同志马上表态，只要你们愿留他，其他事我来想办法。后来他是用留校的办法把吉霍旺甲留了下来，过了一年多，文联才把吉霍旺甲调到《金沙江文艺》当编辑。
《五朵金花》的作者王公浦写了一部反映当代彝族走出山门，投身改革大潮题材的电影剧本，找到楚雄州，希望楚雄这个彝族自治州能够给予帮助，早日把这部电影拍摄出来。那天纳世华同志叫我到宣传部，进门见到公浦老师也坐在他办公室，我和公浦老师打招呼，纳世华同志说，原来你们是老熟人，我就不用再介绍了。接下来他开门见山告诉我说公浦写了个剧本，先请文联的同志看看，提出修改意见，待剧本修改得差不多，州里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以当时楚雄州的财力来看，我们以为搞电影投资十分大，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单独向纳世华同志谈了这一看法，说你这个宣传部长最多也只能支配几千元钱，拍摄电影可是动辄十几几十万的事，他却宽慰我，钱我们固然拿不出多少，但作家有积极性，电影厂也感兴趣，毕竟是件好事，只要本子改好，电影厂决定投拍，钱的事我尽量协调，能拿多少算多少。当然我们尽到力，如果最后资金缺口实在大，拍摄不了，也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这可是我们州第一次涉足搞电影故事片，万事开头难，你们要尽心，大家齐心合力，争取完成我们州在电影艺术方面零的突破。
后来，文联专门安排人陪同王公浦深入到大姚桂花等彝族聚居地区深入生活，回到楚雄后又对剧本修改提了许多具体意见。电影厂导演来后，我们又和导演有过较深入接触，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王公浦剧本在改了几稿后，比之前有了较大起色，电影厂终于决定投入拍摄。这就是我州历史上第一部由州人民政府挂名参与拍摄的故事片《金马樱 银马樱》。
文联当时就三、两间办公室，还是州文化局的房子。我们向他反映，作为一个单位，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总得有自己的办公地点。他说困难大家克服几年，现在以州里的财力，安排你们盖也不现实，但请你们放心，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当然，这种解决也只能是逐步来。后来彝族文化研究所建盖了新的办公楼，搬出文化局大院，纳世华同志主动协调相关单位，作出将文化局大院内原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办公、职工住房全部划拨归文联所有的决定，并下发文件。从此，州文联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几间住房。到州图书馆建盖的新馆投入使用后，纳世华同志虽已不再担任文联主席，也离开了宣传部长的岗位，就任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之职，但他对文联的关心一如既往，主动提出将州图书馆旧楼全部划归文联的建议。这项建议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后获准通过，由政府发文把州图书馆原来的办公、住房房产全部划归州文联。至此，从1979年州文联成立几年来一直没有自己办公地点的困难得到解决。也正是有了这幢办公楼和这块地皮，后来州里决定建盖新的文化大楼时，州文联才有条件在新建的文化大楼分到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今天，州文联和《金沙江文艺》有了自己宽敞的办公地点，每当我坐在窗机明亮的办公室里翻阅稿件时，总难免要想到纳世华同志。
我们常说不要过多强调个人作用，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的。道理没错，但没有热心关注文艺事业发展的领导帮助创造条件，仅凭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化人四处奔走呼叫，事情怕也是很难办成的。就云南省而言，地州一级文联成立时间和楚雄差不多的就有多家，有的至今仍然没有个象样的办公地点，可以从另一方面应证主管领导的重视与否对文联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纳世华之前之后的各届宣传部长，作为文联的主管领导，他们对文联发展的关心都是一如既往的，只不过是各有特点各有侧重而已，有的帮助文联解决了人员编制，有的帮文联解决了经费等等。而纳世华则费心费力，帮助文联较彻底的解决了办公地点。
对文化人，纳世华同志似乎有着较多的理解。一段时间文联人员紧缺，在岗的人多是刊物编辑还要兼一点别的事。我在编辑部办刊物还要做文联的许多事，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十多年。一次他约我到他办公室有过一次长谈，那时他已是州委副书记，当然还是分管意识形态。他开门见山，希望我能考虑一下在文联多承担一些行政事务。这一说，我急了，忙对他说，千万别这样，行政事务非我所长。他说这十多年干下来不是干得很好吗？我说你不知道，其实搞行政工作我是不得而已的，老主席是我写作的老师，他叫我去听会，我不能拒绝，他叫我写年终总结，我也不能推脱。其实我在干这些事时通常是人到心不到，坐在那里装样子完全出于应付差事。也不怕你不高兴，我这人最怕就是听会，可搞行政，听会是基本功。他沉默良久，说你就对我说心里话，在搞业务和搞行政之间，如果有机会让你自己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我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当然我只适合搞业务，写作时我是愉快的，谈文学时我心情是舒畅的，创作的甘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的享受。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不太可能写出厚重的作品，但我喜欢做这事，那怕只能写出些无足轻重的作品，也是我喜欢干的事。他听我一口气讲了许多，终于说了句，是啊，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确是人生的一大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那一刻我几乎是惊呆了，我不曾料到这话会出自他的口，一位从事行政领导多年的人，我常听到的多是要理解领导对你的关心爱护和信任，个人想法要服从组织安排之类。既然想好了，我们就换个话题，他接着要我谈谈个人看法，由谁来接老主席的班更合适。
那一次谈话，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直至今日，我从心里还十分感激他能理解一个文化人并尊重我个人的选择，没有强迫我去干我不愿干的事。
从他到州委宣传部直到他从州委副书记任上调云南艺术学院，和他相处十余年，就是他到昆明后，上去不时也抽空去看他。
最初一次是他调艺术学院不久，因筹办彝族老作家李乔创作生涯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他还在楚雄，当时主要由红河、楚雄两家商议发起，他是大力支持的。他说，李乔是我们彝族的骄傲，八十多岁的老人写了整整六十年，真是不容易，一定要办好这次活动。但到要举办活动时，已是1990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原来参与筹备的单位或人员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个活动搞还是不搞，是按原来设想的搞还是降低档次缩小规模搞，一时都成了问题。因为是他在任时定的事，找别的领导也不好表态，我们只好专程上昆找他请示。
上昆前，我心里也在打问号，他是否还会支持这次活动？毕竟他拍板后情况又发生了较大变化，且作为官场中的人，对这种变化总会格外敏感，如果他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肯定就不会再象以前一样支持这次活动了，为一位老作家举办活动而招来麻烦，对他来说是极不合算的。出乎意料的是，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后，他的态度令人十分高兴，他说，李乔是位老作家，对彝族文学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实事求是讲，为他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在于促进彝族文学更好的发展，我们充分肯定李乔老先生的是他六十年来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对彝族文学的突出贡献，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只要把握住这一点，我的意见是活动就按原订的搞，没有必要再作改变。我已和州里有关领导通过气，如果再征求意见，你们就告诉他们这是代表楚雄州的意见。
由于楚雄方面坚持这种按原计划办的态度，为那次活动如期按原计划举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活动举办时，中国作协、人民出版社等许多单位都专门派来了人，朱子奇、马拉沁夫等在全国文坛上极有份量的人也专程到会祝贺，使那次会议开得十分成功，而楚雄方面也按原来议定的，在会议开幕时为李乔献上了一对景德镇瓷花瓶，代表全州彝族人民祝贺李乔老人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后来在石屏李乔家老屋，李乔对我说，老熊，你们楚雄对我的情意我是铭记在心了，回去后请你一定转告楚雄的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纳世华同志的为人又多了一层了解，自然也对他增添了一些敬重。
为官不可能一辈子，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我不时用这样的话来评说某些只讲为官之道，不求做人之理的官员。以我对纳世华同志的了解，我以为他是一位既讲为官之道也重做人之理的人，因此，在我写过为数不多思念故人的文章中，他是我唯一写过的一位官员。
2004年清明
附：
中国共产党党员，云南艺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纳世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2月20日21时31分在昆明去世，享年64岁。
纳世华同志于1939年11月10日出生于云南永仁县维的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6年7月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毕业，1968年8月分配到大姚一中任教，1969年7月在大姚县革委宣传组任报道组组长，1976年3月在永仁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81年8月在楚雄州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1983年7月任楚雄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6年3月任楚雄州委常委、副州长，1989年12月任楚雄州委常委、州委副书记，1990年9月任云南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93年2月任云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2000年5月退休。
纳世华同志从事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30余年，不论调动到什么岗位，他都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尊重组织，关心群众，以身作则，带头实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努力奉献。
纳世华同志任云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后，在高校这块意识形态的阵地上，他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牢固树立阵地意识，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广大干部和艺术家，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每当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他总是带头学习，认真贯彻落实。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他撰写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在同“****功”邪教的斗争中，他撰写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心得体会，并一个系一个系地给学生上形势政策课，深入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纳世华同志在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工作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根据学校的特点提出了“打基础、长才干、出特色、上水平”的办学思路，学理论、抓改革、促稳定、求发展，使学校各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主张超前思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他的积极工作和大力倡导下，学院从规模、质量等方面入手，在教书育人、人才培养、教育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
纳世华同志身体力行，带头实干。他的一生总是力求依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号召群众，共同奋进。在学校整治校园环境中，只见他戴着草帽，挽着裤腿，现场指挥，亲自示范。退休后，他仍念念不忘未尽的事业，在上级党组织派他到丽江等地开展的“三学”活动中，他爬山涉水、走村串寨，不顾劳累，指导乡村党支部为群众办了一件件修路、建桥、引水、退耕还林的实事、好事，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纳世华同志坚持正义立场，从不曲意逢迎，他敢于坚持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他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作风朴实，发奋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曾被省委高校工委、省教委评为“云南省高校德育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纳世华同志的一生是朴实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亲人、战友、同志将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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