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恩溥传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历史时期之一。
时势造英雄。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滇东北偏僻的昭通地区涌现出了一批政治风云人物。这批人物中，有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军事家罗炳辉将军，中共早期高层领导刘平楷烈士，还有左右整个民国年间云南政局，在云南叱咤风云的唐继尧、龙云、卢汉等人。安恩溥先生是这批政治风云人物中的一个，他自1916年投笔从戎，参加护国军后，通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逐步成为滇军高级将领之一，于1926年起到1943年的18年中，先后在滇军中担任过副团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务，并率部北上抗日，转战于湘鄂赣间，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又驻守南滇，与日寇抗衡。此后，他放弃了行伍生涯，开始从政，先后担任过南京立法院委员、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兼省训团教育长。
在安恩溥等人的策动下，云南起义后，他又先后担任过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行政处长、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云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并于1950年继续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至1958年。
安恩溥严于治军，肯为地方办实事，为政清正廉洁，深为世人所称道，因此，当时有将其指挥部称“大成殿”者，有称其为“安青天”者。不管这些称呼是否科学，但，谁为民为国办了好事，那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人民也是不会忘记他的，在他千秋之后，这一点更能显示出来。
“人生在世何所似，恰似鸿瓜留雪泥”，安恩溥先生能在老百姓中留下一个好名声，仅仅有这样一点，他也应该是十分满足的了。
一、青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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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恩溥，彝族，原名安德鸿，后更名为安德化，字恩溥，云南省镇雄直隶州上南五甲(现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场坝乡麻塘村)瓜竹沟(花竹沟)人，清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十日(1894．5．14)生。
镇雄地处云南省东北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北麓，襟黔带蜀，东北角的德隆，东连贵州林口，北邻四川水潦，素有“鸡鸣三省”的美称。镇雄是云南的第一大县，全县总面积为3698．14平方公里，境内山峰林立，雄关遍布，沟壑纵横，道路崎岖。赤水河、白水江、翟底河、筒车河穿流于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间，流水湍急，喧豗雷动，蜿蜒曲折数百里，滚滚滔滔，流人长江。
镇雄是祖国西南的一块文明古地。从现在镇雄境内已出土的人类犬齿、新石器时期的石斧、西周时的青铜斧、西汉五铢钱等证实，镇雄历史悠久。据考证，镇雄古为屈流大雄甸，西汉至南北朝时期属南广，隋唐时期属协州，后改为芒部，宋时属西南蕃部都大巡检史司，元置芒部军民总管府，明嘉靖五年改为镇雄府，清雍正五年改土归流，次年降为镇雄直隶州，民国二年又降为县，并从镇雄先后分出彝良、威信两县。
彝族是镇雄最古老的居民。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当时有人口1014833人，其中彝族62920人，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66．7％，是全县少数民族最多的民族。远古时期的彝族先民以狩猎和游牧为生，到处迁徙。据彝文古代典籍《西南彝志》记载，早在彝族六祖分支之前，彝族的尼能、实勺等著名部落便活动在滇中、滇东北一带。彝族先民还在西南组织了“夜郎国”，《贵州通志?前事志》中说：“夜郎之为国，不知何姓，其先亦不知何始。或曰周武王伐纣，卢人从之，卢即唐之泸；夜郎直其南，殆卢夷之属国也，至周末夜郎始著。”据有关史学工作者考证，镇雄当时属夜郎国势力范围。
“六祖分支”是彝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四川大渡河以西广阔地区史称“旄牛徼外”，是彝族先民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末，彝族先民在部落酋长希慕遮率领下迁入四川中部地区，其后人在金沙江流域繁衍。据大量彝文典籍记载和史学工作者考证，西周末年，由于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洪水泛滥，居住在金沙江流域的彝族部落向各地迁徙，其中一部在酋长仲牟由(又译为笃慕，希慕遮第三十世孙)率领南下到“木雅洛宜山”，即今乌蒙山区的“洛宜山”，并以此为中心，占据了东川、会泽、禄劝一带。仲牟由六个儿子——彝族六祖强盛起来，分为六个大的支系，并逐步向外扩展，占领了西南广大地域，其幼子慕济济在滇东北一带发展，为六部中的默部。
东汉初年，慕济济十九世孙勿阿纳率部由东川迁徙到南广鹿里(现镇雄境)，征服附近土著，并沿六冲河(乌江源头，在镇雄境)扩展到黔西北一带。东汉末期，勿阿纳第四世孙勺雅妥(汉文献记载为“阿统”)以其长子妥芒布(又称芒布、莫哺、妥蒙、妥孟)分管赫默仲显(今镇雄一带)，幼子妥阿哲(又称阿哲、火济、妥孟)分管水西(今大方、黔西一带)。蜀汉期间，妥芒布、妥阿哲兄弟助诸葛亮南征孟获有功，封妥阿哲为罗甸王，世长水西，为水西安氏之祖；妥芒布世长镇雄，为镇雄陇氏之祖。
相传，安恩溥祖上是湖南南部著名的彝族土司之一，其彝姓为“哪诺”，明朝嘉靖年间改土归流，“哪诺”等几家居住在湖南的彝族土司起兵反抗，失败后退到湘黔边界。此后，明王朝改剿为抚，准予保留其土司称谓，并分别封官赐姓，“哪诺”家赐姓为“安”，封于贵州水西。清雍正年间第二次改土归流，安氏又起兵反抗。在由汉至清的漫长岁月里，川滇黔边区土司世代为亲，安氏起兵反抗失败后，便逃到滇黔边界的镇雄州场坝一带。现镇雄县场坝乡有个叫营盘的地方，当地人又称之为安家营，相传即为安氏之祖迁到镇雄时的驻地。
俗话说，货离乡则贵，人离乡则贱，安氏逃到镇雄后，无异于寄人篱下，当日土司的显要地位已不复存在，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地位也日渐低下，到安恩溥父亲一代，虽依靠祖业过着还算富裕的生活，但却无权无势，常受地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欺压。
(二)
镇雄有“穷不离猪，富不离书”之说，为了摆脱被欺负的地位，安恩溥父亲将希望寄托在四个儿子的身上，并把他们都送到乡间私塾中去读书。此后，安恩溥弟兄果然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殷切期望，除安恩溥外，其胞弟安纯三投军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等职务，并于解放前昔当上了国民党昭通专员公署专员兼昭鲁会巧剿匪指挥官；同父异母的三弟安德芳在家，四弟安德馨也投军，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安恩溥还未满6岁，父亲就把他送进了私塾。幼年的安恩溥看到父亲经常遭人侮辱，心中十分难过，因此，下决心要发奋图强，读书练武，成为文武全才，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正如他在后来总结时所说的：彝族有点祖业，但文化落后，改土归流后官场无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和统治者竞争。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安恩溥学习刻苦努力，数年之间，读了不少经史著述。
安恩溥13岁时，母亲陇老夫人病故，其父无力续弦，便到族间入赘。
随着新学的提倡，镇雄州于宣统元年(1909年)开设高等小学1所，初等小学8所。已不满足成天学习传统经史教材的安恩溥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与父亲商量，进城应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等小学，成为镇雄州高等小学第一届学生。在学校中，安恩溥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逐步改变了对宇宙、对人生、对命运等问题的看法，进一步树立勤奋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思想。
安恩溥在镇雄州公立高等学校读书期间，正是辛亥革命这一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的时期。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在指示四川主盟人黄树中时，便高瞻远瞩地向黄树中强调指出，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要他“及时图之”。此后，同盟会会员在四川江油、泸州、成都、叙府(现宜宾)等地发动起义。
镇雄州地处川滇黔边区，与叙府、泸洲等地一衣带水，毗邻相依，镇雄的居民，不少就是清末由川南一带迁入的，他们的亲戚朋友，多在川南，因此，镇雄人在思想上、风俗习惯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地受着四川的影响。民主革命运动在四川如火如荼，镇雄不少青年人受到影响，便纷纷外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了反清斗争。在这些外出的青年中，张邦翰先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便在越南河内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先生，奔走于南洋群岛及香港、澳门之间，鼓吹革命；彭肇康、蒋文华等人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期间，受到李根源等人的影响，也先后加人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并把《云南》、《革命军》等进步书刊传到镇雄，使镇雄的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早已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不满的镇雄进步知识分子，也在镇雄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开展反清的宣传，组织反清的斗争。1911年，镇雄州学正李南斌暗地与县城王慎修等百余人联系，歃血为盟，发誓效忠同盟会，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民国。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云南重九起义后，王慎修等举义旗，将知州陆飞鸿赶走，此后，又在镇雄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并组织学生捣毁庙宇神像，破除封建迷信。
安恩溥在学校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了实践教育救国之路，1913年，年轻的安恩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放弃原来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考入了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完全科，准备学成归来，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
1913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倒行逆施，专制独裁，出卖祖国利益，并于1915年12月恢复帝制。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发起了以反袁讨逆，拥护共和为宗旨的“护国战争”。
1916年初，安恩溥经杨鉴涵、高竹溪介绍在昭通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是民国初年的资产阶级政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组成，重举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安恩溥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后，积极参加反对帝制，恢复共和的活动。正在这时，护国军先锋第一军第一梯团经昭通人川，昭通大批热血男儿自动相约前来，要求人伍当兵，安恩溥就是其中的一个。经过严格挑选，安恩溥等数十人被选中并作为后备队编人第一梯团，参加护国战争，随军人川1月中旬安恩溥在川滇边参加了滩头、黄桷树、横江、安边等地的战斗后，随军乘胜向叙府挺进，于1月21日进占叙府及其附近的宗场、后沙场。本月底至次月初，安恩溥随军参加了悲壮的叙府争夺战，将五倍于护国军之敌击退，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部。
由于安恩溥工作努力，作战勇敢，先后在第一梯团被提拔担任募兵委员、排长、连长等职务。
护国战争结束，唐继尧控制了云、贵两省后，企图进一步向四川发展，把四川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引起了川滇黔三省军阀混战。此后，唐继尧又以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为名，发动了“靖国战争”，安恩溥参加了靖国之役，并于1918年在当地参加了与革命党有一定联系的、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性质的民间团体哥老会，利用这一群众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宣传进步思想的活动。
1919年7月，安恩溥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为讲武堂第14期学员。安恩溥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期间，结识了此后云南最为显赫的人物——龙云。此时，龙云在云南大都督唐继尧部任 攸飞军大队长，攸飞军是卫护唐继尧安全的警卫部队，地位和生活待遇都优于别的军队，唐继尧委龙云为佽飞军大队长，充分表现了唐继尧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因安恩溥参加过护国战争，龙云是昭通人，与安恩溥有同乡之谊，又同为彝族，相互之间建立了友谊，在龙云的建议下，学校免去了对安恩溥的实兵指挥考试。此后，安恩溥又不断得到龙云的关照，逐步成为云南民国时期党政军中的显要人物之一。
1921年初，安恩溥毕业后在滇军十三团中任连长。由于唐继尧下野，龙云等部在云南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并担心顾 品珍对自己不利，本年秋，龙云等部以响应孙中山护法，讨伐陆荣廷桂军的名义进兵广西，安恩溥随龙云出师，参加了攻克柳州之役。广西平定后，孙中山计划重整护法旗鼓，北伐中原，但，唐继尧不顾大局，于1922年春率龙云等部回滇与顾品珍争权，并将驻柳州的滇军4000多人编为4个军，安恩溥部隶属于龙云为代理军长的第一军。
唐继尧“二次回滇”，重掌云南政权后，委任龙云为第五军军长，安恩溥相继担任第五军十六团参军副官、营长等职务。1923年，安恩溥又任滇东镇守使少校副官，并于1925年参加滇桂战争。
(四)
1927年云南“二六”政变后，龙云成为云南首屈一指的显赫人物，安恩溥也得到提拔，相继担任了滇军第五军七旅十三团营长、中校大队长、副团长等职务。
同年，胡若愚发动“六一四”政变，囚禁龙云。不久，卢汉等人反攻昆明，原第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旅改编为师，团改编为旅，营改编为团，其第二师师长为卢汉，安恩溥任二师二旅六团团长，并参加在祥云、禄丰一带与胡若愚、张汝骥的激战。
龙云击败胡、张在云南重新得势后，安恩溥等人打算组织彝族团体，并与云南的显要人物陆亚夫、卢永祥、禄国藩等人聚会。聚会中他们追述了彝族悠久的历史，认为彝族是庄踽人滇之前来自楚国的竹王后裔，相传楚国有女浴于沅水，见一竹筒在水上飘浮，扣之有五音之声，便泅携上岸，剖而视之，系一男性。孩子成人后，力大无穷，率众攻占苗人先据有的黔地，进而占领了云南，号称竹佉王，臣服于周。
竹王后裔与中原信使往还，至汉不绝，而汉时著名的史学家班固、班昭，外交家班超的先祖，皆竹王后裔又回中原的人。他们认为今滇东北苗人仍称彝人为老汉人，意即后来侵略苗人的是汉人，先来侵略苗人的是彝人。过去彝人自称“溜叟”，因彝人习用鼎炊为食，后来一般人和汉人都称彝人为爨人，到晋时彝人之首为爨王。“夷人”之称，系历代王朝歧视的称谓，后来彝人中懂汉字者强为解释，说大人背弓为夷，是尚武，于是就安于“夷人”的称呼了。
聚会中指出彝族有自己的文化和丧葬祭祀习俗。他们认为彝文是与仓颉同时的佉卢所造。仓颉造字直书右行，流行于黄河流域，佉卢造字直书左行，流传于长江流域，单字很多，比汉文难学，但，司祭祀的毕摩、巫师等世袭专业者必学。黑彝尚学，其上层也有通彝书的。彝族典籍多系抄录本，分为历史、礼仪、祭祀三类。彝历法“建子”，阴历十月初一过年，每年节日，多同于周正，婚丧冠祭，近于周俗，婚嫁纳采、纳聘、迎亲的仪式，多似礼仪所载。
通过聚会交谈，他们认为彝族既然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便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必外求。尚始祖，尊先师是彝族的传统，竹王是彝族的始祖，佉卢是彝族的先师，彝族人家堂屋正中供祖先，右角高处设有佉卢位，过节一同献食奠酒致敬。他们计划组织“竹王会”，“佉卢学会”。后来“竹王会”和“佉卢学会”虽因意见分歧未能组织，但在龙云统治云南期间，却逐步形成了以龙云、卢汉为首的“龙、卢、安、陇”四大家族，他们都是彝族(黑彝)上层，是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军政上层集团，掌握着云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安恩溥成了“四大家族”中安氏家族的代表。
二、驻昭九年
1929年至1937年间，安恩溥被龙云委以驻防昭通的重任，在9年的时间中，他严于治军，为稳定昭通社会秩序，发展昭通经济作了不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奉命两次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并参加了镇压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
1928年初，龙云的力量在云南占了上风，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省主席，4天以后，又任命龙云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安恩溥也相继担任了云南省军需局局长、补充大队大队长。
在云南动荡不安，百废待兴的岁月，龙云为了巩固自己在云雨的地位，必然要进一步击败对手，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为此，龙云对派驻各地的方面大员进行了认真的思索。
安恩溥胸怀报国为民之志，清正廉洁，作战勇敢，又对自己忠心耿耿，被龙云看重并选中。1929年，龙云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暂编第一团团长，并奉命驻防昭通，除管军务外，还兼管昭通所辖11县的政务，兼任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委员。1930年，又委任安恩溥为二旅旅长。
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龙云委派安恩溥驻防昭通，让他总揽滇东北一方的军政大权，充分体现了他对安恩溥的重用和信任。
首先，昭通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昭通地区位于滇东北乌蒙高原，当时下辖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11个县，总面积为2．3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84万人，其中，彝、苗、回等少数民族约18万人。昭通西隔金沙江与西康省的会理、宁南两县及大凉山相邻，北连四川省的雷波、屏山、宜宾、高县、筠连、珙县、叙永等县，东与贵州省的赫章、威宁、毕节三县毗邻，南与云南曲靖接壤，是滇川康黔四省结合部，四省经济、文化交往的枢扭，又是云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有“雄镇南滇，咽喉西蜀”之说。由于河流切割，昭通境内河谷纵横，山峰林立，雄关遍布，地形复杂，交通埂塞，易守难攻，实为川滇黔结合部的战略要地。此时，在云南“六二六”政变被龙云击败的胡若愚逃亡到了四川，欲借川军回滇，与龙云争权，龙云派安恩溥率暂编二团驻防三省冲要——云南北大门之地，实为防止胡若愚卷土重来，巩固自己在云南地位的重要部署之一。
其次，昭通11县，匪患尤烈，如无干练之才，为民除害之志，是无法稳定这一广袤地区的社会治安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加上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昭通11县，土匪猖獗，贵州、四川土匪也常到昭通打家劫舍，攻打村镇，有的甚至攻打县城，闹得人心惶惶。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民国十四年二月，昭通团队送新兵到省，回到江底被土匪将枪提尽，并进据桃园以窥视昭通；次年2月，威宁股匪虎云彪、刘云山等屡犯昭通，民国十六年宣威股匪韩甲甲率部窜扰昭通南区，十七年十一月南区土硐硐又发现股匪。昭属其余各县也饱受土匪蹂躏，出现市面“一日三惊”，“芝兰之室，亦生荆棘”的局面。土匪的活动，给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可恨的是，连一些到昭通一带进行科研考察的科学家也被土匪杀害。1928年冬，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赵亚曾到云贵高原进行地质考查，采集了不少宝贵的地质标本。考察结束时，他雇几个民夫将标本挑运到四川，经昭通时夜宿于昭通附近的北闸。愚味无知的威宁土匪认为赵亚曾带着看得见地下宝贝的“穿山镜”，到云南探宝，已获宝贝数挑，将运到四川，便聚众抢劫北闸，将赵亚曾杀害。龙云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地位，便派兵到各地清剿土匪，安恩溥被派到云南匪患最烈的昭通，这说明龙云相信他能完成清剿在这一带活动的土匪的这一任务。
第三，动乱之后，百废待兴，如无为地方谋利之心，经济之才，也无法使昭通经济得到发展。昭通是龙云的故乡，安恩溥是昭通属的镇雄人，龙云派安恩溥到昭通，也含有“以地方人办地方事”之意，因此，在安恩溥走马上任之前，龙云曾面谕安恩溥：“昭通经胡张两军残破之余，伏莽滋蔓，治军之暇，亟宜考查吏治，注重民生及拓新清官亭园，俾观感有资，致臻上理，使吾父老兄弟乐于兵燹后得苏其困也。”
龙云没有错用安恩溥，安恩溥也没有辜负龙云的重托，他在总揽了滇东北的军政大权，成了云南的方面大员之后，并未飞扬跋扈，欺压人民，而是尽其能力，为地方多办实事，促进了昭通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人称道，在昭通等地方上留下了“安青天”的美名。
(二)
驻昭期间，他为人所称道的严以治军已初见端倪。他以严明纪律，端正作风为治军的唯一宗旨，并根据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制定了“三训”和“三戒”，用斗大的字书写于训练场上。其“三训”为“诚字神圣，勤字万能，我字万恶”，“三戒”为“戒吹(吸鸦片在昭通一带称为吹烟)、戒赌、戒嫖”。他经常以“三训”、“三戒”教育官兵，要求部下要以此为做人准则，对国对民忠贞不贰，勤学苦练，戒除恶习，学好本领，为国效力。
在二旅军中，安恩溥要求下属各部在每次进餐前都要集合唱一只歌，这支歌的歌词是：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人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之职。
安恩溥对部下管束很严，他派出武装巡查队，昼夜巡查，一方面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又纠察军纪，具有宪兵的职能。他十分注重军民关系。矫枉必须过正，在老百姓畏兵如虎的民国年间，为了纠正旧军队欺压百姓的恶习，当部下与老百姓发生争执时，他不论是否自己的部下有理，都要将其先行关押，继而向老百姓赔礼道歉，再进行调查，作出恰当的处理。他的这种做法，深得当地老百姓的赞扬，并称赞说：“只有安公的兵怕老百姓。”
在训练和行军打仗中，他严格要求部下，不得损害群众的庄稼和财物。一次，安恩溥率部野外演习，途经巧家县，时逢甘蔗成熟。此时，骄阳当头，人人口干舌渴，见到甘蔗都馋涎欲滴。为了保护群众庄稼，他便下令部队在行军时不准吃甘蔗，于是，行军一天，无一人违纪，沿途不见蔗渣。直到宿营后，安恩溥才派人购买大捆大捆的甘蔗来发给士兵，让他们饱尝朵颐之快。一年，安恩溥率部到镇雄大湾子，多年来，镇雄人民饱受土匪和军阀部队的危害，听说又有军队来了，大湾子街上的青年和妇女都纷纷上山躲避，后来听说是安旅长的部下，都又迅速从深山老林中回到家中，并照常各自营生，与同期到镇雄滇军的其它部队和川军的模范师“沿途骚掳，一路劫掠，强行拉夫，草菅人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他严于治军，在昭通、镇雄一带流传着“安青天，XX半边，XXX来了冲破天”的民谣，赞扬他率的军队不象滇军其它一些人率的部队那样胡作非为，骚扰民间。
(三)
安恩溥到昭通后，多次率部剿灭在川滇黔边区活动的土匪武装和绿林武装，为稳定昭通地区的社会秩序做了不少工作。
1930年春，安恩溥率部清剿在昭通、威宁边界活动的土匪刘金全。为了减少伤亡，他命常绍群前往招安，到刘金全山寨中陈述利害，晓以大义，完成招安任务。本年秋，又率部到贵州赫章，清剿在滇黔川边区活动的绿林武装席大明部，将席大明部击溃。
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安恩溥还注意昭通的经济建设。他到昭通不久，便通过考查，会集昭通、鲁甸绅民商议修浚昭鲁大河，倡议修筑昭通至威宁的公路，又组建了昭通民众实业公司，开采昭通东区煤矿和大关茅坝山铁矿，扩建昭通城内的西街、陡街和清官亭，修建迎丰桥。由于其政迹卓著，1939年，昭通县政府在《云南昭通调查报告》中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昭通历任县长对于地方建设，社会教育等均有贡献，而安恩溥办实业、兴水利、拓垦殖、建公路，政绩尤丰。
昭通至鲁甸数十里平川，总面积为524平方公里，在云南坝子中名列第四，其间土地肥沃，日照丰富，有利济河、干河、擦拉河(又名高鲁河)、洒渔河等四条大河纵横其间，故水源充足，为宜农之区。昭鲁坝子开发较早，据历史记载，西汉平帝年间，蜀人文齐到昭通任职，便率当地夷汉人民“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传为千古佳话。但由于社会动荡，年久失修，农田“悉受水患”，“国计民生，众受其害”。民以食为天，要稳定社会，必先兴农，而兴农必以兴修水利为首。
安恩溥到昭通不久，便倡议兴修昭鲁大河。昭鲁大河发源于鲁甸大黑山，上游为桃园河、鲁甸河，汇合中河与小龙洞河后为擦拉河，汇合到济河后名昭鲁大河，最后流人洒渔河，全长32公里。由于水的源头高，水流湍急，下游河段流人洒渔河出口处的老鸦岩，全为石峡，水流湍急，被当地人称为“石龙过江”。老鸦岩地势较高，夏日水涨，水流受阻，经常泛滥成灾，“沿河数十里之良田尽受其害”。
为了解决水患，自从17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便开始了对昭鲁大河的治河工程，但均收效不大，并由此而引起了不少的纠纷。
据历史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昭鲁交界处筑堤坝50余米，并于堤上建闸控制水的流量，致使鲁甸沿河一带常遭水患，百姓多次诉讼未得解决，到嘉庆七年(1802年)，鲁甸人以水涨淹田为由，集众毁堤拆桥，昭通人廪生李周前往调解，被鲁甸王太安杀害，昭属农民和鲁属六甲7户农民同时上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省总督府召集昭鲁官绅会勘，决定修复堤埂石桥，并将王安太处以流刑，上下河道各自由昭鲁两县农民各自分段岁修。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修复堤桥，并立碑记其始末，称桥为得胜桥，关水塘为得胜塘。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和咸丰元年(1851年)，昭通知县捐款修整昭鲁河，并在下游修沟配坝，沟称官沟，坝称石龙坝。坝筑于两岩之间，形如天生，人称天生坝，沟坝修成，洪水稍有宣泄。
咸丰十年(1860年)昭通知县孙廷仪查知旧圃街后海子河每年有大量泥沙流人昭鲁大河，泥沙淤集成灾，便下令按土地摊派，每亩出银一两，集资购买大沙坝民田建集沙围，在都济村开新河段，河口建滚水坝堵截流沙，减轻下游堵塞。同治年间，因民族纠纷得胜桥桥闸被毁，洪患依然如故。
光绪五年(1879年)昭通知县荣昭主持治理昭鲁大河出水口石峡，采取焚石爆石法，从四川购进煤油数吨焚烧石滩，无效停止。为了减轻水患，后又立碑命令严禁在此采石，以免泥沙淤河。光绪六年，荣昭主持重建石桥，并疏浚河道，仍然未能解决问题。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1892年至1893年)知府龙文以工代赈，清除河中泥沙，但老鸦滩仍未得治，百姓讽刺说：“千把锄头万把凿，府公耐我石龙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龙文仍以工代赈，在得胜桥旁建石桥一座，加速泄洪。
民国八年(1919年)又遭水患，郡绅李湛阳与地方人士仍以工代赈，在浚河清淤中虽已认为水流不畅，多发水患，是因老鸦岩石滩阻塞，清除石滩是治河的关键，但由于工程量较大，资金短缺，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民国十三年(1924年)龙云回昭通治丧，要求昭通知府符廷铨开凿新河(人称龙公河)，要求鲁甸知县张瑞珂疏浚黄硝沟段，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洪水的压力，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比较好地解决昭鲁大河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水患问题，1930年8月，通过实地考查后，安恩溥召集“昭通绅民会议”，决定修浚昭鲁大河，并将情况上报省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接到报告后，立即任命安恩溥督办昭鲁水利。
1931年1月，安恩溥宣誓就职，并与昭鲁两县有关人员商议后，制定了治河办法。其主要内容是：(1)上游挑挖河身。(2)昭鲁大河出口处开凿老鸦岩石峡。(3)在昭鲁两处设立水利工程处，具体指挥治理工作及今后的维护。整治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测量河道，第二步是加高加固高鲁河河堤，挖开大沙坝，排除农田积水。第三步是凿深老鸦岩过江石峡，保证洪水季节河水畅通无阻。为了使工程顺利开展，安恩溥通过调查，将昭通境内河段分为五段，对每段的工作作了详尽具体的安排，并委派专人负责。
为了筹集经费，安恩溥还与地方士绅商议决定，除由省府补助及地方拨款外，其大宗款项由乡间水利工程的直接、间接受益者按受益程度大小派捐出工，做到有钱出钱，无钱出力。
治河工程于1931年2月7日动工，8月基本竣工，共投资国币288824．6元，投工2664003个，开挖土方524000立方米，炸石方47600立方米，炸深老鸦岩石滩2米，同时疏通了所乐河、小龙洞河、中箐河、龙公河等支流。
昭鲁大河治河工程第一次炸老鸦石滩成功，初步解除了多年来沿河两岸水患之忧，泄洪护地50000余亩，对昭通、鲁甸两县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1954年后对昭鲁大河进一步的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昭鲁大河两岸五谷丰登，百姓悦乐，《民国昭通县志稿》称赞说：“迄于今日，昭通西南两区一带水淹洼地悉得栽种，即遇大雨亦无浸患之虞，造福桑梓，增加农产，厥功匪浅矣。”
利济河又名荔枝河，发源于龙洞，环绕昭通城，河水澄澈清洁，夹岸绿树成荫，幽静宜人，昭通著名学者张希鲁在其诗作《步荔枝河》中称其地“潺潺坝束水，蒙蒙岸穿柳”，“烟花五色乱，肥柳一片绿，昨夜下微雨，清溪可濯足”。由于其地风景幽美，文人学士们便将其列为“昭通八景”之一，给这个地方取了个“利济浮光”的美名。民国年间利济河为昭通城主要饮用水源。由于多年失修，河道淤塞，两岸田亩常被淹没，同时，河水也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污染，影响饮水质量。民国十年(1921年)，昭通县政府和当地士绅商量后集资于城西北角修建滤水池，解善了饮用水的卫生，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治理昭鲁大河的同时，安恩溥于1931年春决定疏通利济河，做到大河顺畅，小河贯通，基本解除两岸水患，并从根本上解决了饮用水污染的问题。
为了推动昭通经济发展，1931年安恩溥创办了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年间，在昭通的集市、金融、商店、公司中，公司最引人注目。实业公司是由昭通机关团体投资及民众集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创办之初，有资本20多万银币。安恩溥与公司股东研究后确定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向是开垦观音寺荒地、办理电灯厂以及次第开办采矿、制革、森林、畜牧等项目。
观音寺荒地开垦是实业公司首选项目，这片土地在昭通南区土硐硐与海口桥之间，共二千余亩、据记载，这些荒地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均属上等良田，嘉庆以后，渐受河患，多年不收，荒芜了近百年。民国年间，荒地主人都储款伺机开发，以图厚利。由于有暴利可图，开发商互相嫉妒，互相牵制，使这一带一直无法开发利用。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后，安恩溥便以“平均每工(又为弓，一弓为1．3米——笔者注)约合镍币5元之谱，地主卖地，或付给现款，或照应得地价换填公司股票”收购土地。当年垦荒收到实效，到1935年，公司总投资八万多镍洋，将荒地全部开垦出来，同时，又选择高处，修建住房十多间，佃户房五十多间，购买耕牛招佃种田，年可收谷三千余石。
为了移风易俗，按照安恩溥计划在观音寺新建的新村取名为“新民村”，在新民村创办了“平民小学”、小医院、街场和公园，规定本村人民须实行戒烟，本村田亩，一概不准种植鸦片，男女儿童达到就学年龄即须入学，20岁以下的妇女，强迫立即放足，使新的社会风尚进入了昭通人民的生活。因此，观音寺荒地的开发利用，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收获，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安恩溥还筹办电灯公司，派人到外地采购了一台80千瓦的蒸气发电机，于1933年底安装完毕投产发电，在昭通安装了电灯500多盏，基本上解决了昭通城区照明和少量加工用电，到1939年，昭通城已装置电灯五千多盏，并建立了电力碾米厂。电灯公司的开办，使昭通人民第一次用上了电，明亮的电灯取代了昏暗的菜油灯、桐油灯和“洋油灯”，人们看到了现代化的一丝曙光。这件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来讲，云南点上了电灯的也仅有昆明和昭通两地，因此，在当时昭通人民的生活中，这确实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实业公司还下设矿业，于1935年在开发昭通煤矿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建立了煤矿。除此之外，还在昭通、彝良、大关三县交界的茅坝山开发铁矿，后因铁矿“质量虽佳”，但“炼法不精”，质量不好而“销路太窄”，安恩溥又率部出师抗日而放弃。
安恩溥深深地懂得，“交通为立国要政。国家之隆替，地方之文野，均视乎交通之畅阻。”
昭通山川险峻，交通梗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联系，开筑了一条由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重要道路，这条道路宽五尺，名“五尺道”，起于四川宜宾，经昭通到曲靖，是古代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相联结的纽带。汉朝和唐朝，又以五尺道为基础，建成南夷道，开凿石门道，清代改土归流后，交通又有所发展。民国年间，唐继尧、龙云相继提出修建云南“四千道”、“五千道”的计划，均将昆明至昭通的公路建设纳入计划之中。而昭通至昆明的公路，原计划线路为由昭通经会泽、杨林至昆明，后因昭通到会泽间山高谷深，工程艰巨，并要在江底修建牛栏江大桥，工程甚大。为了节省开支，将线路改变为由昭通经威宁、宣威、曲靖至昆明。1934年，昆明至宣威段已全线通车，1939年4月，宣威至威宁公路又已通车。
昭通至威宁的昭威公路全长122．2公里，其中，由昭威边境的烟堆山至昭通城为14公里。全线有土石混合路基240万余方，在昭通境内的9万多方。昭通段由安恩溥联合昭通、鲁甸官绅修建，路线由迎丰桥到元宝山，过团山沿八仙海到诸仙背、烟堆山进入威宁，于1936年2月开工，不久停工。1937年2月，安恩溥又率二旅三团并征民工筑路。威宁县城到烟堆山一线，由于沿途人烟稀少，人民贫困，因此，按指示由安恩溥旅分担六成，民众负责四成，1937年2月在安恩溥的主持下在后河坡举行开工典礼，9月，路基初成，而桥函未就，安旅出师抗战，工程暂停。这段公路在当时虽未最后完工，但在安恩溥率领和二旅官兵与民工的努力下，也奠定了基础，最后于1940年4月，完成桥涵工程，全线通车。昭威公路完工，使昭通人民渴望已久的昆明至昭通540公里全线通车，初步改变了昭通与世隔绝的局面，使昭通的交通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此同时，安恩溥还捐资修建了昭通至新民村的乡间公路。昭通到昆明的公路改线前，昭通已沿原线路修筑公路做了不少工作，改线后，这段公路停工。后安恩溥提出，丢了原来的工程十分可惜，便捐资由二旅补充队军士继续修筑，完成了由迎丰桥至新民村的十多公里的乡间公路修筑。
川滇黔边区海拔最低的地方仅200多米，最高的地方达4000多米，分为坝区、江边河谷、二半山区、高寒山区。由于气候悬殊较大，物产种类繁多，大宗农副土特产品有桐油、木漆、枧油、花椒、元麻、芋片、半夏、羊毛、皮革等230多种和大量的山货药材。
昭通是川滇黔边区最大的集镇，为川滇黔边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据有关资料记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昭通从事手工业的有一万余人，行商跑遍云贵川，并沿江下到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形成四川帮、贵州帮、江西帮、湖南帮、滇帮和滇西帮等，组成盐业、纱布业、百货、山货、药材、油店、糖庄、茶酒、银行、杂货、行商、经纪、客马等13个同业公会，进行各种进出口交易。城市为商品流通的依托，昭通集镇城市建设，不仅可以带动昭通及昭属11县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川滇黔边区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
安恩溥驻昭期间，对城市建设十分重视，并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善市内交通设施。昭通城为清雍正十年改土归流后所建，原街道十分狭窄，到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显得格外拥挤。安恩溥到昭通后，根据昭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群众的呼声，决定整顿市政，将主要街道陡街土木结构的铺面拆除并后退扩宽街道，改建为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铺面，并修筑马路，使陡街面貌焕然一新，得到市民交相称赞。陡街改造结束后，又“次弟兴建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城内十字马路”，使昭通城建设呈现出“铺面尽改西，街道宽平”的景象。城市建设又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一时之间，昭通市场繁荣，被人誉为“小昆明”。
在修筑马路的同时，安恩溥还派员对原南门外的迎丰桥桥面进行扩建，于1931年建成，“较前阔大坚实”，又提倡重修虹桥，改变虹桥桥洞狭窄的状况，为过往车马行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城市建设中，安恩溥还重视修葺昭通风景点、运动场等公共设施。
清官亭是昭通市区内唯一的公园，民国以来，昭通屡经战火，清官亭也受到破坏，出现了“伏莽滋蔓”的状况。安恩溥到昭通后，准备对清官亭进行大规模的修整。1932年，他召集地方士绅，倡议集资得一千多元，又自己捐资3000元，修浚积沙池，拓宽池畔隙地，种花草竹木以供众人游览休息，又在公园西北角筑“兵工堤”。不久，又重修清官亭楼阁。清官亭是公园的核心建筑，由于修建年代较长，风吹雨打，鸟虫剥蚀，破败不堪，安恩溥又在二旅官兵中酬集资金一万多元，进行扩建，历时8个月完工，成为现在规模。安恩溥重修清官亭，有其一定的政治意义。据记载，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王禹甸到恩安(即昭通)任知县，了解到昭通饮用水系由城北二十余里的龙洞引入县城后，蓄于城内的水塘子和下水塘子，供全城人民汲用。若遇天旱少雨，农田争水，城内用水很难引入，因此昭通城内饮水困难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王禹甸决心在任期内解决这一问题。他召集地方人士商议集资，并自己带头捐款，选定在城外西北隅兴建一大蓄水池，并在水池东面建一龙神祠，两侧建般房、仙阁，又拟在龙神祠前面水池中建一戏台，命名为“三多塘”，取吉祥之义。嘉靖十四年，王禹甸任满，便将未完事宜细托继任知事欧阳道瀛。同年，“三多塘”竣工，池中戏台改建为阁，供奉观音。不久，昭通大旱，龙洞水引不来，幸有“三多塘”蓄水供全城人民饮用，众人方感王禹甸为昭通做了一件大好事，加之他在任期间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为了缅怀他和激励来者，民众不约而同地把“三多塘”称为“清官亭”。
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王禹甸“有侠气”，在昭通任期，“尝访缉盗贼，境内肃然，审判讼狱，鲜有滞留”，昭通民间为纪念他，还编出了一则传说，说王禹甸来昭上任途中生了重病，住在旅店中，遇一侠士。这侠士与他素不相识，但见他为官清廉，身无余财，仗义为他求医买药治病。王禹甸病故后，又为他料理后事，并继承其遗志，冒名顶替，到昭通任知县，兴利除弊，除暴安良，公正廉洁。卸任后，侠士云游四海，行侠仗义。为了纪念这位侠义之士，昭通民众便将他所倡导修建的“三多塘”称为“清官亭”。
安恩溥大规模地修葺清官亭公园其意义十分明确，即强调为官清正，“上不负国家之委任，下可作群众之表率”。清官亭修葺结束之后，安恩溥作了《改建清官亭序》，将他的这一思想作了明确的表示，其序如下：
按昭通县志，亭在县西北隅，为清嘉庆十四年县宰王禹甸奕山所建，初名“三多塘”。奕山清慎勤能，县人士至今称道弗置，名亭曰“清官”，其自传欤?盖勖后也。光绪甲午，太守龙文茸而新之，改颜“清光”，失初旨矣。民国九年，县人士以亭下池水为全城饮料之源，非只游观之胜，故又名曰“卫泉公园”。
民国十九年，化奉命率暂编第一团来镇是邦。临发，主席龙公特召谕曰：“昭县经胡、张两军残破之余，伏莽滋漫，治军之暇，亟宜考查吏治，注重民生及拓新清官亭园，俾观感有资，致臻上理，使父老兄弟乐于兵燹后得苏其困也。”
化夙尝学问，敢不敬恭桑梓以抒主席宵旰之忧?所幸官兵用命，不期年而四方匪乱以次削平，安宁秩序，原状回复，化乃得稍息仔肩，爰集地方人士，倡议捐资，得千余元，化助三千元，修浚积沙池，复拓池畔隙地，莳花草竹木以供游览。于园之西北隅筑兵工堤一，顾风景略增而规模仍隘。且此园重要在清官一亭，惟历时既久，风雨飘蚀，鸟剥虫穿，行就倾圯，不谋新之，无以称前贤之意，彰主席之念也。复商全体官兵捐币一万数千元，责建设局长李国彬等董其成，于二十一年四月经始庀材鸠工，改旧亭三楹为五，前后增建亭台各一，环以回栏，通以石桥，凡八阅月蒇事。引泉浚池，绿波荡漾，有亭翼然在水中央，仍复其名曰“清官”，园曰“卫泉”，兼其意也。
夫“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①。（注①．语出(左传》桓公二年，宠赂：私宠和贿赂，章：同彰。）”慨自民元以还，历岁用兵，政今未一，因缘幸进，政日以非，官吏上者贪枉为能，求其清洁及心，勤慎将事，上不负国家之委任，下可作群众之表率者盖亦鲜矣，岂不重可慨哉!化备职戎行，虽不谙国家大计，间尝窥国家之治乱莫不以官之正邪为定。我主席高瞻远瞩，笃念故乡，命建斯亭以为邦人土游憩之所而寓整饬官方之意。化秉承改建，冀官斯土者登临游览，顾名思义，某奸某贤咸懔清议，严夜暮之戒，绝苞苴之行②（注：见(后汉书?杨震传)。东汉杨震，为官清廉，赴任东莱大守，途径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令，谒见，夜怀金十斤遗震，震不受，密曰：“夜暮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苞苴：贿赂也。），勿欺己以欺民，勿罔法以害众，此主席之本旨，亦化区区之意也。
至于游人登览，把酒赋诗，爽怿湖山，坐延霞晖，俯仰胜慨，昕夕玩对，因固骚人墨客之韵事，亦建亭之余意耳。
他若园之西北隙地尚多，东北旧宅湫隘，扩而充之，是所望于后之来者。
大龙洞距昭通20里，为昭通远郊的主要风景点，大龙洞一带层峦迭嶂，林木荫翳，上有九箐十三峰，其洞石乳倒悬，嵌空玲。洞对大闸，春秋二分，月光四射，宛如骊龙含珠。”群众尝称龙洞之胜，山水幽深，惟嫌太远，道路不便。安恩溥命兵士修筑沿途大路直达洞外，并命名为“蒙泉公园”，使游人能早出晚归。
葡萄井旧名珠泉公园，距城20余里，也是昭阳八景之一，该井“方圆八尺，水四时温暖，由下漏出，碧泡累累，连珠串串”。为了方便游人观赏，防止人多拥挤时游人跌人井中，安恩溥在修老鸦岩水利时，在井的四周建了护拦。
安恩溥提倡国民健体强身，在他的倡导下，于1931年修建了元宝山体育场(即现昭通体中旁的元宝山运动场)。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安恩溥出于爱国之心，认为将来要参加抗日驱虏，必须有强健的身体，故倡导在昭通举办昭通十县运动会，藉以促进体育运动，发扬民族精神。他划定元宝山前的空地为运动场，又出面募集巨款，购买附近农田三十多亩，并将穿场而过的河道填塞，改由沿山脚流过，将元宝山前空地建成运动场，在运动场边筑起参观台，取名为“逐日运动场”，一语双关，寓体育应逐日锻炼，驱逐日寇两重含义。
此外，安恩溥还积极争取，修建了北兵营。民国昭通驻军，指挥部设于总镇署内，总镇署年久朽坏，1930年夏，安恩溥对总镇署进行修葺，将旅、团部设其内。但多数官兵仍驻扎会馆、庙宇，扰民太多，因此，安恩溥拟建营房于城外，并报云南省府批准，拨款滇币五十多万元，几经选地，最后因北校场“地高而旷，龙洞水环绕于前，饮料尤便”，便在此修建“北兵营”，供驻军之用。各连部、宿舍、讲堂及会客、卫兵、夫役、禁闭、医院等一应俱全，另外还修建一宽五十余丈，长七十余丈的操场，“规模宏阔，堪为永久驻兵之所”。
安恩溥于1929年驻昭，1937年出师抗日的前后8年中，在昭通平息匪患，安定人民生活，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兴水利、建公司，修公路，抓城建做了大量工作，在动乱的年代中，呕心沥血，为繁荣昭通经济作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时至今日，昭通人民都还没有忘记他。他的业绩，被多次载人了昭通地方史志之中。
（四）
安恩溥驻昭通期间，奉命参与镇压了昭通地下党领导的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的革命活动，并奉命参加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和“围剿”红军游击队。
昭通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鸦片战争后，昭通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不少地方还饱受残存的土司、土目等奴隶主的蹂躏。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勤劳勇敢的昭通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同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清同治年间，昭通大关一带便暴发了著名的李永和、蓝大顺起义，镇雄、威信、彝良的各族人民参加了滇黔边界的陶新春起义，两支起义军数十万人与太平军相互呼应，转战于川滇黔陕甘鄂等6省，分别坚持斗争长达7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辛亥革命时期，昭通人民又积极响应，参加了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逐渐传人昭通，昭通人民革命斗争更是彼伏此起，昭通有志之士，纷纷投身革命洪流，不少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云南地下党在昭通的会泽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又在昭通、盐津等县建立了党、团支部。
1928年冬，根据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的指示，会泽地下党组织积极组织革命武装，成立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由中共会泽中心县委书记蒋开榜任师长，兼第二路军司令，活动于会泽一带。“九一八"事变后，这支革命队伍更名为“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
三十年代初，地下党员杨伟贤回云南，与蒋开榜取得联系，参加了云南反日义勇军，任义勇军第四路军司令。杨伟贤于1904年6月出生于镇雄直隶州庙坝(1908年分设彝良县，庙坝属彝良，1956年又划归盐津)的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到昭通投军，在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相继担任过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务。由于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上海参加“松沪抗战”。杨伟贤回乡后，组织革命武装，在川滇边的镇雄、彝良、威信、兴文一带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打击土豪劣绅。1933年镇雄罗坎团首刘焕安等人的报告中称，本年7月21日，“共产党杨伟贤率五六十人”袭击“操纵粮价”的地方土豪张九刚，收缴其屯集的大量粮食，救济饥民，并“吼称打倒伊之不平等等语”。安恩溥接到报告后，派二旅龙营、常营到罗坎一带“进剿”，杨伟贤率部退到罗坎麻地的官仓，又遭龙营和常营前后夹击，6人牺牲，4人被俘。8月，杨伟贤等到镇雄劫狱营救游击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范敬章，安恩溥又派常营与川军在川滇边“围剿”，11月16日，常营在川滇交界的梳头沟袭击击散杨伟贤部，将第四路军击溃。
在杨伟贤组织第四路军的同时，彝良王兴书也与蒋开榜取得联系，组织第五路军活动于彝良、大关、盐津结合部，安恩溥按云南省政府通令，指示昭通各属严加防范，并率部到盐津，将五路军击溃。
1933年10月，在昭通发现“救贫义勇民军”总司令蒋开榜发出的委任状和文件，安恩溥当即秘电会泽县政府严密探查，将蒋开榜和递交委任状的重要关系人一起捉拿到案。
蒋开榜是昭通会泽县尚法乡大木厂人，自小敢作敢为，读书时适逢“五四”运动时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即率同学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并与同学谈抱负，说理想。1927年春，中共云南省委派陈祖武到会泽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宣传工作，蒋开榜参加了陈祖武在学生中组织的秘密革命团体“青年努力会”、“爱国青年互助会”，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到云南讲武堂军事教导室学习，同年夏回会泽打人地方民团“民众自卫军”，组织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下设八个路军，任师长兼救贫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
1932年5月，龙云等人发现地下党在会泽活动的蛛丝马迹，下令逮捕蒋开榜，会泽县政府多次到蒋家搜查，蒋开榜等人到昭通活动，又被反动当局派人到处追捕。蒋开榜决定于10月4日举行暴动，因条件不成熟而推迟。在这关键时刻，会泽县长接到昭通秘电，得知蒋开榜已回会泽，便布置密探，加紧搜捕。1933年11月13日，由于叛徒出卖，蒋开榜在天后宫被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会泽县长孙季康将所获材料和所搜获的军旗、印章、布告定案上报，1934年5月18日，会泽县政府将蒋开榜和“义勇军”参谋长刘文明杀害。
至此，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斗争失败，全部停止活动。
(五)
1935年初，安恩溥奉命率部参加了对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原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本年冬，红军到达黔东，12月，蒋介石电令云南省主席兼任“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龙云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中，有人认为红军不会到云南，其理由是云南地处边隅，无回旋余地，容易被消灭，并以石达开不到云南为例证。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以保境安民为上策。这种主张，以省政府马聪及总部军务处长陶汝滨为代表。总部经理处长孔繁耀认为，万一红军进人云南，则地方秩序必大遭破坏，“公私必大受损失”，为策万全计，与其拒之于境内，不如拒之境外，并且也合中央意图。
昆明军分校主任唐继麟认为，红军善化整为零，若分成多股纵队，从正面向本省前进，殊不易防堵，应分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早作坚壁清野之计，将一切重要物资运于附近坚固的城市或碉堡中，由各县常备团队守备，这样，红军到达，必无所获，自易退散。
会议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红军力量已不大了，在中央军跟踪紧迫，各省军队到处堵截的情况下，“实无幸存之理”，并认为红军紧迫，各省军队到处堵截的情况下，“实无幸存之理”，并认为红军“已临末日”。
老谋深算的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听了他们的发言后，经过深思熟虑，向龙云建议，认为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红军，而且还要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云南只好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红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然跟踪而来，那就会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云南防堵红军，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红军未人云南时，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红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云南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红军人境的打算。若红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追不堵，将红军尽快赶出云南为要。
龙云采纳了孙渡等人“以邻为壑，保存自己”的方略，并命各地采取措施，堵截红军进入云南。
遵照龙云指示，10月以后，安恩溥便命令昭属各县修筑城池碉堡，训练团队，编联保甲，清查共产党的活动。并制定图纸，指定各县修筑碉堡的地点，应破坏或阻塞的道路。安恩溥在历次命令中，认为镇雄地接川黔，对防止红军 入滇十分重要，指示镇雄县长杨国珍要“刻不容缓”，“即速办理”，“勿稍疏远”，“若仍因循敷衍，或籍故推诿，一经查出，定即严究不贷”。在广筑碉堡的同时，还指示镇雄破坏、阻塞川滇黔之间的道路14处，将川滇黔交界各渡口处的木筏、小船全部收藏起来。
安恩溥还根据龙云指示，制定了《第二旅戍区清查“匪共奸宄”暂行条例》12条和“宣传暂行办法”12条，要求各县要严令各机关清查有无“反动’’组织、劳工事件，清查户口及人民的出入，行商的往来、机关服务人员的往来，检查邮件，并把清查重点放在川滇黔要道和毗连乡镇。规定宣传内容、宣传方式，组织宣传队到各县、各乡镇进行反共防共的宣传。
红军人黔后，龙云任命孙渡为讨逆军第十路军行营主任，率滇军安恩溥旅(二旅)、鲁道源雄(五旅)、龚顺壁旅(七旅)出境到贵州堵截，并以安恩溥旅为先头部队。
临出师之前，龙云派飞机到昭通接安恩溥到昆明，面嘱安恩溥等务须把红军堵截于川黔地区，勿使进入云南。
为抓紧时间，按龙云指示，安恩溥命第二旅各部由原驻地昭通、宜威，分向贵州威宁集中后先向毕节前进。2月初，龙云就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滇军编为第三纵队，由孙渡任司令官。安恩溥任第三纵队第二旅旅长，并于2月1日集中完毕，率部队由威宁出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决定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转入川西，从沪州和宜宾一带北渡长江，同红军四方面军取得更紧密的联系和配合，赤化全川。1月下旬，渡江计划未能实现，红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实行机动。2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当前敌情及渡江困难，拟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的苏区，并决定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争取在镇雄地域休息和缩编。8日，红军各部陆续向镇雄推进。本日，安恩溥到达毕节，听到红军向镇雄行动，为了将红军堵在云南境外，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即将情况分报龙云、孙渡，不待回命，即率部于毕节出发，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行军120余里，经黑树庄、母享到镇雄大湾子堵截红军。
大湾子离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院子仅四十来里。由于安旅赶到大湾，龚、鲁两旅和孙渡纵队随后跟进，即将到达大湾子至镇雄一线，为了避免同滇军纠缠，影响红军战略计划，红军将到镇雄集中、休息和缩编的计划改为到扎西集结。9日，中革军委命令五军团由镇雄坡头渡回赤水河，并在行动中加强后卫警戒，引安旅尾追，伺机伏击歼其一部。
见红军未进镇雄，安恩溥于次日率部向镇雄县城前进，到黄土坡时听说红军未逼近镇雄县城，即转向威信扎西方向前进。10日，安旅到达镇雄芒部，得报红军林彪部先头已到距芒部三十来里的两路口，正在架设电话线，安恩溥便命部下驻扎芒部，决定于次日晨向两路口进攻。
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红军在“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杀回马枪”。10日，军委放弃伏击安旅计划。11日，红军中央纵队回师东进，红军一军团离开镇雄雨河到扎西。同日，安恩溥率部赶到两路口，见红军已折向威信，便率部跟踪前进。进至斑鸠沟深谷，忽闻高山密林中传来阵阵凄惋的箫声，安恩溥大惊，认为是红军设伏信号，急令部队卧倒。
斑鸠沟在镇雄、威信交界处，地险林深，清代镇雄叶如椿在《斑鸠沟有感》诗中形容该地是：“云连岩不断，水落涧逾鸣。”如红军果真在此设伏，则安恩溥必然要受重创。安恩溥等候多时，不见动静，派人搜索，原来是一苗族牧童放牧吹箫。虚惊了一场之后，安恩溥也不敢再穷追，怕追得太紧，与孙渡等部离得越来越远，遭到红军的伏击，就有被歼灭的危险，便以补充粮秣为名，转到横山陇家住宿。14日，红军全部离开威信县城扎西，而安恩溥于16日方进人扎西。不到100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五六天，已与从毕节进镇雄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见红军已离扎西两日，安恩溥在扎西城中停了半日，便又继续尾追，出威信，经叙永分水岭、营盘山、麻线堡、白沙河进入川南，但仍不敢贸然进逼，总与红军保持半日至1日的行程。2月21日安思溥部进至古蔺属马蹄滩，见红军已二渡赤水，经仁怀向遵义方向去了，方停下休整。
安恩溥率部朝前猛追，孙渡恐其有失，催龚旅、鲁旅随后跟进。11日，鲁旅进至镇雄大湾子，在老场坳口与红军佯动镇雄，迷惑敌人的五军团遭遇。因安恩溥9日曾报说红军无进大湾子之意，鲁道源却在大湾子遭到红军打击，因此，对安恩溥颇有意见。
为了策应安旅，孙渡率纵队部及鲁、龚二旅不经扎西，直出分水岭兼程追赶，并电责安恩溥冒进。安恩溥也听到红军将中央军韩汉英、黔军候之担等部整师、整旅歼灭的消息，心中有所畏惧，深感前段时间脱离纵队部指挥，甚为不当，警告自己不能再行冒险孤军独进了。此后，得知孙渡部已人黔境，方率部由马蹄滩过河 入黔，经瓢儿井重回毕节，后又奉命到大方一带防堵。过了几天，见到孙渡，孙渡批评安恩溥说：“过去你在前面跑，龚旅在后面慢吞吞地拖，鲁道源我们在中间很作难。”并警告他说：“你要知道红军十分利害，这回你两个团没有被吃掉，实属侥幸。现在蒋委员长来到贵阳，通知各部队由他直接指挥，更不能学过去那样随便了。”安恩溥也深知自己孤军深入的做法不符合龙云“以邻为壑”的方略，此后，便按照孙渡指示行动，而孙渡则完全照蒋介石或薛岳电令指示各旅、团应到达的地点。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渡江，便分头截堵，为了达到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地区的目的，命滇军在大定、毕节一带防堵，此后，安旅在毕节、瓢儿井、大定一带旋磨打圈，疲于奔命。红军制定了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的方略后，为了调开滇军，红军挥师东向，四渡赤水，进逼贵阳。贵阳空虚，蒋介石慌了手脚，急调滇军拱卫。
4月初，安恩溥在瓢儿井奉命去打鼓新场支持黔军，先头团已出发了一个多小时，又奉命急返大定集中待命，安恩溥立即将后卫团改为先头团，并派快马追回先头团随后尾进，先头团和旅部入夜方到达大定，而后卫团只到距大定40里的锅厂。本日夜11时，安恩溥又接到薛岳电话，说蒋介石要安旅于4日前到达贵阳附近的清镇，确保飞机场安全。并问安恩溥是否办得到。安恩溥回答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竭尽全力为之”。次日，安恩溥率部急行军一百余里，赶到黔西。
1935年初，在川滇黔一带流传说红军中有一个口号，叫“手捧川军，脚踏黔军，拖死中央军，血战滇军”，认为在西南一带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以滇军战斗力最强。到黔西后，安恩溥便向当地驻军韩汉英部借了3张汽车，将二旅先头两个连星夜送到清镇，并一路虚张声势，广为宣传滇军大部队已到贵阳附近，想借滇军之声势解贵阳之围。4日下午，安恩溥到达清镇。
4日，红军佯攻贵阳，主力到扎佐，先头已到沙子哨，在贵阳的蒋介石、宋美龄十分慌张。当晚11时，薛岳又来电话，转达了蒋介石要安恩溥速率部于明日拂晓前到贵阳拱卫的命令。为了争取时间，安恩溥接到命令后，立即派人分头直接先到各连部传达，要各连立即生火煮饭，吃完饭的连队立即直截向旅部报告，听候集合号令，各连都接到命令后方到营部、团部传达。次日凌晨零点30分，全旅集中出发，于5时到达贵阳城外头桥。此时，宋美龄派去接安旅的人都以为安旅要天明以后才会赶到，安旅被阻，不得人城。天亮后，蒋介石、宋美龄接到安旅出乎意料地迅速赶来的消息，十分高兴，当即派人将安旅迎人贵阳，并立即召见安恩溥，表扬安恩溥说：“你们这个部队，可以算是国家的军队了。”当听到安恩溥回答说要绝对服从薛岳的指挥，誓死拱卫贵阳时，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好。
调出滇军后，云南空虚，红军向云南大踏步前进。4月15日，安恩溥率二旅作滇军先头进至广顺，判断红军必渡北盘江人云南，便决定取道红军之北，与红军并进，欲先红军渡打帮河、北盘江截堵，将红军堵截于云南境外，16日，安恩溥赶至狼洞马场，见紫云一带已无红军，判断红军已渡北盘江，电孙渡请允许率部由八十蛋渡打帮河、北盘江，孙渡回电说必须按蒋委员长电令行动。未得允许，安恩溥明知次日又要走回头路，但，军令如山，只好按命令率部缓缓而行，于17日到白石岩沙子沟一带宿营。果不出所料，18日，安恩溥接到孙渡电，说红军已由保保树一带北渡北盘江，着速取捷径渡江堵截，便又率部返回狼洞，并连夜赶到八十蛋，于江内搭便桥渡江尾追红军。
4月25日，安旅追到黄泥河，此时，国民党九十师初与红军后卫部队红五军团接触，九十师师长欧震见安旅赶到，即让在路旁，要安恩溥率部进攻，安恩溥即命二旅郭建臣团冲过黄泥河街，向山地红军仰战。红军且战且退，安恩溥旅沿途在小羊场、傅村与红军后卫队接触。26日晨，安旅万保邦团在沙寨与红军一军团后卫部队接触，安恩溥闻讯后，速命郭建臣团增援，并率旅直属队进至村口，与红军一部遭遇。安恩溥传令兵被击毙，安恩溥命特务连守住村口，又命郭建臣率部从村外向红军右翼高地迂回进攻。红军借大雾掩护撤出沙寨。雾散后，安恩溥率二旅追至猫街，已寻不着红军踪迹了。
当夜，安恩溥旅宿于窝铅厂，接到龙云来电，说红军主力先头已进至曲靖，令安旅切勿受红军后尾少数部队牵制，应兼程经陆良至宜良乘火车回去保卫昆明。接到命令后，安恩溥旅于27日晨出发，急行军两日一夜，于28日夜到宜良上车，29日午到跑马山下车，进驻干海子，并派出游击队在大板桥警戒。
按龙云命令，二旅一面掩护昆明，一面出富民尾追红军，3日到武定，知红军西进元谋，便于5日进至元谋，6日，在向永仁前进途中，得报红军在金沙江街头(龙街)准备渡江，安旅又折头急进，至龙街后，又听说红军已沿江而下，安恩溥便率部跟踪。道路狭窄崎岖，骡马难行，安恩溥只好改道向环州、慕连方向前进，并将情况电告已到元谋的孙渡部。
5月8日，安恩溥率滇军尾追红军的先头部队二旅进驻慕连，10日，第三纵队全部至慕连，接龙云电，红军已由绞车渡过江，第三纵队就地待命，不几天，便奉命暂回各旅防地整顿待命。
安恩溥率二旅回防嵩明不久，龙云派人将他接到昆明，谈及红军九军团由黔入滇，进占宣威、会泽两县，由昭通巧家的树桔渡口过江的情况，指示安恩溥到会泽办理善后。6月初，安恩溥到会泽，会泽代理县长朱文开(唐继尧表弟，曾任过烟酒公卖局局长，禁烟局会办)等人请示逮捕张秀升、阳璐活祭被红军处决的会泽县长杨茂章等人。据朱文开等反映，红军未到会泽时，县长杨茂章召开参议会布置防守，推举张秀升为城防指挥官，张秀升却暗中将城内情况告知红军，引红军进城，拘捕并在县城召开大会处决了杨茂章等人，城内城外有钱有势的人家都被分头检查没收财产，仅现洋便搜出20余万元，此外，红军还收缴县府枪支300多支，子弹两万余发，并将地主浮财分给群众，又开仓济贫，城内城外参加红军的达一千多人。
安恩溥听了汇报后，便向省府请示，按省府命令处决了张秀升。此后，新任会泽县长到任后，安恩溥照省府指示，对所谓的“安定人心，抚辑流亡，清除匪类”等事项进行了布置，又派人检查布置好金沙江防务后，留三团团长郭建臣率一营驻防会泽，自率旅部及其余部队回防昭通。
1936年初，安恩溥又奉命率部参加了对红军二、六军团的围追堵截。
1935年11月，贺龙、肖克率红军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2月进入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并在当地创建新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安恩溥驻防的滇东北地区与贵州毕节毗邻，此时，又成为云南堵截红军的重要地区。几年前，安恩溥便提出以昭通为中心，架设东昭1l属长途电话网一案，虽经省政府批准办理，但一直拖延下来，未予实施。此时，为了巩固东防，龙云主动提出要积极办理此事，并命安恩溥会同电报局、电话局负责进行，完成滇东北通讯网络的建设。此后，因红军迅速进入云南，此事又搁置一边。
为了堵截红军二、六军团人云南，龙云即派第三纵队司令官孙渡率安旅、鲁旅、龚旅及第五团、第十七团共步兵8个团，拨工兵第一营为纵队部的警卫营同其它机炮等特种兵到滇东北切实部署，并派第三、四两个补充队为第三纵队总预备队。
2月10日，安恩溥乘飞机冒雪飞往昭通未成，又于次日，冒雪飞回昭通，并迅速集中二旅，在昭通驻防。此时，龙云估计红军二、六军团“到黔西之后，揣其形势，不窜滇之镇(雄)、彝(良)，即窜川南，在交界地区造赤区”。2月18日，蒋介石、龙云均估计红二、六军团欲经镇雄、彝良向昭通方向前进，并认为红二、六军团若“窜镇雄方面，而中央军负责跟踪尾追，歼灭亦易”。此时，滇东防堵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了出来。
3月初，红军撤出毕节，征战乌蒙，并于3月2日进至赫章、妈姑一带。此时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纵队进占毕节，郝梦龄纵队进占大兔场，李觉、郭汝栋两纵队向水城、威宁之线堵截，孙渡率第三纵队主力驻守威宁，安恩溥旅驻昭通，互相联络一气，又与川军在西北方向相互配合，对红二、六军团形成四面合围之势。
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3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展开了红二方面军长征史上有名的乌蒙山回旋战，于3月6日进入奎香，示欲北进盐津。红军将敌主力调向西北后，又突然改变行进方向，掉头东进，改向镇雄前进，并于9日、10日相继突破镇雄民团分水岭和昭第一险关广德关防线，长驱直人镇雄，进至离镇雄县城仅二三十里的以萨沟。此时，国民党中央军积极由贵州方向向镇雄方向压来，并在镇雄城一带驻防，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压迫于镇雄一带歼灭之。红二、六军团被围于镇雄、赫章间狭长地带，形势十分险恶，被红二方面军战史称为由桑植出发以来最危险的时期。正当龙云、顾祝同等人以为镇雄一带“地形既险，给养困难，容易包围歼灭”而弹冠相庆之际，红军掉头南下，并于3月12日在镇雄与赫章交界的哲章坝一带伏击敌万纵队，歼敌300余名，缴获战利 品数百挑，打击了中央军的嚣张气焰。
此时，龙云等又认为红军要东转毕节、威宁，重新布防时，红军二、六军团却又掉头西进，于3月16日二进奎香。
在红军乌蒙山回旋战期间，安恩溥旅一直在昭通驻防，以逸待劳。他在昭通东面的昭威界上北至阱口亘石丫口、头坡寨、诸仙背、吴家梁子、潘家院子一线的数十华里构筑碉堡和战壕，还实行保甲连坐，组织防共委员会，并组织四个城防大队，20个中队，制定宣布了12条戒严法。红军二进奎香后，安恩溥认为二旅仅能保护昭通城，为了堵截红军，此时，第三纵队主力放弃威宁，扼守昭通，向彝良方向堵截，安旅主力驻防昭通，以一部到石门坎防堵。
调走滇军，南路空虚，红二、六军团迅速南下，将参加围追堵截的中央军10个师又1个旅象包袱一样远远地甩在镇雄一带，并于23日在宣威虎头山与滇军激战，最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红军南下后，安恩溥决定等昭通十属防共总指挥官禄国藩到来再南下追堵红军。此后在龙云、孙渡的一再催促下，才率部南下宜威。此时，虎头山战斗已结束，安恩溥受到龙云指责，说红军在得胜坡一带疲惫不堪时，安旅不乘机出击，现在又行动迟滞，未能参加虎头山战斗，实属怯懦。
宣威虎头山战斗后，龙云自以为已把红六军团击溃，并吹嘘“一担桶已经打烂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好打了”，要孙渡率部消灭红军。红军继续西进，孙渡以刘正富旅(一旅)为中路，龚旅为右翼，安旅为左翼，取不同路线，于4月8日由嵩明及附近地区出发，以普渡河为目标西进。4月8日，安旅先头万保邦团与红军六军团前卫十七师在寻甸小松园激战。9日，刘旅、龚旅均分别与红军在大干山、六甲激战。
据安恩溥后来回忆，第三纵队各部在普渡河流域或多或少地都受过红军的一些教训，士气消沉，行动迟滞，此后，名为追击红军，实是为红军送行，尾随红军后面，经富民、罗茨、禄丰、一平浪、楚雄、镇南、姚安、宾川、鹤庆，直到月底，一直将红二、六军团送到丽江石鼓渡江，才停止追击。
在尾追红军中，安恩溥看到沿途不少地方有红军标语和失散的伤病员，曾向龙云建议，请严令各县严密清查，防止标语扩散和红军伤病员重新组织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1935年和1936年，安恩溥奉命两次参与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在滇黔间疲于奔命，虽然仅与红军的后卫部队有过几次小的接触，但从他的行动来看，他参与“围剿”红军的态度却是十分积极的。
(六)
在1935年至1937年间，安恩溥还奉命派部队参加了对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围剿”。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川滇黔边区。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作出了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略方针，中央及军委决定组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成立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配合红军主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并留下徐策、余泽鸿等一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特委和“纵队”在边区开展斗争。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纵队”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于1935年夏发动了对“纵队”的第一次三省“会剿”。
昭通的镇雄、威信、彝良是“纵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驻防昭通的安恩溥派二旅第三团十一连进驻彝良，彭勤营驻防威信，万保邦团进到川滇黔边区，又委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镇、彝、威三县民团指挥，参加“会剿”，先后在威信的罗卜坳、镇雄的牛场坝堵截袭击“纵队”，杀害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徐策，使“纵队”受到重大损失。
1935年秋，“纵队”派阮俊臣到镇雄一带组织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红军二、六军团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2月，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将阮俊臣部改编为川滇黔边区地方抗日武装——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留镇雄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阮俊臣在毕节策动参加堵截红军的中央军暂编五旅二团三营起义后，于6月8日，与“纵队’’在镇雄花朗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在边区开展抗日宣传，继续开辟革命根据地。
为了扑灭红军留在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火种，蒋介石又发起了对红军游击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由龙云出任滇黔“剿匪”总司令，并要求三省军阀“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限七月内彻底肃清”。
按龙云命令，参加追堵红军二、六军团的安恩溥旅迅速回防昭通，派彭勤营和补充队驻防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的镇彝威三县结合部的威信扎西、镇雄罗坎、彝良牛街一带；派三团二营营长田福伍率4个连和镇雄独立营一道尾追“纵队”，并截断滇川通道朱家山，配合川军在川滇边搜山。此后，红军游击队在镇雄、威信、彝良一带多次遭到滇军二旅和镇雄独立营的袭击。在三省军阀的“围剿”下，“纵队”受到很大的损失，11月26日，“纵队”余部数十人通过一天的急行军转移到镇雄的野腊溪，遭到尾追的田营袭击打散，不久，在威信水田寨和川滇边大雪山隐蔽的“纵队”主要领导刘复初等人或被捕，或遇害，“纵队”停止了活动。
1937年初，安恩溥听说田福伍俘虏了阚思颖、李桂洪两个女红军，还想逼娶阚思颖为妻，一向对部下要求甚严的安恩溥，是决不会允许部下做这种事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下令速将二人送到昭通。春节过后，安恩溥亲自出面审问，要他们供出“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的联络员、关系户，但二人丝毫不泄漏这些秘密，审问了半天，仍一无所获。安恩溥问李桂洪：“你一个毛头女孩子，为什么要参加红军?”
李桂洪，又名李桂英，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寻邬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4岁就被卖给一个24岁的男人做童养媳。1929年挑柴到寻邬城出卖时，遇到朱德率红军打进城内，她听了革命宣传，冲出家庭束缚，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参加了革命，1930年加人共青团，1931年参加了红军，1932年获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扩红模范”称号，后任会昌县委妇女部长，193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934年8月任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9月调中央局地方工作团，是中央选拔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1935年2月留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任司令部指导员，1936年2月任“纵队’’政治处副处长。听了安恩溥的问话，她感慨万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黑暗的社会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说明自己参加红军是无法忍受地主阶级压迫的结果。
安恩溥听了李桂洪的话后，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得意地问阚思颖，为什么家中十分富有，也要去参加红军。
阚思颖，又名甘棠，1910年出生在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商人家庭，1924年，在宜宾叙府女中读书时，深受同学赵一曼的影响。由于拒绝其父将她嫁给一个恶霸的儿子，逃出家庭，并于1926年加人共产党，先后到重庆中法大学、上海文治大学学习，1933年进入瑞金中央党校高级班，曾任中央局妇女部秘书，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妇女科工作，1935年2月，留川滇黔边区任“纵队”司令部秘书，特委机关总支书记和政治宣传队队长。听了安恩溥的问话，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安恩溥不以为然地笑道：“什么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实现不了的!”于是，阚思颖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阚思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及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的种种罪行，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是形势发展的结果，说明共产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实现。
在这场辩论中，阚思颖无异给安恩溥上了一节共产主义的启蒙课，安恩溥听了后默不作声将阚思颖、李桂洪押交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叫县党部严加审问。十多天后，又将二人押回了二旅旅部。安恩溥认为两个女娃娃起不了什么作用，于4月，将二人递解四川，阚思颖被父亲保释出狱，关在家中，后越墙逃奔重庆，找到党组织，于1938年担任川康特委妇委书记，特委委员。李桂洪于1937年冬由党组织营救出狱，1938年到汉口中共长江局向邓颖超汇报“纵队”的战斗历程，此后被派到新四军工作。
三、抗战期间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寇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和全国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并决定召开“国防会议”，要各省军政长官参加，商议出兵抗日问题。8月13日，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直截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4日发表“自卫”声明，抗日战争开始。在抗日战争期间，安恩溥率部出滇抗日，与日军浴血奋战，此后又奉命驻守滇南，防止日军进犯云南，保卫抗日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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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于22日返回昆明，安恩溥参加龙云召集的地方军政负责人员会议，听龙云传达他到南京的所见所闻，并决定将滇军一、二、三、五、七、九共6个旅编成3个师，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原一旅、二旅编为一八二师，三、五两旅编为一八三师，七、九两旅编为一八四师。安恩溥任一八'师师长，下辖五三九旅、五四O旅两个旅，共有一O七七、一O七八、一O七九、一O八O四个团，约1．1万余人，驻曲靖整装待发。
部队整编结束后，安恩溥召开了几次营以上人员的会议，除准备接受检阅外，还考虑到过去唐继尧屡次出兵湘黔，这一带人民对滇军印象不好，流传有“头戴红边边(当时滇军帽沿为红色)，到处戮通天，身穿二尺五，如狼又似虎”的民谣。为了让沿途政府和人民改变对滇军映象，支持滇军，帮助解决粮秣供应和伤病员治疗问题，安恩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特别强调；(1)各级长官对所属官兵要加强严守纪律的教育；(2)沿途购买物品不仅要按规定物价不差少分厘，态度还要特别和蔼；(3)可借可不借的东西不借，不得不借的要有借有还，损坏遗失照价赔偿；(4)住过的房舍必须扫除清洁，便溺要清除掩盖；(5)各级长官在每日出发时，要检查纪律实行情况，发现破坏纪律事件，要及时予以适当处理。
为避免拉夫拉马骚扰沿途人民，安恩溥从大理、昭通、昆明雇来民夫550名，驮马50匹，编为一A．-师铁肩队、驮运队，由师部副官处管理分派使用，并规定照现行商运价计算，每夫每马先支交两个月的工资安家，以一年为期，期满回乡时按旅程发给旅费。
10月5日，六十军在昆明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各族各界人民献旗欢送，在巫家坝誓师大会上，群情激奋，高呼“卢军长，打!打!打!三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等口号，安恩溥听了，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决心努力杀敌，报效祖国。会后，以一八二师番号在六十军各师之前为由，要求先行出发，尽一点开路先锋的责任，并及早赶到上海，参加上海保卫战。
10月8日，安恩溥部出发，为六十军先头部队，由曲靖徒步行军经盘县、安顺、贵阳、镇远、玉屏、晃县、沅陵、常德，长途跋涉4000余里，步行47天，抵达长沙。
为了避免误解，进入贵州后，安恩溥便派出政工人员组织宣传队，在部队先一日到达要经过的地方，书写标语，散发传单，高呼抗日口号，大唱抗日歌曲，开展抗日宣传，与当地有关人员会商规定粮秣日用物品价格，先行公布，要求军民共同遵守。由于一路纪律严明，改变了滇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沿途的老百姓称赞说“现在的滇军与过去的滇军大不相同了”。
队进至沅陵时，天气奇寒，又听到淞沪沦陷，安恩溥感慨万端，据他后来回忆说，他此时不仅感到天气寒冷，更感到心中寒冷。12月中旬，六十军乘火车离开长沙，行至南昌上饶等车站时，当地人民群众送来了不少特产“金钱橘”和各种慰问品。看到人民对抗日部队的热爱和支持，安恩溥与广大官兵一样，欢欣鼓舞，决心早到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尽保卫首都之责，并在战斗中多杀日本鬼子，显示云南健儿的身手，报答人民，并遂自己多年来报国的心愿。到了衢州，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安恩溥心中有些狐疑，下车到军部去问，才知南京又已沦陷，感到十分郁闷。
南京沦陷，六十军转回南昌，春节过后，调平汉线孝感一带整训。整训期间，安恩溥到武汉将官班珞珈山训练团受训，聆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安恩溥在听汪精卫讲所谓“多元外交”时，对汪精卫“办外交的人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遗臭万年也要干”的说法十分疑惑。
(二)
1938年3月上旬，日寇矶谷第十师团和濑谷旅团等部约3万人向台儿庄发起进攻。
台儿庄位于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北接临沂，西南依徐州，大运河和临枣铁路支线在此交汇，西临津浦路，南控陇海路，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在北方先后攻占北平、天津、济南，在南方攻占南京、杭州等重要城市后，企图南北夹击，夺取徐州，然后西取郑州，南下武汉。
1937年12月，国民党军事当局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集8万大军，以徐州为中心，部署津浦防御战线，1938年1月后，日寇进攻台儿庄的南路4个师团和北路矶谷、板垣两个师团先后被中国军队击退。日寇受挫后，矶谷师团仍疯狂进攻，企图突破台儿庄，直下徐州。
3月14日，台儿庄会战开始，到4月7日，第一阶段结束，历时23天，歼灭日寇近2万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
日寇为挽回败局，集中兵力，在台儿庄和徐州地区共投入矶谷、板垣等9个师团约近20万人的兵力，于4月18日从峄县南犯。此时，中方在前线抗日的各部队经过第一阶段的鏖战后，伤亡近80％，成了强弩之末，于是，新上前线的六十军即成为台儿庄会战第二阶段的主力部队。第二阶段从4月22日开始，到5月14日结束，在这23天里，三迤健儿英勇顽强，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垒成了一道坚固的长城，成功地阻击日寇南下。
1938年4月17日，正在集中精力参加整训的安恩溥旅接到即日由驻地火车站上车，到归德下车，归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指挥的命令。多日来上前线杀敌的愿望实现了，安恩溥既感到十分兴奋，又感到十分仓促。为了作好大战前必要的准备工作，他骑马驰往孝感军部与军参谋长赵锦雯商议，指出六十军各师这样仓促出发于作战不利，最好待军长卢汉从珞珈训练团回来开个会讨论一下六十军的行动计划，再上车出发。赵锦雯向军令部请示后，电告安恩溥军令部不同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19日晨，安恩溥只好单独率一八二师在花园车站上车，于20日下午刚到归德，又接到通知，说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和军训部长白崇禧亲自电令归德火车站站长，六十军全部原车运到徐州接受作战任务。
21日上午到徐州，适逢日寇敌机来袭，安恩溥指挥部队下车疏散，警报解除后，接到卢汉到花园饭店开会的通知。会议中，卢汉传达到长官部接受作战任务的经过，说汤恩伯、于学忠、孙连仲等集团军正在峄县以南附近及其以东兰陵横山之线与敌激战中，六十军奉命作为预备队归于学忠指挥，限24日以前渡过运河，在台儿庄东南地区集结完毕。其中，一八二师集结地点为蒲汪、辛庄；一八三师为陈瓦房、五圣堂；一八四师为陶沟桥、沧郎庙，军部设在东庄。
为了争取时间，会议结束后，安恩溥急时赶回火车站上车，等候了一阵，仍无动静。前方战事正紧，已出师半年的一八二师官兵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摩拳擦掌，迫切要求上前线杀敌，报效国家，安恩溥便亲自到站上去催促，要求站上及时发车，站上负责人回答说，要运完后撤的于学忠部才运六十军，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还是去慢点好!”
21日19时左右，一八二师师部和五三九旅到赵墩下车，为了了解敌情，安恩溥立即派出单车队出枷（）口圩运河附近侦察，并和师参谋长阎旭、旅长高振鸿、副旅长和吉光等就地图研究明日行进路线和禹王山一带地形的利用。
22日晨，安恩溥到黄家楼六十军指挥部找军长卢汉了解情况，听到前方传来清晰的炮声，甚至连机枪声已听到了，他估计此地离前线已不远了，便对卢汉说：“距战地这样近去集结不合原则。”卢汉回答他说：“你还是用山旮旯里生活的脑筋来看问题，要知道这里是大平原。”并用手在地图上一划，继续说道：“昨夜我在于学忠那点所知道的前线距你们集结地还有六七十里。”
原来，4月21日卢汉到徐州长官部报到时，本来前线已经十分吃紧，汤恩伯在电话上多次告急，但，李宗仁、白崇禧仍对卢汉说：“前线现在已趋缓和。”有的史家认为，在三十年代初的蒋桂战争中，滇军首领龙云被蒋介石拉拢，派卢汉、张冲等出兵广西，差点抄了李宗仁、白祟禧的老窝。就因如此，多少年来，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一直如梗在喉。此次滇军归他们指挥，他们遂夹慊报复，不将前线实情告知卢汉，有意隐瞒军情，欺骗、麻痹自己的部属。虽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已有察觉，主动找安恩溥和一八三师师长高荫槐交谈，要他们务必加强戒备，早作布置，以防不测，但并未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此时，身经百战的安恩溥听到清晰的枪声，虽有所察觉，但，听了卢汉的话后，认为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不服从命令，按时赶到防地，往往会贻误战机，影响战局，因此，还是决定按指示赶到蒲汪、辛庄一线集结布防。昨夜为寻找未按规定地点宿营的五四O旅，他连饭也顾不上吃，便冒着大雨赶到车辐山，和几个士兵挤在一起蹲了一夜的墙脚。此时，他感到饥肠轱辘，便指示五四O旅旅长郭建臣紧跟在一八三师后，渡运河到指定地点集中，自己在军部弄点饭吃并领了地图之后，随后跟进。
饭后，安恩溥带着十来个官兵，背着地图刚过运河不久，一八四师单车队侦察副官胡骅跑来报告说一八三师一O八一团(团长潘朔端)已经和日寇打起来了。原来就在21日，汤恩伯获悉六十军在他的第二线集结时，便连夜撤走前线人马，于学忠见汤部撤防，怕被日寇分割围歼，也赶快收缩右翼，从而在重兵防守的第一道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成为了无人之境，22日拂晓发起进攻的3万凶恶的日寇迅速向台儿庄一带推进，使不知敌情的六十军，正在各自向不明情况的指定地点集结，猝然与强敌遭遇，仓促应战，陷于十分险恶的境地。
听到报告，安恩溥十分焦急，他加快步伐，于22日12时左右赶到辛庄，来不及休息，便立即召集五四O旅一O八O团的连长以上人员，一道围着辛庄绕了一周，了解当地地形情况，分配地区，构筑工事。
此时，接到五四O旅旅长郭建臣报告，说已率一O七九团到蒲汪占领阵地并正在当地构筑工事，安恩溥稍感放心。不一会又接到一八三师一O八一团团长潘朔端告急，并请求增援。原来，一O八一团到陈瓦房，即与日寇在耿庄、高家楼一带遭遇，营长尹国华率部与敌激战，潘朔端率部增援，在耿庄、高家楼一带被阻，尹营500名官兵，仅1人生还，营长尹国华刺死十余名日寇后也壮烈牺牲。潘朔端率部与日寇激战终日，身负重伤，少校团副黄云龙阵亡，伤亡惨重。与此同时，一八三师陈钟书旅也在邢家楼一带与敌遭遇，陈钟书身先士卒，与日寇拼杀壮烈牺牲。
见强敌压境，安恩溥知情况紧急，自度若派人增援，如扬汤止沸，不仅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会影响辛庄、蒲汪一带的布防，对整个战局极为不利，便告诉来人，如潘团长不得已退下来时，一八二师就阵地支持掩护。
安恩溥正在指挥一O八O团构筑辛庄阵地，师部和各旅参谋长来到辛庄，根据实地观察地形的结果，安恩溥和师参谋长阎旭等人研究后，决定以五四O旅占领蒲汪、辛庄，为一八二师第一线阵地，五三九旅占领西黄石山、戴庄、上下杨庄、李家圩为第二线阵地，师指挥所设于湖山，师部、野战医院设于枣庄营，并由阎旭指挥五三九旅由禹王山后面山脚取道绕经李家圩进入上述第二防线各点。
阎旭走后，安恩溥又与一O八O团团长龙云阶、副团长钟光汉一道巡视各营、连构筑的阵地，并亲自跳下战壕比量，看战壕是否合乎要求。
时已人暮，一线阵地各团、旅之间电话线已架通，安恩溥打电话讯问在蒲汪负责率一O七九团构筑阵地的五三九旅旅长郭建臣当地布防情况，并指示郭建臣，在第一道防线蒲汪、辛庄间的间隙只有一千多公尺，由彭勤营派出一连在中间占领据点，依“空隙不要用人补，要用枪补”的原则，由一O八O团的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严密封锁。
为了及时了解到第二道防线的布防情况，在电话线尚未架通的情况下，安恩溥不顾疲劳，亲自率几个卫士一道，连夜离开辛庄。由于对路径不熟，便按白天看过的大方向走去，走了许多时候，终于走到了上下杨庄，找到一O七七团团长余建勋，了解了情况，作了布置，于23日拂晓，才来到湖山师部指挥所。
安恩溥率一八二师到战地，于4月22日晨战斗序幕揭开后，投入了台儿庄保卫战。他指挥一八二师与六十军广大官兵一道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寇在台儿庄一带南渡运河，直扑徐州的战略计划。
22日傍晚，与日寇激战的一八三师一部经一A,-师集结地蒲汪、辛庄前方，并在一八二师的掩护下向西撤退。此后，日寇云集于一八二师阵地前方，炮轰蒲汪、辛庄，并派飞机在这一带上空盘旋扫射。
23日拂晓，日寇王牌军板垣师团在继续攻击一八三师阵地邢家楼、凤凰桥等阵地时，又以一八二师五四O旅坚守的一线阵地蒲汪、辛庄为重点，发起新的攻击，并用燃烧弹、战车配合进攻。一时之间，蒲汪一带，战火熊熊，硝烟滚滚，枪炮之声，动地震天。由于日前安恩溥亲自在这一带进行了火力部署，并率部构筑坚固的工事，作好了充分准备，当日，击退日寇多次疯狂的进攻，而五四O旅伤亡也不太大。
下午15时许，驻守在蒲汪的五四O旅一O七九团团长杨炳麟在激战中腿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安恩溥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由一O八0团副团长钟光汉代理一O七九团团长，接替杨炳麟指挥继续与敌激战。
当年在贵阳一面之后，蒋介石对安恩溥的印象特别深。23日21时左右，军长卢汉在电话中告诉安恩溥，蒋介石于本日到车辐山车站开会，命六十军派一八二师接替孙仲连部驻守台儿庄，卢汉接到命令后，命安恩溥放弃现驻地，率一八二师到台儿庄执行任务。
此时，蒲汪、辛庄一带成了日寇进攻的重点，一八二师与日寇处于胶着状态，入夜虽日寇缓和了攻势，但相距很近。安恩溥清楚地知道，如一八二师一旦撤走，无异将大门打开，让日寇由此迅速南下，渡过运河，直奔徐州，使整个战局受到影响。为了顾全大局，面对强敌，安恩溥决不退缩，他向卢汉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使卢汉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由一八四师防守台儿庄。
4月24日拂晓，日寇步炮协同，并用战车数辆配合，向蒲汪东北面猛攻竟日，一O七九团二营营长熊启嵩在绕袭敌后中，右臂被敌机枪打伤，送往后方，安恩溥命营副范文学代理营长。激战中，一O七九团伤亡300余人，但阵地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仍然屹立不动。而日寇也伤亡特重，除当时抢运走的尸体外，战场遗尸达百余具。
同日，日寇在猛攻蒲汪、凤凰桥等地时，也猛攻辛庄。在日寇进攻辛庄前，安恩溥即电话指示在当地驻防的一O八O团团长龙云阶，由于友军没有交防就先撤走了，一八三师和敌人发生了遭遇战，一O八O团要立即作好战斗准备，坚守辛庄。并指示龙云阶鼓励全营官兵，我们喊了多年的打击日本侵略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要求大家要誓死报国，保持滇军的荣誉，决不后退一步。
薄暮，驻防在凤凰桥的一八三师一O八二团严家训部后撤，不少散兵进入辛庄。安恩溥接到报告，为防止敌趁乱混入辛庄并动摇军心，当即严令驻守辛庄的一O八O团团长龙云阶要掩护他们向西撤退，但不得准许这些散兵接近辛庄防线，如有不听命令的可就地枪毙，以严肃军纪。他认为，军人要稳、冷、狠，大敌当前，如果不“狠”，就会出现失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可惜龙云阶未能照办，仍然让他们进入辛庄。
21时，日寇一部果然随散兵混入了二营阵地。龙云阶与二营营长辛朝显将进攻之敌击退，龙云阶回团指挥部后，辛朝显便率人视察阵地，与潜入之敌遭遇牺牲。
24时，日寇以坦克掩护步兵进攻辛庄，再度冲人二营阵地。由于没有反坦克用的战防炮，二营官兵见日寇坦克在眼前横冲直闯，十分愤怒，为了保卫阵地，便以血肉之驱，舍生忘死，与坦克搏斗，有的抱着集束手榴弹奔向坦克，有的提着汽油瓶扑向坦克，有的甚至用十字镐去猛砸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激战中副营长陆正先在与敌肉搏时壮烈牺牲。龙云阶接到报告，又率人前去查看，与敌遭遇，在一棵大树后射击敌人，被一敌刺中胸部阵亡。在激战中，四连长杨某、六连长潘某相继牺牲，其它两个连长负重伤。与此同时，一营一连被敌包围，全部阵亡。至此，二营的连长和排长已全部阵亡。
安恩溥接到日寇冲人辛庄的报告后，当即率特务连的一个排，由湖山窝取道邱家林，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到李家圩视察。25日5时许到达李家圩时，辛庄已失守。拂晓，安恩溥驰抵刘家庄，收容一八二师和一八三师散兵一百余人，并将他们送到后堡编人部队继续战斗。又命一O八O团一营营长彭勤率其收容的一营散兵一百余名到窝山归队。
25日晨，日寇板垣师团、矶谷师团各派一部继续猛攻蒲汪，一O七九团官兵又伤亡400余名，全团伤亡人数已达1／3，代团长钟光汉右臂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由于辛庄失守，蒲汪突出，陷于三面受敌的困境，固守已起不了多大作用。安恩溥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保存有生力量，并集中兵力，固守二线阵地，阻击日寇的疯狂进攻。应该说安恩溥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此时，一八二师兵力分散，处处设防，而日寇却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虽然安恩溥率一八二师官兵浴血奋战，英勇抗敌，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安恩溥多次报告，请求军部同意一O七九团后撤到二线，加强二线防守，但没有得到军部的允许，说“孙总部不准撤，谁撤要杀谁的头。”师参谋长阎旭直截打电话到孙总部找在陆军大学的同学高参谋反映情况，请他反映将一O七九团从蒲汪后撤整补后重新投入战斗，得到的答复是“谁主张撤退就杀谁的头”。阎旭听了，十分愤怒地指责说：“上海失守，南京失守，杀谁的头?”在电话上大吵了一台，但仍然没有结果。
所谓孙总部即孙仲连总部，白崇禧在六十军于徐州接受任务时，将六十军划归实力和军事指挥能力都比滇军低得多的孙仲连直接指挥，此时孙仲连自己已经率部节节后撤，一直退到了蒲汪西南的台儿庄，将六十军推上了第一线，自己却在后面作壁上观。
25日午后14时起，日寇动用各种大炮一百余门，出动轰炸机十余架轰击蒲汪，并向该地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一时之间，蒲汪一带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声震数十里。浓密的黑烟中烈火熊熊，高达数丈。到15时半，炮火方停，敌步兵和战车在蒲汪阵地的东北面和西面三面围攻，数度冲人蒲汪。17时半，第一营营长王祓率部百余人从南绕到西面，出敌不意，向敌侧后袭击，方将日寇击退，战斗十分激烈，王承祓所率百余人仅生还十余人。
击退日寇后，五四O旅旅长郭建臣、一O七九团代团长钟光汉先后在电话中向安恩溥报告，昨日以来所剩官兵，在今天的战斗中伤亡过半，阵亡官兵多数是死在日寇炸弹、炮弹之下。蒲汪村不仅房屋烧光，全村土地已如用犁头犁过一样，全部翻了过来。现在战斗虽暂缓和，但耿庄、小村、凤凰桥等地区尘土飞扬，日寇战车和步骑兵异常活跃，敌机数架在上空不断盘旋，必然复来猛攻。现存官兵虽仍然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但情况十分危急。特别是缺乏战防炮，只有用速埋地雷并辅以集束手榴弹和13．2毫米机枪的办法来将就对付敌人的战车，使部队增加了伤亡。
在此严峻的情况下，安恩溥一面将情况上报，请求指示，一面命令郭建臣和钟光汉到战壕鼓励官兵，“这是我们这个团十余年来经常互相激励为国献身的时候了”，要大家坚守阵地，与日寇血战到底。此时，安恩溥平时用“三训”教育部下，要他们对国对民忠诚不贰，勤学苦练，学好本领，为国效力的训勉的作用显现出来了。当郭建臣到蒲汪东北突出部代营长范文学的阵地上时，问他们还有几个人，范文学回答仅剩18个人了，并说“请旅长放心，我们经过十几年的训练，知道军人最大的光荣就是献身祖国。到了今天，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决不许敌人越过此地一步!”正在这时，日寇又向蒲汪发起猛攻，20余辆战车在村内横冲直闯，蒲汪的掩体多被摧毁，吕建国排十余人防守的西北角阵地被日寇用重型坦克碾成了平地，吕建国等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人暮，日寇被击退。21时，钟光汉电话报告一O七九团所剩人数已不满两百。眼看自己精心训练出的忠于民族的劲旅就要毁于一旦，安恩溥痛心疾首，他从电话上报告卢汉军长，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固守蒲汪也无多大益处，且靠这不到两百人的队伍也无法再坚守了。如果再坚守下去，一O七九团必然全军覆殁，恳请卢汉让他们后撤休整，留下这几个人作该团人的种!
卢汉听到报告，也知蒲汪再守下去，只会增加无谓的牺牲，便冒着被孙仲连惩处的危险指示安恩溥，让他把一O七九团撤下来。接到卢汉命令后，安恩溥方命郭建臣、钟光汉收容部队，撤出蒲汪。一O七九团到师部湖山结合清点时，连同派出勤务归来，被打散后自动回来归队的官兵一共只有500多人了，剩下的人只占该团原有人数的1／5左右。
(四)
在一八二师一线阵地蒲汪还在继续苦战中，敌继续猛攻蒲汪的同时，于25日7时左右便开始进攻一八二师的第二线阵地后堡、火石埠阵地。
后堡、火石埠是台儿庄的重要屏障，对于坚守台儿庄至关重要，安恩溥指挥部队死守两个军事据点，为保证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5日7时左右，日寇占领了辛庄后，便开始进攻后堡，后堡的反击战是在安恩溥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日寇数次进攻被击退后，又一次发起了进攻，激战至正午12时许，敌300余名又发起猛攻。驻防后堡阵地的五四O旅一O八O团第三营营长王谦命第七连绕袭敌人侧背，利用阵前田地中又深又密的麦棵为掩护，迂回到日寇后面，配合正面战场，突然发起进攻，两面夹击，击毙日寇数十人，再次将日寇击退。激战中三营七连连长陈志和头部负伤，该连官兵伤亡过半，排长乔秉权负伤，武良阵亡，只剩下第三排排长李鑫升代连长，并将全连官兵50余人布置于前堡作为预备队。下午15时起，日寇集中各种炮十余门，不断轰击后堡。入夜，又用燃烧弹轰击，并多次派出步兵袭击，整个后堡成了一片灭海。在阵阵喊杀声中，九连长杨青池在与袭击敌人肉搏时阵亡，机关枪连连长王均也被敌炮弹炸伤后送，全营官兵已不到200人。
26日拂晓，日寇不断发起进攻，从东北、西北两面猛攻，安恩溥指挥战士与敌激战，两次将敌击退，敌遗尸百余具，在遗尸中发现刘桂堂部伪军。13时，残忍凶恶的日寇又以百余人从正面进攻，待双方混战肉搏时，以炮火不分敌我猛烈轰击，，敌逃回的寥寥无几，王谦营伤亡也特别惨重，阵地上只剩下50余人，连长李朴负伤后送。此时，王谦请示将前堡的几十个人调来后堡参加战斗，安恩溥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后指示他，现在调那几十个人来也只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要王谦带着阵地上几十个人暂时坚守阵地，与敌拚搏。14时，王谦右腿中弹折断，阵地上只剩下十二三个人了，安恩溥便命令李鑫代理营长，并命王谦的警卫员抬着王谦全部撤出后堡，自己承担退出阵地的责任。王谦营撤到师部指挥所李家圩时，仅余8人。
在掩护后堡撤下的王谦等人时，代营长李鑫阵亡，士兵也伤亡十余人，安恩溥便命排长张培基率领剩下的40余人到五四O旅归队。
25日在敌开始进攻后堡之后，日寇曾数次进攻火石埠，但均系侦察扰乱。
火石埠在禹王山东北麓，这个阵地是一个由东北斜向西南长约两公里，顶宽不到300公尺的狭长形的，标高为738的一个小高地。山的东北、东南麓有三个村庄。该阵地是六十军固守的禹王山的重要门户，在战略位置上十分重要，因此，卢汉曾命令安恩溥一定要死守这一阵地。
日寇发起进攻后，安恩溥便指示一O七七团团长余建勋，火石埠不仅上级强调重要，必须死守，即对目前一八二师禹王山阵地来说，这个据点也确实十分重要，要余建勋另派得力营固守。按安恩溥指示，余建勋派第三营到火石埠接替第二营防务。15时左右，第三营营长张泽率部到火石埠，刚刚接防，火石埠就受到日寇炮火猛烈轰击，燃烧弹炸毁了东北面的村庄，日寇步兵数百名分由西面及西北面进攻。张泽派少数部队到西面占领阵地狙击敌人，指挥主力阻击西北来犯日寇。在战事吃紧，原驻防的二营慌乱撤走的关键时刻，安恩溥不顾个人安危，率特务连连长卢俊、参谋刘汉鼎等赶到火石埠指挥并投入战斗，一时，军心大振，将企图从高地鞍部绕袭偷上火石埠的日寇击退。
安恩溥视察了火石埠兵力、火力的布置情况，觉得一切布置都较为得当后，方回到指挥所。刚到指挥所，便接到张泽电话报告，说已将正面敌人全部击溃，进攻之敌遗尸累累，生还无几，而三营九连连长阵亡，排长亡1伤2，士兵伤亡过半，七、八两连官兵伤亡也重。人夜，日寇炮火不断轰击，并使用燃烧弹将火石埠东西、东南两个村子的房屋全部焚毁，敌步兵也数次夜袭，均被击退。到26日5时左右，张泽营共伤亡320余人，其中伤亡连长2员，排长伤亡达2／3。
26日10时30分起，日寇又以猛烈的炮火对火石埠全面轰击，11时半，日寇步兵蜂拥而来，对火石埠发起进攻，激战到12时后，将敌击退，张泽营已只剩下百十个人，连、排长中仅余排长4人，安恩溥见张泽营无法再坚守火石埠这一战略要地，一八二师又抽不出兵力增援，便电话请军长卢汉处置，卢汉答应调一八三师一O八三团接防，但须人暮才能到达。
为了坚守火石埠阵地，保证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安恩溥指示张泽，一定要重新配置好火力，坚持战斗到晚上，候一O八三团到阵地接防。17时后，日寇步炮协同，炮轰火石埠阵地前沿，步兵约百余人冲到阵地前沿后用机枪、步枪对守兵猛烈射击。薄暮，张泽营仅余50余名。此后，一O八三团到火石埠接防，张泽引一O八三团团长莫肇衡到阵地各要点，一面视察情况，一面调队接防。接防完毕，张泽又与莫肇衡详谈几日来的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日寇惯用的鬼域伎俩等等，直到深夜才率残部50余人经师部指挥所回一O七七团归队。
(五)
在台儿庄、禹王山一带血战，遏止了日寇攻势，使日寇王牌军玑谷、板垣师团多日尺寸未进，蒋介石大喜过望，并认为鲁南会战，已到了战略决战时刻，指示李宗仁、白崇禧要迅速与敌决战。按蒋介石的部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第二集团军各部对台儿庄附近日寇发动全线出击，据命令称：日寇已进入我军台儿庄的袋形阵地内，命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向东，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向西封锁袋口，六十军向北全力消灭进入邢家楼、五圣堂、五窑路、蒲汪、辛庄等地的日寇。六十军军长卢汉奉命后，决定以全军三个师的力量，全面出击。
4月27日8时左右，安恩溥接到军部命令，要一八二师于10时出击，击退进入蒲汪、后堡、辛庄的日寇。此时，一八二师在安恩溥的指挥下已鏖战了六天六夜，在固守蒲汪、辛庄、后堡、火石埠一、二线阵地时付出了重大代价，歼灭了日寇大量的有生力量，逐次转移到了以糖坊为中心的三线阵地。
一八二师三线阵地中的禹王山是固守运河的屏障，也是六十军夺取整个台儿庄战役胜利的立足点，必须站稳禹王山这个脚根，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禹王山一带系山地地形，安恩溥以为一八二师在一、二两线艰苦战斗，消耗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在第三线可以更好地发挥云南部队山地战斗的特长，更多地歼灭敌人，消耗
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坚守禹王山阵地，安恩溥布置五三九旅把守这一带，以伤亡还不大的一O七八团防守糖坊以右，一O七七团(其中三营火石埠战斗后只剩50余人)防守糖坊以左。五四O旅两个团仅剩下了700多人，按命令退驻后方整编待命。
安恩溥认为，一八二师三线阵地不能轻动，如照孙总部的指示全线出击，或派出一个团出击，都有可能使整个阵地动摇。为顾全大局，他一再向军部、孙总部申述情况，请以确保现阵地为主，派必要的部队支援友军出击，均遭到驳斥。安恩溥又找军部参谋长赵锦雯面谈，要求军部负责向孙总部说明情况，要孙总部从实际情况着想，不要只凭主观上的想法，不顾事实去办事，如果出击不利，一八二师现在所占的三线阵地不保，禹王山失守，就会影响整个战局。但，孙总部的回答是这一次是全体一致行动，口袋里拿耗子，确有把握的事，不能一师独异，要安恩溥不要有所顾虑。
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准备，孙总部又将出击时间改为12时。
为了照顾全局，安恩溥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按照当前的战局和一八二师的实际情况，以保全现有阵地为主，适当抽调部份力量出击。右翼方面，安恩溥要一O七八团团长董文英留主力守住现有阵地。董文英爱国杀敌之心最为强烈，他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在部队刚到战地时，便写下了遗嘱。几天来摩拳擦掌，寝食不安。听到出击命令，更是欣喜若狂，屡次提出愿率所部出击，恢复蒲汪。安恩溥劝说董文英，在表扬他为国献身精神的同时，又指出一O七八团现驻守的西黄石山、戴庄、杨庄对于今后作战关系十分重大，要以站稳阵地为主，．并强调西黄石山为一八二师现阵地枢纽，一个兵也不能动，要他从一、二两营中抽两个连或三个连出来，派一个营长率领相机进攻即可。安恩溥还叫多年来与董文英十分要好的同事一O七七团团长余建勋从旁边劝告他，最后，董文英同意防守西黄山石的第三营不动，但坚持要自率一、二两营的主力及机枪连、拍击炮排出击。
左翼方面，安恩溥接到出击命令后，在保证禹王山阵地毫不动摇的前提下，对一O七七团作了重新配置，组织出击力量，决定抽调五三九旅余建勋第一O七七团所属的赵一鹤第一营和魏开泰营的一个加强连，组成出击部队，分路出击。由张泽率三营余部六七十人及由第二营拨给的两个连坚守禹王山阵地，并指挥在禹王山的追击炮连、重机枪连策应一、二两营的反攻。
12时，部队出击，董文英进攻蒲汪，在前进中遭敌阻击，董文英部前仆后继，左冲右突，与敌激战，杀声闻数里外。战斗中，果然不出安思溥所料，日寇见董文英部出击，后方空虚，便派兵南下进攻戴庄，董文英突然发现敌战车数辆由蒲汪南下，迅速撤回原阵地固守时，为时已晚。敌步兵、骑兵、战车相互配合跟踪追来。薄暮，董文英部退至戴庄，原阵地守军与来犯之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上湖山扼守。日寇占领戴庄后，又派刘桂堂伪军换上滇军服装，混人后退来的滇军伤病员内，潜人湖山，与守军混战，守军多伤亡，湖山失守。
董文英率护旗排反攻湖山，遭到敌人强大火力阻击，大声疾呼：“弟兄们，今天是我们献身的时候了，冲啊!杀啊!”他一边高呼，一边抬着轻机枪，向山顶敌人扫射，并冲上山顶，与敌肉搏，壮烈牺牲。本日，一O七八团出击部队伤亡官兵约2／3，该团原防守的湖山、窝山陷于敌手。
在董文英部出击的同时，一O七七团按规定分两路进攻辛庄、后堡，遭到敌人的阻击，敌人还用野炮、山炮、平射炮、轻重迫击炮集中攻击，战事尤为激烈，一O七七团官兵在乎原的麦地中，冒着敌人浓密的炮火冲击，在伤亡迭出的情况下，仍勇气十足，前仆后继冲向攻击目标。二营五连在无遮掩物可利用时，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以血肉筑成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抵后堡，与敌展开肉搏。至晚，左翼出击官兵伤亡四五百名，在麦田内构筑工事，与敌对峙。由于派队出击，日寇乘虚而人，本日，一O七七团防守的杨庄又被日寇占领。为了坚守禹王山阵地，安恩溥速令团长余建勋将糖坊、高庄突出的两个小据点撤回来，加强自上杨庄、下杨庄至李家圩的守备。
军合力不齐，本日出击，除六十军中的三迤健儿与日寇恶战外，汤恩伯、余学忠部在刚一遭到日寇阻击的情况下，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便迅速退回防地作壁上观。出袭的结果是六十军中，仅一八二师就阵亡团长一员，伤亡官长二十余员，士兵约二千名。蒋介石等人所谓的袋形阵地内的日寇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嚣张。一八二师受到了大的伤亡，原发挥云南军队山地作战的特长，更多歼灭日寇的打算无法更好地实现。
28日5时左右，一夜未眠的安恩溥率特务连及团长钟光汉等到前方指挥，拂晓到达枣庄营以北地区，得知董文英已阵亡，便急向邱家林前进，湖山、窝山之敌不断向安恩溥等人射击。为了防止敌军以湖山、窝山为据点，继续向南扩张，安恩溥即命钟光汉派一部占领禹王山麓至谷山之间的阵地，使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安恩溥回到枣庄营后，看到部队在出击中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心情十分沉重，此时不少将士声泪俱下，向他表示要以死报效国家。他在上战场之前，在与一八四师师长张冲闲谈间曾说过：“我怕罪，不怕死，”并表示必要时要以死报国。张冲对安恩溥说：“我倒是要活着，想办法活着。”他觉得张冲的说法很对，因此，在肯定部下官兵为国牺牲的精神时，又鼓励他们要想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完成阻击日寇南下的任务。
(六)
禹王山位于台儿庄东南部的运河东岸，距台儿庄约10余公里，山的东北面是湖山、窝山，北面是邢家楼、五圣台。禹王山在当地的高程约200米，高于四周的各个小山丘，在山顶上不仅可以俯瞰六十军全部阵地，而且可以隐约看到台儿庄城。如果日寇突破了禹王山防线，即可居高临下，控制整个战场，夺取台儿庄，并南下截断陇海线，布防在运河北岸的抗日军队将面临覆灭的危险。4月28日，规模巨大的第二次台儿庄战役便转入了以禹王山为主阵地的阻击战。
为了有效地阻击敌人，安恩溥临危不乱，他与大家研究后作出如下决定：(1)立即将师部现有能力战斗的官兵(包括勤杂轻伤员)组织起来，全力保住右至谷山、鹅鸭城、禹王山、李家圩、房庄、枣庄营、胜阳山等要点。(2)五三九旅的一O七七团余建勋部负责禹王山和左沿禹王山北麓至李家圩、房庄之线，阻击东面和北面之敌。(3)五三九旅的一O七八团由陈浩如代理团长，负责邱家林起沿禹王山东南麓至谷山、枣庄营东北方至枣庄营中部缺口的防守。(4)五四O旅一O七九团代团长钟光汉率部负责枣庄营中部缺口至洳玉山头村，包括禹王山南麓至胜阳山的防守，并派队游击枣庄营、洳河西岸间地带，相机出没于宋山陇、皂角树各点。(5)做好收容各部被打散官兵的工作。(6)师部、旅部长官到前沿阵地慰问士兵，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要与阵地共存亡。
研究决定后，各部分头行动，一时之间，一八二师以禹王山高地作为核心阵地，环绕核心阵地的四周，以山麓村落为据点，构成了比较坚固的阵地，而且自安恩溥以下全师官兵，都下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28日8时左右，安恩洳溥将新的布防情况向卢汉报告，并自豪地说，敌人要想攻下禹王山一八二师的阵地是不容易的，敌攻不下禹王山阵地，决不敢深入劝蚵、运河间三角地带南渡运河。与此同时，安恩溥也报告了一八二师所处的困境，全师只有一O七七团还可以说是一个勉强保存建制，实力仅消耗过半的团，其余3个团都很残破。他还总观全局，强调万一在敌重兵的攻击下，一八二师全师官兵牺牲，敌人占领了禹王山，便有可能突破运河，直趋徐州，将大大影响战局，要求卢汉加强运河南岸的防守布置，多考虑一下一八三师一O八二团正面的情况。
28日晨，占据湖山、蒲汪的日寇对禹王山一带狂轰滥炸，一八二师枣庄营阵地中炮弹千余发，当地房屋大部分被催毁。与此同时，窝山之敌派步兵猛攻邱家林，邱家林失守。敌又由东北面猛攻一O七七团枣王山、上下杨庄等阵地。15时许，二营营长魏开泰在下杨庄阵亡后，敌一部突人下杨庄，副营长岳家祥率部与敌展开逐屋争夺战，将突人的一小队敌人全部歼灭。
在敌猛攻一八二师上述各阵地的同时，也猛攻一八三师一O八三团坚守的火石埠阵地，17时，一O八三团团长莫肇衡阵亡，火石埠失陷，日寇乘胜来攻一八二师阵地李家圩，一O七七团一营奋起反击，伤毙敌人甚众，将敌击退。
为了固守禹王山，卢汉决定派一八四师到禹王山与一八二师一道固守这一战略要地，对禹王山的布防作了调，重新构成以禹王山为中心，在东庄、李家圩、枣庄营及其以东地带筑成第一道防线，以赵村、赵家渡、古梁王城、房庄、胜阳山等沿河西岸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在一、二两道防线的左右两翼，又将台儿庄和西黄石山两个有力据点作为巩固禹王山阵地的依托，构成了全军阻挡日寇南渡运河，直趋徐州的坚固的核心阵地。在兵力部署上，以一八三师经第一阶段激战后保留下来的4个营中的两个营守备东庄地区；以一八四师王秉璋旅王开字团守禹王山西，北至李家圩地区；以一八四师杨洪元团守禹王山东北部；一八二师五三九旅一O七七团两个营的兵力守备禹王山东北枣庄营地区，一O七八团二营残部归余建勋指挥；以一八二师五四O旅郭建臣余部约一个营的兵力守枣庄营以东河地区。
28日22时左右，张冲率一八四师到禹王山，安恩溥按命令将一O七七团所守阵地全部移交与张冲，命余建勋率一O七七团连夜到枣庄营归还五三九旅建制。
日寇占据湖山、窝山后，瞰制着一八二师、一八四师劝啊西岸至枣庄营、胜阳山等阵地，对禹王山的威胁很大，特别是驻在禹王山东麓邱家林的日寇，对禹王山阵地有若附骨之疽。一O七七团到枣庄营将阵地调整好后，安恩溥与张冲协商后报军部批准，定于29日夜反攻窝山、湖山。
29日拂晓前，一八四师的出击队和一八二师一O七七团张泽营(共两个加强连)在炮火掩护下分别向邱家林、窝山、湖山反攻，将邱家林之敌200余人全歼，邱家林成为敌我双方弹槽，双方均未占领。窝山守敌二三百人，大部被炮火歼灭，残敌顽抗，被张泽营歼灭驱逐，激战中张泽负重伤，一O七八团团长陈浩如率部在窝山继续战斗，湖山敌人数百蜂拥反扑，陈浩如阵亡，窝山复陷敌手。这次战斗虽恢复窝山、湖山的目的未达到，但消灭了邱家林、窝山敌有生力量数百名，炸毁敌战车3辆。一八二师又阵亡团长1员，负伤营长2员，伤亡官兵约300余人。
29日10时，敌重炮对自西林庄、枣庄营、胜阳山、禹王山、李家圩等阵地全面轰击，数架飞机已在这一带盘旋轰炸扫射，日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为了打击日寇，军部调来战防炮连，并拔一个排两门战防炮归一八二师指挥。
11时许，安恩溥指示团长钟光汉隐蔽掩护好战防炮；指示五三九旅旅长高振鸿、五四O旅旅长郭建臣督促各部修补、加强工事，要求阵地前方除一般的障碍物外，对敌战车须千方百计地敷设各种障碍物；指示钟光汉抽调得力的一个连去西林庄、谷山、鹅鸭城各处构筑据点工事，特别要注意隐蔽和伪装。
16时，敌向一八二师、一八四师的禹王山阵地全面发起进攻，一八四师方面特别激烈。
30日，敌仍未放弃攻占禹王山突过运河会攻徐州的企图，自早至午，敌炮轰禹王山、枣庄营、胜阳山各阵地，炮火十分猛烈，并使用燃烧弹、重磅炸弹，枣庄营全部房屋都被炸毁，三四公尺深，四五公尺宽的弹坑多达一百多个，守军伤亡一百余人。此时，一八二师阵地自禹王山东南麓沿枣庄营、胜阳山、山头村，占领的前沿阵地长达七八公里，全师两个旅4个团只剩下不足1个团的人员。午后，日寇步骑协同共二千余名敌人，分数股向一八二师阵地各要点进犯，为了有效打击敌人，并节约弹药，安恩溥指示各处守军不得乱放一枪，滥发一弹，要沉住气，待敌进人最有效射程时，方以浓密的火力消灭之。本日，一八师在安恩溥的指挥下歼灭日寇约500人，击溃了各处日寇的多次进攻，在激战中一八二师阵亡官兵200余人。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来犯之敌大部已被歼灭于禹王山下，曾动摇过的阵地又得到了全面巩固，日寇对禹王山的第一次全面进攻终于以失败告终。
5月1日至3日，日寇又对禹王山发动了第二轮攻势，但所用兵力和攻击强度都远远不如第一次了，并改变战术，白天用飞机狂轰滥炸，晚上用步兵偷袭骚扰。其中，以3日进攻最为猛烈。本日1时许，敌偷袭一八四师禹王山阵地，冲人一O八六团阵地内，被旅长万保邦率部激战将敌驱出。4日，紧接一八四师方面驱逐其窜人一O八六团阵地敌人之际，日寇又开始向一八二师一O七七团所守的禹王山、枣庄营等地猛攻，均被击退。
禹王山成为六十军固守台儿庄的坚强堡垒，也是第二次鲁南战役中敌我双方争夺的一大焦点。在卢汉、安恩溥、张冲等人的指挥下，六十军全体官兵视死如归，经过反复的激战，将禹王山阵地牢牢勉掌握在自己手中。
5日，敌进攻稍缓，6日至10日，日寇放弃了攻占禹王山的企图，与六十军成相持状态，但仍不断用飞机大炮轰击禹王山。
在三迤健儿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云南广大妇女在支持前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请愿”组成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台儿庄参加宣传、救护等工作。5月8日，服务团的女团员要到前线慰问官兵，安恩溥告诉她们白天目标暴露，行动困难，不要去前线作无谓的牺牲。但，服务团的女团员认为战士去得，她们也去得，一定要去，安恩溥便带着一八二师政工人员和她们一道到胜阳山战地。到了战地，女团员们对敌人发来的炮弹毫不畏惧，有的拾刚爆炸后的弹片作纪念，有的还抱着未炸的炸弹要留影纪念。次日，从未到过一八二团的孙总部参谋视察团到师指挥所，安恩溥向他们讲了一八二师连日苦战，损失巨大的情况后，他们似信非信，态度也显得十分傲慢。人夜，月明星稀，安恩溥邀他们去各团看看情况，刚走出师部不远，敌人的炮弹呼啸着从他们的头上飞过，他们被吓着了，突然改变主意，不再前进，并变得很客气地对安恩溥说：“我们要了解的一切，各位已如实地告诉我们了，用不着再到团里去了。”
朝气蓬勃的青年女学生和贪生怕死的国民党中年军官在前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恩溥对此感慨万千。
(七）
由于日寇改变了战略计划，主力向微山湖西移，六十军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于5月15日凌晨，奉命撤出阵地，执行新的任务。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的地方，走过崇山峻岭，开到抗日的战场。
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任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这支《第六十军军歌》是著名的作曲家洗星海在六十军于武汉待命时，满怀激情为六十军谱写的。歌词豪迈雄壮，曲调高亢激昂，歌词寄托着人民对六十军的殷切的期望。六十军全体官兵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们在卢汉、安恩溥等人的指挥下，血战台儿庄，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据有关资料记载，六十军在禹王山、李家圩、火石埠、西黄石山、戴庄一线同日寇激战，以伤亡万余人的代价，成功地挡住了日寇的进攻，歼敌四五千人。安恩溥在其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这次战役中，我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二千余。”
为了完成阻止日寇南渡运河，直下徐州的阴谋，在20多天的激烈战斗中，六十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整编中，将一八三师剩余人员编为1个团，一八四师剩余人员编为3个团，一八二师16日撤出阵地后，全师4个团也仅能整编为1个团，即一O七七团。
一八二师整编为一O七七团后，暂归一八四师师长张冲指挥，因安恩溥是龙云特别相信的人，卢汉便派他先到汉口见蒋介石呈述六十军作战经过，要求补充武器，然后回云南向省主席龙云汇报台儿庄战役中人员伤亡惨重的原因，要求迅速补充兵员。此后，安恩溥率师参谋长阎旭单独出发。由于日寇南下，时局混乱，路途被阻，几经周折后，二人方绕道上海、香港，安恩溥于6月乘飞机飞汉口，阎旭乘船回昆明。
有趣的是在安恩溥按卢汉命令执行任务，离开部队后，在六十军内，却广泛地流传着他畏惧日寇逃跑的谣言，有的更是说得煞有介事，说他在路上怕被日寇发现自己的身份，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道袍，装扮成一个四处云游的道士，方逃到香港。试想，他如果真的畏惧日寇而潜逃，何不如在香港隐姓埋名，长久住下去，又何必回到汉口?
安恩溥到武汉时，卢汉早巳率六十军到达武汉，安恩溥到黄陂重整部队，此后，六十军将尚存兵员编为一八四师。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保留建制，回云南接运兵员重建。
1938年7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为了更多地派出滇军，支持前线抗战，蒋介石同意龙云的要求，将六十军扩编为军团，以云南新成立的第五十八军开来武汉，与六十军、新三军合编为第三十军团，划归第一兵团张发奎指挥，以卢汉为军团长，以安恩溥为六十军军长，孙渡为五十八军军长，张冲为新三军军长，六十军下辖一八二师和一八四师。
战局进一步恶化，6月26日，日寇占领九江，从而取得了进攻武汉的桥头堡。8月24日，瑞昌失守。8月，第三十军团划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开过长江，在湖北阳新县(武汉东南方向)的排市设防，作保卫大武汉的军事准备，参加武汉会战，其具体任务是阻击从江西九江、瑞昌沿长江西岸西进的日寇。9月23日至10月7日半个月内，安恩溥率六十军参加了阳新排市阻击战，成功地将日寇阻于排市富水北岸地区，使日寇行动迟滞，未完成其在江北部队进入武汉前切断粤汉路的计划，对保卫武汉机关和部队安全撤退作出了一定贡献。
10月底，武汉失守，滇军奉命向崇阳转移阻敌，此时，广州沦陷，日寇沿粤汉路南犯。崇阳是湖南重镇，又是通向湖南平江市和长沙的门户，日寇要攻取长沙，与从广州北上之敌会合，必须打开崇阳门户，因此，驻守崇阳地区，是武汉保卫战的继续，也是保卫长沙必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此时，第三十军团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安恩溥奉命率部与五十八军、新三军一道在崇阳城东北郊高地崇武公路东西之线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日寇南侵。崇阳之战于11月4日开始，到同月中旬结束。由于日寇迅速南下，战争来得很快，第一集团军新兵多，没有通过休整便仓促应战失利。五十八军军长孙渡，新三军军长张冲均被追查责任，但身经百战的六十军则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其中，六十军一八四师扼守黄莲洞、画石砭之线，官兵英勇奋战，屡挫敌锋，激战达一周之久，毙敌在5000以上，最后官兵仅剩下90余人，仍继续抵抗，坚守阵地。
1939年2月，安恩溥率部参加南昌会战，与五十八军、新三军一道在赣北奉新、靖安、安义等地与日寇激战，然后又坚守于万寿宫、高安一带，与日寇长期对峙，牵制日寇。
1939年4月，在反攻南昌的战役中，安恩溥激励部下，要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冲锋陷阵，歼灭敌人。战役结束后，又率部固守阵地。
1940年1月，第一集团军配合友军，在敌后开展交通破袭战，切断交通线，使日寇只能困守孤点。在此期间，安恩溥指挥的六十军组织挺进队，在一八四师五四O团副团长郑祖志率领下，于1月中旬攻人南昌附近的西山区，建立了西山根据地，在西山附近的公路上多次伏击日寇巡逻队，并于2月25日深入南昌西郊万家埠，一举炸毁日寇进出南昌的一座重要桥梁，破坏了日寇的有线通讯设备，使南昌敌酋为之震惊。六十军挺进队与五十八军突击队相互配合，以西山根据地为据点，袭击敌人，他们在一次伏击战中消灭了日寇的一个慰问团，击毁敌轿车2辆，卡车5辆，打死日寇1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50余支，皮箱12支，香烟及罐头3担，太阳旗100余面，击毙了日本爱国妇人会长崎分会会长松梅子和神户本部须磨二分会会长金子董及少将主计1名。
(八)
1939年后，为配合南进，日寇多类舰艇游弋在越南的北部湾一带洋面，有在越南海防登渡之模样。1940年夏，日寇在这一带的活动更为频繁，9月，《法日协定》签订后，日寇大举由海防、谅山向河内前进，窥视我滇南边境。昆明是抗日战争的后方重镇，滇南是昆明的重要门户，蒙自至开远以北，山势不大，也不象滇西有横断山脉阻滞，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日寇如由河内经蒙自进犯昆明，路线较为捷近，又有滇越铁路及蒙河公路便于运输，因此，要阻止日寇进犯云南，保护昆明，就必须巩固中越两国在滇南毗邻的边防。这段边界线，东起西畴经河口、沿江外一带至思普区，路线长，防守力量十分单薄。
为了加强边防，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陈词，要求调回在江西的云南部队。经蒋介石批准，将六十军调回云南，并组织滇南作战军，以卢汉为总司令，设总部于昆明。1940年11月下旬，滇军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移驻蒙自，下设第一路、第二路军指挥部，安恩溥兼任第一路军指挥，下辖六十军的一八二师、一八四师，并指挥云南新编第一、三两个旅。
1941年底，驻越日寇调动频繁，蒙自至屏边一带成为了日寇的主攻方向，卢汉将沿滇越铁路、蒙河公路作为重点防区。1942年初，安恩溥率六十军自江西返回云南，因六十军曾在台儿庄、武汉、南昌等地多次与日寇较量，屡挫敌锋，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便将其派驻蒙自至屏边一带。其主要阵地带自红河左岸的大小麻密附近起，经蛮堤、蛮板、蛮耗、新街，沿屏边县城南部的大尖山2363高地附近至滇越铁路车站大树塘街附近。2月，安恩溥率部抵达蒙自，将第一路军指挥部和第六十军军部设于蒙自新安所，一八二师师部设于蒙自冷水沟，以五四四团驻防于个旧龙树脚附近，与第二路军左主阵地带衔接；以五四五团驻防于蒙自水田附近，占领红河左岸主阵地带，与一八四师衔接；以五四六团驻防于蒙自补之白一带，一部推进至红河右岸江外地区，与金平附近的第三旅保持联系，协同担任通越要点的守备。第一八四师师部驻于屏边新现，以五五二团驻防于新现附近，五五一团驻防于屏边县城，五五O团驻防于屏边迷底，右与一八二师水田附近的五四五团衔接，左地区与第九集团军防守大树塘东部的部队衔接。第三旅旅部设于屏边县城，以所属第五团驻防于屏边撒枝附近，第六团推进至金平平冠营附近，担任国防前线的守备，注意敌军由此袭扰个旧，策应其主力向屏边方面的进攻。
为了避免设防时出现间隙，安恩溥还特别注意对与第九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阵地结合部进行周密布置，要求各师、各团，要注意阵地结合部的布置。为了加强防御，安恩溥指示第三旅要密切注意与第一、第二游击支队及河口独立连的联系，在那发、金平、猛平、卡房、龙膊、河口附近红河右岸地区，构筑前进阵地，加强防守县城附近，随时策应前方作战。
此后，安恩溥根据持久防御的战略目的，利用这一带地形复杂，又有红河萦洄为天然屏障的有利地形，严格封锁各个隘口，坚壁清野，沿国境线选择要点，构筑主阵地带及前进阵地工事，同时，发挥六十军长于山地作战的优势，将日寇阻于中国边境线之外。
为了阻止日寇机械化部队的活动，安恩溥在限时构筑工事的同时，还根据第一集团军总部安排，派出工兵，破坏由河口至老街铁桥，并配备火力封锁，使敌不能进行修复作业；将防区内与河内相通的国道蒙河公路及县道彻底破坏，在重要地段，将路基掘毁，引用公路附近江河、沟渠水流冲去路基土层，使其露出嶙峋的底面石层，或淹成泥沼地带，公路桥梁、险道一律破坏，使日寇无法在短期内将其恢复利用；将防区内红河各处渡口的船只全部封锁，用钢柱、竹木桩等固定于渡口险要处，使渡口湮塞，不能使用，并就近配备适当的火力点，严密封锁；对防区内的铁道沿线的一切桥梁、隧道，所经过悬崖或溪流陡岸险峻地段，进行破坏后削成斜面，使日寇不能改作汽车道。
为了完成以上任务，既能达到阻止日寇北上的目的，又尽量减少破坏地段，以利战后重建，安恩溥栉风浴雨，跋山涉水，亲临现场，反复斟酌，选定破坏路段及构筑工事地点，并现场指导施工，鼓励将士为保卫祖国努力工作，尽快完成任务。通过几个月的努力，于4月底前基本完成破坏任务和主阵地带工事的构筑，并于7月前先后完成了江外地区通越重要地点前进阵地工事的构筑和主阵地带的后方的第二阵地带的工事构筑。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为了进一步搜集敌人情报，安恩溥还积极开展收集日寇情报的活动，在各地建立情报网，在边境设立岗哨及巡逻队，调查敌情，随时通风报信。还利用土著居民以走亲戚、做生意为名，混入越境，侦察敌情。
此时，滇南正面的日寇约有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一个师团在越南莱州、奠边府一带，约两个师团在老街、安沛、越池至河内滇越铁路沿线，另一个师团在谅山附近，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由于中国军队及时完成了各项防堵任务，在边境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且滇南军民同仇敌忾，士气旺盛，各部队坚守阵地，以逸待劳，日寇也不敢轻动。
滇南崇山峻岭，断崖绝壁，道路崎岖，地形险要，道路又被破坏，机械化部队运作困难，而安恩溥所率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又迭挫敌锋，使倭寇胆寒，当时日本报纸称六十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被日寇称为“蛮子兵”，闻之心惊，因此，日本侵略者虽陈兵越境，虎视云南，但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并不得不知难而退，改变从滇南进兵，侵占昆明的战略计划，将主力转移到缅甸方面，攻占仰光，向滇西进犯。
安恩溥在率六十军驻防滇南期间，仍一如既往，继续执行“三训三戒”，严于律军，恤民恤兵。
“导之以礼，齐之以刑”，由于驻军很多，为了严肃纪律，防止驻军扰民，安恩溥在部队中设置了军纪督察处，专门管理军队纪律。一次，军纪督察处抓到一个吸食鸦片的军需，为了严肃军纪，安恩溥指示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处置，此后，军中无人敢再吸鸦片。六十军五五二团张XX是镇雄人，深得安恩溥信任，张有一个亲戚在该团当兵，生病寄住在蒙自新安所的一老百姓家里，不久病故，张XX硬说是被这家人给害死的，想要借机进行敲诈。这家人告到团部、师部都无人肯为他出头，便一直告到了军部。安恩溥听到后，对此事亲自作了调查，确系病故，便不因张XX与自己是同乡，又是自己的亲信而置之不理，而是对其进行教育，不久，又撤去其职务。
他还严查走私，开展生产活动。当时，在蒙自驻军中六十军的少数将领，利用在边疆驻防之机，到境外走私香烟等物入境销售，从中牟取暴利，大发横财，安恩溥对这种走私贩私行为进行了认真查处。
在驻蒙自与日寇对峙期间，安恩溥在不影响防务的情况下，为了发展经济，增加部队给养，他在六十军每团抽出一个营在草坝屯垦，在开远种植木棉，并广种甘蔗，开办拨溪糖厂，又购买百余台缝纫机交给战地服务团缝制军服，以其收入补充军需，改善官兵生活。
六十军军部办公室设在蒙自新安所一座庙中，由于安恩溥廉洁奉公，严肃军纪，不苟言笑，崇尚儒学，故军中把军部戏称为“大成殿”。
由于安恩溥在滇南严禁走私，触怒了当地不少上层人士和个别六十军的上层军官，加之龙云、卢汉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安恩溥难免受制于上下左右之间，而卢汉又有“濯拔”卢浚泉之意，此时，日军已将进攻重点改到滇西，滇南无战事，形势日趋缓和，年近半百的安恩溥便于1943年辞去一路军指挥兼六十军军长职务，离开滇南，赴重庆陆军大学学习。
按安恩溥的打算，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毕业后，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但，由于时局的动荡，他从此却出乎意料地结束了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
四、策动云南起义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根据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全国胜利的形势，明确提出今后要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所谓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所谓北平方式，即用和平的方法，将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让其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待条件成熟后，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为了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云南地下党从各方面、各条战线做了大量的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在此期间，安恩溥为争取卢汉，策动云南起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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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便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口号，这个口号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企图消灭红军，二是想要吃掉各省的地方势力。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次弟削弱了西南诸省中四川、康西、贵州三省的地方实力，唯有云南龙云，虎踞全滇，开富增源，养精畜锐，所有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与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抗战期间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使昆明有“民主堡垒”的称号。对此，蒋介石甚感不安，决心从长打算，解决云南问题。
1945年10月，蒋介石趁滇军人越受降之机，于3日发动倒龙政变，采用军事突然袭击的方式，改组云南地方政府，将龙云挟持到重庆，完成了多年来的宿愿。此后，蒋介石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并将滇军调到东北参加内战。
刚刚从重庆陆军大学毕业出来的安恩溥一回到云南，就遇到蒋介石发动的云南政变。由于时局动荡，不愿再参加打内战的安恩溥便暂栖昆明，静观时局的变化。
抗日战争后期，昆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著名的“民主堡垒”，这同龙云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是分不开的。此时，安恩溥饱经人世沧桑，在思想上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政见方面基本与龙云保持了一致。早在1943年安恩溥还在担任六十军军长时，在与龙云关于时局的交谈中，听到龙云骂蒋介石独夫，并知道龙云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持民盟，赞扬民主人士。为了不至误事，安恩溥曾委婉地对龙云说：“过去一贯拥蒋，现在反蒋，须有表示使部下知道是必要的；但是谋人而使人知者不智，随时怒骂，给蒋介石知道了，反而会误事。”
龙云被蒋介石软禁重庆后，安恩溥不避嫌疑，常到重庆李子坝看望龙云。
1946年初，国民党召开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在会议期间在坚持和平、民主和团结建国的大前提下，在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等方面作了真诚无私的让步，龙云赞佩不绝，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国家化”方面的让步更是惊佩不以。龙云委托安恩溥请一个有军事素养，又能写作的人帮助他写关于“军队国家化”的意见，并打算文章写好后在新华报上发报，安恩溥便约马逸飞到龙云李子坝住所。马逸飞是中共地下党员，曾被地下党派到六十军一八四师中工作，安恩溥与马逸飞到龙云住所正好遇到监视龙云的特务裴存藩，此后，马逸飞不愿再去龙云住所，没有写成这篇文章安恩溥深表遗憾。
卢汉上任云南省主席之初，云南财经方面的大问题，就是云南人民十多年来的血汗的积蓄(在海源寺后方的西华洞)，被蒋介石派云南税务局局长赵恩巨监管，云南不得过问，使云南财政受到蒋介石的严格控制，并冻结了云南外汇。1946年底，卢汉通过各种关系，启封了西华洞，解除了蒋介石对云南外汇的冻结，并决定以全省人民的名义，用这些资产成立云南人民实业公司，由各县派一个代表到昆明开会，并选出董事会、监事会。由于这份财产原来分别属于云南企业局系统和经济委员会系统，在人民企业公司筹备期间，各方面争执激烈。为了起到制衡作用，1947年初，安恩溥应卢汉之约，与李炳垣、禄国藩一道去做各方面代表的工作，使选出来的董监能听卢汉指挥，这样卢汉对云南的财经得到了确实的掌握，对后来云南组织自卫，顺利实现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安恩溥参加了云南第一区立法委员会竞选，当选为南京立法院立法委员。此时，龙云已被蒋介石挟持到南京继续软禁，安恩溥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在南京长时间逗留，常到龙云住处，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与龙云保持密切联系。
1948年9月，卢汉在南京见到安恩溥，要求安恩溥回云南协助他的工作，并对安恩溥说：“莫在外头混了，回去负点实际责任。”此时，云南民政厅长杨文清称病辞职，卢汉通过反复考虑，决定并向蒋介石面呈，要求由安恩溥接替这一重要职务，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许。
1948年12月8日，龙云逃脱蒋介石软禁，到香港居住，安恩溥便从南京取道香港回昆明，并在香港拜见了龙云。见面中，多次商谈了关于云南起义的问题，他们认为，蒋介石节节败退，最后一定会退到云南顽抗，其结局是失败后又逃到台湾或外国。这样一来，云南作为最后战场，大家和老百姓的苦难不堪设想。并且等到云南解放，大家的罪恶账就算不清了，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救云南的老百姓，并救自己。
交谈中他们认为卢汉到了现在，对这一点也可能有了清醒的认识了。龙云要安恩溥回云南告诉卢汉积极准备起义。要求安恩溥如果卢汉同意起义，安恩溥等人无论在朝在野，都要拥护他，协助他起义，而起义的时间愈早愈好，最好是在解放军渡江之前，太迟了搞成马后炮，就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了。龙云还表示负责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与各党派联系。要求安恩溥起义前与四川邓锡候、西康刘文辉加强联系，争取滇川康联在一起，保证起义的成功。如果卢汉执迷不悟，大家还是要积极准备起义，云南忠义之士很多，只要团结一心，不要卢汉也干得起来。龙云还嘱咐安恩溥要与云南各地世家以及滇黔、滇康边境的世家，尤其是彝族的世家取得联络，发动他们参加起义。
安恩溥对当前的局势作了认真分析，指出卢汉在当师长时就接近了进步人士，并且一向都是讲求现实的，现在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不会无动于衷。他建议龙云写一封对形势进行透彻分析的信给自己带到云南交给卢汉，劝劝他，他起义的可能性是大的。万一卢汉不干，建议由龙绳武、龙绳祖(龙云之子)回去策动起义，因为他们年青，离开部队的时间不长，对旧部的号召力强。安恩溥还分析了云南及周边世家的情况，认为他们的武力，大多数是腐化成性的乌合之众，只能在必要的时候作一定的利用，如果依靠他们，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
安恩溥离开香港的前夜，又与龙云进行彻夜长谈，最后的结论是：(1)要尽量争取卢汉起义，因为本钱在他手里。(2)安恩溥回云南后，要组织在朝在野的人都支持卢汉起义。(3)在外与共产党和各党派的联系，由龙云完全负责。(4)起义时间最好定在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
次日，安恩溥乘飞机返昆明，飞机临起飞前，龙云送来给卢汉等人的信和龙之荀(龙绳祖之妻)的信，安恩溥将信塞在鞋里带回昆明。
(二)
安恩溥是接受龙云指示回昆明策动卢汉起义的第一人，他的主要任务是：(1)向卢汉转达龙云对形势的分析，希望卢汉认清形势，准备起义。(2)明白告诉卢汉，如果他拒绝起义，龙云也要把起义搞起来。龙云要安恩溥尽快回答“卢汉究竟愿不愿起义”这个重要问题。
安恩溥到昆明后，把龙云的信交给卢汉，并如实转达了龙云的意见。到1949年2月25日，卢汉才给龙云回信并提出三个方案：(1)卢汉自己称病辞职，保安恩溥代理省主席，然后由龙云直接指挥安恩溥发动起义。(2)走马换将，龙云回云南，卢汉到香港，由龙云自己发动起义。(3)如果要卢汉领导起义，要求龙云命令龙绳祖、万保邦、龙奎垣等都要听卢汉的话，否则云南的事情搞烂了，卢汉都不负责任。最后，龙云同意了卢汉的第三个方案。
1949年2月1日，安恩溥正式接替杨文清职务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此时，民政厅负责吏治、积谷、救济、禁毒、团务等方面的重要工作，业务繁多。为了保证云南起义从上到下顺利实施，安恩溥通过反复思索，决定委任王凤端为省民政厅主任秘书。王凤端担任过县长、昭通地区专员，在云南政界有比较丰富的经历，对各方面的工作和情况都比较熟悉，又与安恩溥在昭通共过事。安恩溥将民政厅的事务性的工作都委托王凤端去办理，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协助卢汉准备起义和选派各县县长、整顿机构、培训骨干等重要工作上。
安恩溥任省民政厅厅长后，便与省政府人事室、省保安司令部等联系就原打算委任为各县县长、县重要部门负责人的登记名册进行研究，并与一些原准备委任为县长的人选进行面谈，发现原名册中的人选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只想当太平官，不愿冒险犯难；有的想趁当县长之机大捞一把；有的得过且过，意志消沉；有的眼高手低，自命不凡，想出风头，实际上是“做火钩嫌长，做门杠嫌短”；有的强调本县人做本县事，为“赶门前街”要出任县长。特别是普洱、缅宁两区，为了思茅、镇沅、澜沧、佛海等县长的人选问题，安恩溥约这两区留昆人员谈了几次，意见都统一不起来。
为了保证此后云南起义的顺利进行，安恩溥特别另外物色了一批原第一集团军六十军中较为清正兼洁的人员派到各县当县长，使他们届时能听从指挥，至少不反对起义。在这些人赴任之前，安恩溥都与他们进行了密谈，谆谆告诫他们，蒋介石必定要垮台，在其垮台之前，他还企图以西南为最后根据地，以云南为最后战场，但，他终于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反对蒋介石以云南为最后战场，达到救云南和自救的目的。安恩溥还布置他们到任后，首先要认真整顿团队和民团，将地方武装切实掌握起来，站在人民方面，打击土豪劣绅，对中央人员和中央军尽力敷衍，尽量争取与进步人士和朱家壁领导的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取得联络。
为了精简机构，节约财政开支，1949年6月，云南省一些部门实行合署办公，安恩溥与卢汉一道对云南省的机构进行了整顿，其主要成绩有以下几点。
(1)撤销云南警务处。一年来，云南警务处处长都是由特务头子担任，这个处成为特务活动的基地。警务处撤销后归并到省民政厅，作为民政厅警务科，另设科长。
(2)撤销在当时藏污纳垢之所的社会处，其业务并归民政厅社会科。
(3)裁并卫生处，归民政厅设科，另设科长。
(4)由民政厅带头裁减科长以下1／3以上人员，随后，在各机关裁汰冗员。
(5)更换昆明市公安局负责人，将原特务头子之一王巍换去，以市长曾恕怀兼任，新增副局长李志正负责公安局的日常事务工作。
以上工作不仅裁汰了冗员，为十分吃紧的云南省财政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开支，安恩溥还趁合并机构之机，协助卢汉赶走了一些原在要害部门掌握实权的特务头子，安插了不少信得过的人到各机关掌握实权，这对云南民主运动和云南和平解放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后来“九九整肃”时，卢汉表面应付蒋介石，实际要保全被整肃人员，新调到市公安局的人员在这种复杂情况中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为了培训干部，造舆论，做好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使云南上下认识一致，步调一致，安恩溥与卢汉研究后，成立了云南省训团。省训团由卢汉兼任团长，安恩溥兼任教训长，总理团内一切训练事务。到省训团受训的学员大部分是由当时云南的军政机关保送的，一部分由具有大专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省训团共有学员400余名，编为行政、自治、财务三个班。行政班的学员毕业后拟派任为各县县长；自治班的学员毕业后，拟派任为各县科长、局长、区长等职务；财政班的学员毕业后，拟派任为各县财政科长、财政局长等职务。三个班又混编为三个中队，由军事大队组织训练军事。
省训团抛弃、否定了原来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力行丛书》、《中国之命运》等思想反动的教材，选取学员急需的知识，扼要讲述经济学、财政学、合作运动、政治学、农业、军事等方面的课程。
每日升旗、朝会讲话和个别谈话、查阅学员日记是培训团的主要课程。
每日的朝会讲话是安恩溥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在朝会讲话中，讲述了自己在抗战期间的见闻，抗战胜利后云南人民负担沉重，生活艰苦，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实际情况。他的讲话慷慨激昂，颇富感染力。在讲到自己亲眼目睹农民生活艰苦情况的实例时，他在台上老泪纵横，用手绢不断揩拭，台下的学员也十分感动。安恩溥在每天的讲话中，都谆谆告诫学员，将来毕业工作后，一定要注意人民生活，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作为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
安恩溥和训导组采取“导而弗牵”的办法训导学员，他们在训导和对学员的谈话、提问中内容广泛，涉及古今中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社会实况，人民生活，纷繁庞杂，好象是没有中心的大杂绘，也好象是散乱的珠子，但却有一条纽带将这些问题贯穿在一起，就是通过这些讲述和提问，旁敲侧击地启发学员对现实产生怀疑，进而否定现实，诱导他们寻求真理，自己思索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的办法。
在谈话中，他们与学员谈抗日战争中南京保卫战、淮海战役的情况，提出在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为何不乘敌人未合围时集中优势兵力，击敌弱点，以致坐失良机，让敌合围后仓皇逃溃?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部署周密，装备精良，但仍然失败，用中国古代兵经《孙子兵法?计篇》的五事七计来衡量，是否战争的胜败，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于地、天、道、法、将的“道”，还是今民与上同的“道”?通过提问，以活的战例，暗示学员，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祸国殃民，失去民心所致。
们还通过讲述世界上先进国家政党相互合作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国共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是否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伟大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政策；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不能合作，愈合战争创伤，建设国家等问题，暗示学员北伐战争占领武汉后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民党，都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三大政策，独吞北伐和抗战胜利果实，沦为独裁的政权。通过昆明南屏街银行多、美国小麦面粉及日用品充斥市场，提出民族工业发展前途等问题，暗示学员国民党政权下的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通过讲述历史上的兴亡得失，启发大家要明大体，爱国家、爱人民，除物质享受外，还要有理想和事业心，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先于个人。
在省训团学员的课外活动中，安恩溥安排学员学习扭秧歌，唱《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等歌曲。为了改变被训导人员对劳动的看法，安恩溥还组织他们到昆明郊区普吉搞劳动，参加水库建设，让受训人员参加体力劳动，这在省训团还是第一次。
总之，安恩溥和省训团的同仁们通过提问的形式，暗示学员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的无能，以致祸国殃民；在政治上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政策，沦为独裁专制；在经济上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使学员自觉地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和否定，引导他们寻求真理，达到拥护云南起义的目的，这是安恩溥在策动云南起义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在安恩溥积极策动云南起义期间，国内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早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动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1949年1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决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同月31日，北平解放。3月26日，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磋商，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后，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国共和谈破裂，21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此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于4月23日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
消息传到香港，龙云十分着急，认为云南不尽快起义，政治意义就不大了。为了促使云南早日起义，龙云又派人带信到昆明催促来收拾也成困难问题。由于龙云在香港，对卢汉所处的困境不甚清楚，因此，在信中还告诉安恩溥，卢汉不可靠，要安恩溥不要受骗。
1949年3月，龙绳曾由香港回到云南。龙绳曾是龙云的三儿子，云南教导团毕业，曾在五十八军担任过团长，他的活动，主要是搞帮会，此时，招赘在拖车土司禄廷英家。龙云下台后，龙绳曾也被蒋介石叫到南京进将官班。他到昆明后，到省训团找安恩溥未遇，便离开了昆明，转到昭通。后来，龙绳曾派拖车管家唐声周对安恩溥说：“龙绳曾由香港回来时老主席告诉他，叫你莫受卢主席骗，要自己准备干起来。他到昆明没有见着你，到昭通和安专员商量组织起来，最初拟组织云南人民革命军，推你任司令，安纯三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纵队长，龙绳曾任第一纵队长，以后陇承尧、龙奎垣他们也要编成纵队，纵队下可以编支队、大队。现在正在派人和各方面联络；会理的邓贡廷家，我们是早有联络的，编三几千条枪不成问题；威宁方面，安尊三他们也可以编三几千条枪，我们计算，合起来万把条枪不成问题，决定改编为西南人民革命军。叫你不要再犹豫，负起责来，必要的时候接老主席回来主持。”
到底是按龙云的指示，与龙绳曾一道匆匆忙忙地干起来，还是相信卢汉，继续与卢汉合作，策动起义，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对安恩溥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他在昭通任职多年，深知龙绳曾、龙奎垣、安尊三、陇承尧等地方豪强势力的武装组织成份十分复杂，如果一旦同他们联手干起来，必然会将云南搞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了相信卢汉，与卢汉一道，共同策动云南起义的正确做法，并在龙云和卢汉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云南和平起义顺利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制止龙绳曾等人盲目行动，安恩溥委婉地对唐声周说：“你们对联络的人有什么办法管理?问你们要粮、要钱、要子弹，你们从哪点拿给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把握使他们拼命?问题多着呢!至于龙绳曾拖车的力量，我在上海和龙绳曾讲过，大凡自己有枪保家的人，要考虑为我抬枪的人枪口会不会向自己这个问题。我替安纯三、龙绳曾想，最好是把自己现有的武装力量搞好。如安纯三，卢主席给了他两个保安总队，将近两个团，还有十一个县的团队，现铁可以炼钢，粮有人出，钱和子弹有要处，认真的训练好了用得成，就足以应付事变了。”要唐声周转告龙绳曾，“把现有的人枪好好整顿一下，好好的管理起来，”“主要是要把自己的搞好，对附近有力量的人的联络，只能讲朋友，有事互相帮忙。真正有事的时候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妨害自己，最多只能希望他们能呐喊助威，牵制一下敌人。”安恩溥告诫他们，“万万给不得名义，你们一给名义，他就要伸手向你们要东西，抬着名义招摇，坏起事来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时候龙绳曾反而坏了老主席(指龙云)的事，你们的责任也就大了。”安恩溥还对他们讲：“我看不出卢主席那点骗我”，认为“老主席远在香港，不了解实情，干着急”。
此后，安恩溥在给龙云的复函中用卢汉不买南京政府的账，反三征，拒用银元券，积极接近进步人士，并委任安纯三(安恩溥胞弟)当专员，陇生文(安恩溥表弟)当旅长，对自己的工作放手等事实，证明卢汉不会骗自己。安恩溥在信中还指出，现在蒋介石在云南力量大，云南保安部队数量质量都还成问题，现卢汉正在积极整训。安恩溥认为龙云与卢汉两人的心情正象在洪水中渡河时，岸上指挥的人和船上掌舵的人心情一样，他们都希望能早点到达彼岸，但在岸上指挥的人心情迫切，希望越早越好，而船上掌舵的人心情沉重，因为他有负全船人性命的责任，因此，卢汉对龙云不是骗不骗的问题。安恩溥还在信中提请龙云注意：“找组织关系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卢已自己派人去找，我希望还是快快找来的好。”此后，龙云复函说：“华南局已指定姓李的在昆明和你们联系。”日久不见，安恩溥又派人去催，回来传达龙云的话说：“革命是各人自己的事，要毛泽东画把刀给他们拿着才算数吗?”最后，由谭文骧送来龙云的信，是一些提纲性的指示。
谭文骧是龙云之子龙绳曾从香港派回来的，安恩溥见他说话和行动都带有严重的帮会口气，怕他坏了起义大事，便报告卢汉派人将其暂时拘捕起来(后到云南起义才释放)。
1949年5月，龙云夫人顾映秋从香港到昆明，安恩溥前去拜望，顾映秋问他卢汉的态度如何?并转达龙云希望他们“早点行动起来”的意见，安恩溥对她讲了卢汉的态度，认为卢汉“起义的成分是多了，但这不是小事”，要求顾映秋找卢汉妻子龙泽清多做些工作，促成卢汉起义。顾映秋在昆明期间，原龙云公馆经理陈子良、副官严鼎等表示可以联络一些地方武装搞起义，安恩溥劝阻顾映秋，指出他们联络的这些人情况十分复杂，将来没有办法管理驾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他们要从长远考虑。
(四)
为了使在朝在野的人都拥护云南起义，安恩溥由香港到云南后，利用多种关系，与云南各个方面的人员进行联系。
龙云在一次来信中说：“吴少默、唐用九、杨青田、张克诚、马曜等五人，能说，能写，能做，可以找他们帮助。”杨青田等人是昆明的地下党员。安恩溥接到信后，便把信给卢汉看，商量后由安恩溥出面与他们联系。
吴少默早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此时是昆明进步的民主人士。早在1927年卢汉任师长时，吴少默便担任过该师政治部主任，其时安恩溥是师部参谋，便猜测他是共产党员，后来国民党清党，吴少默离开云南。杨文清任省民政厅厅长，吴少默任秘书。安恩溥接任民政厅厅长，想留他继续任秘书，但他以病坚辞。因为他是熟人，安恩溥便先打听他的下落，结果在昆明张天放管理的木棉公司找到他。安恩溥与他商谈了几次，吴少默答应与安恩溥一道研究一些问题。此后，安恩溥在思想上以他为师，约他每周星期三、六夜间十点钟后在卢汉家里辅导卢汉、安恩溥、龙泽汇等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又在省训团辅导安恩溥和省训团军训大队长杨炳麟、训导组组长王行呤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延安整风中的重要讲话。安恩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吴少默对我们的学习很关心，以后不断地给我们一些帮助。
安恩溥还去找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马曜，要请他到省训团负责教导方面的工作，并协助策划云南起义，但因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到滇西未回，未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马曜均婉辞不就。此外，安恩溥还与杨青田、唐用九联系，并向杨青田请教了一些问题。
在一次来信中，龙云向安恩溥介绍昆明的杨维骏，说他思想进步，介绍他与安恩溥合作。此后，杨维骏又向安恩溥介绍了杨明、丁维铎、杨伯文、莫汉文等人，并与安恩溥一道畅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学习革命理论；帮助他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安恩溥引他们与卢汉见面，与卢汉谈形势、谈理想，指出“没有中间路线，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安恩溥还与他们一道商量，请他们出面参加了组织西南人民革命军，协助做好陇生文保安旅中的下级军官的工作，帮助寻找中共党的组织和与“边纵”联系，安恩溥还介绍杨伯伦随余建勋去与滇西北游击队联络。
万保邦是龙云派回云南来搞起义工作的人员之一，他过去是滇军重要将领之一，是安恩溥的老部下。1949年3月，万保邦由香港回云南后，便转达了龙云的意思，了解安恩溥争取卢汉起义的进展情况。万保邦表示回云南后，并不是要靠卢汉，对安恩溥说：“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办法。”为了做到统一行动，过两天，安恩溥便回访万保邦，告诉他说：“卢主席认为国民党肯定要垮台，共产党肯定要成功，这一点是说得干脆的，但还没有谈到本省如何办，卢汉如何打算。”并告诉万保邦：“卢这个人很深沉，我们只有等待。”当万保邦告诉安恩溥他要回屏边组织“中国云南自卫军”。安恩溥要他谨慎行事，怕行动过早暴露了起义的目的，并建议他还是一面和在开远的国民党二十六军敷衍，一面暗中联络准备自己的力量，与各方面配合，同时行动为好。
安恩溥认为万保邦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文山、屏边一带原来也有些号召力，现在如能按卢汉的指示，借在屏边协助剿匪之机，并与刚委派去的文山区专员罗廷标等人配合好，对云南的起义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若稳健一些，至少可以牵制蒋介石派到云南监视卢汉的嫡系部队二十六军。万保邦离开昆明后，安恩溥把万保邦的意图告诉了卢汉。
为了防止万保邦盲目行动，使他能等待卢汉作出决定再配合一致行动起来，安恩溥与杨维骏一再商量，请求他找几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去帮助万保邦。最后，决定由莫汉文去作联络员。安恩溥写了“凡是认为可以联系的人，先要弄清人、枪确数和质量，进一步加以可能的整训，作必要的掌握，待时机到来，得到省方的通知，然后配合各方面一起来干”的意见给莫汉文带给万保邦，并向莫汉文布置了具体的任务。
万保邦不接受安恩溥的建议，自己组织自卫军并向蒙自发起进攻，被蒙自保安队和二十六军击溃。此后，安恩溥又向卢汉报告，并派人前去招抚万保邦，要他接受教训，重整旗鼓，待机而动，但因万保邦一直东躲西藏，没有联系上。
在策动云南起义的期间，安恩溥还协助卢汉，做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争取工作和到川康与当地实力派刘文辉、邓锡候联络的工作。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席卷千军如卷席”之势，迅速攻占了大江南北。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企图以云南为在大陆的最后反共基地进行负隅顽抗。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他便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队二十六军、第八军先后进驻云南，加强在云南的军事力量，并对卢汉进行监视。为了减少起义的阻力，安恩溥与卢汉商量后，派人到二十六军、第八军中去做工作。
1949年4月，安恩溥托时雨楼去做驻滇南——带的二十六军的工作。时雨楼到二十六军后，直接在驻开远、蒙自的营、连长一级军官中开展工作。安恩溥还通过永达商行经理王燮和(昭通人，与安恩溥是世交)将活动经费半开银币9800余元陆续转给时雨楼，作为在二十六军中开展活动的必要开支。此后，二十六军中的部分部队起义，并拖到弥勒山区，为“边纵”收编。
卓立是滇军的高级将领之一，与安恩溥在滇军中共事过多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成了莫逆之交。1948年，卓立到南京陆军大学任教官，安恩溥在南京任立法委员，曾经常往来。当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南京一片混乱时，他们在一起共同交谈中，认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应该另寻出路。1949年6月，卓立来到昆明，安恩溥通过试探后，知道卓立也迫切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安恩溥让他住进省训团，准备让他在云南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等做点工作。
正在这时，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电请卢汉转请卓立去任第八军参谋长，安恩溥将李弥的请求转告卓立，卓立表示不愿重新自人火坑。安恩溥与卢汉商量，认为李弥部到云南，目的是明显的，我们还要想办法打人他的部队，今天他要卓立去当参谋长，再好也没有了。让卓立在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做点工作，比去李弥部那里的作用小得多。此后，安恩溥去向卓立做了细致的工作，卓立才答应到李弥部任参谋长。
安恩溥在离开香港前，龙云曾告诉他说：“刘文辉、邓锡候我们是说过内话的。”为了争取外部支持，与川康统一行动，1949年8月中旬，安恩溥与卢汉商量时，卢汉提出如果刘文辉在西康行动起来，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找不着适当的人去。由于卓立曾在四川部队中工作过，与刘文辉较为熟悉，此时，卓立虽答应到李弥部任参谋长，但，尚未到职，仍住在省训团里，安恩溥便推荐卓立前去，并认为他去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卓立完成与川康的联系任务后，返回云南，又按安恩溥、卢汉的指示，到李弥部任职，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
此后，云南亥佳起义，卢汉即将起义电刘文辉，川康也在一天后先后起义。滇川康起义行动一致，这是大势所趋，但也是卢汉、安恩溥与刘文辉、邓锡候相互联系的结果。
在策动云南起义期间，安恩溥还协助卢汉，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党组织和“边纵”联系。
安恩溥离开香港时，龙云曾表示找共产党和与民主党派联络由他联系。但直到长沙起义，龙云方面仍没有结果。1949年7月，卢汉告诉安恩溥，龙泽汇找着华南局派来云南工作的张伯坚，安恩溥请吴少默去和他谈了两次话，后来发现张伯坚是特务，被卢汉将其逮捕。此后，安恩溥又协助卢汉，派林南园到香港找地下党组织接头。
长沙解放后，安恩溥按卢汉的指示，直截去找杨青田问起义的时机。一天，安恩溥借在乐群新村一个姓沈的医生家打麻将之机跑到柿花桥杨青田家，转达卢汉的意思。杨青田告诉他说，“这个问题大，等我和朋友商量一下，过天再告诉你。”安恩溥第二次去，杨青田对他说：“请你转告卢主席，以大军人黔为时期。”当时安恩溥推想，这样重大的问题，卢汉派自己去问杨青田，他能这样明确地回答自己，说明已找到了组织关系，但，这一问题他也不便向卢汉打听，大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1949年7月，安恩溥又按卢汉指示，去找宋一痕，请他到香港与地下党组织联系。后来，宋一痕到香港找到了华南局，通过华南局介绍到北京见着周恩来，周恩来高度评价云南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告诫他，须大军由湘人黔，能够支持时才能起义，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以免云南地方糜烂，8月，宋一痕回来向卢汉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为了与“边纵”取得联系，卢汉与安恩溥商量后，由安恩溥出面请杨维骏、莫汉文等人多方联络，并送去无线电台，联系不止十余次，见到了“边纵”主要领导之一余卫民，但，双方没有达成一个切实的协定，以至后来游击队还与陇生文、余建勋等部发生过流血事件，在昆明保卫战中，也没有很好的配合。
(五)
正当卢汉、安恩溥积极酝酿起义之际，龙云与黄绍竑等44人于8月13日在香港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明确表示脱离国民党，归向人民，痛斥了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次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兴高采烈，但却过早地透露了云南起义的活动，甚至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并说龙云派亲信到云南活动。
解放战争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妄图利用云南地处边陲，有国际通道的条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把云南作为大陆上最后的反共基地。蒋介石看到龙云派亲信策动云南起义的报导后，十分震惊，代总统李宗仁也深感不安。李宗仁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提出要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下令桂系部队人滇镇慑。蒋介石也亲自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决心要解决云南问题。这一切，给卢汉、安恩溥等准备起义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卢汉担心云南自身的力量不足，解放军距离又远，万一真的打了起来，地方就会遭到糜烂。他左思右想，无可奈何，只得多方设法，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接受了张群的建议，不同意行政院改组云南省政府的决定，并派国民党陆军副总参谋长肖毅肃到昆明督察。
蒋介石从台湾赶到重庆后，意欲召卢汉到重庆面谈，想做卢汉的工作，通过卢汉，控制云南。卢汉推故未去，蒋介石又先后派俞济时、肖毅肃来解说催促，后又派蒋经国到昆明，说若有必要，卢汉去渝期间，蒋经国可以在昆明多住几天，有留作人质之意。8月29日，张群打电话给杨适生转致卢汉，劝卢汉到重庆，并说不去重庆后果是很不好的，蒋介石已决定除第八军、二十六军外，又加派两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
卢汉该不该去重庆?当时在昆明形成两派，一派主张去，一派主张不去。安恩溥、龚自知是主张不去的，他们担心卢汉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后，有改变起义初衷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卢汉此去，吉凶未卜，如被扣留，另改组云南省政府，这样，形势就会出现逆转，云南起义就会出现很大的周折。
安恩溥、龚自知的主张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主张是吻合的。据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在1991年的《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起义》一文中说：“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从台湾飞抵重庆，召见卢汉。杨青田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研究后认为，现在卢汉还有些动摇，如去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返滇后将血腥镇压人民，大逮捕。也要估计到蒋介石对卢汉既想拉他又不信任他，也有被扣留，另改组云南省政府，委派其嫡系来掌握，以便垂死挣扎的可能。不论哪种可能，对云南人民都不利，以争取不去为好。”
杨适生将张群的电话转告卢汉后，卢汉派省府秘书长朱东丽、省府委员杨文清作代表到重庆。杨文清到重庆，时值李弥及其参谋长卓立也到重庆，交谈中，李弥说：“是谁人主张卢汉先生不要去渝?真是把卢汉先生害死了!我以为你就是要搞什么，也来后再说。”杨文清说：“是呀!政治问题，是有一些曲折的行动，如安恩溥只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只会直杠杠的干。“这等于将安恩溥不主张卢汉赴渝面见蒋介石告诉了李弥。李弥是蒋介石的心腹，卓立认为这无异在蒋介石面前控告安恩溥，回滇后即将此事转告安恩溥，要他多加注意。
卢汉在去重庆前多次召集安恩溥、龚自知、朱东丽、杨文清、龙泽汇、缪嘉铭、马镁、林南园到家中讨论他去不去重庆的问题。朱东丽、杨文清与安恩溥、龚自知争论十分激烈。朱东丽认为，如果不去，比打通电反蒋历害。安恩溥针锋相对地回答他：“去了比打通电拥护内战厉害，必大失人心。”杨文清说：“蒋总裁很诚恳，而且张长官等都说作硬担保，无须过虑。”龚自知反驳他说：“卢汉因是国家边疆大吏，一年以来，反三征，拒用银元券，截留国税，这只差插一杆反旗，去是凶多吉少。”
在蒋介石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卢汉通过反复思考，于9月4日在会上决定同朱东丽一道到重庆面见蒋介石，留杨文清在省政府负责日常事务，又与安恩溥、龙泽汇、杨文清约定，去后天天有电报，单日落“卢”字，双日落“汉”字，落“卢汉”就是假电报，或者没有电报，就是恶化了，你们就干起来。卢汉还命朱东丽当即写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的内容是：本主席因公出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安恩溥代行代拆，署名云南省主席卢汉；一道的内容是：本主任因公离省，在离职期间，如遇紧急事变，保安各旅及地方武装统由安厅长统一指挥，署名为主任卢汉。卢汉盖了章后亲手交给安恩溥。安恩溥接了两道命令后，心情十分紧张，又与龚自知一道，劝阻卢汉。一直到5日凌晨1时，卢汉表示再考虑，大家才离开。
5日清晨7时，安恩溥便到卢汉家，听说卢汉已经带着很多行李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安恩溥十分失望，垂头丧气地来到省训团。此时，他思绪万千，对卢汉此去的结果作了各种揣测。他最担心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怕卢汉一去不返，如他过去回龙云信中第一条中所说，让安恩溥当省主席，率领云南起义。他觉得此时云南政治由杨文清负责，军队由龙泽汇掌握，自己无法控制整个局面，无法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另一个是怕卢汉回云南后，从此作180’的大转弯，反过去拥蒋。他认为卢汉做事是留有余地的，过去曾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于1949年李宗仁上台后，曾请因走蒋经国路线而被人称为“太子派”的云南教育厅厅长王政送信到溪口给蒋介石，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向来不佩服李宗仁，他来代理总统，我怎么服从他，所以我现在的一些做法就是反对他，希望总统早日复职，我们一本初衷，忠诚不贰地拥护总统，党国才有前途。”安恩溥认为这是一招很有深意的闲棋，给后来留了许多地步。而越南调兵时，蒋介石称卢汉是模范军人，宋美龄也一向称赞他忠勇诚朴的相貌，为中央军将领中所无，几年来，又与张群勾结得很紧。因此，卢汉转而拥蒋是有可能的。
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出现哪一种，不仅会给云南的起义带来很大的挫折，也会把自己推向危险的处境。
正在这时，卓立进来了。卓立问他卢汉去重庆的用意何在，安恩溥便将他们在一起开会的争论告诉卓立，并向卓立出示卢汉写给他的两道命令，向卓立征求意见，如卢汉不回来，如何办?卓立回答他：“当然照他所嘱动起来，要紧的是积极准备。”
此后，安恩溥约卓立、陇生文到家中商量下步行动，安恩溥决定如果卢汉回来后出现180‘的大转弯拥护蒋介石，便把陇生文旅拉到滇西，运用尹集生团争取余建勋全部的合作，坚决沿着起义的道路走下去。在到滇西去的期间，请周钟岳出面维持昆明秩序，并接龙云回滇主持大计。但，如果脱离卢汉、龙泽汇，陇生文也只能保证带出一半的人员，这使安恩溥更感到棘手。
安恩溥在云南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之际，蒋介石在重庆招见了卢汉，正如卢汉自己所说，他从来没有被人问倒过，此次去见蒋介石，他连要说的话都早已想过了千百遍，作了充分的准备。万不料蒋介石一见到他，第一句话就出乎意料地问道：“安恩溥那样的坏人，你为什么还不处理?”卢汉相当局促，停了一下才答复他，安恩溥与龙云历史关系虽久，矛盾也深，过去就是受不了龙绳武的气，才丢掉军长不干，来重庆人陆军大学学习的。此后，他们的谈话才转到别的问题上，并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蒋介石拔给卢汉银元一百万元，准许卢汉编两个甲种加强军；现云南、将来云南的部队(包括空军)统归卢汉指挥；卢汉承认一本初衷，一切服从蒋介石，拥蒋反共；即时实行“整肃”，逮捕他们认为有反对内战言行的民意机构、学校、报刊、社会人士以及学生、工人、政府干部；积极组织“围剿”边纵；部分改组省政府。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安恩溥，在送卢汉走时，又再一次告诫卢汉：“对安恩溥要处理。”并将安恩溥列为了整肃的重点对象之一。
7日下午，卢汉安全返回昆明，当晚，安恩溥单独去见卢汉，卢汉便把蒋介石特别注意他的情况告诉了他。安恩溥听了后，要求交代本兼各职听候处理，卢汉安慰他，叫他不要理会，各人照常工作。
卢汉从重庆回到云南后，跟着他来昆明的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西南区区长徐远举为首的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在蒋介石的被迫下，9月9日，卢汉宣布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当晚，大批军警在特务的率领下，逮捕了400余人。国民党特务想借刀杀人，将卢汉推到人民的对立面，竟然判处200余人的死刑，使昆明陷人白色恐怖之中。
卢汉虽迫不得已进行整肃，但他事先便秘密通知被列为重点整肃对象的杨青田等人速速隐蔽，并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把即将整肃的消息告知地下党员唐用九，使中共地下党昆明市委能事先采取各种应变措施，作好准备。此后，中共地下党昆明市委又根据中共中央的一贯指示精神，在严峻的形势下，对卢汉采取又斗争又争取的方针，并通过宋一痕向卢汉指出其结果，使卢汉对被特务判处死刑的人，X．I~2要“慎重”为名，不予执行，并用各种办法应付毛人风，对被捕人员加以保护。
“九九整肃”开始后，安恩溥因自己是整肃对象，便书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听候处理。
在开展“整肃”的同时，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总参谋次长肖毅肃到昆明督促、部署“围剿”云南人民武装，卢汉密令龙泽汇把蒋系中央军在滇东南、滇东、滇南等地的一些军事行动告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领导人朱家壁。
见卢汉对“整肃”、“围剿”人民武装和对自己的态度，安恩溥明白卢汉并没有如事前推想的那样来了个180’的大转弯，写了辞职报告之后，便留在昆明静观事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为了迅速解决云南问题，以西南为基地进行负隅顽抗，10月初，蒋介石下令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暗杀安恩溥，沈醉已布置好凶手，并用重金收买了安恩溥的司机，准备行动，幸好安恩溥已有所警觉，加上肖本毅出面制止沈醉的暗杀行动。肖本毅是四川人，云南讲武堂十四期毕业，与安恩溥有同学之谊。蒋介石派他到云南督促“围剿”人民武装的同时，要他监督、争取卢汉。在沈醉奉命要暗杀安恩溥时，他制止沈醉说：“安恩溥与卢汉的关系与一般不同，要我做卢汉的工作，杀安恩溥就是逼反卢汉，教我怎样做工作?”肖，本毅还派车将安恩溥和龙泽汇接去谈了一夜，要安恩溥变拥龙为拥卢。安恩溥敷衍他说，过去我跟着龙主席混饭吃，现在跟着卢主席混饭吃，说穿了，我是拥我自己。
此时，为了粉碎蒋介石步步紧逼，控制云南，使云南成反动残余在西南负隅顽抗的基地的阴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揭露和反对卢汉执行蒋介石反动命令的同时，进一步开展争取的工作，并在各游击区内开展反“围剿”的斗争；解放军总部也派人向卢汉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用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消除卢汉的一些顾虑，卢汉已表示愿意起义。
安恩溥处境危险，卢汉叫他搬到自己家中去住，安恩溥考虑到卢汉家中有特务，若搬过去，反而加重了卢汉应付蒋介石等人的困难，委婉地拒绝卢汉的好意，要求搬到五华山大营门外的几间小房子里居住，并请卢汉告诉警卫营架一部电话，籍大营门卫兵保护自己。同时又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卸职的事不能再拖了，非交不可；到10月底才奉准将民政厅交与朱丽东，省训团交与马镁。
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在湖南衡阳至邵阳一线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部四万七千余人，解放广州，在广州西南又歼灭国民党余汉谋部四万余人，步步向广东、四川进逼。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下，交卸了职务的安恩溥感到继续留在昆明不利工作，打算到昭通，但考虑到昭通是个死角，其弟安纯三部原来的一个团的兵力质量差，童登文团系李弥旧部不可靠，又有龙绳曾、龙奎垣等与自己矛盾重重，到昭通后不好活动，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去滇西。在尹集生团隐匿起来，在余建勋部开展策动起义的工作。临走之前，他又去拜望卢汉，卢汉告诉他这几天情况很紧，蒋介石要把政府机关搬到云南来，如果压得太紧，不能再拖，只好干起来再说。并吩咐安恩溥不必要时少来见面，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惹来麻烦，到时候会叫人来找他。安恩溥见卢汉还是一本初衷的要起义，便在昆明留了下来，继续协助卢汉开展策动起义的工作。
(六)
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于15日解放贵阳，30日解放重庆。月底，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已接近云南，12月4日，解放南宁。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前进之际，蒋介石已由台湾到重庆、成都，准备立即把国防部、陆军总部等军事首脑机关迁入昆明，抢先控制云南。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实现，云南起义的可能性就将丧失。形势紧迫，卢汉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
12月9日拂晓，龙泽汇开车接安恩溥到五华山研究起义事宜。本日下午，张群到昆明，卢汉便趁机以张群到昆为名，召集在昆蒋介石集团主要军事、特务头目李弥、余程万、李楚藩、石补天、沈醉等人于傍晚20时到卢公馆开会，将其扣留。22时，实行戒严，并正式通电起义。
云南起义后，废除了旧的一切军政机构，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下设军务处、行政处、财务处、文教处、公安处，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机构。安恩溥任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行政处长。
在大变革的过渡时期中，行政处的工作也相当紧张，特别是政权问题，但，安恩溥并没有五日京兆的临时思想，而是夙兴夜昧地勤理政务。按临时军政委员会的意旨，各县政权要等待统一安排，由上而下的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安恩溥与云南地下党取得联系，由他们出面去做工作，贯彻党中央“维持现状，听候大军人滇接管”的指示。
云南起义后，一些地方上的实力派错误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视为与过去的政权更替一样，在响应起义后，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继续在地方掌权，甚至电告省临时军政委员会行政处，索取新的县印。有的地方上的实力派为了争夺权力，发生械斗，在地方上引起混乱。典型的如安恩溥的家乡镇雄县，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后，镇雄县长陇均府及镇彝威剿匪指挥官陇承尧二人先后响应，并分别发出起义通告。陇承尧置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14日“地方部队驻扎原地，听候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收编，各专员县长在职责范围内各守岗位，听候人民政府处理”的电令于不顾，为了趁乱排挤镇雄县长陇均府，总揽镇雄军政大权，便趁陇均府不在县城之机，与指挥部的参谋主任熊启嵩一道组织镇雄临时政务委员会，将民团召人县城，重新委派各乡镇乡镇长，与原县政府、各乡镇乡镇长势如水火，并调动武装，相互械斗，使城乡秩序极度紊乱。
安恩溥闻讯后，当即电安纯三，要他告诫陇承尧、陇均府“各守岗位，化除私见，并合力维持地方治安，听候人民解放军之接收，勿再有特殊实力威逼之举动。”
但陇承尧一意孤行，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索取镇雄新政府的大印。17日，安恩溥又电镇雄，告诫陇承尧，“解放大业，与过去政变迥然不同，自称名号，索取县印，后果不堪设想”，要他遵照“一二九”通电的四项原则，与陇均府“协力合作，各守岗位，维持地方，以免将来作为清算之目标”。与此同时，又电告陇均府，不要将县政府移交给陇承尧，要等候新政府来再作移交。陇承尧接电后，仍然置之不理，与熊启嵩一道，将陇均府拒于城外。安恩溥又电告陇承尧，并未委派熊启嵩为镇雄县长，要陇承尧速通知陇均府回县城办理一切政务，做好交接的准备工作。又严斥熊启嵩，命令撤销镇雄临时政务委员会。同时，指示昭通专员安纯三派人到镇雄调解，将陇均府调离镇雄，此后的移交手续由县政府秘书郑德贻代办。
通过安恩溥的反复告诫和多方做工作后，到1950年1月中旬，镇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没有造成大的乱子。
安恩溥等人的多方调停和努力工作，为稳定云南的大局，使云南的各级政权和平接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起义到接管的过渡时期中，少数地方豪强想趁混乱时期大捞一把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安恩溥在积极做好政务工作的同时，还参加了昆明保卫战防务的研究，为昆明保卫战出谋划策。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安恩溥又参加了组织欢迎人民解放军到昆明的工作，担任云南欢迎人民解放军莅昆大会筹备会主席团成员，到春节前将此项工作准备就绪。
在打退了进攻昆明之敌，迎军工作大体就绪，解放军大部队到昆明之际，安恩溥感到特别轻松。在卢汉举办的一次慰劳过去，鼓励将来的会餐会上，他与一群进步学生一道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进步歌曲。此时，年近花甲的安恩溥回顾往事，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知道，新中国的成立，决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从此，中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他决心在今后要认真改造自己，脱胎换骨，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五、襟怀坦荡的一生
(—)
云南解放后，安恩溥继续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一直到1958年。在此期间，还于1950年4月担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6月担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4月任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5月，由龚自知、曾恕怀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民革云南省委员会委员。
解放初期，民政部门的工作项目繁多，任务繁重，安恩溥努力工作，为基层政权建设、医治战争创伤、遗散散兵游勇、取缔娼妓、改造游民、禁烟禁毒、接收改造慈善团体做了大量工作，并积极开展生产救灾，组织生产自救，认真搞好优抚、复员安置等工作。他还不辞辛劳地多次担任团长、副团长，率人到边疆慰问边防军，开展拥军活动。
195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了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优抚、复员安置、救灾救济和社会福利生产、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的工作上。
1958年9月，在反“右”补课中，安恩溥被错划为右派，撤职降级，调省政协工作，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在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安恩溥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应有的处理，但，他并没有动摇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他襟怀坦荡，决无怨言，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其中发表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的就有《顾品珍之死》、《我所了解的龙云统治集团中部分彝族上层人物的活动情况》、《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的经过》、《抗日战争中第六十军一百八十二师在台儿庄作战的经过回忆》、《龙云在云南起义前的活动》、《卢汉在云南起义中》，这些回忆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研究云南政治、军事、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1965年12月25日，安恩溥因患心肌梗塞于昆明逝世，终年71岁。
(二)
安恩溥先生已逝世三十多年了，由于他一生忠于职守、勤政为民，他的家乡昭通、镇雄一带至今尚流传着关于他的不少逸闻轶事。
安恩溥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做人不忘忠孝”是安恩溥的座右铭。安恩溥为官清廉。他在《改建清官亭序》中指出：“国家之治乱莫不以官之正邪为定。”又引用《左传》“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对吏治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并在序中指出：“慨自民元以还，历岁用兵，政令未一，因缘幸进，政日以非，官吏上者贪枉为能，求其清洁乃心，勤慎将事，上不负国家之委任，下可作群众之表率者盖亦鲜矣，岂不重可慨哉!”他秉承龙云之意改建清官亭的初衷，就是希望“官斯土者登临游览，顾名思义，某奸某贤咸懔清议，严暮夜之戒，绝苞苴之行，勿欺己以欺民，勿罔法以害众。”
安恩溥言行一致，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思想，做到了“严暮夜之戒，绝苞苴之行”，为官清正廉洁。他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官，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但，他没有为自己营造别墅和豪华住宅，也没有大肆搜刮民旨民膏，到云南解放时，他所拥有的财产，即便是与他的家乡镇雄这个贫穷而又落后的地方的富户相比，也仅仅是算个中间水平。
他离开镇雄后，便很少回到家乡，但，他并没有忘记镇雄。他多次用古人的对联“头上有青天，做事须行天理；眼前皆瘠土，存心不刮地皮”劝诫到镇雄任职的行政官员要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安恩溥先生尊师重教。他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外出从军后，不论他当了团长、旅长、师长或军长，但他每到昭通、镇雄，都要去拜望自己的老师。治军之暇，常以读书习字为乐。为了支持家乡的教育，他从自己的薪俸中节约出钱来购置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商务书局编印的大型丛书《万有文库》各一部送到镇雄学校，供学生、民众借阅。
安恩溥先生严格要求部下，同时，也严于要求自己，他生活简朴，生平不吸鸦片，也不抽香烟，不赌博，不娶妾，操守俭谦。
在社会交往中，他平易近人，待人宽厚。平时，他不喜人称他为安军长、安厅长，喜欢人家称他为安先生。
他当了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后，仍与部下打成一片，还常以一个一般军人的身份与部下中的家乡人在一起聚会，要求大家作一个好军人，并常常用家乡人中的烈士的事迹教育同乡，要求他们向这些烈士学习。申浩是镇雄乌峰镇人，幼时读书，听到老师讲述中国近代史，听到甲午战争，因清政府腐败无能，而被日本击败，义愤填膺，仰天长叹：“日寇必欲灭我中华耶厂并立志以民族英雄邓世昌为榜样，报效祖国。“九一八”事变后，请缨从戎，考入临安军官学校，毕业后编人安恩溥部。1937年随军奔赴抗日前线。出师之前，还乡省亲，父母以此去生死难料，要其多住几天，为其完婚以续香火。申浩以国难当头，义不顾私，辞别父母，奔赴鲁南。台儿庄战役中，参加死守禹王山，浴血奋战，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坚守阵地达22昼夜。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到后方养伤，伤稍愈，安恩溥要他留武汉继续养伤，但他报国心切，一再请求带兵出战，并在奉新、高安间英勇杀敌，累立战功，于1939年8月攻打日寇据点阵亡。安恩溥常用申浩事迹教育同乡。1945年镇雄县在申浩家乡——县城北面不远的漏风丫为申浩建墓，安恩溥听了，十分激动，挥笔为他敬题了“烈比汪蹄”的墓额。汪蹄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个少年，当时，鲁国受到齐国的侵略，汪踦奋不顾身，“执干戈以卫社稷”，与齐军战于郎，壮烈牺牲，备受时人及孔子赞扬。安恩溥将申浩与名标青史的汪蹄并列，对申浩为反抗日本侵略，保卫祖国而献身的精神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安恩溥待人宽厚，即便是对过去曾经欺压过自己的人，他也能正确对待他们，教育他们不要再欺压老百姓。由于他待人宽厚，在镇雄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在这一方面的传说，这些传说的真假虽已难考证，但却反映了人们对他看法的一个侧面，兹录二则以飨读者。
相传民国初年，镇雄县衙门的一个差头陈西曾带人去敲诈他家，并毒打他父亲，安恩溥出来制止，也被陈西打了几个耳光，并被臭骂了一顿。后来安恩溥当了旅长，镇守昭通时，派人到镇雄要陈西到昭通见面，意欲教育他以后不要再仗势欺压老百姓了。陈西与来人西行至奎香，心中十分害怕，便吞鸦片昏迷假死。来人认为已死，回昭通向安恩溥报告，安恩溥婉惜万分，深为不安。次日，陈西被抬回五德苏醒过来，转回镇雄，安恩溥知道后，也不再对此事过问了。
在镇雄父老中还广泛流传着安恩溥与王二老师友谊的传说。据说，安恩溥为实践其教育救国的思想，曾用假期在家乡麻塘办了一个短期私塾班，招几个亲友的娃娃在里面读书。当时，场坝的官房民团团首王绍武因包揽词讼，敲诈勒索乡民，乡民畏之如虎，称他为王二老师。一天，王二老师去敲诈安恩溥，安恩溥因手头拮据，不能满足王二老师的欲望，王二老师就大发雷霆，打了安恩溥几个嘴巴，又把他拴在马尾巴上拖着跑了五六里路才放开。安恩溥受了这场侮辱后，深感在这样的世道下，要想在这穷乡僻壤中呆下去搞教育救国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投笔从戎。
据说，后来安恩溥在滇军中当了团长后才请假回乡省亲，王二老师听到消息后，便跑得远远的躲了起来。安恩溥回乡后打听王二老师，听说他因为怕报复而逃跑了，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派人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安恩溥假满回部队，骑马行经镇雄五德大水沟时，与王二老师不期而遇，王二老师折身要逃，被安恩溥叫住。安恩溥从马上跳下来说：“我派人找你，不是要报复你，而是要谢你。”并邀他转镇雄城叙谈。王二老师半信半疑，提心吊胆地随安恩溥一行折回镇雄，安恩溥便准备酒席款待王二老师，感慨而又风趣地说：“王二老师，你才是我的恩人，要不是挨了你几耳光，我就不能去从军了，还不是在这偏僻的山区当个教书先生么?”安恩溥还劝王二老师，对他讲了为官之道，叫他做官要为老百姓着想，不要敲诈老百姓，让老百姓把自己当做个大老虎。临别之际，又送了他一副马鞍。王二老师番然悔悟，改恶从善，也买了一匹银合马送给安恩溥，此后，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三）
安恩溥一生严于治军，勤政爱民。他虽然在1933年至1936年的四年间，曾奉命参与镇压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参加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和对红军游击队的“围剿”，但，在驻昭期间，清剿土匪，注意地方建设，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北赴鲁南，血战禹王山，此后，又转战于湘鄂赣，并回师云南，驻守滇南，拱卫昆明，与日寇长期对峙；解放战争期间，彷徨歧路，但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终于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积极参与策动云南起义，为云南的和平接管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50年至1958年间，肩负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的重任，积极工作，为人民作了不少有益的事。
晚年，他虽然被错划为右派，遭受到不应有的处理，但，安恩溥却没有怨言，他深信终有一天，组织上一定会还他以清白的。1980年9月3日，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对他被错划为右派和受到的处分作了彻底的纠正。
千秋功过，自有人民评说。由于他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时至今日，在他驻扎过的滇东北等地的父老，对他的评价都很高，这对于他的在天之灵，也应算是一种安慰吧!
附：安恩溥年谱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诞生。5月14日生于云南省镇雄县场坝瓜竹沟彝族家庭。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6岁进私塾读书，学习刻苦，几年之间，读了不少的经史著述。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3岁母亲陇老夫人病故。
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15岁以优异成绩考人高等小学，成为镇雄州高等小学第一届学生。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17岁在辛亥革命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19岁考入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完全科学习。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22岁，1月初在昭通参加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的中华革命党，积极投入反对帝制，恢复共和的活动。1月上旬参加护国军，编人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后备队。此后，随军人川，参加了滩头、黄桷树、横江、安边战斗及叙府争夺战，先后担任募兵委员、排长、连长等职务。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24岁在四川参加了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性质的民间团体哥老会。
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25岁，7月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为讲武堂第14期学员。在此期间，结识了龙云。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27岁年初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任滇军十三团连长。秋参加护法战争，随军出师广西，参加了攻克柳州之役。
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戍)28岁。春随军回师云南。唐继尧“二次回滇”，重掌云南政权后，委任龙云为第五军军长，安恩溥相继担任第五军十六团参军副官、营长等职务。
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29岁，本年任滇东镇守使少校副官。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31岁，参加滇桂战争。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33岁，春云南“二六”政变后，龙云成为云南首屈一指的显赫人物，安恩溥相继担任滇军第七旅十三团营长、中校大队长、副团长等职务。夏云南“六一四”政变后，龙云任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军长，安恩溥任二师二旅六团团长，并参加了与胡若愚、张汝骥的激战。
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34岁，1月龙云任云南省省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冬中共会泽地下党按云南省工委指示，成立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其第二路军由中共会泽县委书记蒋开榜率领在会泽一带活动。本年安恩溥相继担任了云南省军需局局长、补充大队大队长。
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已)35岁，任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暂编第一团团长。奉命驻防滇川康黔四省交通枢纽昭通，除军务外，还兼管昭通所辖11县的政务，并兼任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委员。
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36岁，8月通过实地考察，召集绅民会议，决定修浚昭鲁大河。本年率部清剿到川滇黔边区活动的土匪武装。任二旅旅长。为严明纪律，端正军风，制定“三训”(诚字神圣，勤字万能，我字万恶)、“三诫”(戒吹、戒赌、戒嫖)，严格训练部下。
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37岁，春决定疏通利济河(荔枝河)，工程完成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昭通坝子饮用水污染问题。8月昭鲁大河治河工程基本结束，《民国昭通县志稿》称：“迄于今日，昭通西南两区一带水淹洼地悉得栽种，即遇大雨亦无浸患之虞，造福桑梓，增加农产，厥功匪浅矣。”秋“九一八”事变后，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更名为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本年创办昭通民众实力股份有限公司，开垦观音寺荒地、办电灯厂、采矿等项目。开展昭通城市建设工作，在此后几年中相继扩宽昭通主要街道——陡街，兴建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十字马路，扩建迎丰桥，修建北兵营，使昭通“铺面尽改西式，街道宽平”。与此同时，还率部修筑了昭通到郊区的重要风景点大龙洞大道。倡导建成元宝山体育场，并命名为“逐日运动场”。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38岁，2月捐资3000元，集资1000多元对昭通市区内唯一的公园“清官亭”进行大规模修整。5月云南省政府下令揖捕反日义勇军第一师师长蒋开榜。10月作《改建清官亭序》，告诫后“官斯土者”，“严夜暮之戒，绝苞苴之行，勿欺己以欺民，勿罔法以害众”。本年杨伟贤(中共党员)、王兴书先后参加云南反日义勇军，分别组织义勇军第四路军、第五路军，在川南与滇东北交界处活动。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39岁，7月底派二旅龙营、常营到川滇边“进剿”云南反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并于11月底将第四路军击溃。11月蒋开榜被捕，云南反日义勇军第一师停止活动。年底电灯公司80KW蒸气发电机安装完毕，投产发电。本年安恩溥按云南省政府通令，率部到盐津，将反日义勇军第五路军击溃。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戍)40岁，10月安恩溥按龙云指示，命令各县修筑城池碉堡，训练团队，编联保甲，清查共产党活动，防止红军一方面军长征人滇。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41岁，2月初至5月初率部参加堵截尾追红军。夏委派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镇、彝、威三县民团指挥，并派三团十一连、彭勤营和万保邦团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第一次三省“会剿”。本年观音寺荒地开垦结束，总投资八万多镍洋，年可收谷三千余石。建“新民村”，开展移风易俗。建立煤矿，开发铁矿。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42岁2月率二旅三团并征民工修筑昭威公路，次年9月完成路基工程。与此同时，还修筑了昭通至新民村的乡间公路。3月至4月率二旅参加堵截尾追红军二、六军团长征。下半年派彭勤营、补充队、田营与镇雄独立营一道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
1937年(民国十六年丁丑)43岁，8月任中国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一二八师师长。10月8日率部为六十军先头部队出滇抗日，步行47日，跋涉4000余里，抵达长沙。12月中旬离长沙到南昌，此后，又到孝感整训部队。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44岁，春到武汉将官班珞珈山训练团受训。4月下旬至5月中旬参加著名的台儿庄会战。夏六十军与五十八军、新三军合编为第三十军团，(此后又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安恩溥任六十军军长。11月参加崇阳之战，阻击南下日寇。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已卯)45岁，2月参加南昌会战，在赣北奉新、靖安、安义等地与日寇激战。此后，在高安、万寿宫一带与日寇长期对峙。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46岁，9月日寇大举由越南海防、谅山向河内前进，图谋入侵滇南，策应南下日寇。11月下旬为巩固边防，滇军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下设第一路、第二路军指挥部，安恩溥兼任第一路军指挥，下辖六十军和云南新编的一、三两旅。
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己)47岁，驻越日寇调动频繁，滇南的蒙自至屏边一带成为日寇主攻方向。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48岁，年初安恩溥率六十军自江西返回云南。2月，到滇南蒙自，此后率一路军在河口红河以左的大小密麻，蛮耗、屏边至滇越铁路车站大树街一线驻防，阻止日军由滇南北浸。本年滇南有备，日寇将主力转移到缅甸进犯滇西，滇南无战事。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49岁，辞去一路军指挥、六十军军长职务。到重庆陆军大学学习。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51岁，10月蒋介石发动倒龙政变，改组云南省政府，将龙云挟持到重庆，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安恩溥毕业回云南，不愿随军参加内战，暂栖昆明，静观时局变化，并常到重庆看望龙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53岁，年初参加云南人民实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选举工作，使选出的董监能听卢汉指挥，使卢汉对云南的财经得到确实的掌握。本年参加云南第一区立法委员会竞选，当选为南京立法院委员。此后，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长期逗留，与被软禁在南京的龙云保持密切联系。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54岁，9月卢汉到南京，要安恩溥回云南协助工作。12月安恩溥取道香港回云南，与逃脱软禁，寓居香港的龙云商谈争取云南起义问题。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己丑)55岁，2月1日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此后，积极投入到协助卢汉起义、作好起义的准备、选派各县县长、整顿机构、培训骨干等重要工作上。9月9日卢汉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开展“九九整肃”。安恩溥因被蒋介石列为整肃对象，“九九整肃”开始后，书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听候处理。10月底奉准卸去民政厅厅长、省训团训导长职务，并留昆明继续协助卢汉策动起义。12月9日卢汉通电起义，安恩溥任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行政处长。
1950年56岁，年初积极投人维持社会秩序、昆明保卫战和迎军接管的准备等工作，担任云南欢迎人民解放军莅昆大会筹备会主席团成员。2月20日解放军正式举行进昆明的人城仪式。4月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并继续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至1958年9月。6月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60岁，4月任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员。
1956年62岁，加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民革云南省委员会委员。
1958年64岁，9月被错划为右派，撤职降级，调省政协工作。
1961年67岁，摘去右派帽子，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
1965年71岁，12月25日因病在昆明逝世，此后，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于1980年9月3日对他被错划为右派和受到的错误处分作了彻底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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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陆军少将安恩溥
【安恩溥陆军少将】（1894-1965）彝族，原名德鸿，更名德化，云南镇雄人，生于1894年4月10日。云南讲武堂第14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毕业。1931年任滇军独立第2旅旅长，1936年任滇黔绥靖公署独立22旅旅长，1937年8月任第60军2旅旅长，1938年任第60军182师师长，参加徐州会战，1939年1月任第60军副军长，7月任第60军中将军长，1940年9月兼任第1集团军第1路指挥官，1947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初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和云南省干训团教育长，12月9日在昆明参加起义。后任云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196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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