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龙云
1924年,在几经婉辞、无法拒绝的情况下,时任滇中镇守使兼昆明戒严司令官的龙云为《昭通县志》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不长,四五百字,开篇第一段,尤云就极为坦率地承认“忆予10年前虽毕业于讲武学校,窃恨绛灌无文,古人腾笑。”序言的主体部分,谈及地方志的体例、记述规则等,比较专业,龙云也表明是“闻之言宿”,不是自己的发现。序言的最后一段,龙云表示“……爱志数语,以记欣慕之意,若欲弄清简端,付之梓人,是献予之拙而掠人之美也。”
龙云是坦白的、诚实的,并不因为官高爵显而摆出一派很学问样子。
1884年,龙云出生在昭通炎山一个极偏僻的村寨,没有学校;龙云的家境也不像后来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富裕,是“土司”,可以请家庭教师,事实上,童年的龙云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1896年,12岁的龙云进了昭通城,在一家私塾发蒙读书。塾师课读是认真的,无奈龙云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打不起精神,兴趣所在是武术――这和龙云性格有关,更和少年龙云的成长环境有关,1912年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走了捷径,不是凭学力考选的。于斯,尤云非常自知,从不敢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且对青少年时代的荒废学业深自悔恨。知耻而后勇。中国有庙堂讲学的传统,可以礼聘硕学名儒为“帝王师”。龙云知道该怎样充分利用这一传统来弥补“绛灌无文”的缺憾。周钟岳、袁嘉谷、由云龙,云南的大学者都被龙云诚惶诚恐、礼而敬之地请上了讲台。经史子集,诗书六艺,先生因村施教,龙云虚心向学,进步神速,让人惊叹。1939年,当民国《巧家县志稿》付忖杆,再请龙云为序时,龙主席可就自信得多了,引经据典,酌古参今,就地方志的缘起、体例、文化品格以及“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很专业的文字。“……章实斋谓,方志者,国史之要删,见哉斯言。……苟县皆有志,志皆有征,则一国文化递嬗之迹可了然也。往昔国史多偏重皇家政治,今则既日民国政府、曰国民政府,史之体裁自宜略变,参用通志之例,广裁各地方社会情形,而不能偏重于中央政治。若是,则有赖于方志者实多。此犹谨就国史取村之需要而言也。若夫地方长史,既负一方政治之责,必深察民俗之所成,与其所遗传。所蕴蓄、所演进之迹,而后可为中理合度之措施,而达成其好恶国民之政治。昔韩退之过岭,先借阅韶州图经;朱子知南康军,下车即以郡志为问;贤者之用心,其与众不同也。此则是志之有神益县政也,何待烦言。”序的结尾,也不像上一次那样局促,惶恐,行文落笔处,又别是一番光景:“县绅袁君昌荣、陆君崇仁、杨君天理,合词函请作序,其书纲目初具,记述翔实,因为述修志之旨趣以弁其端云。”――很有些大家气度了。事实上,龙云很有几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如痛悼胞妹的《龙志帧墓表》,情真意切,文字平实隽永,真是写出了痛失手足那种椎心位血的悲痛。那样的文章不是捉刀者能写出来的,非感同身受者无以为之。
龙云学养如何,文笔怎样,似乎不是我们应予特别关注的。但于龙云的特定身份而言,他是不是个文化人,确乎又对云南文化的发展关系甚大。主滇18年,龙云对云南文化建设有两件事是不能不提到的。
一是倡修云南通志、云南省志。
1930年,统一云南事权未久,龙云就亲自提案并交省务会议决定:新纂云南通志、编纂民国云南省志。倡修各州县志。为保证修志的顺利进行,在龙云的主持下,还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其一,成立省志筹备处,礼请周钟岳任主任,省属各厅厅长为筹备员。翌年9月1日,筹备处正式改为云南通志馆,周钟岳任馆长、赵式铭任副馆长,袁嘉谷、由云龙、顾视高、吴琨、宋嘉俊、李根源、金天羽、钱用中、秦光玉、熊廷权、肖瑞麟、张华澜、张鸿翼、丁兆冠、马聪、徐文深、华封祝、方树梅、夏光南等为编纂员……方国瑜为编审员。精英荟萃、群贤毕至,云南文化教育界的音宿、政界名流皆网罗其中,且都各自负有实际的责任。其二、责令各州县行政主官主持修撰州县志,并负责省志资料征集工作。其三、拟订凡例及分类纲目。由于尤云主持其事,各方唯命是谨,不敢怠慢。1935年《新纂云南通志》定稿;1941年,80卷、21部类,计400余万字的《续云南通志长编》也基本完成,为保存云南历史文献。研究云南近现代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龙云主持滇政时期云南修志的盛况,为前代及同时代各省所不及。有两件轶事可以看出龙云对编修地方志的热忱:一是参与修志的周钟岳、袁嘉谷、由云龙等,皆当代的硕学名儒,不是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等闲之辈,尤云对他们执礼甚恭,叩门拜望,吁请殷切,甚至到了牵马坠蹬的地步。札贤“上”士,虽然有功利所在,也难为龙云愿意这么做。二是抗战军兴,为防日机轰炸,通志馆资料损失,尤云把自己在郊区的灵源别墅让出来做了通志馆的战时办公处。
二是扶持、推进滇剧的发展。
滇剧是云南主要的地方戏,是戏曲百花园中一朵幽香袭人的奇葩。但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滇剧在剧目、声腔、表演的继承。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处于自流的状态。1936年。龙云请财政厅长陆崇仁、新富滇银行董事长缨云台两位财神赞助,札请滇剧泰斗栗成之主持,成立了滇剧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科班――继字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表演人才。其后,龙云又在省务会议上提出:“京剧要提倡,滇剧也要改进和复兴。”责成陆崇仁由财政厅拨款,成立了云南第一个滇剧艺术研究机构――戏剧改进社。适逢抗战军兴,改进社组织募捐、慰问演此,整理、创作了鼓舞抗战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戚继光》、《三尽忠》等剧目。1942年2月,龙云再次提出要振兴和改进滇剧,复组云南戏剧改进社,尤云亲任社长,李培天(龙云内兄,时任民政厅长)、安恩傅(60军军长)任理事,陆崇仁(财政厅长)为监事,下设戏务、演出、纂编、训练班、稽察、警卫等机构;日常事物由云南防空司令部副司令杨济之主持。改进社成立挂牌之日,龙云辛临现场,撰题“滇剧重光”匾额,军政商学各界名流也光临捧场。后来,虽然因所用非人,杨济之贪赃在法,而使改进社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龙云振兴和改进滇剧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对滇剧的发展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至于捐资兴学,购置书籍捐赠民众教育馆,保护地方文物胜迹。“以风物寓教化”,龙云也多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