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民族理论事业的炽热情感感染着我”――王希恩记忆中的伍精华
伍精华，彝族，四川省冕宁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普雄县工委委员，普格县委副书记、县长，昭觉县委第一书记，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伍精华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伍精华逝世一周年之际，本版特编发一组文章，以表达对这位出身彝族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深切缅怀。
自1990年底至2007年，伍精华担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会长一职，为中国民族理论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希恩，回忆了他与伍精华在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共事7年的点滴。
王希恩第一次见到伍精华，是1996年在四川的乐山，那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会长，伍精华在台上主持会议，讲话发言；作为普通参会人员，王希恩在台下学习、讨论，并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但这位早已声名显赫的我国民族战线的老领导、曾经统御一方的‘封疆大吏’的睿智和风采，已让我初步领略了，而且他对同事、对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事业的炽热情感还长久地感染着我。”王希恩说。
2000年9月，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王希恩被推举为新一届理事会的常务副会长，作为副手，协助伍精华主持学会的工作。这对生性内敛又缺乏经验的王希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令他感动的是，伍精华每每拉着他走向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那些老顾问和领导面前介绍：“这就是希恩同志，我们新的常务副会长”，并在一些场合尽力将他推向前台，让大家尽快地认识他，接受他。除此之外，伍精华还适时地向他介绍一些经验，诸如如何安排会议议程、如何应对地方领导的接待，如何代表学会在一些场合讲话致辞等等。
王希恩记忆中的伍精华，既平易近人又极富原则性。伍精华与别人对话的惯常开场白是“你是哪里人？是哪个民族？”如果遇到他的彝族同胞，他会有种掩不住的格外亲热，当然，对其他民族的同志，他也是一视同仁。这种开场白只是一种习惯，一种能够展开内容的话题。因为伍精华见多识广，别人回答的内容大部分都能使他有话可说，也因此，这类谈话开始没多久，人们对他的敬畏心情就消解了。当然，这不是说伍精华没原则，他也是批评人的，有时候还很厉害。王希恩记得，2002年12月桂林会议期间，因会议安排中出现一些问题，伍精华将王希恩和其他几位副会长还有工作人员叫去逐个批评，声色俱厉，连对平时很给面子的王希恩同样没有放过。只是因他的批评并没冤枉大家，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伍精华会长常说，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要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是民族理论工作者、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在民族部门实际工作者的积极性。只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我们学会的工作才能搞好。因此，他在重视专家学者队伍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发挥民族工作干部，尤其是老同志的影响和积极性。”王希恩回忆道。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布赫同志是学会的名誉会长，虽然国务活动非常繁忙，但在任民族理论学会名誉会长期间，他对学会的活动也都积极参与，或亲自与会，或来信表示意见和建议。这在国家级的领导人中间是不多见的，这和伍精华的积极协调、安排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央统战部前副部长江平同志是学会的首席顾问，关山复、张向明、黄光学、张声震、刀国栋、黄铸等老一辈民族工作领导者也都是学会的顾问。伍精华同样关心他们的状况，每次活动总是不止一次地关照学会，一定要联系到他们，请他们与会，为他们的活动创造尽可能的方便。在伍精华的心目中，这些老同志是中国民族工作、民族理论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学会应该是他们为民族工作出谋献策、交流经验和感情的一个平台。能否发挥好这些人的作用，为他们服好务是学会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2001年满洲里会议结束后，由于火车运力紧张，部分回程的老同志没有买到相应等级的车票，身为正部长级领导的伍精华主动将自己的软卧铺位让给其他老同志。还有一次，由于地方接待能力不足，不能满足所有相应级别领导的住房，又是伍精华提出，将安排给自己的住房让给别人，自己住普通房间。伍精华还总是千方百计地将热心民族理论事业的领导和老同志介绍到学会里来。他时常说，要保持和这些同志的联系，发挥他们的作用。“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行动，感动了同志，团结了力量，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这一社会团体始终保持了活力，在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伍会长逝世后，他的悼词中说他‘具有很强的宏观决策能力和很高的领导艺术、领导水平’，这绝非溢美之词。这种‘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也当然地包括着这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而支撑这一点的是他对民族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奉献精神。”王希恩这样总结道。
“在中国，民族理论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有着与民族工作紧密结合的鲜明特性。从抗日战争时期学科发轫时的回回民族问题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研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民族识别和民族概念大讨论，无不反映着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伍精华在主持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期间更是充分发扬了这一传统。”王希恩回忆，在他协助伍精华领导学会工作的7年中，学会所召开的每一次会议的议题无不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紧密联系民族工作实际：世纪之交的2000年，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学会将当年银川会议的议题确定为“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随着兴边富民行动的展开，2001年延边会议的议题为“兴边富民与少数民族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2002年的桂林会议又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作为讨论的议题。而近几年来学会对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以及“两个共同”与民族地区的发展等问题的讨论，也无不带着中国民族工作发展的鲜明印记。在领导包括民族理论学会在内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伍精华深入思考、不断总结，并将这些思考和总结形成文字，早在2000年即出版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以后也不断有文章发表，2004年兰州会议以后，又与杨建新教授共同主编了《民族理论论集》。
2007年5月，学会的成都会议前夕，王希恩向已辞掉会长职务转而担任名誉副会长的伍精华请示对会议的意见并邀他出席。其时，伍精华已患病有一段时间了，但他怕大家去探望他，耽误工作，并没有告诉大家。他只是很婉转地告诉王希恩，“因家里的一些事情，这次会议我就不准备参加了。请转告本理同志（学会新会长），向他请假。同时也向会议上的同志们转达我的问候，向西南民族大学的领导转达我的问候。在那里和成都我有好多老朋友，这次见不了面了。”“当时没想到，这是我与伍会长的最后一次通话，令人感慨的是，他在谈话中也将我称为‘老朋友’。现在想来，能与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共事称友，是我一生的荣幸！”王希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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