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精华与新中国三部法律的制定
伍精华，彝族，四川省冕宁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普雄县工委委员，普格县委副书记、县长，昭觉县委第一书记，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伍精华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伍精华逝世一周年之际，本版特编发一组文章，以表达对这位出身彝族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深切缅怀。
笔者做了伍老4年的秘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的关怀和教导令笔者永生难忘。此时此刻，笔者想就伍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三部法律的立法工作所作的积极贡献作一回顾。
参与组织《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全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也是伍老参与组织制定和修订全过程的一部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法》对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这部法有4个特别之处：第一，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专门规范民族关系的法律；第二，它是除《宪法》的制定之外，唯一一部由党内成立领导小组来制定的法律；第三，它是除《宪法》以外，第一部有序言的基本法；第四，它是唯一一部在本法上规定和公开申明自己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曾经说过，《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1983年2月，党中央为加强这项工作，决定党内成立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五人领导小组。他们是主持领导、制定这部法律的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民委主任的杨静仁，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全国人大民委常务副主任委员的李贵，时任国家民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的伍精华和时任全国人大民委秘书长的云北峰。
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没有系统的经验与现成法典可供借鉴。在起草过程中，从序言到各个条文，几乎每一条都有不同的观点、意见。领导小组需要收集大量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和国外有关民族立法方面的资料，派人到各省区深入调查，并请有关省、区和自治州的领导、专家到北京座谈讨论，从法律的名称、指导思想到体例、内容都作认真研究，提出方案向全国人大党组请示，向中央分管领导汇报。形成稿子后发到各省、区和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也分别进行研讨。胡耀邦和彭真非常关心、支持《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们主持敲定的。在后来很多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伍老回忆起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工作时都谈到，当时如果没有胡耀邦总书记和彭真委员长的关心和支持，没有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成员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努力的工作，这部法的成功制定是不可想象的。
伍老曾谈到，他们领导小组5个成员都有在“文革”中被迫害的经历，都深切感受到管理好一个国家、治理好一个社会，不能单靠政策，更不能只靠语录，而必须依靠法律，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用法律法规来协调各民族之间、国家机关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保障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一些汉族出身的同志，如起草小组的李贵和虽然没有参加领导小组但参与制定这部法律的中央统战部分管民族工作的副部长江平等，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本着对中华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怀着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深厚的感情，为起草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这部法的制定就是依靠中央的重视和关心，依靠各族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依靠起草班子夜以继日地工作才完成的。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多年来，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中25个自治州和108个自治县，共计133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自治条例，各民族自治地方还制定了336个单行条例和67个变通规定、补充规定。这些法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议并主持《种子法》的制定工作；为《畜牧法》制定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立法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伍老也是一大功臣。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大国，当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没有一个反映农业与农村工作的机构。在有关领导、专家包括伍老的呼吁下，终于在第九届全国人代会召开前设立了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伍老担任了这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农委副主任。在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召开的研究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打开局面的第一次主任办公会上，他提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建议制定《种子法》。理由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华民族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国家，还没有一部关于种子的法律。伍老说，种子是一切生命之源，在农业发展上谁掌握了优良品种，谁就掌握了农业发展的命脉和主动权；制定一部《种子法》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将标志着我国种子产业进入一个有法可依、规范化发展的阶段。
经过伍老3次建议，制定《种子法》终于被人大农委采纳，并将其列入调查研究的内容，最后被正式列入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之一。谁出主意谁来搞，人大提议由伍老担任制定《种子法》领导小组组长。虽然没有专门从事种子的研究，但基于对种子重要地位的认识，他勇于承担了这个责任。他和《种子法》起草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在九届人大常委会及其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深入学习、研究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形成的有关种子的政策规定，以“一切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借鉴”为出发点，到美洲、欧洲等农业发达国家考察，汲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经过28个月的辛勤工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种子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于2000年7月8日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同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审议时，伍老作了即席发言，阐述了制定《种子法》的基本思想和内容，发言内容后经整理纳入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工作资料汇编。伍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总说还想回到家乡，和凉山州的同志们在农、林、牧、副、渔的改良育种方面继续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可惜，事与愿违，伍老没能完成心愿就离开了大家。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的制定，伍老也作出了积极贡献。《种子法》完成时，作为制定《畜牧法》议案领衔代表的伍老提出，由于生产过程不够规范，养殖者使用各类药物、添加剂过多过滥，使畜产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我国畜禽品种资源极为丰富，许多品种具有独特的性能和优良的基因，但由于管理较乱，许多特有品种资源和基因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当前，我国还远未建立起规范的畜产品市场体系，地区保护主义盛行，畜产品流通不畅，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我国急需制定《畜牧法》来理顺畜牧业管理体制，明确支持与保护畜牧业发展的措施，保障选育者、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畜产品市场秩序。
议案提出后，人大农委分工由伍老继续负责制定《畜牧法》的具体工作，到九届全国人大届满伍老退出工作岗位时，《畜牧法》的框架已形成，到第十届制定完成，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9日通过，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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