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在文化多样性中寻求教育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不同文化的互相接触中，逐渐产生了“和而不同”的民族意识，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从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格局就一直受到现代性的冲击，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地方性文化的“碎化”为代价(吉登斯语)，形成了一种非均衡性的全球文化发展态势。建国以后，多样性文化受到了保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正式确认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了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但是，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里，多样性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发展，如何与异文化接触，如何形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可以肯定地说，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关键。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保留都要靠教育，教育对文化来说，有着传承、选择、创新的功能；同时又有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功能，使不同文化的接触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体系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学校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是一种“进化论”和“普适性”的取向，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整合”的功能，体现的是单一文化的全球化特点。因此，这种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与多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传统的与现代的，又有地方性的与全球性的，同时还有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探讨“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间的关系”，找到文化冲突的根源和调适的策略，成为当代教育人类学家重点研究的领域。
滕星博士的新作《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就是专门探讨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他选择凉山彝族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中国人类学家的经典研究社区。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就在凉山开始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凉山彝家》享誉海外，为学术界所瞩目，这本书一直作为西方大学人类学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生必读书目。滕星博士追寻林先生的研究路线，成为林先生近半个世纪四上凉山彝族追踪研究工作的继续。这项工作的意义对滕星博士来说，既具有学术发展的延续性，又具有学术研究的挑战性。因此，研究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滕星博士迎难而上，在林先生的指导下，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论证，最终选择了凉山彝族社区“双语社会与双语教育”进行研究，这样，就使林先生过去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突破的方向。可以说，滕星博士的研究是林先生学术上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的研究领域的一种挑战。
综观滕星博士的这本书，在那纵横交错的脉络中，看到了一种人类学的精神，一种执着地了解“他文化”的“田野工作”精神。这种精神不存在于书斋和课堂中，而是体现在自然环境下的少数民族社区的生活中，体现在滕星博士长年与“他文化”的探究、接触、思考之中。我之所以能感受到滕星博士的这种精神，是因为我与他有着同样的“田野工作”的研究经历，在与“他文化”的接触中，真正感受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语)的多元之美。
当然，人类学的精神同样适宜于对本文化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早年曾树立了对本文化研究的人类学精神，《江村经济》不但成为西方人类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典范，而且也为中国人类学者开展本文化研究奠定了人类学的基础。在这里我之所以想起人类学的精神，就是因为当今教育学领域缺乏这种精神，有许多教育学者的思想是产生于书斋和图书馆中的，或抱“小学”精神，专事考究论证，或者借助史料和二手资料，旁征博引著书立论，俗称“炒冷饭”。不管怎样，人若是长期脱离实践，思想是会枯竭的。这种无活水的学术研究岂不又回到了“八股文”时代？因此，教育学者应当反思和重建一种新的教育学精神，也可叫做“教育人类学”精神。
在滕星博士的工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所采用的理论是“解释人类学理论”，这是因为当代解释人类学更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提倡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交流的相对主义。面对全球性与现代性问题，解释人类学理论向发源于西方而依然占据特权地位的全球化观点、原教旨主义、普同化价值观、忽视或削弱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及其对现实的界说提出了挑战(滕星语)。这种理论为滕星博士研究双语社会和双语教育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思考的艺术。
在他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总是力图从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的有机统一的观点，对凉山彝族社区学校彝、汉双语教育个案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解并予以肯定的评价。他调查了凉山彝族社区学校实施双语教育具有不可否认的必要性和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揭示了凉山彝族社区学校双语教育现存的问题和发展上的困境。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解释人类学的理论阐释，开始探究如何从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用多元文化的话语解读双语教育的实际意义，在多元文化中寻找双语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智慧。试图通过对双语教育的主位文化叙事和客位文化的理解，实现多元一体文化的会通和整合。
滕星博士在他的田野工作基础上，经过理论的沉思和反思，进一步论证了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间的关系，并高屋建瓴，大胆揭示了这样一种关系正受到“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的挑战。双语社会和双语教育正是面临着这样的两大挑战，如何迎接这样的挑战，首先需要我们现有的观念从教育的意识形态向教育的意识生态转变；其次，寻求“和而不同”多元之美的教育体系；第三，“走进田野”，在多元文化中寻求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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