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个案分析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北高原川滇交界处的小凉山。在这里，世代居住着彝、摩梭、普米、傈僳、汉、纳西、壮、白、藏、苗、回、傣12个民族（其中摩梭未定族，称“摩梭人”），总人口21万多，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78%，仅彝族即占59.97%。宁蒗县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举世闻名的人文景观，秀丽神奇的高原明珠泸沽湖与独特奇异的摩梭人风情历来享誉中外，这里是一个世界级的旅游胜地。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县经济十分贫穷，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是一个十足的特困县。1985年，这个县的领导者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治穷先治愚，经济开发必须同智力开发相结合”。从此，他们率领全县各族人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治愚工程”。他们将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置于本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千方百计狠抓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实用技术培训。他们将本县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投入了教育，又动员全社会支持教育，乡镇与村寨都“兴学育人”。他们良苦用心、讲求实效，足足认真抓了10年，至1996年全县民族教育取得显著成绩，各族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也大大提高。随着民族教育的迅速发展，民族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快速增长，从1949年的1059万元增至1995年的20615万元，增加19.46倍。另外，全县科技、卫生以及社会文化等也有较大发展。宁蒗县近10年来迅速崛起的典型事例已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有的赞为“用科技之火驱除贫困”“小凉山的曙光”，有的以“十年一句话，教育要优先”为题，撰写报道文章，揭示了宁蒗县迅速崛起的奥秘。我们对宁蒗县优先发展民族教育，带动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经验作一番剖析，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宁蒗县这一典型个案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将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穷二白”的小凉山
宁蒗县于1980年被云南省政府列为本省10个特困县之一和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受援县之一。迄于1985年底，又由于全县尚有23480户、114860人年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贫困线而被国务院贫困地区扶贫领导小组列为全国首批272个贫困县之一。这个县之所以成为省级和国家级的贫困县，主要原因有四方面：第一是历史的原因。这个县社会发育程度低，1956年民主改革之前，还保留着多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彝族聚居的小凉山地区完整地保存着奴隶占有制社会、摩梭人和普米族世居的泸沽湖地区尚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傈僳族居住的金沙江沿岸龙通地区仍处在原始共耕制阶段，只有汉族居住的几个小坝区过渡到了封建地主经济制阶段。[1]可见，就全县大部分地区而言，比之内地落后了几个世纪；第二是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1059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051万元，工业总产值仅有8万元。粮食平均亩产68公斤，人均有粮211公斤，农民每年人均收入33元，全县人均收入129元，人均购买力仅7元。农业处于刀耕火种、游牧游耕的原始生产方式。全县没有一家近代工业，仅有从事铜、银加工以及制革、酿酒的小手工业者100余人；[2]第三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全县总面积6025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多达98.3%，海拔高于2500米以上的高寒层面积占82.39%，全年霜期长达150～170天，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第四是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甚低（这在后面将做详述）。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宁蒗县一直处于经济贫穷、文化教育落后的景况之中，称得上是真正的“一穷二自”。迄于1985年，该县的贫困面仍然较大，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70.6%，89个行政村中竟有67个贫困村。主要经济指标普遍很低：工农业总产值仅5657万元，人均只有309元；粮食总产量仅4625公斤，人均只有274公斤；在1700.2万元的财政收入中，上级调拨与补助的部分为1385.1万元，占81.46%，当地财政收入仅315.1万元，只占18.5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2881万元，人均购买力只有160元等。[3]由此可见，1949—1985年的36年间，宁蒗县经济发展极其缓慢，主要经济指标很低，七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标准线以下，仍然是一个十足的贫困县。
宁蒗县在1985年以前，教育也是十分落后的。这个县的教育，历来基础极其薄弱。根据温良华（1996）的研究：清乾隆年间，宁蒗境内兴办过义学。民国时期，在汉族聚居地区有过几所私塾，也办过几所小学。但是，至民国三十六年，大部分小学先后停办。[4]据《宁蒗县志》（1993）记载：1950年以前，“宁蒗非文盲人口仅有666人（其中高中生为3人、初中生17人、小学生646人），不到人口总数的1%，文盲率高达99%以上”[5]。1951年正式成立宁蒗第一小学和凉山第一小学。1957年成立第一所初级中学，1972年改为完全中学。此后，又先后成立了一些小学和中学。迄于1985年，全县共有小学389所、在校学生22736人，有普通中学9所（完全中学2所、初中7所）、在校学生3244人（初中2805人、高中439人），此外，尚有农业中学、农职业学校和教师进修学校各一所[6]。宁蒗县虽然建了不少学校，但由于广大群众经济困难和受传统观念束缚，加上学校师资不足，教学质量较低等原因，适龄儿童入学率不高，而巩固率则更低，中途辍学现象十分严重。1981年，全县在校学生仅13000余人，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48%，同年永宁区辍学人数超过80%。1982年，全县具有小学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3850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2.6%，文盲率高达77.4%。[7]由此可见，1985年以前，宁蒗县的民族教育发展十分缓慢，广大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甚低，七成以上的人还属于文盲。总之，直至1985年，宁蒗县仍然是经济贫穷，文化教育落后，“一穷二白”的面貌仍未改变。
二、“十年一句话，教育要优先”
宁蒗县的领导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便多方寻求改变本县“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良策。从1983年起，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教育，规定今后每半年专题研究一次发展教育的问题。1984年，他们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教育工作“三干会”，县、乡、村三级党政干部和中小学校长会聚一堂，共商教育大计。1985年，经县政府提议、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确定每年的8月为全县教育宣传月，各级领导和教师一道深入村寨，广泛动员适龄儿童上学读书。在这一年9月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县委书记代表全县各族人民亲切地尊称教师为“舅舅”。在民族血缘纽带中，舅舅是至尊至贵的人。如摩梭人就十分敬重舅舅，大凡家庭的吉庆祭典、较大的交换、买卖，都必须由舅舅作主。将教师尊为“舅舅”，表达了县政府和各族人民尊师重教的赤诚和依靠教育改变落后面貌的信心与决心。这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上，将永远传为佳话和美谈。就在这一年，宁蒗县的领导者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取得了一个共识：宁蒗贫穷落后的总根子是人的文化素质太低。用当年县委书记阿苏大岭（彝族）的话说：“人的素质低，有地种不好，有资源不会开发，有钱不会花，改造自然能力低，没有内在活力。”[8]这位尊称教师为“舅舅”的县委书记以其质朴的语言阐明了宁蒗县贫穷落后的根源乃在于“人的素质低”。那么，宁蒗县要治穷致富，就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于是一个十分明确而坚定的奋斗目标最后形成了，这就是：“治穷先治愚，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合。”这是宁蒗县的领导者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最后形成的一个治穷良策，也是他们经过反复比较而为宁蒗县制定的一个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切合宁蒗实际，也深得人心民心，该县的有识之士称之为“小凉山振兴的支点”[9]。
自1985年以后，宁蒗县一直将民族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千方百计优先发展民族教育。概言之，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举全县之力，加大教育投入
宁蒗县领导者常说：“宁可在别的地方忍耐一点，甚至暂时牺牲一点发展速度，也要解决好教育经费问题。”自1986年以来，每年本县财政收入的全部几乎都用于发展教育，有的年度投入教育的总经费甚至超出当年本县的财政收入。1983年全县教育经费总支出仅有199.8万元，而1994年猛增至1712万元，增加8.5倍多，这11年间平均递增93.3万元。1993年全县财政收入为995.9万元，而当年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13.67%达到1132.7万元。正如温良华（1995）所指出的：宁蒗县近几年来“勒紧裤带，千方百计在优先发展教育上投资”，这“在别的地区是少见的”[10]。这充分体现了宁蒗县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心与胆识。
（二）县、乡（镇）、村分级办学、各司其职，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兴学育人”的积极性
1986年该县明确划分了县、乡（镇）、村三级学校管理的范围与职责，并提出了筹措办学经费的具体办法，即国家补助一点、地方与群众各筹集一点。1981—1994年的13年间，国家补助、地方与群众筹集的办学资金共计2149.7万元，全部用于学校基本建设，全县校舍面积即由8万多平方米增至22万多平方米，县境以内有许多村寨“最好的房子是学校”。1992—1993年两年间，乡（镇）、村干部和群众集资共达182.4万元。一个21万人口而有9万人尚未解决温饱的国家级特困县，群众竟有如此高的办学热情，这在别的民族地区是不多见的。
（三）实行教育优惠政策
从1985年起，对全县67个特困行政村的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免交集体提留粮款，免交学杂费和课本费，高小生享受寄宿制生活补贴，女生报考初中照顾20分、报考高中照顾30分录取。此外，还在特别困难的民族聚居乡开设了一批半寄宿制及全寄宿制班，让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寄宿，每人每月补助7～9元生活费，有2250个学生享受这一优待。在各区的中心校又开办一个寄宿制重点班，每生每月享受20元生活补贴，有1400名学生获得这项优待。这种寄宿制的实行，保证特困山区学业优秀的孩子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有更多升学成才的机会，故深受山区各族人民的欢迎。
（四）群体引进沿海发达地区的教学与管理人员，创办宁海中心
1988年春，通过签订友好协议，由宁蒗县提供办学设施、经费及适当优惠待遇，由江苏省海安县派遣教师和校长，5年一轮换，10年一周期，共同创办“宁海中学”。这所新型中学创办8年来，先后培养了合格的初中生1219名，其中有703人升入高中或中专，而中考成绩在丽江地区获四连冠，为全县中学教育起了示范作用。这一重大举措给闭塞落后的小凉山民族教育吹进了春风，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群体支教、智力扶贫的先河。宁蒗县的这一成功经验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著名学者费孝通亲临视察，给予很高的评价。
（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对于一个尚未完全走出刀耕火种原始生产方式的贫困县，职业教育在民族教育中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宁蒗县制订了一个发展职业教育的宗旨：“宁蒗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这就使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经济建设的需要，直接为脱贫致富服务。例如：畜牧业是宁蒗的传统优势产业。但是由于人们不懂疫病防治、不懂改良品种和科学饲养，长期以来牲畜的出栏率与商品率很低。而且一遇瘟疫流行，不少人家便倾家荡产。为此，创办于1985年的县农职学校便及时开办了牧医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土兽医”，他们活跃在村寨、牧场为牧民服务，受到各族群众欢迎。此外，县农职学校还根据本县的需要，坚持长短结合、多形式与多层次的灵活办学方向，先后开办了建筑、木工、农业、林业、果树、水利、财会、动物饲养及乡村医士等18个专业，培养学生共计1478名。又通过短期培训方式，先后培训食用菌栽培、新法养猪、果树管理、地膜栽培等实用技术人才3060人次等。宁蒗县的职业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经过1986—1996年10年的努力，宁蒗县的民族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1996年，全县有普通高中2所、职业中学1所、初级中学15所、小学435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在校学生达3345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2.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县教师达2363人，初步形成了一支素质较好、学科配套的教师队伍。[11]从此，小凉山民族教育发展慢、低水平、低质量的历史，正式宣告结束。宁蒗县优先发展教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引起了云南省政府的重视。1990年6月，省政府在宁蒗县召开了“民族特困山区经济、教育发展研讨会”，全省11个地区、58个县和30余个省属机构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肯定了宁蒗县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
三、教育之光照亮了小凉山
宁蒗县民族教育的迅速发展，为其民族经济的振兴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一）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文化素质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宁蒗县狠抓民族教育，经过10年的发展，全县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提高。首先是各族群众受教育的程度较前迅速提高。据其《县志》（1993）统计：宁蒗县的文盲率，1949年高达99%，1964年仍有90.60%，1982年降为77.40%，1990年再降为62.78%。1990年，具有小学和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有68696人，比1982年增长78.43%。又据温良华（1996）的研究：1996年，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2.4%，在校学生达33456人。这些正在学校学习知识的学生，将成为明天有文化的劳动者。其次是现有各条建设战线的干部的学历结构也有了较大改善。据王建、景宝明（1995）的研究：宁蒗县有各类干部5000多人，其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52.82%，包括大专学历的605人、中专和高中学历的2039人。[12]他们是宁蒗县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小凉山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
（二）培养与造就了大批适合本地需要的劳动者
宁蒗县在发展民族教育中，特别注重紧密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劳动者。他们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实用技术培训、农村成人教育以及普通中学农业技术教育等形式，向本县各有关生产与经济部门输送了一大批实用技术人才。如1986—1995年间，全县累计举办农业生产实用技术培训班354期共1812班，受训人员达151854人次，大大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13]又如：在实旌“3358”工程（即全县种植梅子3万亩、花椒3万亩、苹果5万亩、光叶紫花苕8万亩，又称“绿色产业”）中，宁蒗县立足培养本地实用技术人才，由县农职业学校培养林业、果树栽培等专业技术人才176名，送往外地代培77名，又在县城和乡村对种植户约一万人次进行果树栽培及其管理技术的培训等。[14]这些经过各种形式培养的技术人才，在宁蒗县的“绿色产业”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3358”工程的顺利实施。[15]
（三）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普及
在宁蒗县，随着民族教育的迅速发展，读书识字的人愈来愈多，他们对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亦日渐强烈。为此，宁蒗县科学技术协会开展了广泛的科技普及与推广活动。他们在全县16个乡（镇）、89个行政村、1093个自然村都建立和健全了科普组织，又建立了77个农技协会，通过这些组织和协会向广大农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和推广实用技术。据《宁蒗40年发展成就》（1996）统计：1986—1996年10年间全县89944名农业劳动力中有51%，即45648人先后接受了有关农业实用技术的系统培训，他们一般都掌握了一二项生产技术，有的还成为懂技术、会经营的“家庭能人”和农村能人。这些各种“能人”有的发展科学化的种植业及养殖业，有的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办厂、经商。于是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如以新法养猪为主的畜牧业从自给自足型向商品型转变，传统林业从采伐出售原木为主转向营林与林产品加工，而民族工业与乡镇企业也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起来，农村经济的贫困面貌逐渐有所改变。又据《宁蒗40年发展成就》截止于1996年初的统计：“全县有51.83%的农户靠实用技术解决了温饱。”[16]“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在宁蒗县治穷奔“小康”的实践中得到了生动有力的证明。云南省的一位领导人在考察了宁蒗之后，以“用科技之火驱除贫困”为题撰写长篇文章，充分肯定和评价了宁蒗县依靠教育和科技而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四）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崛起
宁蒗境内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但20世纪50年代初工业方面基本处于空白。1956年以后，开矿办厂，搞了一些工业建设。然而，由于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工业发展极其缓慢，1970年其总产值仅10万元（比1949年只增加两万元），1981年也仅有29万元。1985年以来，随着民族教育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各族群众兴矿办厂和开店经商的意识极大地焕发出来，加上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交通状况的日益改善，宁蒗县的自然资源逐渐开发出来，形成了民族工业日渐崛起的势头。1987年年产铅近百吨的宁大铅厂建成投产，1993年建成年产2000吨纤维板的木材综合加工厂。随后又相继建成年产10万平方米石膏板的石膏装饰品厂、年产800万块红砖的机制砖厂、年处理10万张皮革的民族皮革厂、年产木纸浆1.5万吨和牛皮纸2000吨的战河纸浆厂等。此外，又先后建成2090千瓦、6000千瓦及2×4000千瓦电站各一座，小型电站多座，总装机容量达17000多千瓦。其他冶金、服装、建筑、五金、食品加工等也有较大发展，已逐渐形成门类齐全的地方民族工业。另外，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已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1995年，全县已有大中型工业企业71个，当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3900万元，比1985年的1177万元增长3.31倍、比1949年的8万元增长487.5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0.075%、1958年的5%提高到1995年的18.9%。这说明宁蒗县的经济结构已开始发生变化，即由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
综上所述，自1985年以后，宁蒗县优先发展教育，并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为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必备的前提条件。截至1995年，一些主要经济综合指标都远远高于1985年以前，请详见下表：
宁蒗县1985年与1995年主要经济综合指标比较表
资料来源：据《宁蒗彝族自治县志》《宁蒗40年发展成就》所载数据进行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到：1985—1995年的10年间，宁蒗县的民族经济发展是很快的，工农业的增长都在三倍以上，农民人均收入在二倍以上，粮食产量也在一倍以上，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其他民族地区是不多见的。一个国家级的特困县，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优先发展民族教育，创造了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实在是不容易的，也实在是了不起的。
四、宁蒗县“治穷先治愚”经验的理论思考
我国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中国面临三种忧患：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这是严复于民国初年讲的话。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尤以愈愚为最急”的思想仍在西南边陲的彝乡——小凉山付诸实践之中。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了“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如英国经济学家F.H.哈比森（1973）指出：“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17]随后，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又提出了“人力投资”的概念，他认为：在人力投资诸形式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形式，因为教育是对生产者能力的投资，即教育具有明显的生产性功能。因此，“教育已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倘若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也没有技能，实现这种丰裕是完全不可能的”[18]。西方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这些“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众所周知，17—18世纪，英国借助欧洲文艺复兴，创办近代大学，又对国民广泛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从而带动了工业革命，后来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9世纪末叶，美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是因为欧洲上千万经过良好教育和近代大工业训练的居民移入美利坚合众国，加之独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又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强国，是与其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重视教育密不可分。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有这样的名言：“人才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资本”。日本历届政府均奉行一个信条：“今天的教育，十年后的工业”。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正是日本一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必然结果。总之，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振兴，都是最先从抓国民教育而拉开序幕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优先发展国民教育，乃是一切发达国家始终遵循的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它们之所以发达的最大秘诀。
宁蒗县“治穷先治愚”的发展战略思想还有待进一步实践，他们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的经验也还有待深入总结。然而，我们仅从上面的分析和研究，已可看到宁蒗县的领导者从长期工作实践中，特别是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探寻出了一条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发展道路，即“治穷先治愚，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合”。显见之，宁蒗县的这一经验，与上述严复“尤以愈愚为最急”的思想及西方经济学家们关于开发“人力资源”、注重“人力投资”、视教育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的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只不过宁蒗人用他们最朴素、简洁的语言诠释了深奥的教育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宁蒗县“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认为宁蒗县“治穷先治愚”的经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即优先发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因此，全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州、县都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宁蒗彝族自治县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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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建全：《跨世纪的小凉山——宁蒗40年发展成就》序二，云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宁蒗彝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282页。
[3]《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第28、282、428页。
[4] 温良华：《小凉山的教育现状》待刊稿。
[5]《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第131页。
[6]《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第570－573页。
[7]《云南民族教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8]《跨世纪的小凉山——宁蒗40年发展成就》，第271页。
[9]《跨世纪的小凉山——宁蒗40年发展成就》，第200页。
[10]《小凉山的教育现状》。
[11]《小凉山的教育现状》。
[12]《云南民族教育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13]《跨世纪的小凉山——宁蒗40年发展成就》，第81页。
[14] 同上书，第163页。
[15] 同上书，第222页。
[16]《跨世纪的小凉山——宁蒗40年发展成就》，第223页。
[17]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18]［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5页。
说明：本文收入吴学燕、洪泉湖、杨寿川、李定仁主编：《大陆少数民族教育》，台北市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发行，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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