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中部地域彝族密岔支系传统民居初步研究
【摘要】密岔支系是彝族人口结构中数量较少的一个群体。其原住地为蒙化（今巍山），先后经过“拓东筑城”、“南诏国破”和“洱海盐案”三次迁徙后至滇北和滇中地区。这期间又受到卫所制度和边屯制度的影响，加之居住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独特的民居文化。其传统民居结构布局功能和装饰技艺与内地常见的民居建筑极为相似，而且根据居住环境和自身需求进行了优化改良。但是，民居形式的改变并未对其原有的礼俗文化和信仰造成太大冲击，其在应用父系族群民居技艺的同时，还依然延续着母系族群的礼俗文化。
【关键词】彝族，密岔支系，民居，文化
彝族密岔支系，自称“米切”、“密期”、“密切”等，他称“密岔”。相关典籍中亦记载为“麦岔”、“摩察”、“木察”。《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蒙化府》载：“摩察者，乃黑爨之别种也。传云，昔从蒙化细奴逻来徙居于此”。康熙《蒙化府志·卷一》说：“此种惟蒙境有之，并不与他境倮罗同。”康熙《武定府志·卷一·风俗》:“麦岔，住白沙，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担柴荷簋，治生，勤苦”。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引《后朝职贡图》说:“麦岔蛮，惟武定府有之。武定在汉为越嶲郡，僰、鹿诸蛮所居，麦岔亦其别种。又，宋时段氏使乌蛮阿历治其地，名罗婺部，今与罗婺别为二。其居处杂于齐名，男挽发短衣跣足，时负米入市，于活生，输赋唯谨。妇女装束与男略不同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地产火草，可织为布”。该文献中还说到：“嫚且蛮，居姚安府。”此中的“嫚且”是彝族密岔支系的自称“密期”之对音，“麦岔”和“麦岔蛮”亦属同种。如今的彝族密岔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禄劝、禄丰、易门、巍山、弥渡、祥云、姚安等县和昆明市。
大部分彝族密岔支系中流传着祖居地为蒙化（今巍山），而祖源“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的说法。还有一部分则追溯祖籍为“江西吉安府”。武定县依纳格村中的碑茔载“先祖源江西省吉安府永宁县，音商氏，明初贸易至滇，留籍武定窝堵，相处夷俗后，迁衣纳格创业。”但是，当人去世后毕摩吟诵的《指路经》却将亡灵引回大理蒙化小鸡街、小狗街，并认为祖上是从蒙化（巍山）迁来。所以，这里的“贸易至滇”极有可能是因明代“商屯”而产生的。与之相同，巍山左氏彝族土官亦认为其祖为江西籍，《蒙化左族家谱·蒙化左氏宗族世系谱总图》记载：“蒙化开祖左政子，为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此外，《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载“云南既平 ，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彝族简史》说：“被遣戍的军士世袭军籍，都是内地汉族，他们携带家眷来到戍所安家立业，屯田自给，久而久之，便融合于彝族社会中，成为当地彝族的组成部分之一。”杨钊、李凯等的《景东县彝族社会调查》一书中也说到：“明中叶以后，卫所制度逐渐崩溃，卫所中来自江南一带的汉族士兵落籍下来，有的并与当地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繁衍后代，因而便有彝族自应天府或吉安府迁来的传说。”因此，南京应天府和江西吉安府成为很多云南彝族或汉族共同的祖源记忆，这两地应是当时屯垦戍边人员的集散地。卫所制度和边屯制度的兴起，让内地汉族兵(民)涌入并与“夷”婚配，形成了“父系为汉，母系为夷”的密岔支系。这种人口的交流，带来了内地先进的民居建筑工艺，使其在应用父系族群民居记忆的同时，依然还延续着母系族群的礼俗文化。
一、民居结构布局功能
《礼记·王制》中记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故民居可通俗理解为“普通民众的居所”，是以居住为主要目的的特殊建筑。如原始人类选择巢居、穴居是为了防寒保暖，同时避免野兽侵袭；西北地区的窑洞和云南傣族的竹楼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地理环境；蒙古族的蒙古包则是游牧经济的产物。所以，不同的民居所呈现的结构布局首先都要满足功能性需求。彝族密岔支系的民居与其他彝族支系不同，除了受到汉族民居文化的影响外，还受生存地自然气候环境因素的制约。道光《云南通志》载：“摩察本黑罗罗之苗裔......其有田者，种稻纳粮。”以及其自称“密期”，汉译是“水田水稻”，直至如今还依然以稻作为主。从农业结构中可以得知，其聚居于雨水比较充沛的坝区和半山区，所以彝族民居中常见的土掌房、木垛房、闪片房等在此地并不适用。其民居结构布局功能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了极强的防患功能和家户分化功能。
1.防患功能
（1）防火：火灾是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在周代时期就已制定了相关律法《周礼·夏官司徒》载：“凡失火，野焚菜，则有刑罚。”所以，自古以来各地都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民居防火措施。彝族密岔支系传统民居多以土木结构为主，受材料自身性质的影响，这种建筑形式存在很大的用火安全隐患，故在建造时会充分考虑其防火性能。首先，一层墙体用泥土夯筑，二层则用掺有短麦杆的泥砖垒砌，以降低地基承受的压力。然后，在外墙面用加有稻壳的泥浆涂抹，若遇火灾就能很大程度上保护墙体不松散撕裂，并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除此之外，房屋主体部分完工，但还尚未上瓦之前，用石板和泥土将四周外露的梁、椽等易燃材料封于墙内，形成一种穿斗式山墙，避免了火源与木材直接接触。这类外墙体防火设施被称为封火墙。其与徽式建筑中的马头墙、闽式建筑中的马鞍墙以及粤式建筑中的镬耳墙运用了相同的防火理念，只是在取材上有些差异。不过封火墙也有缺陷，即只能防止邻家的火灾殃及自家房屋，却难以控制内部起火带来的损失。封火墙技术曾广泛应用于彝族密岔支系和其周边一些汉族住宅的建造中，但并非是云南民居建筑的固有产物，而应该是随着明代卫所制度的建立而从内地传入。
彝族密岔支系聚居的村落里，除了加筑封火墙，还会建一到两个公共水塘。这种水塘位于村落中央，除了能够蓄水灌溉还是发生火灾时的重要取水点，与现在的村庄消防池具备同样的功能。此外，人们还会在院内放置石质水缸并常年储水。水缸除了满足人畜饮水外，还有及时消除火患的重要作用。位于滇北武定县的依纳格密岔彝村中现仍存有一个明代水缸，由当地盛产的砂岩掏琢而成，可容下半吨左右的水，上刻有“明皇万历元年造以传后”字样。而砂岩的密度结构很小，遇水容易散落，因此就质地而言，并不适合存储饮用水，而且缸壁内外做工非常粗糙，所以将其置于家中最大的用途就是消防。
（2）防匪：1949年以前，滇北部分地区处于地方彝族土目与中央政府派驻流官共同治理的局面，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彝族密岔支系生活的村落大多位于流官与土官直管区域的交界地带，治理权限并没有明显的归属，故匪患异常严重。以滇北武定县为例，彝族密岔支系聚居的插甸、高桥一带，常有从禄丰五台山、雕岭山等地而来的大队土匪入村抢劫，如未劫到财物就将家中子嗣掳为人质，以索要赎金。到后期还出现了将伙头田变卖赠予匪首以保村庄平安的情况。然而，以此地为中心，向南至县城流官管辖核心区或向北往慕连土司治理地界，因设有自己的治安力量，所以鲜有匪患发生。为了能够在流土双方的势力缝隙中求得自保，这里就出现了别具特色的防匪民居。
第一类为封闭式民居。其与云南常见的“一颗印”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其除了一户独居外还有两户或多户共居的形式。一户独居的情况比较少见，往往只限于人口多的家族。这种民居由正房、耳房和牲畜房三部分组成，以正房的堂屋为轴线，中间为院子，左右两边为耳房，牲畜房位于正房对面，院门一般设置在正房的左下角。一户独居的民居院门多朝外开，且门板厚度可达10—15CM，并用极有韧性的黄栗树作为插销，具有很好的防守性能，对于防匪具有重要作用。一户独居式民居还有“三房一照壁”布局，左右两侧建有楼耳房，但比正房稍低，正前方建一照壁。这与云南大理巍山、南涧的彝族民居相同，而彝族密岔支系在历史上是从这一带迁出，二者间应有关联。
封闭式民居中两户共居的建筑形式为：上户有三间正房，以正中一间为堂屋，右侧向下为耳房。下户与之相对，亦是三间正房，右侧向上为耳房。这种民居左右两边都设置有院门，但是进门的过道极窄，约为80—100CM，最多容两人并肩通行，而且两户的二楼后墙处均开设长宽约为50CM的小窗，称“枪眼”。这类民居首先在人口上形成了防御优势，其次民居的封闭性较好，若有土匪来犯不仅便于观察，而且可攻可守。同时两户民居的组合不一定以血缘支头为根据，不论双方是否同宗同姓都会为了防匪而共居一处。在土匪活动猖獗时甚至还出现了原本分开而居的两户人家，为了增强防匪力量改变原居所朝向，双方合并为同院。
第二类为开放式民居。这类民居可分为“四合三院”与“双飞燕”。“四合三院”式民居，整体呈长方形分布，门檐宽大、气势恢宏，正门顶上建有阁楼，门内侧装有木梯作为上下门顶的通道。从正门进入为第一进院、再往内二、三进院，可同时容纳多户共居住。第三进院末还开设有一道后门，规模比前门略小。并且每进院之间存在阶梯式落差。这种住宅形式与北京典型的三进院落四合院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三个院落都以耳房作为隔断，虽然留有门洞，但不安装门板，使整个民居首尾相连。这种民居形式看似有很强的封闭性质，其实正好相反，它充分考虑到了居民的连通性，当土匪入侵时不仅便于及时组织防卫力量，而且在不敌对方时能及时携带家中贵重物品撤离。
当地彝族密岔支系生活村落和其周边汉族村落中还有一种开放式民居，称为“双飞燕”。因其形似展翼飞燕而得名。这种住宅一般只居一户，规模较小的由七间房屋构成，规模大的达十一间。这与“燕身”部分的房间数量相关，若“燕身”有三间房，则“燕翼”处左右各有两间。以此类推，如果“燕身”有五间房，“燕翼”左右就各三间。这种民居形式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燕身”正中位置的房间前后都装有与墙体同宽的大门，人从“燕身”处进入后居住于“燕翼”位置。与上述的封闭式民居和“四合三院”式民居相比，“双飞燕”没有防御功能，其结构布局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在土匪入村时方便带上家中财物外逃避难。
2.家户功能
1949年以前，在彝族密岔支系家庭组织概念中，“户”和“家”并不等同，一户多家的形式很常见，而且同一家门或者血缘支头长期生活在一（户）道院内的情况非常普遍。由于当时人丁较少，又常有匪患发生，整个家门或支头生活在一起，能够有效地提高防御力量，由此还出现了人口较少的两个或多个血缘支头生活在同一户内的情况，甚至不同姓氏之间都会如此。比如前文述及的一户独居式民居建筑形式中，一户内会存在多个家庭，他们一般都是由三代内的宗亲分化形成。两户共居的院落中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为同一血缘支头分化为两户；其二为不同支头的人为了防匪而居住在了一起。“四合三院”式民居中每进院内生活的都是三代内宗亲，整座民居中的人属同一血缘支头，可相互的关系最远可追溯到九代以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仅在“住”的层面上联系密切，其它方面都是独立的，这正所谓是“分家不分户”。当然，如果以“家户”为单位，每一户都会默认一位德高望重、有文化学识者充任户长（支头长）来处理村中各支头间的纠纷，以及组织防御或躲避土匪入侵。“户”内的小“家”也有家长（当家人），其除了计划家庭生计外，还要调解“户”内各小“家”之间的矛盾，协助“户长”平衡好各家的关系。不过“家长”与“户长”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从属关系，只是因为家户制度的发展，而自发形成的一种基于民俗规约的自治组织。随着父系家族人口增多，社会和谐稳定，家户结构便会开始产生分化，传统意义上的“家户”治理形态已分崩离析。由于人口的繁衍，原住宅容量饱和，一些新产生的“家”会从旧“户”中分离，并不断向外拓展新的生存空间，这样又会产生新“户”，随之出现更多的民居群。
二、民居装饰审美内涵
装饰是民居具备功能性需求后，为了追求精神层面的审美满足而出现的，同时人们以装饰为载体向外彰显其人丁兴旺、家境殷实。在1949年以前，彝族密岔支系聚居的村落之间，生活水平各异，如禄劝县第一区的硝井、禄槐二乡共有五户地主，羊槽乡却没有地主；武定县第一区的西华乡山居的大村、下村、杨家村三个自然村共有五户地主、但第二区插甸扯衣乍、依纳格等村最高的阶级成分只到富农。1952年云南的土地改革把住宅情况作为成分划分的重要标准，所以可以从当时的统计资料和现存的民居情况以及村民口述回忆中得知：富裕村落内的民居基本都是以宗亲或血缘支头为居住单位的土木结构楼房，而另一部分村落因各户之间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就出现了既有楼房又有茅草房和平房的情况。因此在当时只有生活条件好的宗亲支头才会注重民居的装饰。“财不外露”的思想相悖，彝族密岔支系的民居装饰一般只表现在外部的木雕与石雕上，内部的立柱、天花、地板却不作任何纹饰。
1.木雕装饰
（1）梁：彝族密岔支系民居中的木雕装饰集中在梁、雀替、柁墩、花板和户牖上。不论是“一户独居”、“两户共居”或“四合三院”只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都会对住宅进行装饰。住宅建造之初就会请木匠首先在门头的骑门梁上刻以纹饰，且为了不影响其承重功能，只在梁面雕饰一个长回形纹。木雕装饰除了骑门梁以外，还有挑头梁。挑头梁位于房檐下方两侧，根据住宅的面积大小和屋顶所需的斜度，由一至三层叠加而成。低矮的住宅只需一根挑头梁，将外露部分雕作龙头，梁身则不进行任何雕琢，故被称为“龙头梁”；高大的住宅需要三根挑头梁作为支撑，自上往下依次雕饰龙头、象头、如意云，三者分别象征着富贵、吉祥和高升。
（2）雀替：雀替位于骑门梁下方左右两侧，雕工十分复杂，分为镂空雕刻和板面浮雕两种。镂空式雀替有花蔓形龙纹或凤纹，在纹样的选取上根据生肖属相中的相生相克原理，若在建宅时家中有生肖为狗的男性，就不能使用龙纹，而要改用凤纹。并且雀替的雕饰纹样需要左右对称，但只能“二龙相对”或“双凤相对”，因为他们认为“龙凤相对”的雕饰只能用于墓碑，忌用于门楣雀替之上。板面浮雕式雀替依然尊崇左右对称的原则，但纹样以花卉植物居多。
（3）柁墩：榫卯结构民居以立柱和梁木为骨架，梁枋的多层叠加中就出现了柁墩。柁墩的作用是将上方重量传到下面的梁身之上。彝族密岔支系的民居规模不打，所以梁枋中只安装一个柁墩，较为精美的会雕成一朵半开的莲花状，普通的只是刻作一个倒置的梯体。
（4）户牗：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此中的“户”为门，“牗”为窗，门窗是民居的重要部分，不仅具有防御、采光的功能，而且还能提升视觉美感。彝族密岔支系的堂屋正面两侧较为普遍的是安装直棂窗。窗间的棂条由方形木条竖直排列而成，又在上、中、下三个部位横穿木片，被称为：“一马三箭直棂窗”。这类门窗形式多用在宫殿次要建筑和庙宇建筑上，用于民居建筑的情况很少见。堂屋两边的偏房窗户与堂屋有区别，主要使用回形窗。其从“一马三箭直棂窗”改造得来，窗的正中用木条围合成“回”形，又在“回”形木条内雕刻一朵荷花作为整扇窗的中心。
（5）花板：花板并没有实用功能，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装饰而存在。花板在民居建筑中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梁、雀替、柁墩和户牗等相协调。花板上常见的浮雕纹样有“仙鹤荷花”、“凤穿牡丹”、“毛笔宝剑”等，寓意着和睦长寿、祥瑞富贵和文武双全。而这些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内地汉式装饰风格。
2.石雕装饰
（1）石柱础：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卷三》记载:“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礩、三曰舄、四曰踬、五曰磩、六曰磉，今谓之‘石碇’。”石柱础在立柱受力和防潮、防腐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彝族密岔支系的民居中所用的石柱础有两种，其一为鼓形石柱础，其二为宫灯形石柱础。由于民居的结构为“四立四柱”，所以正房晒台处的立柱下都会用两个对称的石柱础作为支撑。鼓形石柱础上部分刻“凸”形纹，往下雕饰大小均匀的连珠纹，中间纹饰面积最大的部分使用铜钱纹，底部与上方相呼应依然刻有连珠纹。宫灯式石柱础为方形，上下阴刻两行浅绳纹，四面分别雕刻“万事如意”或“平安吉祥”的字样，依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夙愿。
（2）镇宅兽：彝族密岔支系的民居有“门当”却无“户对”，因此在石雕装饰中只有石柱础和镇宅兽。住宅建好后会请村中手艺精湛的石匠雕一只镇宅兽，雕好后在其颈部扎上一块红布，放置于堂屋檐顶或院落门头。这种镇宅兽取材多为青石、砂岩等，且只有狮子和黑虎两种形状，以蹲姿最为常见，体长身细、怒目獠牙。其与云南昆明、玉溪等地房顶上方正中处放置的瓦猫相似，不仅形体上大同小异，而且均有招财避祸的寓意。
三、民居风俗信仰文化
1.风水文化
彝族密岔支系有一套系统的民居风水观，其融合了彝族原始信仰和汉族的风水学说。他们中流传着这一句俚语：“人生三块土，墓地、宅地和耕地。”故宅地是至关重要的，能影响人的命运。因此，村中的毕摩除了主持丧葬指路外，还承担着墓地定穴和民居选址的责任。民居选址首先看山形地脉，只能选于缓坡上，要避免在空旷平坦的地方建宅，后方还需有靠山，忌落空。这种选址方法实质上很科学，不仅能有效排水避洪，而且极少占用耕地。其次，堂屋要正对前方山坡，不能面朝山谷和悬崖，否则家中人会短寿。如果坐在堂屋内可看到前方单株树木，则要将其砍倒或把照壁加高遮隐。住宅建设中如需砍伐老树，先要请毕摩祭祀卜卦，询问老树的“意见”，卜卦时将一截松枝劈为两半后抛出，正面或反面都朝上为凶卦，一正一反为吉卦，只有卦象显示为吉，才预示着老树同意被砍伐，此时方能继续动工。最后，正房前有一个水塘为宜，是聚宝之所，若有两个以上水塘就要避开，因为人们认为多余的水塘是接泪之碗。为了能选到良好的住宅位置，很多人家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房前开挖水塘或将多余的水塘填平。
住宅位置选好后，就要确定院门的朝向，毕摩会在堂屋正中用罗盘指出方向，一般坐北朝南的民居院门朝东南方或西南方，并且在定院门朝向时只会选用偏向，严忌正对东、西、南、北四方和他户院门。住宅建设开工动土时还要宰杀一只雄鸡，烹熟后焚三根红香插在堂屋位置处，用鸡头和双翅祭拜地神与祖先，之后找一对土碗，内置鸭蛋，合起后埋于地下。地基建设完毕后，就要立木。当天村中很多人都会来帮忙，梁柱立起后，主建木匠带一只雄鸡和一袋糖果蹲坐在正梁上，将糖果撒给众人，只要抢到此糖果都会有好运相随。住宅规模也有严格的比例，并非越大越好，而要与家庭人口匹配，人口数量少的家庭住宅不宜过大。立梁架柱时还要避免高于后方建筑。
2.信仰文化
住宅的建造、拆迁时间也有相应的计算规则。拆建的年、月、日属相不能与家庭成员的属相相克或相同，还要避开“杨公忌日”和“黑道日子”，并且在十二属相中的猪年和蛇年不建宅。
彝族密岔支系的住宅和很多人生习俗也都有关系。小孩换牙后，要把脱落的牙扔到房顶，认为只有这样新牙才会长得整齐。他们以左为尊，因此婚房只能设置在左边。举行婚礼前，首先在院落中央栽种一棵松树，称“松蓬老爷”，其高约一丈，枝干匀称分布为三至五层，松针浓密翠绿。他们把松蓬当作上天派驻人间的神灵。栽种好后将一个烧红的犁头插在根部，再设置一张木桌，上面摆一升插有三柱红香的米，外加一壶泡有红糖的白酒，以此献祭，让松蓬把人间的喜事告知上天，护佑新人姻缘美满，生得贵子。因此在结婚时人们又将松蓬唤为“喜神树”。此外，还需上山砍取无藤蔓缠绕且未落有鸟粪的青钢栗树枝干，置于墙头和屋檐并将整个院顶遮盖起来，意在“把喜事和福气留在家中”。当有人去世后，要先置于堂屋正中，地面铺上稻草，儿孙穿草鞋在左右跪拜。如果亡于异乡，则要在堂屋后墙凿一圆洞，尸身由洞中抬入，禁走正门。若有外人在自己家中去世，需用竹竿把屋顶瓦片挑破，寓意着让魂魄从此处离开。
3.迁居文化
彝族密岔支系有丰富的迁居习俗，这些习俗不断地巩固着整个密岔文化体系的传承和发展，同时还凝聚着他们的族群认同。滇北地区方言形象地将迁居称为“进火”，即在新居内生火做饭，委婉的表达出迁居之意。密岔语汉译则直接为“搬家”，这是在满足了衣、食需求之后，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再次追求。彝族密岔支系从蒙舍川畔的蒙化府地（今巍山）迁徙至滇北、滇中地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徙居文化，这种文化贯穿于整个密岔群体迁居的习俗。他们由三个不同时间段来到此地。第一个迁徙点为“开疆扩土，随征拓东”，剩下的两个迁徙点分别为“南诏国破，易姓滇北”和“洱海盐案，四散逃亡”，都有浓厚的避祸色彩。彝族密岔支系迁居传说中描述过这段历史：由于密期家起兵反官，被朝廷发榜追捕，故从蒙化逃亡而来，所以一路上都是昼伏夜出，天亮时走到哪里就定居于此，不愿留居者继续在夜间迁徙，直至摆脱追剿。因此，就形成了迁居之礼只能在晚上进行的习俗。此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也未改变，每逢迁居都必须遵守，就算在城中购房迁居都在夜间，天明后禁止迁居。
迁居时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选择黄道吉日。新居建好前，需请毕摩推算时间。与拆建时相同，必须依然要避开“杨公忌日”、“黑道日子”，而且不能和家庭成员属相一致或者相克。到了迁居吉日，并非先把家具和人迁住进去，而是仪式性的将一点五谷和油盐茶柴搬到新居内，寓示五谷丰登、生活富足。然后烹煮新米新肉，燃起青香红烛祭拜天神、地神和祖先。此习俗均在夜间两点至早上六点前进行，也就是所谓的“夜间迁居”。此礼结束后，家具和人才一并迁入新居内。
传统的迁居习俗中，邀请赴迁居宴的范围非常小，仅限于三代以内父系血亲和母系姻亲。而且形成了“迁居不请客自来”的习俗，参加者也只需带着粮食前去，根据各家经济条件，有送十升、五升或一升大米的，家里困难的亦可送玉米和豆类，以补主人家建房时的耗粮。叔伯舅姨还要为其添置家具和锅碗瓢盆等。入夜后，村中其它亲友纷至沓来，大家聚在一起跌脚对调，喜庆迁居。
结语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彝族密岔支系的民居结构布局和装饰审美与内地汉族民居有很多共同点，但却保存着独特的礼俗文化。这与其在历史上经历从滇西迁徙至滇北、滇中的过程有关，卫所制度和边屯制度建立后，其与内地汉族婚配，并长期杂居于汉族聚居区域，深受汉儒文化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与其它彝族支系不同的民居风格。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使彝族密岔支系的传统民居多被拆除，并代之以千篇一律的砖混结构住宅，随之消逝的还有那些以民居为载体的文化。所以，如何保护和开发现存的民居，让其在乡村振兴中留住乡土记忆，并服务于村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待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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