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僰人不是彝族的先民
僰人，中国古代的一种民族，为古氐羌人的一部分。史书记载，曾建立过“僰候国”，也就是“僰国”。僰人，为西南夷。为其这一点，有人说古代僰人是彝族的先民；晋代到明代中叶的川南“僰人悬棺”是古代彝族的悬棺，这是大错而特错。有人说，古代僰人是今白族的先民或构成白族的主要成分，这可能是对的。如果这一结论正确的话，那么川南“僰人悬棺”也就是白族的悬棺了。
秦、汉时期，称今川西南、贵州、云南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巂、昆明……；自西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上文所说“西南夷”中的部落是众多的，但有的部落名称已经是历史的遗留，例如滇的部落界限便已经突破而组成了国家。依《史记》的说法，“西南夷”中所有的部落，就族系来说，“皆氐类也”，即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事实上并不如此。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就其族系分类来说，乃分别属于氐羌、百越和百濮（孟高棉）三个系统。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有僰族、昆明族、叟族、摩沙族。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是僚族、濮族、鸠僚。属于百濮系统的民族有苞满、闽濮。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昆明族与滇僰、邛都等“皆氐类也”，即同为氐羌系统的民族。它是南中地区“夷人”中的“大种”，人口最多，分布面最广。是彝族祖先部落之一。滇西昆明族各部落是形成近代滇西彝族的主体。而衰牢部落即为滇西彝族的祖先部落之一。
叟族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在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中，叟族一般地普遍与昆明族杂居在一起，只是在今贵州省境内没有叟族，只有昆明族。秦、汉以后，叟族和昆明族之间一直处在分化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组成近代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五个兄弟民族，彝语支白族、纳西族除外。
摩沙族也是氐羌系统的民族。摩沙族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时间在东汉时期。“摩沙”即“纳西”。
僚族，至近代则原为夜郎的僚人群体，形成仡佬族、侗族、水族和壮族中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永昌郡内的僚，后来则成为傣族。
濮族，布依族和壮族中的一部分便由秦、汉时期的濮族发展演变而来的。
鸠僚，是从僚族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是今文山州、红河州境内傣族的先民，也是近代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傣族的先民。
苞满，近代一般称为布郎族。
闽濮，佤族、德昂族的先民。德昂族过去也叫独龙族。
一般来说，古代分布在西南境内属于氐羌系统的群体，是分别发展为近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核心；属于百越系统的群体，是分别发展为近代汉藏语系侗傣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核心；属于百濮（孟高棉）系统的群体，是发展为近代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核心。
僰族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即说：“僰，羌之别种也。”又《后汉书·杜笃传》说：“捶驱氐僰。”僰族是滇国的主体民族。“僰”与“白”近音。而当时的汉文记录之所以写作“僰”，是有其用意的。《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看来僰族是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比较先进的民族，故其民族名称被例外地译写了“从人”。其他比较落后而仍然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民族，则被称为“夷”和“蛮”。僰族是滇国的主体民族，但滇国境内除僰族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的被统治民族。而僰族则主要分布在平坝地区，山区为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分布区域。又僰族的分布区域往往超出滇国的统治区域范围以外。直到东汉末年，西北的湟水流域，仍然有一部分僰族与羌族的其他部分杂居在一起。从湟水流域往南至今川北的岷江以西地带，秦朝时期也仍然有一部分僰族。《吕氏春秋·恃君览》即说：“氐羌呼唐，离水（今灌县境内的岷江）之西，僰人、野人，多无君长。”由离水流域往西南，今川西南的雅安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部分僰族人口。《华阳国志·蜀志》说，春秋、战国之际，蜀国的保子帝，“攻青衣（今雅安），雄张僚、僰” 。从青衣往南，至今四川凉山州即汉初的邛都地区，僰族人口也不少。所以《史记·平准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都把邛都称为“西南邛僰”。自“西南邛僰”之地往东，至今宜宾上下周围地带，秦、汉之际仍然是僰族的主要聚居区。《汉书·地理志》僰道县（今宜宾）《注》说：“应邵曰，故僰候国。”僰道县往南，今昭通地区的平坝中，直到三国时期，僰族人口仍然不少。而汉武帝时期自僰道县开通前往僰族聚居区的交通道路，也称为“僰道”。这条僰道即经过今曲靖地区，说明今曲靖地区当时的僰族人口不少。“僰道”不仅自僰道县往南“迄于建宁（今曲靖）”，还有一条分道向东南“指牂牁江”（《史记·西南夷列传》），即今贵州境内的北盘江。则今贵州省西部地区，当时也有僰族人口分布。滇国统治中心的滇池周围地带僰族人口最多。滇国南部、西汉武帝时设置胜休县的地方，僰族人口也不少。王莽之时，胜休县境内以僰族为主的各民族反抗王莽的统治，王莽派兵前往镇压，几年都平服不了。王莽便唯心主义地把胜休县改名胜僰县，企图以此来从思想上鼓动当时的汉族官吏和士兵，把当地僰族的反抗镇压下去。胜僰县（胜休县）之地，在今曲江以南、泸江以北的建水、石屏、峨山一带。也就是说，当时在今滇南的建水、石屏至峨山一带的僰族人口也不少。滇国的西部，今楚雄州一带也有僰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国的主体民族是农业定居民族，而其辖境西部的昆明族的大多数，仍过着游牧生活。楚雄西部的今大理州一带，在秦、汉之际，虽然有不少从事游牧生活的昆明族，但也仍然有从事定居农业生产的僰族。祥云县大波那发现了战国前期的铜棺墓，显然是当地僰族的。当时只有僰族实行棺葬，同区域内的昆明族，直到晋朝时期仍用火葬。再往西，今保山市一带，秦、汉之际也有一部分僰族。汉武帝开“西南夷”之时，在今保山东部至东北部地带设置了不韦县，迁移了一部分汉族人口前往屯垦。这部分汉族人口以后便与当地的僰族相融合，世代相传地居住在今保山市境内，直到明朝时期，他们既称之为“旧汉人”，也称为“僰人”。
以上所说秦、汉时期僰族在云南境内的分布状况，到后来元朝时期李京写《云南略志》之时，作了基本上与历史事实相符的概括。《云南略志》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宜宾）属县是也，故中庆（今滇中地区）、威楚（今楚雄一带）、大理（今大理州）、永昌（今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
非常清楚，汉朝时期的僰人，到元朝时期，书面记录名称改写作白人 。其分布状况，也仍然是自元代的叙州即汉代的僰道县往南转西至永昌，并不曾发生大的改变。
滇国统治的中心滇中地区以僰族为主体；但僰族的分布却不止于滇国统治区域。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却大致相近。僰族是秦、汉之际“西南夷”各民族群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民族。还在战国时期，滇国的僰族已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在滇池上下周围的平坝区开垦出了“肥饶数千里”的耕地，使农业生产发达了起来。僰道县南部（今昭通地区）的僰族，则利用“千顷池”灌溉稻田，其农业生产规模不小。今楚雄万家坝发掘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古墓葬，其中一个大墓出土的一百一十件青铜器中，生产工具占74％，说明这里的僰族中的农业生产也很发达。楚雄往西，今大理州祥云县大波那发掘到战国时期的古墓，也有不少青铜生产工具和青铜铸成的“六畜”模型，也说明这里的僰族已经生活在农耕生活之中。秦、汉之际，“西南夷”中绝大部分的民族群体，被内地汉族中的统治阶级称作“蛮夷”。“蛮”字从虫，是采集虫蛤为食的人；“夷”字从弓，是原始的狩猎民族。而唯独对于僰族，则一方面在说他们也是“蛮夷”的同时，又说他们是“夷中最仁，有人道”，故民族名称“僰”便例外地写了从人。由此可以说明，当时僰族中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已经与内地汉族相接近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滇国的僰族中，牲畜饲养业也与之相配合而得到很大的提高。当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征服滇国时，便从滇国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可见牲畜数量之多。至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则从近来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墓葬中的文物上面，可以窥见其大概：有各种各样的青铜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银、玛瑙制成的装饰品等等。这些手工业产品的生产技术，虽然反映的是西汉中期前后的情况，但都是秦、汉之际沿袭下来的，受西汉中期以后进入的汉族的影响还很少。
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与内地汉族之间的商业交换日益增多。在秦朝时期，巴蜀商人更多的是到滇国的僰族中进行交易，取其牲畜和僰僮（奴隶）。秦朝因之而发展政治势力至滇国，在其边沿地区初步设置了一部分郡县，并派遣常頞开通“五尺道”，自今宜宾南下，沿途经僰族聚居区而直达滇中。汉朝初年，把通向滇国的商道封闭。但滇国僰族内部生产的发展，要求与内地汉族交通；内地的汉族商人更垂涎于滇国僰族中的物产。所以，滇国僰族与内地汉族的交通往来，并不因汉朝廷的主观禁闭而断绝，相反地却较之秦朝时期更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汉朝初年之时，自关中地区经巴蜀而达滇中，“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关中和巴蜀的商人把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运至滇僰中，又从滇僰中交换回牲畜和奴隶人口。通过这种交换，蜀郡的大商人卓氏、程郑等，都因之而“富比封君”。
对外商业交通的发展，蜀郡铁质生产工具的输入，更进一步促使滇国僰族内部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又促进了阶级分化的加剧。汉朝初年之时，滇国僰族中的最大奴隶主滇王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统治权力，完全骑到人民的头上去了。所以，当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汉朝派使臣至滇国之时，滇王问汉使臣说：“汉孰与我大？”认为自己的统治权力似乎比汉朝皇帝还大，管辖的地域范围比汉朝更宽。当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各地之初，一些民族群体中的贵族分子，由于还没有在其内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掌握更大的权力，所以还比较难于接受汉朝廷所封给的王或候。而滇国的僰族贵族则不同，他不仅能够接受汉朝廷所封给的王爵，而且能够在利用其权力以效力于汉朝廷的情况下，对僰族和同区域内的叟族、昆明族人民进行有力的统治，因此汉朝廷对滇王特别宠信。这说明滇国在未被征服之前，僰族内部的贵族已经具有了相当牢固的统治权力基础。这种统治权力基础，是在其内部生产发展和阶级分化的条件下产生的。
滇国境内的僰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处在奴隶社会之中；同区域内的叟族和昆明族，则或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或仍然处在原始社会之中，受僰族中的滇王统治，成为了供给奴隶的民族。
很有可能是古代僰族后裔的白族的族源历来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主要观点有：土著说、氐羌族源说（包括僰人迁来说）、汉族支裔说、多种民族融合说等。在南诏、大理国白蛮是当代白族先民这一点上，学术界是公认的，以文化与风俗习惯的明显传承性上往上逆推，则可以确定滇池和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也包括其他民族的先民）、秦汉时期的滇僰、汉晋时期的叟人、东晋至唐初的西爨白蛮、唐宋时期的南诏和大理国的白蛮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白族先民的主体。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同化或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人民，大约在大理国时期形成白族。
白族属氐羌族系民族，这是史学界比较传统的看法。白族的先民是从事定居农业并创造了洱海青铜文化的这一部分民族。
事实上，白族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不断同化和融合了不少周围的民族，而且还融合了宋代以前各个时期到云南来的许多汉族，才最终发展形成白族。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族是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也有一定道理。当然，白族也有许多人口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当中。
关于白族属于氐羌族系，或者说源于氐羌族的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这可以从3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了新石器时代滇池、洱海地区有氐羌文化的直接证据；二是史籍不仅记载先秦至汉代从四川以西到今昆明、大理、保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各种名称繁杂的民族“皆氐类也”，而且还有大量诸如“氐叟”、“氐僰”、“僰、羌别种也”等记载；三是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当代白族语和彝语支民族的语言中还有氐羌语的痕迹，说明白族和其他彝语支民族与古代的氐羌族是有渊源关系的。
汉族古时候称白族为滇僰、僰人、白蛮、白人等。白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一说为彝语支，一说应单独为白语支。唐宋时代，白族曾借用汉字创制了古白文，亦称僰文。古白文在唐代到明代初期，曾经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元明以后，由于中央王朝政府和云南地方统治者在白族地区推行汉文化教育，并强制改革所谓“蛮风夷俗”，古白文夭折。
白族先民在南诏建国以前实行棺木土葬。东汉至唐初的西爨白蛮也实行墓葬。南诏建国以后，由于受到佛教影响而改为火葬。明、清时期，统治者革除所谓“蛮风夷俗”，白族又改火葬为土葬。送丧仪式和墓葬形式与汉族基本相同。
在我国，四川南部地区珙县、筠连县、兴文县境内的悬棺长期被称作“僰人悬棺”，但新的考证结果表明，悬棺系僚人所置，而非僰人。元代学者李京所著《云南志略》中曾有“土僚蛮，在叙州南，乌蒙北（即今珙县一带）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击去两齿，然后婚娶。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岩之上”。而开棺考证结果表明，棺内成年男子犬齿皆被打掉，妇女儿童则牙齿完好，与李京所述僚人习俗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悬棺系僚人所为。此外，1978年开棺时，文物工作者曾在棺内发现一双筷子，上面刻有“阿旦木”三字，“阿”为僚人姓氏，此亦为悬棺主人乃僚人之一佐证。
目前，川南悬棺为僚人所置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然而，有专家认为，僚人乃僰人的一支，对此，学术界尚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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