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王的可乐点将台
贵州赫章县可乐镇，这几年很有点名气了。可乐的出名是同夜郎考古联系在一起的。当21世纪刚刚掀开第一页时，考古工作者在可乐发掘了百十座汉墓与南夷墓，出土了大量夜郎时代的文物。这一考古成果，与三星堆一起，被列为2000—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重大发现。可乐，这个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乡镇，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人文学者与游客，人们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只为了满足访古探幽的好奇心，一睹大夜郎国都邑遗址的风彩。
那是六月里的一天，我随省政协文物考察组来到了可乐。当我们乘坐的中巴转过可乐郊野的山湾，迎面扑来的是一阵高原的凉风，整个可乐便展开在我们眼前：那宽阔、敞亮的坝子，南北耸峙的群山，远山上仿佛一直可以走进云里去的梁子，据说那些山梁上正有着拱卫古夜郎国都城的“九营十八卡”。而山下，则是迤逦着伸向天际的麦田……你别说，可乐虽然说不上广大，却还真有几分王者之气。还有那条被称为乌江之源的可乐河，正缓缓地、沉静地从夜郎流来，流过漫长的岁月，穿过可乐坝子，潺潺地流向山外。田野里四处飘香，那些掩映在绿杨垂柳下的人家，随便找一堵墙，就会发现砌在墙体上的汉砖，那些镌刻在砖上的绳纹、几何纹，马车与牛车的图案．那些曾经出土过战国、秦汉时代夜郎历史文物的普通台地、麦田，简直随处都在告诉你：当心，你的脚下也许正踏着一段轰动历史的惊叹……
但在可乐，最让我感到1惊心动魄的却是点将台。你以为那是砖砌的台？石砌的台？错了，那是可乐河畔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
那天我们一行人从侧面登临，踩着一道梁子爬到山顶。可乐的一切，兰天、白云，远山、绿地，小河、田野……全都历历在目。那仿佛就是夜郎王的十万大军，全在点将台下列阵，骑兵手挥铜柄铁剑，步兵举着铜戈斧钺，一列又一列，绘着竹图腾或者虎图腾的夜郎旗帜正在千军万马之中飘扬，在夜郎王的目光注视下，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以一座山为点将台，真让我眼界大开。这些年，我走过的地方也不算少了。我曾见过周瑜在九江鄱阳湖边的点将台，那是为了水军的操演，不去比它；岳飞在江西新干县荷浦乡也筑有一台，东临赣江，西倚松林，系土筑，高二丈，是这位民族英雄出师江西时，屯兵于新干，为教演士兵所筑。居庸关下的点将台，据说是穆桂英当年巧退辽兵时所用。这些点将台或者实用，或者精致，但比之夜郎王的点将台，都太小了。唯诸葛亮在湖南东安紫溪镇北修建的点将台，全用数百斤重的麻条石砌筑而成，台高近百米，台前有二石枉，高丈余，相传是孔明祭天时挂灯所用。孔明点将台大概要算前此我所见过的点将台之最，然而比起夜郎王的点将台，在气势上也仍然逊色许多。何况这些点将台，经了岁月的剥蚀，战火的焚烧，都有过坍塌后人工复修的痕迹。
而可乐的点将台，那是一座兀立的山。从第一代夜郎王登上此山阅兵点将时起，总有三千年了吧，风雨不能将它侵蚀，战火也奈何不了它。它立于天地之间，它就是天地之一物。只要地球不灭，它就永远存在。
点将台，只有夜郎王才敢将一座山当作他的点将台！
登上可乐点将台，许许多多的历史谜团，在这个早上，也都一一化开。
司马迁曾经说过：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夜郎国果真最大吗？
汉武帝时代，为了镇压蠢蠢欲动、准备叛离中央的南越王国，番阳令唐蒙曾受命亲往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考察。唐蒙回朝复命后，又上书向武帝建议：夜郎国有精兵十万。如果能通过夜郎国，取道胖柯江（今北盘江）东下番禺，与出五岭的汉朝军队夹击南越，“此制越一奇也”。——夜郎国是否真有十万精兵？
后来汉武帝为了打通与南亚之间的“南方丝绸之路”，曾派王然于等人出使夜郎、滇国，至昆明国受阻。王然于等返回时，来到夜郎，夜郎王多同问道：汉与夜郎，孰大？这就是“夜郎自大”的由来。然则夜郎是“自大”，还是真大？！
…………
曾经有的学者因至今未曾找到夜郎王印，因而对汉文献上述记载表示怀疑。这些学者把古夜郎看得一片原始、蛮荒，不可能有城市，更不要说都邑！在他们的推论里，有史可稽酌夜郎王大概只像个三家村村长；所谓接见汉使唐蒙的地方，大约是个仅能住人的岩洞，至多是在五里冲的台地上，有几间尚未脱离原始人类居住的权杈房或者茅寮。一些人甚至连历史上是否有过夜郎国都持怀疑态度。其实，到了可乐，别的不看，只要登上夜郎王这硕大无朋的点将台，亲自上这儿来感受一下当年那个敢于言大的夜郎王雄视西南的气概，想一想他竟然以一座山为点将台，率领他的大小臣工，策马登上山顶，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操演、检阅他的千军万马，那么，“夜郎最大”，“有精兵十万”，以至满怀自信地询问汉使：汉与夜郎，孰大？……这一切岂非尽在不言中吗？试想，在二千年前，除了夜郎王，在中国西南这块高原上，谁才有这个气派？谁又敢有这个气派？！
事实上，可乐确曾是夜郎国的首都。夜郎这个囊括了今贵州大部、川南、滇东、桂北以及湘西大片疆域的古代方国，实在是大。可乐之为古夜郎国都邑，虽然不见于汉文献，可是在彝文献中的记载却比比皆是。多年来，学术界有一种怪癖，非见出土文物而不能言夜郎；汉文献是文献，彝文献就算不得文献，更不要说民间口述史也会有史料的价值了。但是，我们正是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及其民族学、历史人类学、民族民间文学以及民俗学等多掌科的综合交叉研究考察，夜郎国的种种，终于渐渐浮出了水面。比如夜郎国的主体民族包括了夷、濮、越三大族系。夷人是今彝族、土家族的先民；濮人的后裔即今仡佬族；越人后来则演变为布依、侗、水、壮等单一民族。而夷人则是夜郎国的统治民族等等。夷人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以及《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等都是帮助我们破解夜郎之谜的重要文献依据，此中如《夜郎史传》简直就是直接记述夜郎历史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在这部书旱，既记载了彝族先民夷人在六祖分支后武部族武焚支系建立夜郎国的经过，记下了夜郎君长在今滇东北立国后向东南方向拓土开疆，攻占东、西濮人住地并建都可乐的史实，其中也记述了夜郎人选址建都的原则：“……武君长住地，经常都在换。一时住一城，一时住二城。但是所住处，都有清泉流。无水的地方，武君就不住。无井的地方，武君就不住。所以夜郎君，他选的住处，一要有清泉，二要有河流。有了这些后，万物才生长，百花才鲜艳。武仇余君长，凡是他住地，美妙如仙境。”
从这一选址建都的原则看来，可乐之成为夜郎王城也就毫不奇怪了。正如书中所写：“武家的贤君，住可乐大城。那时的可乐，风景也很好，水源也丰富，真如一仙境，一片好风光。城大屋堂皇，绚丽又多彩。那时的可乐，上有杉木山，下有青木箐，左有清泉流，右有百鸟聚。土质很肥沃，草木也丰盛，牛羊也肥壮。那些好土地，地好多同（种）粮。每一块土地，要收许多粮。说的是这样。”自此之后，夜郎中心即移入今贵州境内：“武君的据点，设在可乐城。”
实则彝语的“可乐”，正是中央之意。一个政权的中央，当然是王城。以可乐为王城，自必要考虑它的院卫系统与设施。可乐民间有所谓“九营十八卡”的传说，同样也见诸此一文献的记载：“美丽的宫殿，各方的前面，还要对九方。九方九个山，九山山头青，九山山头高，山下九丫口。每个丫口呀，各设一道关。关口又设营，九营一样设，九口这样守。一个个关口，一座座军营。这样地设置，都还嫌不够，又在九营处，另设九岗哨，看管着大城。九营九地前，还有十八卡，环绕着全城。……可乐大城呢，由那九个营，与那十八卡，严密守护着。”
在可乐建都的夜郎君长名叫武夜郎，即武部族武焚支系的第三世传人夜郎朵。武夜郎的时代，约当战国中期。到唐蒙通西南夷时，已过去了至少三百年。此时可乐已不再是夜郎都邑，自秦时起，即已辟为汉阳县治；西汉武帝通西南夷后，可乐成为犍为郡尉治所。彝文献中，说到这些都邑与城市时，还有“彝汉各有城”的说法。彝汉各有城，如果从当时可乐既有夷、濮等夜郎土著居民居住，又有不少汉族移民及治所士兵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考古学者在可乐考古中发现，汉墓与南夷墓各在一处，壁垒分明，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至于可乐出土的夜郎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历史文化底蕴也十分丰厚。其中特别是南夷墓葬，不仅有戈、剑、刀、矛、箭镞、蒺藜等兵器，有铜鼓、豉形釜、立耳釜、四环（耳）釜、铣、木梳、铜发钗等生活用具及青铜锄、铁锸等生产工具，稻谷、大豆等粮食作物，此中的卷云纹铜柄铁剑，云雷纹柄青铜剑，蛇头形柄青铜剑及无胡铜戈等都为其它地方所未见，是典型的夜郎青铜文化代表；特别是其中的套头葬，更是夜郎人独特的葬式。考古学者宋世坤因此称“可乐是夜郎考古的‘圣地’，是贵州青铜文化的‘殷墟’。”并推断出这批墓葬的主人为“濮族”，其时代“定在战国至西汉中叶”。这与《夜郎史传》中所记，当夷人进入可乐前，“可乐大城呢，是濮人的城。”完全吻合。而墓中出土的四只青铜虎，是夷人虎图腾象征物的再现，则又表明这批墓葬同夷人文化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夷濮文化融合的产物。而汉墓中出土的器物如铜铣、铜釜、货币半两、五铢钱、同光镜、铜带钩、熏炉、灯、碗、盘、钵、甑及数座“干栏式”陶屋模型等等，都表明秦汉时代在这里设置汉阳县、并成为郡尉驻守之地的历史事实，以及夜郎文化同汉文化融合的情形。从而也证明了可乐在战国时期曾经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大城”，到了西汉时代，这里虽已不再是夜郎中心，但它仍然是夜郎国一个重要的“邑聚”，是汉朝进入夜郎国的头一站，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在武夜郎时代，确是可乐的全盛时期。武夜郎作为夜郎国的开国君主，是历史上一个关键性人物。在他之前，武部族历代君长的活动范围一般不出滇东北境，即夜郎发祥地的豚水（今北盘江上游）一带，到了武夜郎时代，这位比他的先辈“威武”、“刚强”，而又雄心勃勃的君长，“一下去东征，一下去南战，全都打胜仗，屡屡建奇功。”他兼并了邻近各家支，然后开始向东方扩张。
东方即今贵州省境，即濮、越民族建立的群柯国，此时可能已经衰落，分成了东、西二濮。这里气候凉爽，土地肥沃，武夜郎盯着这块肥地，于是发动了对濮、越人的战争：“我夜郎大军，谁敢来阻挡？”他一举攻下东濮中心古诺，接着又回师进占了酉濮中心可乐。濮、越两族一些人逃走，一些人归降，大部份则接受了战败的事实，成为夜郎国的奴隶。接着，武夜郎发动了对邻国漏卧（今云南罗平）的战争。这一仗一打便是三年，相持不下，不得已双方只好罢战。之后，武夜郎依托可乐与古诺，发展生产，连年丰收，东扩的胜利已成定局。他制定了苛酷的法规，大兴土木，修筑可乐大城，王宫内夜夜笙歌不断。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武夜郎开始变得骄奢淫逸，渐渐更贪得无餍。不久因设谋陷害兄弟武堵土不遂，堵土起兵攻进可乐，从武夜郎手中夺过权杖，夜郎国才有了转机，并与漏卧修好，获得暂时的安定。此后历经战国、秦汉，至汉武帝时，夜郎国进入第五度强盛的多同弥（即多同）时代，成为西南夷最大的国家。时逢汉武帝派遣唐蒙通西南夷，多同弥审时度势，接待汉使，与汉朝修好，成为其属国，并带动南夷所有方国，归服中央，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南夷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以后又接受朝廷在南夷设郡置县，直到派兵协助汉朝进攻反叛的南越，封王受印。可以说夜郎王多同弥立下了不世之功。而这一切，也同时表明夜郎国有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
夷人作为统治民族，其频繁的军事行动早已记入史册。《夜郎史传》中说，在骂谷住姆（今赫章县妈姑镇），曾经有过“七十二次战，做一天打完”的事。夜郎民族的尚武、好战，也保留在一些世居民族如土家族的节日风俗中。我在鄂西、黔东土家族地区考察时得知，当地土家族将过年称之为“赶年”。据说是远古时代，客王同土王作战，土王听说客王要趁年三十晚上偷袭土家兵营，土王于是命土家提前一天过年，然后准备迎战客王。由于准备充分，客王不仅偷袭未成，反而中了埋伏，被打得狼狈逃窜。此后土家族即有了过腊月二十九的习俗。团年时，只坐三方，留下靠大门的一方空着，那是为了方便观察敌情。过年时要吃长条形大块肉，一旦有敌情，即可以人手一块，边吃边走，以迎战客王。有的土家族聚居之地，还有由家长拿着吹火筒沿房前屋后吹一通的风俗，据称这与当年吹军号、紧急集合有关。
战争频繁，民族尚武、好战，形成了夜郎人独特的价值观，那就是将部族中的勇武者视为英雄，把战功看作最高的奖赏，将作战当做神圣的天职。作为夜郎故土的大凉山黑彝中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谚语：“男孩没有一个不想勇敢的，女孩没有一个不想美貌的”；“打仗之日莫想活，想活不能成英雄”；“集会场中骏马贵，杀敌场上勇士贵”。在战争中，夜郎人的信念是：“作战要上前，斗敌要勇敢。宁可上阵死，不可临阵逃。”因此打起仗来，“夜郎的兵士，全都很善战。在打仗之时，勇敢如猛虎，冲锋的时候，疾速似闪电。夜郎的主将，勇敢而顽强。”在他们的《天地祖先歌》里，就是这样唱的：“很古的时候，力大者兴旺，强的欺弱的，强的互相打。部落与部落，经常来交战，年年月月打，月月日日战。……战争打赢后，就要把天祭，杀牛又杀羊，乌牛来祭天，白马来祭地，绵羊祭祖先，黄牛祭功臣。大家来吃肉，大砣大砣吃，大家来喝酒，大碗大碗喝。大家来比武，勇敢者取胜。大家来唱歌，三天歌不停，大家来跳舞，跳起接龙舞。”不仅记录了战争掠夺、战乱频繁的情形，也真实地再现了夜郎人痛饮庆功酒以庆贺战争胜利的狂欢场景。
在杀牛宰羊祭夭地、祖先之外，大碗吃肉，大碗喝酒，还有一个必上的节目，那就是比武：“大家来比武，比出了能人。”既有了战斗中出生入死的“勇士”，又比出了“能人”，夜郎人狂欢了：“大家来唱歌，三天歌不停，大家来跳舞。” 那种狂热决不亚于今日奥林匹克夺金健儿所受到的礼遇。“勇士”、“能人”之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也当然吸引了无数青年女子的目光，成为她们爱慕、婚嫁的首选。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夜郎民族的尚武精神愈加地有了发扬蹈厉的可能。我们在《夜郎史传》等文献里还可看到夜郎人如何备战：“夜郎的君臣，弓箭自己造，兵强马又壮。”“繁殖其牛羊，增制其弓箭，虎视天地间。”“又来造弓箭，又来造铁盔，大刀和小刀，一切都造好。”“那撒大城呀，全都建兵营，兵多数不清。夜郎君的兵，住满了那撒。”而夜郎人在战争中的形象：“武孟索君长，头戴着金盔，身穿着战袍，打仗很勇敢。”“各代的君主，各君的头上，都戴着铜冠，庄严又威风。”
而出现在点将台上的武夜郎，想象中也正是这般模样与装扮。在他亲自主持的祭天祭祖仪式结束后，他从毕摩手中接过鼓棰，亲自擂响安置在他面前的一面铜鼓。山下立刻如决堤的洪水，夜郎武士们呐喊着奔向了战场……战争是必不可免地爆发了。我们看《夜郎史传》中写夜郎武士与敌军的步战：“漏军的武器，全都是铜刀，铜打的剑戟，铁打的锐刀。在打仗之时，全披挂上阵。”也有骑战：“漏古古公主，宝刀手中握，弓箭身上挎。漏阿苦君长，手按着佩刀，强弓身上搭。两马嘶嘶叫，刀光闪闪飞，空中尘灰浸，地上马蹄急，兄妹相争斗。”写围城：“堵土的兵马，第一圈散了，又围第二圈，一圈圈地围，就象用绳索，捆绑着猛兽。”而攻城之战则更为惨烈：“要说凶猛呀，谁不比谁差。两军相交战，天昏地不明。城里和城外，人仰马又翻。惨叫的声音，呐喊的声音，回荡天地间，四处弥漫着，雾罩和尘烟，人畜的尸体，一层叠一层……”
然而历史并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军事力量可以逞强于一时，可以攻城掠地，杀人如麻，甚至打碎一个旧的国家机器，改朝换代，如同蒙古铁骑之横扫欧亚大陆，八旗兵之入主中原，然而最后呢，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是谁的文化更能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谁更先进、更强大。可惜武夜郎、多同弥都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占领了濮人之地，却未能改变濮人更为进步的稻作文化，可乐出土的文物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而可乐为四山封闭着的形胜，似乎也在为我们召示着什么。作为夜郎国运的象征，其实早在武夜郎于可乐建都之初，就已经注定着它的不可逆转的命运了……
战争留下来的是难以平复的创伤。首先是将士、战马的死伤太大：“战中打死的，那些战马呀，多得数不清，多得数不完。山上和山下，战死的士兵，堆得象柴堆，填满了山谷，惨状不忍睹。”其次是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让老百姓流离失所，生命安全无法保障：“百姓不愿打，百姓怕战争。战乱一开始，他们先遭殃，’有地不能种，有山难放牧，有家不能归，夫妻难相伴。战死的儿男，无人来安埋。”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同《夜郎史传》所描绘的：“残酷的战争，如洪水滔天，他们两家呀，凡打到哪里，哪里人遭殃，穷人贫如洗，财粮两手空。”……
穷兵黩武的结果，直接导至了古夜郎国的衰败。也同时让点特台下的可乐，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究其原因，也许还同人口增多，当地物产己不敷食用有关。也可能与交通有关。在考察中我们注意到秦、汉时代修筑的两条古驿道都没有经过可乐坝子，而是分别经由新民、结构梁子和天桥、清水、葛布一带向远处延伸而去。这虽是秦汉以后的事，但早在武夜郎时代，可乐这里如同天然屏障似的重重青山，虽然有水源也有良田，却也同时挡住了外面更加广袤无垠的世界。封闭性，这是可乐的宿命，也是古夜郎国的宿命。这既是它先天的不足，也是它后天的失误。使得它终于在一度的辉煌之后，便不得不沉寂下来，静静地躺在黔西北的大山里，向过往的人们，昭示一段逝去的英武，也孕育并提示着夜郎人尚武懔悍精神的雄强。千百年来，此种精神甚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夜郎民族的心里，养育了夜郎人勇于反抗、敢打硬仗的性格。自夜郎时起，无论是对族群之间强势群体的欺凌，还是面对中原王朝强权政冶的压迫，崇尚自由的夜郎人及其后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正是这种拼搏、反抗精神的形象体现。抗战时期，在晋南、淞沪、徐州、长沙等地的保卫战中，以及致日寇守军全军复没的松山之役，黔籍将士的敢打硬仗，都曾震惊中外。王着飞在狱中有句云：“铁窗难锁钢铁心，死里逃生唯斗争。”黄齐生则说：“活着就要干，死了当歇气。”无不折射出夜郎民族这一最可宝贵的性格特点。
此外，对于可乐来说，点将台的意义就在于等待新的历史机遇，以便重新舒展它的身姿了。
这机遇曾经是秦开五尺道、汉通西南夷。可惜前者为时短暂，不去谈它；后者由于多同弥的积极回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由于汉朝当时忙于同匈奴的战争，放弃了对南夷的经营，待到回过头来时，又碰上平息南越的叛乱；此后的近百年内，汉朝政局动荡，自顾不暇，夜郎国传到莫雅费（兴）手里时，同漏卧、钩町的战事又起，而此时汉朝急需保持边疆的稳定，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夜郎国的道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曾经雄强一世的大夜郎国，就这样从地图上被抹去了。留下来的只有这大山里恒古不变的点将台，点将台下埋藏在地底的文明残片，以及在民间流传的那些曾经的辉煌，挽歌声中关于失家丧国的哀痛……
而现在，当那段被历史淹没的岁月从地底抬起头来的时候，点将台，可乐的点将台，你的新的历史机遇就要到来了吗？请你告诉我。
（作者：王鸿儒 贵州民族大学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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