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彝汉文碑刻探析
摘要：古代碑刻，是以文字或实物存在的方式，留存至今的一种历史文献资料，起到了见证历史和历史资料查证的功能，碑刻中纪事性碑刻更是一种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文物遗产。在众多彝族碑刻中，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彝文、汉文碑刻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纪事性碑刻，彝汉文碑刻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建设石桥的原因、过程以及建桥人员，也讲述了家支历史，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现状和理解彝族家支渊源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史料。虽然该桥目前已不可见，但彝汉文碑刻至今保存完好，无论是碑刻内容中呈现的历史、文化，还是碑刻上精美的装饰纹样、装饰图案，都体现了彝族人民勇于战胜艰难的自然环境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水西大渡河桥建石桥历史的追溯、碑桥本身的艺术价值、建桥精神等内容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关键词：碑刻；历史；形制；装饰纹案
一、关于碑刻及装饰纹样
碑刻，在大百科全书中认为凡是在地面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标记者，多称为碑，而在其上镌刻文字者，称为碑刻。我国古代碑刻，除我们今天所特指的墓碑之外，碑刻亦包含了刻石、摩崖石刻等类别，故清及以前的石刻皆可纳入古代碑刻的范围。
春秋战国《仪礼·聘礼》：“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荅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敬之至也。”此处“丽”释义为“系、缠缚”之意，此时的碑主要是在祭祀过程中，用于拴系牲畜的工具。以上关于“碑”在古文献中的功能可总结为识日影、系牲畜等。从以上文献可看出，此时碑还未表现出纪念意义，只是行葬或祭祀过程中的一种工具。
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秦石鼓文》，其又被称为猎碣文、雍邑刻石文、陈仓十碣，是我国遗存至今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石刻文字，记录了秦国统一全国的历史事迹，书体为“籀文”（即金文向小篆发展的过渡性书体）。西汉碑刻较少，东汉碑刻无论是种类还是内容，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碑刻反而较少。隋唐时期，石刻比较讲究书法的融入，石刻表现出更高的艺术性。宋元至明清时期，碑刻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流行，碑刻承载的不仅仅是纪念性质，而且将雕刻艺术、吉祥寓意等传统文化内容也加以融合，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较深远的影响。
碑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无论是材质、种类还是文字、图案，都在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虽几经变化，但直至今天仍然在延续。梳理中国古代碑刻即可发现，碑刻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录与传承方面，起到了见证历史和辅助历史文献资料查证的作用，均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彝族碑刻无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碑刻文字是以彝文刻制。彝文作为古代彝族本民族的文字，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汉文形成了巨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文字起源的另一分支。当然，在后世的彝文碑刻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其与汉文字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书写方式上，呈现出笔画写法与汉文字相互融合的特征。
碑刻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主要包括了文字和纹样两种信息。文字，作为碑刻传递信息最主要的载体，其传递内容的直观性和丰富性是显而易见的。纹样在传递信息方面却有所不同，首先纹样并不能直观显示其背后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美化手段。虽然纹样的装饰和美化功能不能作为碑刻研究的主体内容，然而纹样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承载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社会文化和生活气息，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样值得研究。装饰纹样和图案自古以来就是对现实生活物象的一种加工提炼，可归入雕塑或绘画范畴。中国古代纹饰图案种类繁多，样式各具特色。饕餮纹、云雷纹等是青铜时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纹样；植物纹样、几何纹样等是秦汉时期的代表性纹样；莲花纹、忍冬纹等因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成为南北朝时期的代表性纹样；瑞兽纹、花卉纹、花鸟纹等纹样经常出现在古代铜镜上面；明清时期，装饰纹样与绘画融合，尤其是与绘画中的梅、兰、竹、菊、牡丹、荷花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带有精神气节特征的纹样。另外，还出现了很多以图腾、地方或区域民族民俗文化为特征的装饰纹样，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从整体上来看，古代装饰纹样、图案呈现出模仿自然、图腾崇拜、纹样几何化、与绘画相结合等特点。
贵州作为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其碑刻种类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以现有资料来看，纹饰图案类型主要包括墓碑纹饰、纪事碑纹饰、摩崖石刻纹饰、擂钵纹饰等类型，其雕刻手法有阴刻纹饰、浅浮雕图案及透雕等雕刻方式，雕刻内容既有简单的几何纹样，又有带民族特色文化的纹样，呈现出民族特色。同时，在很多碑刻上，还可以看到其与汉文化的交流，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相互影响、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特点。《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其碑刻内容承载了众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且碑刻上雕刻了精美的装饰纹样和图案，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二、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的建桥历史
水西大渡河石桥是古代贵州“水西十桥”的代表性桥梁，《大定府志》记载：“大渡河桥，在城南七十里，跨大渡河上，高四丈有奇，长二十丈，宽二寒余。”按今天的测量方式，该桥高12米左右，长度有66米左右，宽度在7米左右，从桥面高度和跨度来说，在古代技术不够发达而且桥下又有湍急河流的情况下，能够建成这样一座石桥，实属不易。在2004年以前，该桥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功能，现因洪家渡水库蓄水，水西大渡河桥已淹没于水底，现已不可见该桥。原在桥头西侧立有彝、汉文碑刻各一通，出于对重要文物的保护，彝、汉文原碑现藏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博物馆，供专家学者研究及民众观瞻。
根据彝文内容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可知主持建造水西大渡河桥的人为德岱玑果及其子安邦。德岱玑果（即安邦母亲阿格未婚彝名）是芒部（今云南镇雄）土司沽可木（彝族）之女，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玑果，美慧贤善，芳名远播。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玑果远嫁水西范舍（今贵州大方县法沙）土目安氏，更名阿格（彝族姑娘出嫁后，要举行更名仪式，由夫家母亲另外命名），生子安邦，大渡河桥即是在阿格母子二人主持下修建的。
建桥起因：据罗国义老先生对碑刻彝文翻译后，有这样的描述，“当夏天来临，大河泛滥成灾，鲤鱼翻身跃，黄缸似的大蟒搅洪水，危害人畜，江涛飞涓四溅，河里起了雾罩，阻牲畜来路”“水涨江水泛滥，是孽龙作怪，人马受阻，民众住在沿河两岸的，被水冲走，其为患太甚啊”“妾啊格深思：修桥通道，为善有盛名。扶助黎民，济之得生，使其有所繁衍；租赋通途，有利于子孙万代，永远征求不尽。吾生之幼子，步长者之迹，为善且修道”。
从以上彝文记录来看，为何要建此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心存善念。当时大渡河水流量大，尤其是夏季河水经常泛滥，不仅阻断了人们的出行，还影响到了两岸居住的人民，甚至有很多人因此而丧生。据传芒部阿格的家人在来探亲渡大渡河时，河水突涨，渡船倾覆，全船人皆遇难。如传闻属实，可能这也是阿格下定决心要筑路修桥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来说，为民为族人建桥，这是无上的善举。二是彝族习俗。彝族人民一直以来就有希望通过修桥筑路增加德望和增寿延龄的习俗，“是有道德的人家才做得到的”。三是便于征集租赋。水西政权在管辖地区设置了“则溪”制度，即将征收来的粮草统一存放于“则溪”仓库，而征收粮草是一件较为烦琐和费时费力的事情，且需要从各地集中运往一处，道路的顺畅无疑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故“租赋之路畅通，有利于子孙万代，永远征求不尽”。
三、彝、汉文碑刻内容概述
汉文碑刻，当时的宣慰使为安国亨，此汉文为当时水西慕魁陈恩亲笔书写，碑刻内容介绍了安邦的族源历史，指出其祖上的荣耀，感叹大渡河阻断交通，安邦母子视“民之溺由己之溺”，私忧过计（内心有过多的忧虑而郑重地说出来），于是捐资建桥，历时约两年时间而建成，约费银一千一百五十两，自此之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呈现一派美好的景象，建此桥彰显了安邦及其母的忠、仁与贤。
相比于汉文碑刻的简短明了，彝文碑刻内容则较为丰富，全碑彝文共计1 972字，不仅讲述了修筑石桥的经历，还追本溯源讲述了家族历史，讲述了大渡河自然环境的险恶、对民众的影响、阿格为善为民的思考以及石桥建成之后为征收租赋打通了要道。因罗国义老先生和陈英先生对彝文的翻译较为通俗易懂，在此不作过多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彝、汉文碑刻还将当时的彝族、汉族督工、石工、石匠、书吏、水位测量者、名匠等人名列刻于石碑之上，足见当时参与者之众和族人的支持，也体现了此石桥建造之不易。该彝、汉文碑刻不仅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同样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四、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形制
《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为彝文、汉文两块碑，两碑大小一致，高281 cm，宽91 cm。《说文》：“碑，竖石也。”古代碑刻有碑碣之分，碑为长方形且立着的刻石，碣为圆首形的刻石。该碑整体为长方形，因此判定大渡河建桥碑归为碑这一类型。该碑刻整体厚重规整，阳面平整，几乎无破损，保存完好。
碑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碑座、碑身（含碑首）、碑顶。碑座，彝汉碑均有石座垫托，现大方奢香博物馆中所存碑刻已无碑座；碑身，两碑阳面均平整光滑，表面呈灰白色，材质应为贵州境内较为普遍的石灰岩。碑首与碑身连为一体，碑首由文字和装饰图案组成，汉文碑首刻有“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字样，彝文碑首刻有“黄岩啸雾罩河建桥碑”（彝文直译）字样。彝汉文均为阴刻，汉文碑字体为楷书。不论是汉文还是彝文，字体刻画均规整、匀称、法度严谨，兼具较高辨识度和审美特性；碑顶，现大方奢香博物馆中所存碑刻已无碑顶。余宏模、史继忠先生在所撰文章中说，彝文碑原有碑顶，顶部呈屋檐状，高47 cm，宽90 cm，可惜现已无从可考，但从明嘉靖年间的《卷洞门岩刻》《宣慰岩石刻》等摩崖石刻样式以及后世众多彝族墓碑的建造样式中可以看出，彝族人民有在石碑上修屋檐顶的习俗。屋檐是彝族碑刻中经常出现的装饰纹样或建筑样式，一来可起到装饰的作用，二来可以起到阻挡雨水冲刷碑身、保护碑身的作用。
五、《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装饰纹样与图案分析
水西大渡河桥碑的装饰纹样和图案主要集中在碑身阳面的位置，装饰纹样主要分布于碑身四周的边缘位置，装饰图案则主要集中在碑首位置。雕刻手法为阴刻及阳刻两种方式。
图1 连环型回纹
连环型回纹（图1），位于两碑四周，为一笔连环型回纹。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该纹样大约出现于明朝永乐年间，影响至清末年间。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建于明万历年间，应为此时期比较流行的装饰纹样。此碑装饰纹样雕刻手法工整、严谨，线条粗细一致、连贯流畅，技艺成熟，整体看来有一种回环往复、连绵不绝的装饰感受，在古代有富贵不断头的美好寓意。
装饰图案，分布于彝汉文碑碑首位置，每块碑刻顶部均有两幅图案，共计4幅，其内容较为丰富，雕刻手法精炼，下面将对每幅图案进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汉文碑右侧图案纹样雕刻手法为阴刻与阳刻结合（图2），阳刻手法主要用于体现物体的整体形状，如云彩、鸟（喜鹊或乌鸦）、石头、海浪这四种类别，此手法类似于瓷器雕刻纹样中的剔花手法，即将形象周围的内容剔除，以形成整体轮廓形象。
图2 汉文碑右侧图案
阴刻主要集中在云彩、鸟、海浪三种形象上。云彩集中于画面上部三分之一处，有大小疏密之分，体现了一定的节奏感。内部采用单线阴刻的手法，表现了云彩变化流动之感；鸟（喜鹊或乌鸦）雕刻较为详细，处于画面中心的位置，立于怪石之上，呈前倾趋势，有待飞之状。背羽与尾羽雕刻简洁概括；底部为海浪纹样，海浪呈现翻涌之势，泛起的浪花同样具备动感。从整体来看，此雕刻图案具有动静结合的特点，形象表现写实性较强。此图案内容使人联想到古代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或许这一图案纹样也具有彝族人民建造大渡河桥时那种不畏艰难、锲而不舍的精神寓意。
汉文碑左侧图案（图3）主要包含植物、云彩、鹤、太阳、山石等形象。基本分布情况为下部为山石，连带左半部的山石和植物纹样，右上角为太阳与云彩，中间为鹤。雕刻手法为阳刻与阴刻结合。
图3 汉文碑左侧图案
鹤整体形象雕刻细腻完整，羽毛采用鳞纹的方式，将层层叠叠的羽毛表现得栩栩如生。双爪立于嶙峋的山石之上，稳健有力，重心稳定，鹤颈高昂，鹤嘴张开，引吭向日；植物纹样类似于贵州地区的蕨类植物，生于山石之上。该图案纹样传达出积极向上的力量，似是在为庆祝大渡河桥建成而鸣唱。
彝文碑右侧图案（图4）由太阳、云彩、鹤、植物、怪石、海浪组成，采用了对角式构图，左上角为太阳与云，占据画面约三分之一面积，右边为鹤、怪石与植物，下部为海浪纹样。
图4 彝文碑右侧图案
鹤位于画面中心偏右的位置，单脚站立于凸出的山石上，鹤眼圆睁，作回首状，重心稳定。鹤羽毛雕刻细致，上半身羽毛为弧线纹样，尾部羽毛采用了线刻的方式，且羽毛前后叠压，形成一定的空间感，与上文提到的鹤雕刻表现手法有较大的区别。下方的海浪同样为阴刻线，鹤作回首状，似是在整理羽毛，又或是因海浪中有一片掉落的花朵而看向下方；云彩共有四朵，其中一朵面积较大且完整，纹样雕刻清晰，与太阳接近，似有遮挡之意。右侧的植物与怪石与前面雕刻手法一致。
彝文碑左侧图案（图5）由花枝、鸟、石头组成。同样采用对角式构图，花枝与鸟占据画面绝大部分空间，只有左下角有一怪石。雕刻手法与前几幅图案一致，均采用阴刻与阳刻结合的手法。鸟立于花枝上，眼睛圆睁，鸟嘴短而尖，接近头部及腹部是细小的羽毛，背部有三层叠压的羽毛，尾部长且下垂。从鸟的整体形象上看，比较像常见的黄鹂鸟；从雕刻技法上来看，鸟的形象刻画较为细致，比如靠近头部和腹部的羽毛，采用细点的方式，表现了羽毛繁密的特点。背部的羽毛则采用背部三层，花枝叶片肥硕，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和盛开的花朵。从枝叶和花托上看，比较像贵州毕节地区的杜鹃花，叶片纹理清晰，且雕刻效果虚实相间，有主有次，姿态变化多样，较为生动。
图5 彝文碑左侧图案
以上图案的雕刻内容及雕刻细致程度，充分体现了彝族人民对建造水西大渡河桥的重视，体现了彝族人民团结一致、战胜艰难困苦的决心。大桥建成之后，人们的出行安全得到保障，加强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水西地区间的交流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六、总结
水西大渡河桥碑不仅描述了当时人们为克服艰难的自然环境所做的努力，也具有承载家族历史、记录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其中所包含的向善、团结等含义也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虽然现在该桥已无法窥其全貌，但留存下来的两块彝、汉文碑刻，为我们了解该时期的历史文化，体会当时人们所面临的艰难的自然环境和为战胜艰难困苦的自然环境而做的努力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中华文明得以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延续。我们有义务让珍贵的历史资料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这些历史文化资料所传达给我们的精神也是值得深思的，值得后人学习的。彝族人民不畏艰难，团结一致，克服艰难的自然环境，为争取更加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当作为我们今天继续奋斗的精神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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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收藏与投资》2022年10期；文稿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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